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docx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
摘要：
中国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已经摆脱了传统部门保留工资的约束。
依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中国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依然存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过度吸纳导致的农村空心化成为二元经济的最主要表征。
治理农村空心化就是逐步消除经济二元性，应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使农业转变成利润导向性产业，使再生产性资本能够在农业或农村寻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改造传统农业，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培育农村经济组织，丰富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内涵，使农业劳动力配置摆脱耕作经验的硬约束，从而打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
关键词：
二元经济；刘易斯拐点；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资本
基金项目：
湖南农业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2QN34）；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12年～2013年国家级课题培育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刘远风（1977-），男，湖南安乡人，管理学博士，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与社会保障研究。
中图分类号：
F3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096（2014）01-0032-06收稿日期：
2013-01-15
农村空心化是农村劳动力、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社会边缘化、农村经济凋敝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
学界围绕农村空心化形成的原因和治理方略等进行了大量的论述。
唐志军等（2008）以对湖南永州市的调查为基础，分析了空心村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和治理之策，认为农村土地权利束不完整所引致的土地价值贬损是空心村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而治理空心村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和城乡二元分割制度，还原土地真实价值。
苏碧芳（2011）提出从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发展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和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等方面应对农村空心化。
劳动力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农村空心化产生与发展最重要的背景，但从城乡人口结构的角度讨论农村空心化的文献却相对较少。
本文拟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角度讨论农村空心化及其治理，首先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特征，即辨析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然后分析刘易斯拐点到来对农村空心化的影响；最后结合农村空心化的形成机理，提出治理农村空心化方略。
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村生产资料无法吸纳和承载的劳动力，因此，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算与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及农业生产效率的判断是无法分开的。
根据民工潮产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可以初步判断，除少数时点和局部地区外，农民进城务工尚未对基本农业生产产生消极影响，因而可以把农民工的数量看做转移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笔者推算的农民工数量见图1。
但农村生产资料所能吸纳和承载的劳动力数量是与特定的经济社会体制相联系的，此处的推算暂没有考虑体制变革的因素，因而此处数字仅仅反映一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趋势而不代表其精确的数量。
中国农民工数量在1992年以后迅速增加，并于1996年前后达到第一次高峰，随后略微下降，2003年以后又迅速增加。
这一农民工规模变化的过程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相一致。
1992年中国确定市场经济改革蓝图，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在城市的吸引下出现一股民工潮。
1995年中国全面启动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大量的下岗职工，一些城市为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采取“腾笼换鸟”的措施，限制外来工的就业范围；另外，此番改革也释放一些过剩的产能，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有所下降，从而导致1996年到2002年期间农民工总体规模有所下降。
中国加入WTO后不久，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急剧增加，大大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工规模也在2003年后迅速扩大。
从农民工规模变动的这一总体经济背景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鲜明的需求主导型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适应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处于被吸纳的地位。
但2004以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几乎十多年没有增长的农民工工资也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一些沿海企业开始调整产业链，把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甚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这表明劳动力需求者开始适应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农村劳动力不再是简单地被吸纳。
民工荒与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呢？
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现实与刘易斯模型的假定条件相差甚远，刘易斯模型不适合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而应超越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不能简单地用刘易斯模型分析中国劳动力供给的阶段性问题，应着力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条件。
陶然等（2011）主张超越人口学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考察，而更关注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主张通过户籍、土地和财税制度的联动改革来缓解中国目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解决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偏差，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种观点依据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及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增长等认为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完成转移，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
蔡?
等（2007）运用反设事实法，根据农业技术变迁、生产要素价格变化及比较劳动生产率等经验材料论证了中国农村已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张丽宾（2011）代表的第三种观点以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小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最低工资趋势线与农民工工资趋势线高度吻合等基本事实为依据，判断农民工工资增长不是由供给因素导致，认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理论模型不可能等同于现实，任何模型处理和提供的信息都是有限的，不能把模型之外的信息植入模型本身的逻辑中。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并不处理制度问题和劳动力总量问题，而是集中关注现代部门的扩张与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供给问题。
劳动力市场本身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体制下运行的。
劳动力供求关系既与市场有关，也与制度有关。
分析制度问题是有益的，但对制度的剖析本身并不排斥也不能替代刘易斯模型提供的有益信息。
因此，对刘易斯拐点的判断应回到刘易斯模型本身，那种以制度约束使农民工的供给无弹性来判断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的论点偏离了刘易斯模型。
在刘易斯模型中，决定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的是保留工资，即现代部门是否能够吸纳到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是以农业社会平均产品为参照的。
因此，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也不应该以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或最低工资水平为参照。
回到刘易斯模型，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是农业经营收入，可以看做保留工资，因而此处通过研判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劳均农业产值三者的发展趋势（详见图2）来考察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机制。
从图2可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农村居民工资收入与劳均农业产值在2001年前基本上以同样的幅度增长或下降，特别是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增长率两条曲线在2001年之前基本上是一种平行关系。
这种平行关系完全符合刘易斯拐点之前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即现代工业部门往往以稍高于传统农业部门收入水平的工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因而可以认定，在2001年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
但2001年之后，3条曲线的平行关系被打破，特别是2004年之后，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增长率曲线向上偏离了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曲线。
由于拖欠工资、加班时间减少及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的加强，农民工待遇的提高远远大于其工资水平的增长，因此，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已经摆脱了农业部门保留工资的约束，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但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地理大国，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地域性的本质差别，刘易斯拐点不是突然出现，而是表现为一个较长的时期（Garnaut，2010）。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首先表现在局部地区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结束和局部的劳动力短缺，随后，劳动力短缺及相应的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区域不断扩大。
二、二元经济新特点与农村空心化
经济的二元性本质上是经济的异质性，即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并存：
一种是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利润导向型经济，一种是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生存导向型经济。
利润导向型经济由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资源配置适应市场要求而能灵活处理，其效率相对较高；而生存导向型经济受到强大的伦理约束，不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特别是劳动力的配置局限在既有的家庭结构和社区范围内，难以适应变化着的经济形势，其效率相对较低。
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之前即刘易斯拐点之前，由于两部门经济效率上的差别，现代部门的扩张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同时，传统部门由于释放了剩余劳动力，其平均劳动产品随之增加，直接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的二元性是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反映，其最主要的后果是推动现代部门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现代部门不断扩张，传统部门亦因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而提高平均产值，经济随之增长。
此时，虽然有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作为劳动力蓄水池，农村仍然有充足的劳动力。
总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经济的二元性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并以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为典型特征。
在无限劳动力供给结束后即刘易斯拐点之后，以二元对比系数即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和二元反差指数即非农产值比重与其劳动力比重之差作为度量经济二元性的指标，中国经济的二元性有所降低，即二元对比系数上升而二元反差系数降低（见图3）。
然而，二元性的降低本质上是经济的异质性降低即经济中两种生产方式的差异缩小。
以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度量经济的二元性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能够反映部门间经济异质性程度和生产方式的差异，但在刘易斯拐点之后，这一前提条件不再具备。
首先，无限劳动力供给结束，现代部门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效率优势逐渐丧失，因而即使生产方式的差异不变，现代部门的效率向下逼近传统部门，也导致了两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其次，由于现代部门的工资向上摆脱了保留工资的约束，比较收益差距拉大导致现代部门吸收的农村劳动力超出了剩余劳动力范畴，农业劳动投入的减少和粗放经营，导致短期内在生产方式不变的前提下传统部门的效率向上逼近现代部门；最后，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解决社会问题在发展战略中凸显出来，以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代表经济的异质性无法反映经济问题的重点。
因此，刘易斯拐点之后，需要借助新的二元经济理论，重新度量经济的二元性。
刘易斯等人的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分野作为既定条件看待，并没有充分论述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二元存在的原因。
现代部门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也是现代部门的扩张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
经济从二元性向一元化转变是现代部门的扩张、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日益减少和经济发展的内生过程。
现代部门不断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传统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与现代部门相等，此时二元经济消失，两部门完全竞争。
然而，中国的经验现实、特别是刘易斯拐点之后农村空心化的现状则表明，即便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代部门仍不会停止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经济的二元性并未随经济发展而自动消失。
在传统农业部门，农业具有干中学的典型特征，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农业部门本身难以从农村之外获得劳动力的补充，劳动力离开农村具有某种不可逆性。
因此，只要传统农业存在，无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多高，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都无法实现完全竞争，农业部门效率提高、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同时却伴随着农村人口外流、农村空心化，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不仅不会消除经济的二元性，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二元性（见图4）。
图4所示的二元经济，在立论基础上与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一样，都是以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并存为逻辑起点，但侧重点及运行机制有所不同。
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强调传统部门蕴含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把现代部门吸纳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阶段问题看待，适用于分析刘易斯拐点之前的二元经济。
图4回到二元经济的本源问题，即强调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经济与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经济之间的差异，不再把劳动力的转移简单看做现代部门经济扩张与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关注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经济机制与运行效果，适于分析刘易斯拐点之后的二元经济。
劳动只有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才能创造财富。
现代经济中，资本要素是除劳动力之外最重要、最活跃的生产要素。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传统农业主要从土地要收益，不使用或很少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劳动力主要与土地要素结合，劳动力的价值无法充分实现，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青年农民纷纷进城谋求职业发展，实现劳动力价值。
在刘易斯拐点之后，青年劳动力的输出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相对短缺，在农村的部分现代农业、特别是非农产业中有限的再生产性资本由于无法吸收到合适的劳动力而不得不转移资产，进入城市谋求资本增值，农村资本的输出又一进步加剧了农村再生产性资本的短缺，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与此相对，城市现代经济大量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因而能够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形式，从而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谋求发展，农村向城市补充劳动力，城市劳动力充盈甚至有些许过剩，这又进一步扩大了资本投资增值的机会，而资本的增值机会和投资回报进而又吸引了农村资本进入，资本进城又有利于城市的扩大再生产，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农村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输出的恶性循环与城市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输入的良性循环构成了一个功能互补的二元经济体系。
农村生产要素不断流出，农村空心化日益加剧。
因此，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二元经济最典型的特征是农村空心化。
三、经济二元性的消除与农村空心化治理农村空心化是刘易斯拐点之后二元经济的最重要表征，学界已从乡村聚落形态、土地利用、农村住宅与空间布局、村民年龄结构等多个方面规定其涵义（刘彦随等，2010）。
概括地说，农村空心化就是农村人财物流失、产业空洞、生活前景黯淡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
农村空心化的最突出表现是农村青年纷纷进城，农村发展后继无人，导致土地利用低效。
农村空心化是二元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后果之一。
二元经济背景下，高效的现代城市经济与低效的传统农村经济并存，现代部门不仅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由于其相对的高效率，它也不断吸纳农村的资金等其他生产要素。
当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经济的二元性尚未消失，现代经济部门开始过度吸收农村劳动力；不仅吸纳剩余劳动力，而且吸纳必要劳动力，农村面临着劳动力短缺与资金短缺的双重困境。
大量的案例研究与调查报告反映出中国不少农村地区只剩“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青壮年纷纷离开农村，农村经济不断边缘化。
农村劳动力短缺最直接的表现是农业生产主要由老人、妇女等机会成本相对较小的劳动者来从事和农业劳动投入减少。
同时，它也会诱致农业雇工工资上升、替代劳动的机械或技术在农村扩展等。
在传统农业的性质和农村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变化之前，农业本身的效率提高并不能解决农村生产要素流失的农村空心化问题。
劳动与生产资料有效结合才能创造财富，但作为劳动载体的劳动力要素则具有其他生产要素不同的特殊性。
每个劳动者都具有多项潜在的劳动技能或素质，这些技能或素质只有在特定经济组织中，通过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才能表现出来并实现其价值。
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面临着自身人力资本的选择问题，即选择开发利用自身潜在的哪种素质与技能。
对于尚未有专项人力资本投资的劳动者，其选择主要由与其他生产要素有效匹配的经济机会所决定。
设有O1、O2、O3、…On类经济组织需要普通劳动者的某项特定技能或素质，则劳动者有相应的S1、S2、S3、…Sn项潜在技能与素质存在。
若作为劳动者个体，其潜在素质或技能不能与特定经济组织有效匹配的概率为P，则他不能有效实现劳动力价值的概率为Pn，则预期的劳动力价值为w（1-Pn）（w为既有的工资水平。
此处不考虑各项技能或素质的差别）。
设农村劳动者的工资或收入为wr，城市劳动者的工资为wu。
在城乡二元经济中，农业效率的提高只是意味着农村的wr提高，但对预期劳动力价值起关键作用的（1-Pn）则并不能随之提高。
二元经济下的农村经济仍然是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形式的不使用或极少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小农经济，劳动者的多项潜能并不能寻找到合适的经济组织得以发挥和利用，农村的预期劳动力价值接近wr（1-P）。
而在城市，由于要素聚集所产生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经济组织形式日益丰富，劳动者的潜能有更多的实现机会，其预期劳动力价值不仅为wu（1-Pn），其n又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只要wr相对于wu的增长速度不超过（1-Pn）相对于（1-P）的速度，农村劳动力流失的趋势就不会逆转。
农村空心化与二元经济互为表里，治理农村空心化必须着力于消除二元经济。
城市本身就是要素聚集的产物，其市场密度远远大于农村，便于分工协作、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具有相对于农村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优势，因此，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现代经济首先产生于城市，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传统经济则保留在农村。
二元经济模型都把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作为二元经济的起源，但传统二元经济理论认为通过现代部门的扩张与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经济能够逐步实现一元化，强调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是消除经济二元性的主要途径，而图4所示的新二元经济模型显示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转移过程本身并不能消除经济的二元性。
传统二元经济理论重点关注现代部门的发展，传统部门仅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进入理论视野。
新二元经济模型重点关注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的吸纳方进入理论视野。
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仅仅把经济的二元性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看待，二元性本身不是分析的重点；而新二元经济模型把经济的二元性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经济发展却不是分析的重点。
经济发展是一个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与政府机制等多种经济机制共同作用的过程，把特定经济问题严格地区分为市场问题、政府问题或社会自组织问题，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对经济问题的诊断关键在于把握各类经济运行机制相互作用的过程。
城乡二元经济存在、发展及消除都不可能仅依靠市场或政府单方面发挥作用。
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需经过土地国有化渠道才能将农业用地转化成非农用地。
农村的资本被牢牢地限制在农业或部分零售商业等有限的领域，再生产性资本运用受到极大的限制。
户籍制度与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非农化转移不彻底，在收入格局上形成了农民非农收入补充农业收入的状况，不少农民不把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把农业作为城镇就业失败后的风险规避手段，从而使得农业对于许多农民而言是机会成本非常小的剩余产业，农业投入不以追求最大收益为目标，农业本身的再生产性资本使用因而十分有限，农业难以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
治理农村空心化，消除二元经济，就是要打破图4所示的两个循环。
首先，应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使农业从保障基本生存的剩余产业和边缘产业转变为利润导向性产业。
完善制度与改进政策，使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够在利润主导下自由组合，使再生产性资本能够在农业或农村寻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从而打破市场机制下资本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其次，改造传统农业，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逐步推广生物技术与机械化操作，培育农村经济组织，丰富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内涵，使农业劳动力配置摆脱耕作经验的硬约束，让没有农业生产经验甚至农村生活经验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能够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从而打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再次，通过公共物品供给向农村倾斜等多种措施扶持农村经济，在实践中承认农业兼业化的现状和趋势，从增加青年农民农村经济机会着手，放松管制，绕开土地国有化过程，直接用城乡土地使用规划约束市场经济主体，使农民能够实行农地自主非农化，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从而使农村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为农村内源性发展注入动力；最后，稳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制度，优先考虑城乡之间的物质交流与信息沟通，加强城乡之间的交通连接与信息传播，从而缩短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逐步在城乡统筹范围内实现专业分工、要素匹配、知识分享等空间聚集效应，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空心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蔡?
，王美艳.2007.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10）：
4-12.
刘彦随，刘玉.2010.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
（1）：
35-42.
苏碧芳.2011.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人口空心化：
挑战与应对[J].安徽农业科学（36）：
22725-22726，22747.
唐志军，王玉霞.2008.“空心村”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及其治理――对湖南永州市农村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发展观察（3）：
42-45.
陶然，史晨，汪晖，等.2011.“刘易斯转折点悖论”与中国户籍-土地-财税制度联动改革[J].国际经济评论（3）：
120-147.
张丽宾.2011.“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对我国现阶段就业形势的认识问题（中）[J].中国发展观察
（2）：
39-42.
GARNAUTR.2010.Theturningperiodin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
aconceptualframeworkandnewempiricalevidence[C]//GARNAUTR，GOLLEYJ，SONGL.China：
TheNextTwentyYearsofReformandDevelopment.Canberra：
ANUEPress.
（编校：
沈育）
------------最新【精品】范文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