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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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学校代码：

10184

学号：

2064051539

延边大学

本　　科　毕　业　论　文

本科毕业设计

（

题目：

论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学生姓名：

玄惠文

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专业：

国际文化

班级：

06级

指导教师：

金春讲师

二〇一〇年五月

摘要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

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赴日传法，还有自发的赴日传法。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隋唐在当时的东亚是最强大的帝国，而日本作为一个尚未进入封建社会的小国则迫切需要学习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在诸多国际国内环境的促使下，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得以交流和发展。

佛教文化的交流需要以人来做载体，需要人的往来。

隋唐时期中国和日本的统治者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典型的有隋朝的隋文帝和日本的圣德太子。

还有中国和日本的往来人员也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著名的僧人有东渡日本的鉴真和赴中求法的最澄、空海等。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也同样如此。

只看到中国佛教对日本的影响而看不到日本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既不符合历史规律，更不符合中日佛教交往的史实。

隋唐时期中国和日本这种双向互动的佛教文化交流对中日双方的佛教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结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对现在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字：

隋唐背景媒介人物影响

ABSTRACT

BuddhismexchangeshistoryChina-JapanmakingageneralobservationofSui-Tangdynastyperiod,wecanperceivethismomentaryscheduledtimeBuddhismexchangingtheimportantcontentalreadybecomingChina-Japanculturalexchange,thisinteractivetwo-wayBuddhismexchangesbutBuddhismtoChina-Japanbothsidesdevelopingplayinghavearrivedatimportantpromoterole.SumupthehistorythatBuddhismexchangesChina-JapanSui-Tangdynastyperiod,sumupexperiencetous,burstforthsingle-stepdrivesSino-Japaneserelationsnotwithout,toenlightensignificanceanduseforreference.Butseveraltimes,BuddhismcultureprosperousandisatalowebbsinceBuddhismbiographybecomesamemberofChina,changetheenormouseffectthatitbringsaboutwithoutendforChinesereligionculturebut.BuddhismentersJapan,herefrombelowallonethousandyearssincemiddleofthe6thcenturyorsofromChinesebiography,becomesonebranchleadingforceofJapanpolitics,society.

Keywords:

Sui-Tangdynastybackgroundaffectsculture

引言

中日两国同处东亚地区，隔海相望。

正是由于这种毗邻关系，使得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史学界学者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研究成果也有一些缺陷。

为了深入地研究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本文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分析，在充分利用现有史料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背景，重点介绍了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人物，从政治、文化等方面来揭示了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对两国的影响，反映了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状况。

第一章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历史背景

1.1政治背景

中国佛教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广泛发展，到隋唐时达到了全盛。

这个时期隋唐佛教之所以取得如此飞跃的发展，与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背景以及统治阶级特别是上层统治阶级的扶持是分不开的。

当时日本在中国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还未进入封建社会阶段，经济、政治比较落后，文化也不发达。

日本朝廷刚刚平定磐井之乱，逐渐加强对地方豪族的统治；另外，苏我氏与物部氏以崇佛和排佛为背景，进行了战争，后来甚至出现苏我氏的势力凌驾于皇室之上的局面，导致了社会不安，生产荒废，人民贫困，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加剧，致使统治者以佛教的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等教义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首先，当时的国际环境促使两国交好，交流佛教文化。

隋唐时期，随着四分五裂的中国被统一，迅速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同时也加强了与东邻日本和朝鲜三国的交往。

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精神统治，积极提倡各种宗教。

虽然唐朝封道教为国教，但佛教提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迷信说教，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心现状。

所以，佛教受到隋唐封建统治者的支持。

而当时日本在朝鲜半岛上苦心经营了三百多年的侵略基地已被新罗攻占，大和朝廷随时相机伺隙，怀有重占之心。

在隋文帝征高丽后二年（公元600年），日本圣德太子便先后两次兴兵，攻打新罗，但终不能得手。

在此背景下，鉴于隋之强大，隋与高句丽关系紧张之际，圣德太子改变外交政策，断经略朝鲜半岛之念，而执行与隋修好以牵制新罗的方针。

当时隋朝及朝鲜半岛诸国佛教兴盛，日本籍遣使入隋的机会，从中国直接汲取优秀文化，特别是输入佛教。

通过四次遣使，日本在初步直接接触中国的优秀文化并有所汲取之后，对中国优秀文化益加叹羡和憧憬，朝野上下醉心于学习和模仿，形成一股狂热的学习高潮。

其次，隋唐时期的中国与日本国内形势为佛教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隋文帝掌权后，一开头就改变了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

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长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

在唐继隋统一全国，太宗、高宗等诸代的治世后，经济高度繁荣发达，文化空前隆盛辉煌，日本不少留学生的留学期长达数十年之久，这与唐代大多数帝王自觉扶持佛教是分不开的。

唐朝的统治者对于外国留学生，都给予优遇，他们的生活费用由唐补助，四季发给被褥和衣服。

作为执政的圣德太子，为了推行统一权力于天皇的中央集权政治，希望通过佛教把崇奉多种多样的神祗的豪族吸引过来，从宗教上统一信仰，缓和豪族问的对立抗争。

在他执政的三十年之间，下诏兴隆佛法，创建寺院，亲自宣讲佛经及著书，遣使入唐，将自朝鲜传入中国文化的途径，改为由日本直接与隋唐文化的交流。

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扬，日本佛教很快得到流传。

圣德太子死后25年，日本发生了“大化改新”，即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由于促进这个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为国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曼等，都是入唐留学僧。

故使佛教进入一个新时期。

1.2文化背景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历史时期，隋朝结束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使中国重新回到统一状态，而唐朝则在隋朝基础上创造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隋唐时期的日本正处于佛教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中日双方的佛教交流对促进佛教在东亚范围内的传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佛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隋唐时期中国宏伟的佛教寺院、规模空前的译经事业、谆谆善诱的高僧，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日本学问僧、请益僧。

波涛汹涌的东海，阻挡不了日本僧人追求佛理、质疑问难的决心。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除遣唐使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外，还有中国商船新罗、日本商船。

日本僧人也搭乘商船往来于两国之间进行佛教文化交流。

他们回国后，不仅是留学生，就在留学僧传播佛教的同时，也在不同场合将中国的政经、文教、哲学、史学、建筑、艺术、医药等介绍到日本。

日本僧尼在寺院生活，读经，参加佛事法会，这在当时是需要一定的汉字汉文水平的。

而能满足此条件的大都是大陆人的子孙。

并且隋唐时期的佛教建筑使日本人心灵受到震撼，对中国充满了好奇。

其次，中国和日本原有的宗教信仰为佛教的交流和流行架起了桥梁。

佛教传入我国时，正值中土神仙方术盛行之际。

上至皇帝达官显贵，下及庶民百姓，大都相信巫术的“灵验”。

西汉黄老之术在协助佛教立根于中国的因素中起了重大作用。

日本在佛教传入之前所具有的宗教思想，是自然崇拜与祖先教相结合而成的神话传说，这个关于天神地祗，祖先游魂保，卫国土子孙的信仰。

而佛教教理是由许多方面组成，因此最初传入日本的佛教就是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的关于现世祈祷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佛教的佛陀善神也和神道的神一样，都是现世和幽界的存在者，保护国土和人的。

因此可以认为，日本原始宗教信仰在佛教立根于日本的过程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第二章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媒介人物

2.1隋朝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媒介人物

隋朝时期中国佛教之所以取得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统治阶级特别是上层统治阶级某些大人物的扶持是分不开的。

而日本在当时未进入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更好的巩固自己的统治，为此也积极扶持佛教。

2.1.1中国方面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人物

隋文帝，崇信佛教，对佛教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佛化家庭中，他的父亲杨忠就曾营造过佛寺——栖严寺。

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六月十三日，杨坚诞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的般若尼寺，出生之后，即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

这种家庭的熏陶和幼时的佛化教育对杨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此，杨坚在称帝的当年即改变了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以护法王自居，采取了一系列复兴和传播佛教的措施：

首先，重建僧宝，允许更多的人出家为僧尼。

其次，建寺、立塔、造像、写经。

再次，提倡义学，重视传教。

隋文帝即位的当年，即下诏令在五岳各立一寺，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日本第一次派遣入隋使节，倭使回国后，向圣德王太子汇报了出使情况。

圣德王太子从使者那里了解到隋朝佛教很盛兴，便决定以求佛经佛法为名，再次遣使入隋。

2.1.2日本方面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人物

圣德王太子，最为典型，是笃信佛教的教徒，对佛典进行了研究、讲授和注释，曾经主讲和注释过《法华经》、《维摩经》。

圣德太子在生驹山脉南端建造斑鸠宫，其周围建造了许多寺院，著名的有飞鸟寺、四天王寺、法隆寺、中宫寺、胜起寺等。

推古朝15年（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由此拉开了日本向中国派出遣隋使、谴唐使的序幕。

607年倭国再次派小野妹子为使节，鞍作福利为翻译，携带国书来到隋朝，跟随小野妹子来到隋朝的还有数十名留学僧，他们是日本首次向中国派出的留学僧。

据《隋书·倭国传》<3>载：

“大业三年（607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

使者臼：

‘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由此可见，日本派出遣隋使，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佛教交流，主要是向中国学习佛教知识。

从630年至894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问，日本共派遣唐使19次，在成行的日本使团中，每次都有30至70名学问僧随行，先后入唐的学问僧总数在500人以上，他们之中，青史留名的学问僧有92人之多，许多学问僧归国后对日本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外，在佛教初传日本时，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552年，百济向日本送来佛像经卷幡盖的同时，派遣道深等七人到日本教化，两年后换墨惠等九人，为日本佛教教学奠定了基础。

到了推古朝，从朝鲜半岛来日的高僧更见增多。

高丽的慧慈，百济的慧聪等，都在法兴寺的新堂说法。

他们学德兼优，被称为佛教三宝的“栋梁”。

特别是慧慈，为皇太子讲佛教教义。

不久，百济僧观勒来日，送来了历书和天文、地理、遁甲、方术的书，朝廷选派书生跟他学习。

十二年甲子，由于有观勒的赠书才开始用历书，纪年月。

此后，高丽僧慧灌到日本讲三论宗，使日本开始有了一个佛教宗派。

因此，三论宗是日本有佛教宗派的开端。

以上这些都是给日本佛教重要影响的人物．之后日本向中国大陆派出学问僧，直接学习中国佛教。

2.2唐朝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媒介人物

随着佛教逐渐被日本社会所接受，出于巩固政权和探明佛学义理等多方面原因，日本同中国开展了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

尤其是7lO年日本迁都奈良，进入奈良时代（大体相当于中国唐朝前期）之后，日本同中国的佛教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2.2.1中国方面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人物

唐代大多数帝王自觉扶植佛教。

唐太宗虽讲“至于佛教，非意所遵”<4>，表明他个人并不信仰佛教，但他非常重视利用佛教维护自己的统治，特别积极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

武则天利用佛教为自己改唐建周造舆论，诏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5>抬高了佛教在三教的地位。

到唐玄宗时，虽对佛教采取严厉限制的政策，但也仅限于组织上，在思想上，他还是本着三教合一的调和思想，允许佛教适当存在和发展。

宪宗狂热崇佛，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迎佛骨便是突出的事例。

宪宗以后。

穆宗、敬宗、文宗、宣宗、僖宗、昭宗皆崇佛兴法，无不热衷于佛教。

正是由于唐朝统治者对佛教的热衷和扶持，促使佛教文化发扬光大，使许多的日本僧人远赴中国来汲取佛教文化。

在唐朝时期中日佛教交流的过程中，有一些中国僧人问波苍海，远赴日本传播佛教。

鉴真就是唐朝赴日弘法僧人中的代表人物。

鉴真（688-763），律宗是其创立的。

鉴真应请东渡传法经历十分艰辛，前后六次出航，五次失败，其间双目失明，但他仍努力弘扬佛法，传播中国文化并以其丰富之经验，讲授医药知识，特别是他所带之香料药物等，至今日本奈良招提寺及东大寺正仓院仍保存有其遗迹。

直至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进入公元754年初）才到达日本。

鉴真与其弟子除向日本僧众授戒和传授律学之外，还传授天台宗，校勘佛典，并且介绍中国的寺院建筑技术、雕塑、美术乃至医药学等。

2.2.2日本方面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人物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除遣唐使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外，日本僧人也搭乘商船往来于两国之间进行佛教文化交流。

在这期间，中国佛教宗派或学派相继传入日本。

通过中日双方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隋唐时期中日之间建立了佛教交流的有效渠道，大批来华日本僧人在唐朝研习佛法，掌握了佛教的要义和精髓。

许多知名的学问僧都对日本佛教的发展和宗派的创立做出了重大个贡献。

最澄（767-822），日本天台宗创始人。

日本天台宗甚至被称为“日本文化之母”，镰仓时代的新宗派净土宗、真宗和日莲宗的创立者皆出自天台宗。

最澄804年入唐，805年归国。

在天台山从道邃、行满、顺晓等学习天台宗教义和密教，携回佛教经典230部460卷，归国后在比睿山延历寺开创日本天台宗，寂后被尊为传教大师。

空海（744-835），日本真言宗（密宗）创始人。

于804年作为学问僧与最澄等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求法，几经曲折，于次年到达长安。

在长安期间，初住西明寺。

遍访各地高僧，从醴泉寺般若与牟尼室利学《华严经》<6>等，又随昙贞学悉昙梵语。

806年携带佛典经疏﹑法物等回国。

空海从唐回国时还带回唐代宫廷著名画家李真所绘的《真言五祖像》<7>。

此后空海根据带回的五祖像，创作了新的二祖像，开始摆脱了唐朝的佛画的写实性和理智型。

晚唐时期唐朝处于战乱之中，文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繁盛，国家亦不如以前那样强大，而日本自身政局变化也自顾不暇，并且在之前的交流过程中日本不段吸收隋唐文化开始发展属于自己的民族的文化。

在唐后期日本也做出了停止派遣遣唐使的决定，这样从第一次遣唐使的派出到宇多天皇时期的停止，中经260余年的遣唐使的派遣结束了，进而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交流也一度中断，对文化交流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但在晚唐之际日本赴中的求法僧人还是在这一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圆行（800～853）日本真言宗僧，承和五年（838）来唐，翌年正月到长安，从青龙寺义真学密宗，于开成四年（839）十二月归国，携回经典69部、123卷及佛具16种。

归返日本，创立灵岩寺、大山寺，并任天王寺别当。

圆载，于838年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入唐，因遇武宗毁佛，850年到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学密宗，受两部灌顶，后住西明寺，搜求并抄写佛典及儒家经史等书，选入宫中讲授佛法，受到唐宣宗的崇敬，赐与紫衣。

日本仁明天皇为表彰圆载“勤求圣道”之功，赐与传灯大师的称号。

他在唐留学近四十年。

第三章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成果与影响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主要以佛学交流最为活跃和繁荣，其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了佛教在东亚社会的传播，从而为构建和谐统一的东亚文化圈奠定了重要基础。

尽管文化交流和影响是双向的，但那时主要表现为中国佛教向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3.1隋唐时期中国佛教文化传入日本的成果与影响

中国佛教东传到日本后，直接地影响到建筑、绘画、雕刻、医术、历算等方面，并且间接地影响到政治，从推古朝的制度设施直到“大化革新”，无一不是佛教影响的结果。

此外，如建筑道路，架设桥梁，开凿池塘，开辟山岭，也都由僧侣亲自担当；而且在这些物质效果之外，佛教教理对于人们内心的感化，也是极大的。

在政治上，首先是日本皇权得到强化。

日本佛教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直接的关系，甚至成了政治的附庸，佛教最初传入日本时，经过激烈的斗争，确立了提倡佛教的国策，这种斗争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取得斗争胜利的苏我氏集团通过接受佛教，树立新的信仰，消除保守的排佛排外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性，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并进而实行改革，强化中央集权，皇权得到伸张与强化。

同时，又因为从唐朝传到日本的佛教，是经过中国僧侣改造过的，即儒、佛融合的新佛教，这种佛教，不少内容宣扬的是忠孝护国、帝王权利神授等思想，因而对于进一步强化皇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日本政治体制更加完善。

佛教在日本取得了国家政权势力的支持和扶持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家佛教”，成为了国家政权的附庸。

僧侣对政治和权势的依附，表现出了积极的热情。

如奈良朝的道镜被任命为太政大臣禅师，统管政务及佛教事务，仍不满足，还力图篡夺皇位。

在日本，上层僧侣追逐权势的结果，产生了僧侣官僚的畸形，圣德太子死后25年，作为入唐留学僧的高向玄理、僧曼等国博士成为了“大化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在采取如大量修建建佛寺、专门拨给佛寺以土地等各种措施推动佛教发展，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推动了日本政治体制上的变革，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迸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使日本在政治体制上更加完善。

在文化上，首先是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建筑、美术、文学、音乐等的繁荣昌盛。

佛教的出现，促进只会制作“朴素的弥生陶器”和绘制“稚拙的古坟壁画”的日本先民，开始认真的学习大陆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起来的、真正的雕刻和绘画技巧，佛教成为大陆文明的象征，人们陶醉于金光灿烂的伽蓝艺术，造寺、造佛成为当时艺术创造的力量源泉和整个文化事业得以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隋唐时期的佛教交流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

隋唐时期，大量日本学问僧、请益僧、还学问僧入华求法。

他们在隋唐学习期间，潜心钻研佛学义理，积累了深厚的佛学基础，很多人回国以后，汲取隋唐佛教的精华，吸收日本的传统文化，创建了日本的佛教宗派，使日本佛教宗派的细化成为中日佛教交流的直接成果。

这一时期从唐朝系统地传人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和律宗，史称“奈良六宗”或“南部六宗”，这六宗与中日佛教交流密不可分，可以看作是中日佛教交流的结晶。

他们有的是由中国僧人远渡重洋到日本直接建立的，有的则是由日本僧人自唐朝返回日本后创立或光大的。

其一，华严宗，圣武天皇八年，唐僧道璿传入华严章疏，后由高丽僧审祥法师开讲晋译《六十华严》。

审祥曾入唐从法藏大师受学，后宣扬华严思想，日本即尊审祥为初祖，良辨（曾受学道璿）为二祖，良辨弟子实忠为三祖，等定为四祖。

由于圣武天皇极重华严，因此当时的华严实有帝王宗教之势。

其二，三论宗，系由高丽传入，推古天皇三十三年（西元六二五），由高丽僧慧灌（吉藏的弟子）传入，成为日本三论宗始祖。

二祖智藏，三传道慈，并创法系为“大安寺流派”。

智藏传智光、礼光，以元兴寺为中心，称为“元兴寺流派”。

大致说来，奈良之前系以三论宗为佛学主流，而奈良时代则为法相宗的全盛时期，至奈良末期，三论宗渐趋式微。

其三，法相宗，有四传：

初传为道昭（曾师事玄奘），携回舍利及佛经，安置于法兴寺东 南建禅院。

二传为智通、智达，亦曾入唐师事玄奘及窥基。

此二传均以元兴寺为中心，称为“元兴寺传”，也称“南寺传”，又称“飞鸟传”。

三传是智风、智鸾、智雄。

四传为玄昉，曾入唐从慧沼弟子智周学法相，后以兴福寺为传教中心，称为“兴福寺传”，或“北寺传”、“御笠传”。

法相宗系奈良佛教的主流。

其四，律宗，有三传：

初传为汉人司马达之女善信尼（曾驻于百济樱井寺），二传为唐僧道叡，三传为鉴真大师，然前二位皆未传戒法，直至鉴真大师才筑坛授戒，史称“日本律宗始祖”。

后以唐招提寺为律宗本寺。

其后此宗渐次式微，至实范、觉盛、叡尊等人相继而出，律宗才又复兴。

其五，俱舍宗，以研习《俱舍论》得名，无论中国或日本，仅为一学派，正确传入日本时代不可考，一般以东大寺为俱舍宗的道场。

其六，成实宗，系依《成实论》得名，惟实际上并未成立宗派，仅附属于三论宗之下。

最后，在中日佛教交流的过程中，自隋唐流传而来的佛教义理进一步完善了日本的佛教体系。

以戒律为例，鉴真东渡以前，日本的戒律极不健全，由此导致僧侣内部管理十分混乱。

鉴真东渡后．为克服这些弊端，在日本天皇的支持下，鉴真在奈良东大寺大佛殿前建起了戒坛，后来又在下野的药师寺和筑紫的观世音寺也建立戒坛，合称“天下三戒坛”。

以三大戒坛为依托，鉴真大力宣扬佛教仅轨，整饬僧侣秩序，建立起了完善的僧侣管理制度、僧侣授戒制度。

经过隋唐两朝的佛教文化交流，使日本的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3.2隋唐时期日本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成果与影响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也同样如此，只看到中国佛教对日本的影响而看不到日本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既不符合历史规律，更不符合中日佛教交往的事实。

首先，隋唐时期大批日本僧人来华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带来了日本佛教的最新情况，中国佛教因之可以从中汲取营养。

日本佛典回传中国就是日本佛教反哺中国佛教的典型事例。

唐大历七年（772年），日本人唐僧戒明、得清等八人渡海至扬州，以《法华义疏》四卷、《胜星经义疏》一卷献呈龙兴寺大德灵佑，该事系于唐僧明空所撰《胜矍经疏义私钞》。

中国佛教经过会昌毁佛和周世宗排佛之后，大量佛典或散佚或灭失，而此时隋唐时期传人日本的佛典则回传到中国，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日本僧人的独立著述也为中国佛教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例如天台僧人源信所著《往生集要》一书，传到中国后大受欢迎。

四众称源信为“日本小释迦源信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