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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考古学读书笔记
知识考古学读书笔记
【篇一：
《知识考古学》读书笔记】
《知识考古学》读书笔记
第一章引言
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还有文学史，它们中大部分已有悖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方法。
在这些学科中，人们的注意力却已从原来描绘成“时代”或者“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
冈奎莱姆对概念的位移和转换的分析可以成为分析的模式，他的分析说明，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
（p3）
今后文学分析不是将某一时代的精神或感觉作为单位，也不是“团体”、“流派”、“世代”或者“运动”，甚至不是在将作者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的交换手法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为单位，而是将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
（p4）
（历史分析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传统和印迹的问题，而是分割和界限的问题；不再是基础遭到破坏的问题，而是导致基础的创造和更新转换的问题。
（p5）
对文献资料提出质疑。
考证文献的目的在于重建过去。
历史试图通过（文献）重建前人的所做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体系和某些关联。
……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
（p7）
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
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
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
（p9）不连续性的概念是一个悖论的概念：
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
（p10）
不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p10）
一部历史不可能是断裂，而是变化；不可能是关系的游戏，而是内部的动力；不可能是系统，而是自由的艰苦劳作；不可能是形式，而是某种意识不懈的努力，这种意识正在恢复清醒，并试图在自身环境的最深处振作起来，因为历史可能既是一种长期的不间断的耐心，又是最终要冲破所有界限的一种敏捷运动。
（p16）
本书旨在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某个正在本领域中完成的转换原则和结果。
（p19）书中描述的系统、确定的界限、建立起来的对比和对应关系不以古老的历史哲学为依据，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的问题。
（p19）
第二章话语的规律性
1话语的单位
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体系、转换等概念的引入给整个历史分析提出的不仅是程序问题，也是理论问题。
（p23）
首先应该摆脱那些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
在我们已经熟悉的分割或者组合面前采取谨慎态度。
要把那些未经思考的连续性排除在外。
问题在于所分析的陈述整体在它们表述的时代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分布、分配和标志的。
（p25）
书的单位：
它的单位是可变和相对的。
当有人问及它时，它便失去意义，本身不能自我表白，它只能建立在话语复杂的范围基础上。
（p27）
如果说人们乐于谈论作者的“作品”而不更多地探究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它已经被某种表达功能所确定。
……因此，当我们要谈论某“作品”时，在此处和彼处的意义并不一样。
作品不能被看做是一个直接的、确定的或一个同质的单位。
（p28）
明显话语只能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的逼迫出场；而这个没有说出的东西又是从内部销蚀所有已说出的东西的空洞。
……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在话语介入事件中接收话语的每一时刻。
（p29）
连续性的驱逐打开了一个宽广的可以确定的领域：
它是由实际陈述的整体在它们的散落和在各自所特有的层次上构成的。
（p31）福柯因此特别重视话语事件，这种话语描述同思想史是对立的。
陈述始终是一个无论语言还是意义都无法使之枯竭的事件。
（p43）
我们应该牢记两个事实：
话语事件的分析绝对不会被界限于这样一个领域中；另一方面，对这个领域本身的分割也不能被视为最终的，也不是绝对有价值的；它只是近似值。
（p36）
2话语的形成
为了描述各种陈述之间的关系，福柯有四个假设。
第一种假设，如果分散在时间中的不同形式的陈述只参照同一个对象的话，它们便形成一个整体。
话语单位是由多种多样的对象在其中形成并不断的转换空间所决定。
自相矛盾的是在具有的个体性东西中确定陈述整体，在于描述这些对象的分散，把握分割它们的所有间隙，估量它们之间的距离，提出它们的分布规律。
在陈述之间确定关系群的第二个假设：
它们的形式和连贯类型。
第三个假设，能否在确定于陈述群中起作用的那些持久和一致概念系统的同时建立起陈述群。
第四个假设，重新组合陈述，描述它们的连贯，阐述它们表现出来的统一形式：
主题的同一性和持久性。
这样就涉及到了话语的形成。
我们将把这种分配的成分所屈从的条件称为形成的规则。
形成的规则是在一定话语分布中的存在条件（也是它们共存、保持、变化和消失的条件）。
（p48）这些正是现在应该驰骋的领域；应该论证的概念和应该进行的分析。
我们不得不越过熟悉的事物，远离已习惯的保障，走在尚未划分的土地，向着一个不易预料的终点前去。
3对象的形成
作为话语的对象，它们存在的体系是什么？
a,首先应该测定它们出现的表层：
指出这些个体的差异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以便加以确定和分析。
b,应该描述界限的审定。
c,应该分析规格的格局。
但这些描述在自身还是不能说明问题。
原因之一是这些加以测定的出现的表层、界限的审定和规格的格局没有提供一些被完整的构成和装备的对象。
原因之二是这些层面关系并不确定。
如果能建立一个整体，如果能指出所涉及的话语的任何对象是如何在这个整体中找到自己出现的地点和规律，如果能够指出话语在本身无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或者连续地产生出相互排斥的对象的话，那么一种话语的形成得以确定了。
对象不先于自己而存在，它被某种障碍阻拦在光明的前沿边缘。
对象存在于某个关系的复杂网络的积极条件中。
（p56）
4陈述方式的形成。
a,第一个问题，谁在说话？
b,描述说话者使用他的话语和话语可以找到其合理起源及其应用点的机制所在地点。
c,主体的位置也同样是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范围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处境所确定。
我们在话语中所要寻找的是适应各种主观性位置的调节范围。
这样设定的话语不是思考、认识和使用话语的主体庄严进行的展示；相反，它是一个主体的扩散、连同它自身的不连续性在其中可以得到确定的总体。
话语是外在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展开着一个不同位置的网络。
我们刚刚指出话语形成固有对象的制度不应该由“词语”或者“事物”来确定，以此类推，现在应该承认：
确定主体的陈述制度不应借助于超验主体，也不应该借助于心理主观性。
（p69）
5概念的形成
与其要把概念重新置于潜在的演绎结构中，不如描述它们在其中出现和流动的陈述范围的组织。
a,这种组织首先包含着连续的形式。
b,陈述范围的外形还包括一些共存的形式。
c,确定可被合理用于陈述的涉入程序。
我们只是在话语本身的层次上提出问题，话语不再是外部的表现，而是概念出现的地点；我们没有把话语的常数同概念的理想结构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在话语内在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描述概念的网络。
我们没有让陈述的多样性服从于概念的一致性并让它服从于后历史的理想性，我们建立的是相反的系统：
我们把非矛盾的纯目的重新置于一个概念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互混交错的网络中。
而我们把这个复杂体归结于某些说明话语实践特点的规律。
（p77——78）
没有必要求助于无限倒退的起源和无穷的范围主题：
在话语实践中，规律总体的结构，尽管构成事件不比确定一种表述或发现容易，却可以在历史成分中得到确定。
前概念是在最“表面”的层次上实际应用的规律总体。
为了分析对象的形成规律，我们已经看到既不应该让它们扎根于诸物，也不应该把它们归结于词的范围。
为了分析陈述类型的形成，则既不应把它们归结于正在认识的主体，也不应把它们归结于理想性的范围，也不应归结于观念的经验性发展。
（p79）
6策略的形成
对策略的分析方向：
确定话语的可能衍射点。
它们标志着不相容点、相等点、某种分类的连接点。
一个特定话语的形成，当它在一个新的话语群中被重新采用、安排和解析时，可以揭示一些新的可能性。
6意见与结论
当我们言及形成的体系时，我们理解的不仅是异质成分的并列、共存或者相互影响，而且还有由话语的实践——以确定的形成——确立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
（p90）
策略的选择并不直接从属于这样或那样的说话主体的世界观或者从首要利益中产生，而是因为策略选择的可能性本身是由概念作用中的分歧点确定的；概念不在思想的近似的模糊的生动的基础上直接形成，而是以陈述之间的并存形式为出发点。
（p91）
对于形成的体系应理解为是一个像规则那样运作的复杂关系网络，因为，这个关系网络规定着在话语实践中应加以建立关系的东西，以便使话语实践表示这样或那样的对象，以便使话语使这样或那样的陈述行为起作用，使用这样或那样的概念，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策略。
因此，在体系的特殊个性中确定形成的体系就意味着以某个实践的规则性使某个陈述群具有特征。
（p93）话语的形式确定一种纯属时间过程的规律性；话语的形式提出话语事件的体系与其他事件、转换、变化和过程的体系之间的连接原则。
（p93）
在体系的可见外表背后，可料想到混乱的丰富的不确定性；而在话语的狭窄的表层的下部，是部分沉静的整块变化。
（p95）
在这个完成的体系的后面形成的分析所发现的，不是沸腾是生活本身，不是尚未捕捉到的生活，而是分类的巨大厚度、多种关系的紧缩整体。
（p96）
我们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
（p96）
第三章陈述和档案
1陈述的确定
“陈述”——既存在于这种不连续性中，这种不连续性把它们从所有的形式中释放出来……又存在于话语无限的、表面上无形的普遍范围中。
陈述是一个没有表面的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分配形式和集合的特殊形式中测定它。
陈述时在它充当构成成分的某个组织表层上出现的颗粒。
陈述是话语的原子。
（p99）
陈述是由象征符号构成的，而这些象征符号的意义和连续性分别由使用规律和构成规律确定和支配的。
……一张图表、一条增长曲线、一座年龄金字塔、一片分布的云层都形陈述。
至于那些陈述伴随的句子，它们是陈述的解释或评论。
（p102）
陈述充当的是滞留成分、纯粹简单事实和不相关材料的角色。
（p105）
一旦有一个或者唯一的并列符号就有陈述存在。
陈述的界限可能就是符号存在的界限。
（p105）
语言从未在自身和其整体中确定。
语言只有以间接的方式借助于以它作为对象的某种描述时
【篇二：
知识考古学读书笔记】
知识考古学读书笔记
和很多人所接受的教育一样，在面对历史与现在甚至未来的关系上，我们总是默认现实是从历史中演变、进化过来的，至少是人类社会在依照着不易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控制下一步一步地在必然和偶然的交相影响下前进着。
现实中的每一点都能够在历史中捕捉到由来和嬗变的踪影，历史是存在着规律和终极本质的。
但是这一貌似真理的观念在福柯看来却不尽然、福柯认为很多“现在”的历史学家往往只是用当下的原则书写历史，因此，虽然他们也可以追溯历史渊源，但却无非只是在观念系统上论述了从历史到现实的进化规律而已。
福柯的理论中，历史往往存在着断裂和碎片、而且往往是以扭曲的异化形式存在着。
因此，用历史学家的方法只能在今人的世界里追溯到古人的遗迹；而福柯是通过研究各个社会的不同的历史档案，来揭示产生不同知识领域的话语构成和实践，并由此揭示现实世界存在、异变的扭曲的根源。
可以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可称为在时间过程中理解现实的“历史社会学”。
（我所理解的是，“在时间过程中理解现实”，也许是从历史档案中，以当时、当地、当人的特殊性去理解具有差异性的历史。
而不是简单地讲社会的推进理解成死板地规律。
差异性、断裂性、最终的落脚就在于特殊性。
）
那么，就要注意“历史档案”。
福柯所谓的历史档案，在我看来也就是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面对在特定条件、特定环境和特定关系中的话语实践，研究人们说出来的话语，亦即“说出来的事件。
”福柯把那些尚未成为哲学概念系统和科学知识体系的“说出来的事件”称为“档案”。
也就是实践层面上，人们说出来的“话语”。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对语言问题展开了充分地论述。
但是他不是分析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运用规则，也不是分析语言作为概念、判断同其所指物的关系，而是去揭示语言是如何构建事物之间的关系的。
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揭示语言所指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被语言建构起来的，又是怎样在语言的控制下存在、断裂和变异的，即福柯所谓“话语实践”
（这是理解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难点，我也不太理解，去揭示语言是如何构建事物之间的关系，所要表达的是什么？
是社会事实、人的互动的网络体系是通过语言的表达被建构起来的？
人们的话语的表达是主观的，实际发生的事实是客观的，何以在这两者之间发生主观
去构建客观的关系？
如果必然在这样的控制之下会发生断裂和变异，那为何还要以不可靠的主观去研究。
唯一能解释的，我认为只能想福柯研究的不是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通过话语的表达可以揭示在这种话语体系中说话者所处的地位、群体、权力等人际问题或群体间的网络关系问题，就好像我们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一样，胜利者有资格去主宰话语权，而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权力的更替？
）
这里的实践不同于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的以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行动过程，而是言谈、对话和书写的语言表达与交流过程。
他认为，话语实践不同于纯粹的观念或意识层面上的精神活动，因为言谈和对话说说出符号，都是可以感知的具有物质性的活动，而且也是思想内涵和物质形式的统一。
因此福柯认为面对话语实践的知识考古学具有超越形而上学思辨的感性现实性。
总的来说，我认为，理解知识考古学的重点在于如何去理解话语实践。
吴剑呼
【篇三：
《考古学是什么》读书笔记】
《考古学是什么》读书笔记
陈成20141010209民族学
本书是由王然先生和张承志先生根据中国考古学界的大家——俞伟超先生的十六篇文章（包括论文、杂文、访谈录）编排和选取而成的。
它以向普通读者介绍考古学的基本知识为目的，以通俗简洁又不失专业性的语言为笔调，从考古学的历史、方法、性质、目的、意义、未来及其他方面，详细地说明和解读了“何为考古学，怎样进行考古，考古学有什么意义”等学科基本大问题，并使读者真正地了解到“考古学是什么”。
这本书，虽然已是上个世纪的作品，但对于想要了解考古学的刚入门的学生和普通大众来说，很久都不会失为此学科中必读的经典。
该书分总有十六章，分为一个序章、十二篇论文及杂文、三个访谈记录。
下面我就逐个进行摘要、解读和归纳。
序章时代的召唤和时代的限制。
本章是由选取者张承志先生为其师俞伟超的此书所写的序言。
此序言分为三节。
第一节写出了当今考古学工作者的普遍性困惑，即在理论上从众多的文物资料中无限地描述人类逝去的真实生活这一需要，与在现实中基本不可能完全解读过去的历史这一事实之间的永久矛盾，它使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在心理和意志上受到了强烈的困苦影响，但这一矛盾却是不断促进考古学者去发现和解读历史与生活必须动力之一。
而在当今，一方面考古学者在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了坚
固的“考古学文化”大厦，但另一方面，又使大多数考古学者满足于器物和遗址的挖掘和解析，从而减少了对过去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发现与解读的热情与理想。
而俞伟超先生，却是少数原始理想派的代表。
第二节写了俞伟超先生对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变革的追求和对古代历史和生活的重视。
他想要通过考古学说明古代社会以解释现在和预见未来，而要做到这就必须使考古学在顺应时代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变化，尤其是考古学要在理论、目的和意义这三个方面回归“人”这一最终目的，这也是俞伟超先生后半生的学习目标。
第三节则写了俞伟超先生这一目标的现实矛盾：
一方面是自己理论的变革性和人文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是考古学的日益科技性和物质化的现实。
它造成了考古学发展的巨大困难。
本书的编写，也许就是对这个矛盾进行尝试性解决，而考古学要真正地前进和发展，在我看来，则只有依靠广大的拥有判断力和正义的新时代考古工作者来进行长期的努力与探索才能够实现。
第一章：
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
本章中，俞伟超先生就考古学的三大科学理论之一——考古地层学的大体知识进行了介绍和说明，它分为五节。
第一节主讲考古地层学的形成与在我国的应用。
原始考古学是以少量遗迹和传说来推测古代社会的知识门类，它缺乏严格的逻辑性和稳定的共识性。
近代考古学则以文化复兴为契机，取得了美术考古和器具考古的成就，如丹麦考古学家裘琴逊的“石器、铜器和铁器”的古时
代划分法，但仍旧没有稳固的科学理论来支撑和证明。
真正的传统考古学的产生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西方考古地层学的出现和使用为标志的，它的决定性事件一是德国商人施利曼利用在地质学中发生的地层学来发掘历史遗迹特洛伊古城事件；二是彼特里后来也利用地层学建立了一个埃及“前王朝系列”历史，并提出了“考古学的全部工作是重建已经消逝了的生活”这个著名考古主题。
从此开始了传统考古学的光辉历程。
此后，毕德里弗斯在发掘古罗马遗迹时进一步强调考古时探明地层关系的重要性，并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考古地层学终于成为西方考古学的基本理论。
在中国，瑞典人安特生在发掘仰韶文化古迹和李济先生发掘殷墟遗迹时简单地使用了西方的地层学，但都不够严谨科学。
中国真正的传统考古学的出现，是1931年梁思永先生以西方地层学为理论来主持安阳后岗发掘并发现三叠层关系开始的。
从那以后，考古时必须以地层学划清地层界限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根本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众多辉煌的考古成就。
第二节是讲了“考古地层学”的基本理论。
作为从地理地质学中演化出来的考古地层学，它以自然科学中的岩浆活动和地壳运动为基础，形成了拥有自身历史特色的地层学五条原理：
一是不同时期形成的文化层和遗迹单位，是按从早到晚、从下到上依次堆积而成的。
二是同一文化层和同层遗迹单位的形成和遗留形式不是水平的。
三是次生堆积会形成早晚颠倒的倒装地层。
四是形成不同文化层的原因，在于堆积内容的变更；而文化层的堆积厚度，不是估计形成时间的尺度。
五
是遗迹本身同遗迹内文化堆积在形成时间上的距离是不等的。
这五大条原理对于考古地层学来说，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但它们成为关键的原因和众多实例，也是考古学入门者必须要了解和掌握的！
只有在批判性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促进该学科的时代性发展。
第三节说的是区分文化层层次的基本方法，它有五个步骤。
第一是根据土色和土质来区分层次。
第二是以平面和剖面相结合来识别，也是区分平面层次的必要手段。
第三是包含物的变化，可以引导发掘者及时发现层位关系的变化。
第四是要坚持先清理晚期堆积，再清理早期堆积的文物发掘原则。
第五是要分层清理同一层次里的遗迹，才能更完整地看到遗址内各活动时期的遗痕全貌。
以上五条，加上工作者严肃认真的态度，只要有过一次经验，就可以进行简单的实地考古了。
当然，对于这五条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生，还必须掌握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学会根据现代科技来进行方法变化，才能更好地实地考古。
第四节主要说了采集各层次包含物的基本要求，它有三大要求:
第一是要按发掘单位单层采集文物。
第二是要依据不同种类的出土物，来进行具体性的采集，如对自然产物和人文遗物来分别清理与收集。
第三是记录出土遗物的基本要点：
第一点是要按照出土单位与层位；第二是对于各种小物件，要进行严格的专业记录法来记录，必要时还要运用坐标法和复杂的数学方式；第三是凡是与遗迹单位有一定关系的其他遗物，必须要把这种关系记录下来。
这三条采集规则，对于一个好的文物工作者来说，必须要在实践中来检验与发展。
第五节是关于记录层位关系和解释文化层成因的相关问题，俞老在这提出了四条必须引起重视的要求。
第一是平面图和剖面图记录的层位关系，必须符合文化层划分的客观情况和地层堆积的最初原理，还要与整个发掘区的图互相吻合。
第二是要随时绘制不同堆积现象并列的平面图，以全面地记录各层遗迹的分布情况。
第三是层位关系的照相记录，要尽量突出主题和表现出各文化层差别的质感。
对于这一节，我觉得，在现代扫描科技和立体电子分析时代，是有必要做很多新方法的创新与使用的。
对于这一章的总结，我觉得考古地层学的基本理论俞老已经讲得足够精细，但那些众多的具体方法则还需要自己在实践和其它书籍中学习与运用。
当然，由于科技的进步与认识的发展，其中的一些说法的确需要创新。
第二章借鉴与求真
本章是俞老为一本日本考古学书籍《地下文物发掘调查手册》所写的介绍文章。
由于日本考古学发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它所积累的考古经验和运用的
科技方法的确比较丰富和先进，所以俞老对于日本考古学成果很是推崇和求知，当然最终是以其来推动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
对于这本书，俞老总结了三点结晶：
一是考古学调查、发掘和实践要尽量规范化；二是考古发掘区的安排形式要尽量灵活性；三是考古遗迹与遗物的清除与整理要尽量科学化。
这三点，对于当时学派众多、比较封闭和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考古学界，的确是重要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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