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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卡夫卡的思想艺术特征
卡夫卡创作的思想艺术特征
高靖晋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中文系）
摘要：
文章选取了卡夫卡的部分文学作品，根据作品的创作背景及作者的创作心理对其创作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解读作品的思想内涵。
卡夫卡创作的思想特征是孤独意识、负罪意识、阻碍意识和恐惧意识；他的创作主题表现为生存的荒诞与人性的异化。
卡夫卡创作的艺术特征具有荒诞性、寓言性，并运用了象征、隐喻和悖谬等各种独特手法，为现代文学开创了先河。
通过理解和分析他的思想艺术特征，可以使读者对现代文学的文艺理论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
卡夫卡；思想特征；创作主题；艺术特征
弗兰兹·卡夫卡是20世纪现代小说的重要人物，他在西方现代文学史有着特殊的地位，是表现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他的作品对现代文学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美学、哲学、宗教及社会观念等方面被后世学者广泛地争论，也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通过对其作品的研读和深入分析，可以理解卡夫卡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独特的思想艺术特征，进而去探究这位艺术家是如何通过文学创作将他的思想释放出来的。
这对于理解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卡夫卡创作的思想特征
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作者表达自我情感与自我思考的过程，卡夫卡的艺术创作也离不开他日常所见所闻，根据对他的文学作品的研读，我发现了在他的作品中存在四种不同的思想意识特征，即孤独意识、负罪意识、恐惧意识和阻碍意识。
这四种意识影响了卡夫卡本人的生活以及他作品中所塑造人物的种种命运。
1.四大意识的表达
（1）孤独意识
卡夫卡生活和创作活动主要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本人的家庭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
这种隔绝并不是隐士一般的身处世外桃源，而是心灵上的距离感，卡夫卡终生生活在这种痛苦与孤独之中。
由于不接受世俗观念，难于与人沟通，他甚至在自己的家庭里也感觉到“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
他曾经在一封致他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知道，小时候我经常孤独，但那多半是被迫的，很少是自己等来的快乐。
而现在我投入孤独的怀抱，一如河水流入大海。
”后来在致勃罗德的一封信中他对这一问题写得更明确：
“极度的孤独使我恐惧，……实际上孤独是我的唯一目的，是对我的巨大诱惑。
”[1]47，62他在大量的书信、日记中谈论过对孤独的态度和感受。
于是，时时萦绕着他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
（2）负罪意识
虽然感受到深刻的孤独，但是孤独并未将卡夫卡引向毁灭。
要忍受孤独、安于孤独，就必须“镇压”任何接受诱惑的欲念。
卡夫卡则在日记里自我约法三章：
谢绝一切来访，把自己关在地窖的最深处；放弃婚姻这个有限的“小世界”；弃绝“一个男子所拥有的一切生之欢乐”。
卡夫卡也把当作家看作是为满足“虚荣心与享乐欲”而“与魔鬼拥抱”、“释放魔鬼”的犯罪行为。
这种负罪的意识使卡夫卡经常想到“有一把刀子在心中转动。
”
在受到社会疏离感的压抑同时，卡夫卡还受到了来自父亲的压抑。
卡夫卡的父亲艰苦创业成功，形成粗暴刚愎性格，从小对卡夫卡实行“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
卡夫卡一方面自幼十分崇拜、敬畏父亲，另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父亲的阴影中”。
父亲带给他的是“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
而写小说就是卡夫卡对这种感觉的反抗。
小说《判决》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
作品所描写的在父子两人的口角过程中，清白善良的儿子竟被父亲视为有罪和执拗残暴，在父亲的淫威之下，独生子害怕、恐惧到了丧失理智，以致自尽。
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具有一切暴君的特征。
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是卡夫卡负罪心态的生动描述，父亲的判决也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判决。
这种故事的框架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具象化之后的产物。
然而作品的内涵显然不在于仅仅表现父子冲突，更在于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生存在怎样一种权威和凌辱之下。
另一方面又展现人物为战胜父亲进行的一系列抗争。
卡夫卡用主人公的抗争表达了自我内心对罪恶感的挣脱愿望。
（3）恐惧意识
卡夫卡的负罪感加剧了他内心另一种情绪意识即是恐惧与不安。
他在作品中的自我剖析和审视让他不断地控诉环境，也控诉着自己。
时代巨大的变革让传统的道德和社会体系分崩离析，19世纪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让他感到的是：
“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谎言的世界，是个令人厌倦的世界，而我们误入其中。
”[2]99
《地洞》是卡夫卡晚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人格化的鼹鼠类动物。
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自叙法，描写了“我”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的地洞，储存了大量的食物。
地洞虽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我”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于是“我”常年不断地改建地洞，辗转不停地把粮食从地洞的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做好防御工作以防外界强敌前来袭击。
主人公说：
“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楚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
”它向着未知的危险、向周围无穷的一切发动了一场殊死的战斗。
“我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
”“如果我能平息我心中的冲突。
我就相信自己已经很幸福了”。
然而它永远在挖掘新的地道，在这个没有尽头的迷宫里，面对“一种我始终应该担心的东西，一件我始终应该有所防备的事情：
有个人来了”。
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一次大战前后，普通小人物失去安全感、生存与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恐惧心态。
[3]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西方正处于“上帝”正在死亡、人文观念发生巨变、时代激烈动荡的历史转型时期。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的时代，清醒者看到的是社会的排斥，内心的孤独，群体的冷漠，个体的无助，环境的恶化，心灵的变形，信仰的荒芜，情绪的绝望，意念的癫狂和行为的荒诞。
[4]卡夫卡为这部作品取名地洞，正是源于惶恐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个人对于一个理想空间的渴望，也是他源于哲学的思考和映照。
这里地洞与人就是一个矛与盾的悖论，是自由与顾虑的双重折磨。
（4）障碍意识
面对冷漠的现实世界，卡夫卡将所见所感都融入到了作品中。
卡夫卡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梦魇的世界。
卡夫卡曾向雅诺赫说：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困惑的世界里，一切都像不能出海的帆船上的桅缆，吱吱扭扭地不停作响。
”卡夫卡的这种感受不是偶然产生的，其意识中日益严重的障碍无疑是现实生活在他头脑里一再叠印的结果，其作品有关障碍的描写比比皆是。
他的主人公为了正义或辨明真情而奔走，但经常是陷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困境。
越是挣扎，就越陷得深，甚至最后送命了事，如《审判》中的约瑟夫的结局。
在渗透着叛逆思想、倔强地表现了不甘放弃希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式艺术内涵。
因此卡夫卡将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2.生存的荒诞
卡夫卡的一生充满了不幸与挫折，严父的压力和专制社会的僵化都使作为作家的他感到失落。
这种失落感同时还来自他职业的错位。
卡夫卡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学情结的人，然而在选择大学时却遵照父亲的意愿选择了法学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尽管如此，这并不能给他的事业带来任何起色。
毕业后的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做小职员，与他的专业学识和文学抱负都毫不相关。
同时，在爱情上，卡夫卡也不是一个成功者。
卡夫卡一生憧憬着爱情和婚姻，可他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一直没有成家，终生寂寞不得意。
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卡夫卡成为一个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在他的小说的世界里，主人公的命运都充满了荒诞色彩，现实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与无力感。
这种生存的荒诞，就是卡夫卡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
“有一个人曾说过：
为什么这样逡巡不前？
只要你按着寓言去做，你自己也就成了寓言，这样，日常的烦恼就会一扫而光。
另一个人说：
我敢打赌，这段话也是一个寓言。
第一个人说：
你赢了。
第二个人说：
但是，不幸的是，只是在寓言的意义上赢了。
第一个人说：
不，你在实际上赢了，在寓言的意义上却输了。
”[5]75
卡夫卡在这里指什么呢？
难道他是想说生活里各种令人绝望的难题说到底只是语言的游戏？
卡夫卡曾大胆断言，在“实际”上，我们始终是赢家，我们有把握得胜。
只是在寓言的意义上，或者说只有在头脑里作各种有意识的思考时，失败才成为一种可能性；必须先相信“失败”这个词，然后失败才可能成为事实。
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越是为胜利而搏斗进取，他们的理智就越是暴烈地要求解释，而失败的结局也就变得无可避免。
如在小说《城堡》中，卡夫卡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认识到主人公的奋斗纯属徒劳，因为其追求的得救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不管他此刻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关于这个真相主人公屡屡得到暗示，可是这些人迷恋于自己的口才，结果都陷在自己的诡辩中或者陷在自我的深渊中无法自拔。
看起来，这些人全失败了，不过正如卡夫卡所说，他们只是在寓言的意义上输了；实际上，亦即事实上，他们得胜了。
卡夫卡的作品是很带悲剧性的，只是卡夫卡并不真正相信悲剧。
他只是从根本上厌恶有意识的、隐秘的、贪婪的自我，他相信，悲剧这种艺术形式总是用来表现对自我的过高估计，以致排斥了人的其他领域。
所以，试图取得任何种类的胜利——甚至想战胜自己的冲动，战胜光阴的流逝。
[6]这样，就使悲剧把天堂改造成为地狱，还错把“寓言”当作“现实”。
3.人的异化
除了荒诞的现实，卡夫卡的创作另一类重要的题材就是揭露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及其悲剧命运。
他自己的世界观是异化的，他感觉自己被囚禁在这个世界上，被囚禁的忧伤、虚弱、疾病、狂想交集于一身，任何安慰不能使他宽解，因为那仅仅是慰藉。
但你如果问他，他到底想要什么，他答不出来。
[7]97
卡夫卡在观察和表现社会“异化”现象的时候，总要追溯人类原始的生存状态，以体现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被遗忘和被舍弃的部分。
他常常借助动物表现这一主题，这些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既不是轻松童话，也不是传统说教式的寓言，而是思想内涵深刻的小说。
因而这些动物主人公，无论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是哺乳动物还是昆虫，都是人格化的化身，承担揭示存在意义的角色责任。
如《变形记》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深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
卡夫卡曾说过：
“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
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
”社会的变革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从生产关系的主体变成了生产关系的一部分，生产技术物质规律的发展操纵了“人”，把“人”变成“物”的奴隶，使人最终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
卡夫卡的《变形记》把这种现象典型化，作品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但是通过变形这样的象征手法，揭示的正是那个普遍真理，即人创造的物，作为异化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
它们操纵着人，把人变成奴隶。
人成了不能支配自己的奴隶，也就是“非人”了。
不能支配自己的“非人”和其他动物又有什么两样？
这样说来，人变成甲虫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社会现实是一个使人异化的存在，格里高尔为了生存而整日奔波，却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归宿感。
社会甚至家庭、人伦都使他感到陌生，最终使他成为异己的存在物，被社会与家庭抛弃。
这就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可能面临的生存处境的变形化的写照。
卡夫卡以一个小说家的卓越而超凡的想象力为人类的境况作出了一种寓言式的呈示。
现代人面临的正是自我的丧失和变异，即使在自己最亲近的亲人中间也找不到同情、理解和关爱，人与自身的处境已经格格不入，人成为他所不是的东西，同时却对自己这种异化无能为力。
而这一切，都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某种本质特征。
《变形记》因此也状写了人的某种可能性。
[8]6
二、卡夫卡创作的艺术特征
1.荒诞的手法
“荒诞”是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也是卡夫卡小说最显著的特征。
他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荒诞感除了引领存在主义文学和荒诞派戏剧外，还在现代艺术中形成一种普遍的荒诞观念和意识:
“把所面对的现实理解为一种不合理状态，不符合逻辑状态的意识”。
这种荒诞感被现代文学家引入创作，就表现为一种20世纪特有的荒诞风格的荒诞文学。
卡夫卡的创作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他将自身的观察和遭遇投射到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困惑于危机与矛盾中的人物，是现实中普遍的陌生，孤独，恐惧，阻碍，异化或者绝望的象征。
他在作品中所描述的真正对象就是人性的不协调，生活的不协调，现实的不协调。
把虚幻的离奇荒诞现象和现实的本质真实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真正的“卡夫卡式”的小说。
卡夫卡在小说《变形记》中采用“变形的”手法并非只限于追求神奇，而是旨于揭示荒诞。
作品中通过描写主人公在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下自我异化，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了深切的灾难和孤独。
而这种陌生孤独、忧郁痛苦以及个性消失、人性异化的感受，正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
他以荒诞的想象、真实的细节描写、冷漠而简洁的语言表达出了深奥的内涵，显示出了荒诞的真实和冷漠的可怖[9]55。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用写实的手法描写了荒诞不经的事物，把现实荒诞化，把所描写的事物虚妄化。
人变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
让我们联想一下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情，当我们被一些谁也无法预料、无法回避的境况所困时，生活的荒诞与这个故事的荒诞就有了一种可比拟的联系，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十分地尖锐了：
当我们突然无法动弹，在完全无能为力，丧失了人的一切自主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卡夫卡的小说带出了我们深深的疑问。
显然，在如此荒诞的突变中，卡夫卡敏锐地觉察到现实生活某些带有本质性的问题，才用这种荒诞的手法加以表现。
格里高尔的变形是在向我们证明，人在社会中的真正地位是由于自己悲剧性的和无法克服的孤独决定的，存在于某种具体环境中的个人无法看清自己存在的实质。
在他的世界里，“累人的差事”和生活的重压，这是卡夫卡式的悲剧。
于是，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们都在尽力的战胜自己，与自己搏斗。
难怪叶廷芳称卡夫卡为“外的弱者，内的英雄”。
[10]90
“荒诞”这一艺术特征让作品表现出辛辣的讽刺。
卡夫卡不仅善于使用荒诞的艺术手法，而且更善于把荒诞的世界和现实的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合理的东西与不合理的东西紧紧地凝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作品叙述的逻辑结构本身并非真实，然而卡夫卡又别出心裁的融入了真实的细节描写。
作品中的种种细节描写，无一不为作品本身增加了讽刺和象征的特色。
2.寓言式的艺术特征
寓言式作为卡夫卡小说创作的另一特征，要想探究它的真实内涵，首先搞清楚何为“寓言”。
寓言就是用一个生动形象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或者哲理，通常带有讽刺性或劝解性。
内容可以包括社会道德，人生态度，自然界真理等。
但卡夫卡的寓言式的作品显然不同于古典的寓言，如《伊索寓言》一类的；也不同于经典性的现代寓言，如莱辛、拉封丹、克雷洛夫等人的。
这样说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是卡夫卡的创作目的不是要进行一种说教，也不是要宣扬一种道德训诫，而是以非理性、超时空的形式表达了一个现代人对社会诸般现象的观察、感受、表述乃至批判和讽刺，或者就像卡夫卡研究者们所说的：
卡夫卡的作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危机令人信服的自我表白，是“真实的二十世纪神话”。
其二是卡夫卡寓言式作品的多义性。
无论是古代的或者经典的乃至现代的寓言都没有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它只是告诉你一种意义，一个教训，或是道德的伦理的，或是社会的生活的。
但卡夫卡的作品却通过诡奇的想象，跳出理性思维的束缚，运用不可捉摸的象征让非逻辑的描述有了丰富的神秘的内涵，从而有了多义性和接受上的多样性甚至歧义性；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作品本身妨碍了或阻止了我们去做单一的解释。
寓言与象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象征是从具体的事物中反映某种抽象情感的共识，而寓言则是从抽象的理念出发，寻找形象化的载体。
由此黑格尔曾对此作过分析，他认为：
“这种主体性格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外在形象看，都不真正在本身上就是一个主体或个体，它还只是一个普遍观念的抽象品，只有一种主性格的空洞形式……因为既要使主体性格符合寓言的抽象意义，就会使主体性格变成空洞的，使一切明确的个性都消失了。
”[11]122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特征和寓言相比，寓言式描写打破了寓言这一文体的体裁藩篱，使其与其他的文学艺术形式向结合，展现出更为广阔的文学书写形式和批判方式。
卡夫卡的小说不讲求故事的明晰性，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环境描写的具体性。
小说一般不交代具体的地点，没有确切的时间，也不说明具体的社会背景。
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小说内容的寓言式的具体体现。
再以《变形记》为例，小说题目中的“变形”也可以更多的理解为全家人对主人公态度的变形，人变成虫无疑是离奇的，但在由人性世界向非人世界转化的过程中却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描写。
[12]48在现代社会里，这种现象似乎太普遍了，以至于人们都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这里作者却以一个惊人的事件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日常存在。
人们怎能不为之震动。
虽然表面看来作品似乎是把人们引入一种魔幻般的境界，但细细一想，这又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残酷悲剧。
米兰·昆德拉这样评价卡夫卡：
“卡夫卡的世界与任何人所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它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
当然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真实世界背后隐隐出现的，它好像预兆着我们的未来。
因此，人们在谈论卡夫卡的预言维度。
但是，即便他的小说没有任何预言性的东西，它们也并不失去自己的价值，因为那些小说抓住了存在的一种可能（人与他的世界的可能），并因此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够干什么。
”[13]42卡夫卡的寓言式小说，将作家对社会的抽象的理解，形象化成具体的、含有寓意的故事，表现了丰富的内涵，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文学视野。
而貌似和现实生活距离甚远的故事本身，又迫使我们去思索、回味，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寻找故事本身所包孕的更深层的含义，使读者亲身参加到作者的文学思考中，共同完成了对作品的理解。
3.象征隐喻的表现方式
因为卡夫卡强调以主观感受的真实去取代客观世界的真实，所以就不能不普遍地采用象征的艺术手法，给他抽象的主观精神赋予一定的具体形式，从而传达给读者，使读者受到感染，得到启示。
[14]卡夫卡小说创作极大限度地运用了象征隐喻的意象表现方式，使之实现外在具体形象与内在意蕴的对立统一。
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这种象征隐喻的艺术特征表现为三种方式:
细节象征、情节象征、整体象征。
（1）细节象征
细节象征指的是某些细节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比如《城堡》中的主人公半夜被摇醒，要求他出示居留许可证，其实是象征着无所寄托无所依存的现代人被提醒说明自己的人生由来，解释自己的生存理由。
《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无端地变成了大甲虫，其实也是象征不堪生活重负的小人物的心理变异和扭曲。
《乡村医生》中的医生在雪原上漂泊流离，则是象征着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不知所归的现实境遇。
（2）情节象征
情节象征指的是由小说故事情节而构建成的象征。
比如《变形记》中所记叙的格里高尔的家人的态度转变，对变成虫子的主人公从怜悯、厌烦到憎恶的情节展开，象征着家庭伦理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悲剧性现状。
《审判》中的主人公约瑟夫从理直气壮地申诉自己无辜，到四处托人打通关节，再到彻底放弃的过程，象征了现代社会中，人面对强大社会机器而束手无策、无可奈何的悲剧性命运。
（3）整体象征
整体象征指的是由小说整体符号性所形成的象征。
比如《地洞》以一个小动物的惶恐不安象征着现代人缺乏安全感、患得患失的恐惧心理。
《饥饿艺术家》则象征了现代社会中追求精神寄托和心灵自由的人与公众的疏离隔膜以及自我注定孤独寂寞、无所适从的悲剧性处境。
《一条狗的研究》、《歌星约瑟芬及耗子似的听众》则象征了现代人渴望以对超验的追求而获得精神家园、心灵驻所的无限憧憬。
同时，卡夫卡的作品的象征形象还存在着不唯一性。
以《城堡》为例，城堡作为一个象征，不同的读者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
（1）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象征着主宰小人物命运的力量；
（2）象征着一个权力无所不在的官僚集团和机构；
（3）犹太人寻找国家的隐喻；
（4）是人类寻找上帝的寓言；
（5）寻找与父亲沟通失败的隐喻；
（6）可望不可及的真理的象征。
[15]66
法国荒诞派作家加缪对这一特点也有很好的表述，他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一文中写道：
“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使读者不得一读再读。
它的结局，甚至没有结局，都容许有种种解释……如果想把卡夫卡的作品解说得详详细细，一丝不差，那就错了。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从卡夫卡作品中去寻求一个终极的意义，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结论。
不同阶层的读者，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角度（伦理的，道德的，宗教的，社会学的，美学的），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时间场合都会成为解读卡夫卡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
卡夫卡是一个哲理性很强的人，他说：
“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文学作品是他的哲学意念的形象化。
这种形象化主要不是依靠塑造人物性格，而是通过“图象”来实现的。
卡夫卡的非同寻常在于，他通过“图象”所传达的象征意味和譬喻既不是一目了然，又不像某些象征主义者那样隐晦艰涩；他赋予象征图象以鲜明的轮廓，轮廓中又包含着多重的意念；赋予他的譬喻以蕴含激情的寓意，这寓意又不无深奥。
总之，它们既是奥秘的，但又是可以理喻的。
卡夫卡所着力描写的，不是这个象征物本身，而是作品主人公的体验。
通过以上种种，卡夫卡的小说创作终于令人信服地实现了叙事形式逻辑与历史意蕴逻辑的对立统一。
在卡夫卡的笔下，神秘怪诞的时间更多是精心观察体验来的生活细节的组合；而那朴实无华、深层隐喻的表现所产生的震撼作用则来自于那近乎无诗意的、却扣人心弦的冷静。
4.悖谬的非理性
悖谬作为艺术特征之一，主要意思是：
作品中所叙述的事情初看起来是荒诞不经和自相矛盾的，但实际上却包含着某种真实性，即表面上是“非”的东西，实际上却是“是”，达到的“似是而是”的效果。
卡夫卡的艺术世界里，没有了传统的和谐，贯穿始终的美学模式是悖谬。
小说《审判》“在法的门前”那一段就是这一艺术特征的典型代表。
农民为进法律之门等了多年，在等待期间，门卫还给他一把小矮凳，和他拉家常，并告知这是专为他设的门，但他就是进不去。
一直到死也未能进入那个专门为他而设下的门。
在这荒诞之中，人们可以领悟到在非正义的社会里，普通农民要想沐浴到法律之光，那是难上加难。
与表现主义作家相比，卡夫卡着意描写的不是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景，而是平淡无奇的现象。
卡夫卡所叙述的素材几乎毫无例外地取自普普通通的经历，但这经历的一点一滴却汇聚成与常理相悖的艺术整体，耐人寻味。
卡夫卡的箴言中有许多条名言也都是用逆反的悖论逻辑写下的，例如“鸟寻笼子”。
卡夫卡把这句话颠倒过来，写成“笼子寻鸟”。
他的悖论思维几乎无处不在，但问题是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掌握一种新的逻辑语言，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少数人领悟到的事情，多数人不可能很快就认同，哪怕你把握的是一种时代思潮的前兆。
而卡夫卡所思考的并不都是时代的思潮，有些是属于个人的冥想。
因此卡夫卡越到晚年越感觉到身内与身外“两个时钟走得不一致”：
“内部世界的那个钟走得飞快，像是着了魔，中了邪，不管怎么说以非人的节拍在走动；而外部世界的那个钟呢，仍以平常的速度费力地走着。
”所谓“内部世界的时钟”是指他的内心的思考；“外部世界的时钟”是指周围的现实，现实的变化怎么赶得上思考的自由驰骋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差日益扩大，他只能越来越痛苦。
而小说《城堡》则虚构了另一个荒谬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所有人的价值观都颠覆了，他们一直生活在对“城堡”的恐惧中，却又想接近城堡；一旦接近了城堡，却又得罪了城堡里的高官，终生生活在等待惩罚的恐惧中；但这个惩罚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城堡”根本与他们无关，等待的尽头还是等待。
这样的逻辑关系是可笑的，甚至根本不存在逻辑关系。
而在这相悖的逻辑关系中，恐惧感如同坠入深渊般无法停止。
渴望去探寻、揭示世界的真实、人类的真实、事物背后的真实，也即存在于作家内心深处对世界、历史、人类的个人理解，并企求在这种真实的背后演绎、挖掘出更为广阔的现实意义，这是作家的历史使命。
卡夫卡进行文学创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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