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身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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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身份
摘要：
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通过对恩格斯学术理路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双向考察，可以发现恩格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丰富和完善的全过程。
他不仅奏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音符”，还是与马克思一道制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合作者”、科学解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与意涵的“阐释者”、编辑整理并出版马克思“遗著”的“编校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俗化”的“传播者”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果的“保卫者”。
可以说，恩格斯虽然自谦为“第二小提琴手”，但他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创始人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原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
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历史贡献
众所周知，恩格斯虽多次自谦为“第二小提琴手”，但他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创始人之一。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的形象曾一度是“分裂”而“矛盾”的：
一方面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和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构建者”与“阐释者”，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思想的“破坏者”和“对立者”。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甚至否定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身份”，以此确证恩格斯的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十分必要。
一、拓荒者：
恩格斯奏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音符”
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恩格斯很早便遵从父命辍学经商。
在这一过程中，他广泛地接触到工人阶级，并对资本主义运作模式有了直接的体验和深入反思。
在不莱梅见习经商时，恩格斯便著成《乌培河谷来信》，刊发于《德意志电讯》上。
在曼彻斯特经商过程中，恩格斯积极为当时的激进报纸《莱茵报》投稿，先后刊发了《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谷物法》等文章。
此时的实践经历和理论反思使恩格斯“异常清晰”地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
“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
”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已经注意到“经济事实”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欲深入了解国家、阶级、政党和斗争的实质就要回到“经济事实”中去，就要回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中。
正是秉承这一思路，恩格斯迅速完成了“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对英国社会问题的经济学总结，也是恩格斯首次阐发自己经济学观点的重要文献。
可以说，《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篇历史文献”，是“无产阶级第一部公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在这部“天才大纲”中，恩格斯立足于“经济事实”，以国民经济学为“靶子”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批判。
其一，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起源、本质和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结果”，它诞生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之中，它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发财致富”要求的“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
恩格斯既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自私自利”“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面貌，又言简意赅地确证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诡辩术”：
“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
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
”更为难得的是，恩格斯已然察悉了国民经济学的“私经济学”本质，“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其二，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了批判。
恩格斯精准地抓住了私有制这一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和范畴得以展开的基础，发现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欺诈、利益矛盾、阶级冲突和普遍竞争都是私有制所引发的。
同时，恩格斯还理性分析了价值和价格的关系、生产的诸要素、收入的基本形式和人口等社会经济范畴。
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驳斥了斯密、麦克库洛赫、李嘉图、萨伊和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
其三，恩格斯简要阐明了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方法。
在恩格斯看来，国民经济学是私有制的辩护学说，他们制定的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现，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肇源在于私有制，因此，消灭私有制是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纵使《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还略显稚嫩，还未能对国民经济学作“彻底的、科学的批判”，在对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也掺杂着十分明显的道德评价倾向，但并不影响这部著作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恩格斯的“天才大纲”以“自己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分析，大大帮助了马克思；它推动了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经济观点的形成和发展”。
或言之，《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鲜明而简洁的语言宣告了“工人阶级的穷困和随之而来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直接导致马克思关注经济学的主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恩格斯是先于马克思展开经济学研究的，他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
虽然他十分谦逊地自称为“第二小提琴手”，但他却奏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音符”。
二、合作者：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制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在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第二次会晤之后，他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自此便开始了他们“共同的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完美互补”，“马克思有知识财富，恩格斯有关于财富的知识。
马克思写得很慢很痛苦，伴随着数不清的涂抹和修改的痕迹，而恩格斯的手稿则干干净净，富有条理，文风优雅……”对于恩格斯来说，“有了与马克思的合作起点，他的创作和思想发展也呈现新的趋向：
与马克思一道把自己的新世界观表述出来，并基于这种新的世界观提供一种科学的历史表述。
”在接近40年的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力合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系统清算了自己的“哲学信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们“对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黑格尔哲学）所作的第一次系统清算”。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思了黑格尔及其后继者的思想。
在批判这些思想的基础上，二人初步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
一方面，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物质生产”取代“自我意识”、用“市民生活”取代“精神生活”并将其视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基础。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同的个人之间因为“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关系而势必要彼此建立“联系”，“每一个个人都同样要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牵线者。
”但是，使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现实的纽带”并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
由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联合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
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想象的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就是说，他们不是超凡入圣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
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还会妄想，市民生活必须由国家来维系，其实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市民生活来维系的。
”另一方面，在对私有制的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任务。
在私有制中，不仅无产者的贫困和资产者的富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
在这种境况中，有产阶级“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无产阶级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
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
”无产阶级的任务就十分明确了，他们要“自己解放自己”就要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即消灭私有制。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正面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用它指导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大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将“现实的个人”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研究和讨论的“前提”，还明确了唯物史观的分析思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入手，探讨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继而科学地阐明了分工、所有制、社会形态和竞争等社会经济现象与范畴。
更为难得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具体化——开始集中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就生产力来说，在对理论的反思和对工业社会的体认中，他们感受到了人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和借用自然的力量而与周遭世界“打交道”。
在对现实的个人及其生产生活的观察与反思中，他们确证了生产力既是一种现实性的“力量”，又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
就生产关系而言，此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未形成对生产关系的科学解说，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和交往关系、市民社会、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关系等都可与生产关系等而视之。
虽然此时的分析还不够精准，但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展开的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依然十分有效。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地评价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作用，又揭示了它的“破坏性”影响。
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科学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消灭私有制的具体举措。
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出发，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角度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认了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之道。
随着“科学世界观”——唯物史观的问世，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得以逐步深入。
三、阐释者：
恩格斯确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与意涵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恩格斯既是理论的创建者，也是理论的诠释者。
尤其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更是肩负着诠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一方面，恩格斯着力诠释了“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来说，“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是历史的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个人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而生产也“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
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总是以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个人生产为出发点，它就是要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定过程进行翔实研究。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也不是一种“坚实的结晶体”，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材料来说，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生产场景和生产方式都会随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更。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适用范围来说，“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
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向来说，“政治”标示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它旗帜鲜明地确证了这一经济学理论是反映工人阶级政治要求的学说，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解剖和彻底批判来瓦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继而完成对“历史之谜”的经济学应答。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仅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批判，完成了近代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的全面分析；而且以完全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交换的规律，论证了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门历史的科学”。
也正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和“思辨历史哲学的抽象”的扬弃。
另一方面，恩格斯提出了“尚待创造”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
恩格斯给予政治经济学一个广义的界定：
“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
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
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
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在恩格斯看来，“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早在17世纪的“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
在这些“天才”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
”虽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为对象，以英国为典型案例，然而马克思也是站在“人类社会”的高度立言著说。
马克思并未局限于就资本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他始终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大局”中探讨问题，从而运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
恩格斯因循这一思路，指出现有的“经济科学”研究的“短视”——“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
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肯定方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否定方面来表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
”此即表明，进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就要摆脱“短视”和“浅见”，既要集中火力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要对人类历史的长河进行整体性把握，即“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
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阐释者，恩格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科学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质，并在对“经济科学”的批判中提出展开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四、编校者：
恩格斯编辑整理并组织出版了马克思的“遗著”
“马克思逝世后的12年间，恩格斯毫无争议地成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知识领袖、马克思著作的主要解释者和所有理论争论的最终裁决人。
他不仅负责马克思手稿的出版工作，而且还承担出版这些手稿要求的繁重的编辑工作。
马克思糟糕的笔迹，使他所有的手稿都达不到适合出版的最终要求。
同时，马克思主义刊物的编辑们缠着恩格斯索要文章、政党领导人征求恩格斯对他们各自宣言的看法、接待社会主义者和友好的房客，占用了恩格斯大量的时间，恩格斯不再只是马克思的副手，而是成为（用奥托·亨德森的话来说）‘乐团的指挥’。
”作为马克思志同道合的战友与合作者，恩格斯自然要用实际行动来告慰亡友。
面对马克思的遗稿，恩格斯费尽心力整理、编辑和校对，并促成出版。
马克思在晚年时就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健康状况若得不到“根本好转”，就不能使《资本论》的后两卷“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
在逝世前，马克思也希望恩格斯能根据他的遗稿“做出点什么”。
对于马克思的嘱托，恩格斯欣然应允。
“对《资本论》的作者在世时恩格斯参加这部巨著的创作工作，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而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资本论》所进行的大量工作则具有更大的意义。
关于《资本论》，有两项任务摆在恩格斯的面前：
第一，是使第一卷的随后各版问世；第二，是准备和发表马克思以草稿形式留下的以后各卷。
”编辑整理和出版马克思遗著的工作并不轻松，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遗稿”多是马克思的“草稿”或“手稿”，它们既没有严谨的逻辑，又多带有“片断性质”。
同时，这些遗稿的文体亦不讲究，到处可见随便的措辞和粗鲁而不失诙谐的用语，甚至有些部分还“夹杂英法两种文字术语”。
这些都预示着“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
二是由于马克思创作过程中遭遇的困窘境地而使他的稿件格外杂乱，这就加大了恩格斯编校工作的困难。
马克思的写作是与严重的病痛相伴的，“遗稿”中的很多地方都能清晰地感受到此时的马克思“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加重”。
加之潦草的字迹，加大了恩格斯编校的难度。
三是繁重的工作任务和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使编校遗著的工作变得艰难。
开始编校工作时，恩格斯也到了晚年。
加之共产国际的相关事宜，这就加大了恩格斯的“劳动量”。
对此，恩格斯陈述道：
“我的状况是：
74岁了，我开始感觉到这一点，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40岁的人来做。
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40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34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74岁，那么一切都会很快就绪。
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
”四是恩格斯对待马克思遗稿的虔诚态度也在无形中加大了编校难度。
恩格斯的目标是使马克思的遗著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
这就决定了恩格斯在编校过程中必须要“保存初稿的原貌”。
他往往都是先将“遗稿”变为“易读的抄本”之后，才真正开始编辑工作。
五是在编校过程中，恩格斯还必须回应社会上“对马克思的指责”，解释和澄清马克思的理论，贬斥一些理论家的污蔑。
这些工作既要耗费恩格斯不少时间和精力，又加大了编校难度。
六是恩格斯还面临填补马克思“遗稿”中空白的挑战。
恩格斯从马克思1861—1880年间的各种“原稿”之中，选取最为成熟和最具代表性的样本。
而这些稿件，除了极个别地方作了详细阐述外，都仅用缩写字和连字符串联而成。
恩格斯的任务就很明确了——“要把手稿中遇到的无数空白填补起来”。
几经努力，“他把手稿分了类，使其系统化，对照了包罗万象的新的事实材料，并且用许多注释和附件来补充这个当前的原稿。
”
即便是编校工作困难重重，恩格斯并没有退缩。
一方面，恩格斯校订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第四版和英文版）。
在马克思去世不久，恩格斯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找到了一个准备第三版用的德文本和一个法文本。
对于“德文第三版”，恩格斯从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做出自己的贡献。
就文本的内容而言，恩格斯对于一些理论难题（如价值和交换价值部分）进行了补充，并以马克思的“修改稿”为基础进行了详细订正。
就文本的形式而言，恩格斯统一了文体和语言。
以“资本积累”为例，“这一篇的文体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一气呵成，但也更不讲究，夹杂英文语气，有不明确的地方；叙述过程中间或有不足之处，因为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
”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批注”和“法文版”进行了综合修改。
经由恩格斯的努力，“德文第三版”于1883年底在汉堡出版。
六年之后，恩格斯又开始着手编校出版“德文第四版”。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
”恩格斯通过阅读法文版和马克思的笔记，将法文版中的一些调整内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
“这些补充是在第80页（第3版第88页）、第458-460页（第3版第509-510页）、第547-551页（第3版第600页）、第591-593页（第3版第644页）和第596页（第3版第648页）注79。
此外，我还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3版第509-515页）移入正文（第4版第461-467页）。
”此外，恩格斯还根据实际需要添加了必要的注脚和说明性注释。
如，在第四版中关于商品和交换的关系的增补（第一章商品的脚注11a、脚注16）、关于世界货币的探讨（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的脚注108）、关于工场手工业的讨论（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的脚注26）、关于机器大工业的论述（第十三章机器大工业的脚注124、脚注190、脚注196a、脚注234、脚注322、脚注323）、关于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论述（脚注47）、关于托拉斯的增补（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脚注77b）。
同时，在恩格斯的不断努力下，“英文版”在1887年1月底得以在伦敦问世。
另一方面，恩格斯全力以赴地整理和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安排了第四卷的相关工作。
一是辨认笔迹，抄录手稿。
同第一卷一样，无论是已整理好的文稿，还是待整理的草稿，马克思的字迹始终难以辨认。
首要的工作“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
”随着年龄的增大，恩格斯改变了抄录方式，“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弄出一个易读的抄本；……抄完以后，才能开始真正的编辑工作。
”二是整理文稿，分析内容。
第二卷的相关材料多带有“片断性质”且“其中没有一份是完成了的”，第三卷则“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表达的思想是按形成时的原样写下来的而越冗长、越复杂。
”因此，恩格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杂乱的草稿整理出来，继而分析其中的内容，将相关的板块集中到一起，并做了编号，为编排文本做准备。
三是安排结构，编辑文本。
在尽量尊重马克思“原意”的基础上，恩格斯拟定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排计划。
其中，第二卷以资本流通过程为对象，将资本视为运动过程来加以把握，既考察了纯流通，又从流通角度进一步考察生产。
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分章原则，将第二卷分为3篇，共21章。
第三卷则按照“1.利润率一般；2.平均利润率；3.利润率下降趋势；4.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5.利润分解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生息资本。
信用；6.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7.收入：
利润、地租、工资”展开。
四是安排后续工作，敦促批判史的出版。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遗物中还找到“所探讨的理论问题的批判史”。
虽然这部分遗稿并未由恩格斯亲自整理出版，但他依旧对这一卷的出版做出独到贡献——选定考茨基作为整理、编辑和出版第四卷的责任人，教会考茨基识别马克思的笔迹，催促考茨基早日完工等。
就我们现今所见的《资本论》而言，到处都有恩格斯的“影子”，他绝对是一名合格的“编辑员”和“出版者”。
五、传播者：
恩格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通俗化”与传播
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性，“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纷纷以“沉默”方式企图扼杀和阻止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资本论》）的传播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通信展开讨论。
恩格斯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策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又是传播资源的整合者和联系人。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过程中，恩格斯使用了“军事机智”的策略。
迈斯纳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并未在任何地方刊登广告，鉴于此，恩格斯致信给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策略”——“为了推动事情，我是否需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
迈斯纳或济贝耳一定会把这种文章登在报纸上的。
”对于这一提议，马克思当即表示赞同，并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直接将这一方法称为“最好的作战方法”。
同时，马克思还与恩格斯商讨了具体的策略。
“书一出版之后，这件事通过济贝耳或里特尔斯豪兹而不通过迈斯纳来做比较合适。
甚至最好的出版商也不应该让他们太多地知悉内情。
”为了落实这一策略，恩格斯“组成一个宣传网和一个小的写作班子，以及物色各种报刊”以扩大《资本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或是以自己的名义，或是以友人的名义，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而制造了“轰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资产阶级用“沉默”的方式置《资本论》于死地的局面。
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显示了以假借批评的形式，把马克思的观点传达给读者的惊人本领，以致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
‘对的毕竟还是马克思而不是他的批评者’。
”不仅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过程中，恩格斯还起到了牵线人的作用。
马克思曾建议恩格斯在宣传《资本论》时“应该给库格曼写信，对于他应该强调的肯定方面给他一些指点。
否则他会做出蠢事来，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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