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到身体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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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到身体一

从性别到身体

（一）

从“60后”女作家的代表人物陈染、林白的作品被命名为“私小说”的那一刻起，关于女性写作中的“私密化”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很多论者提出这种女性隐密的书写存在的巨大危险是，当写作成为满足窥视欲的一个窗口时，作品的热闹与畅销倒反而使得女性再次陷入男权欲望化视域的泥淖——她们所努力反叛的，最后却被市场规律有效整合进了主流文化。

但是我想，消费主义时代的市场定律是不可逆转，也无须责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说到底，它跟文学的关联只是其中极小的一个侧面，而女性写作却有着它本身发展的独立性，它在这个阶段的呈现姿态最初并不是有意识地迎合市场、媚俗读者的，（虽然随著作品的推出及市场效应，她们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地介入了“迎合”），而是有着自身的艺术规律，这个规律显然与女性的生存状态与观念解放密切相关。

所以，当我们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观看“60后”和“70后”女作家的写作时，我们发现，两“代”女性书写者提供给我们的恰是一幅相对完整的女性自我认知的图画——从性别到身体，她们的写作试图完成的，正是女性由“自在”到“自为”状态的一次努力，关键问题是，这种努力对文学艺术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很多女作家将“写作”看作是一种“飞翔”——女性展示个人生命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姿式，无论是中国的林白（《致命的飞翔》），还是法国的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同为女性的批评家乔以钢先生因此曾把中国90年代的女性文学概括为“沉重的飞翔”，这里，我仍愿意用这样一个带有自由而轻快色彩的词汇来形容世纪之交的女性书写，我要探究的是，在“60后”和“70后”女作家这里，当女性书写者以更具个性化的姿态“飞翔”起来，她们的区别何在？

她们走向了或正在走向哪里？

在通往女性自由解放的路途中，她们的飞翔是攀升还是坠落？

女性书写的价值应该怎样体现？

性别压抑：

从反叛出发……

2000年前后，这个世纪交替的临界点，女性写作为文坛带来的冲击绝不亚于1995年世妇会在中国召开时的力度。

“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70后”美女作家、“卫慧棉棉之争”等等话题成为媒体造势的热点话题。

“女性”这样一个性别群体的写作者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放大、突出和强调过，而对这个写作群体的一种形容——“美女作家”无疑使得她们的写作继续升温——“50后”的作家铁凝、王安忆们是美的，“60后”的陈染、林白、迟子建也是美的，可是从没有人命名她们为“美女作家”，或者说此前从没有人想到将美貌与文学写作相提并论。

而从这个年份上溯五年，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也曾为女性作家群体带来过前所未有的狂欢场面，这次狂欢的最大受益者是当时文坛风头正劲的“60后”女作家。

“70后”和“60后”女作家——这两代人显然比前辈们更幸运地“赶上了好时候”，“女性”这一群体的性别劣势此时变成了一种优势，尤其是在“70后”女作家那里。

那么，当我们延续这样一种思路，站在性别的角度去观照“70后”女作家的写作，曾经让几代女作家们焦虑和呼告的性别压抑是否仍然存在？

与“60后”的女作家相比，“70后”在写作中所体现的性别观念与生存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要想理清楚这个问题，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女性之于男性的态度与表现——从亚当夏娃诞生的那一刻起，这个世界的生动意味就是由两个性别间的交流与磨合来体现的，在女性被统治而又不觉醒的时代，女性对于男性的基本态度是畏惧和服从；而在觉醒之后的本能反应往往是从反叛出发——反叛命令、压抑、控制等等一切来自于男性的意识形态。

所以从“60后”和“70后”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男性评判姿态中可以看出她们性别观念的某些变化。

陈染的《私人生活》无疑是一个“60后”女性对个人成长三十年的最好总结，其中包含了各个层面的人生观念，比重较大的一个层面的内容即是对于男性的价值定位及这种观念的形成过程。

总之，“许多男人就是这么一种矛盾、暴烈、神圣不可侵犯的人”，面对来自于男人的压抑感，女孩的反叛方式因为惊惧而显得无力与虚弱：

当T老师的手在倪拗拗的身体上抚过之后，她在想象之中以同样的方式报复了他：

“在一种混杂着愤怒、激奋与反抗的矛盾情绪中，我忽然想举起我的手，在他身体上的相应部位也重复一遍，说：

‘私部，就是这儿。

私部就是那儿!

’”但这个场景也只是一种想象。

在“60后”女作家笔下，男性天生具有某种危险性，他是“伤害”、“强暴”、“压力”、“焦虑”的代名词，女性或避之唯恐不及，或远远地观看，带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与提防的情绪，即使是两性之间有了频繁的相处或交流，但这交流也是极不对等的交流，就像维伊的痛苦，她永远在寻找着一个可以打破阻隔、平等融洽相处的男性，而这个人尤其应该能够在精神上提供某种慰藉，但最后总是以失望告终，这种处境就像她的名字中包含的命定意味：

“维独伊人”的孤寂与无奈（陈染《时间不逝，圆圈不圆》）。

所以“60后”女性写作对归宿感的寻求最后往往走向女性自身就是一个可以想象的逻辑：

同性别之间的相互理解、体恤与关注，这种取向使得“60后”女作家的笔下出现了许多同性恋或准同性恋的女人关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瓶中之水》，陈染的《饥饿的口袋》、《潜性逸事》、《时间不逝，圆圈不圆》、《私人生活》等等），《私人生活》中“禾寡妇”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她极具象征意味地出现在倪拗拗的生命中，代表了宽容、温暖、纯粹与安宁，她以她绝无仅有的博大容纳着小小的“边缘人”倪拗拗。

“禾寡妇”因此具备了双重的救赎意义：

一方面她可以在精神上带给倪拗拗一种安全而宁静的归宿感，另一方面，她的抚摸又在肉体上缓解着倪拗拗的拘禁、压抑与焦虑，陈染小说的性别观念已经非常明显：

在解决女性个体困境的问题上，求助于同性要比异性更安全可靠些。

与“60后”相比，“70后”女作家小说中的两性关系要轻松许多。

一方面女性完全可以无视男性的意志或威压肆无忌惮地表达对他的姿态：

欣赏迷恋、欲望要求（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上海宝贝》），排斥反感、嘲讽戏弄（盛可以《干掉中午的声音》），另一方面，在更前卫的这些女性的观念中，肉体完全可以无视并跨越精神的阻隔体验纯粹生理的欢愉，不必像陈染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在肉体的渴望中固执地要求精神的抚慰。

基于这两点原因，“70后”女作家的笔下的两性关系不是那么紧张和对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种根于历史的压抑感已经完全消失，“70后”女作家的有些文字中不经意间仍然笼罩着因不平等而带来的生命阴影：

卫慧曾引用艾瑞卡·琼的话作为小说章节的开头：

“一个女人选择写作这个职业，多半是为了在男权社会里给自己一个阶层。

”（《上海宝贝》第三章），金仁顺《月光啊，月光》中男友对女友的猜忌，盛可以《干掉中午的声音》中魏老师的猥亵心态……都是性别压抑的征象，但她们的反抗方式显然潇洒了很多。

木子美也曾在文章中谈到过她个人这种无爱之性的追求也是源于一次彻底的被伤害，后来带有玩弄色彩的男性态度无疑带有报复的意味。

这“复仇”既是对性别伤害的一次自慰，同时也是一种不讲方式不计后果的反击：

“因为不害怕，这轻易就能爱上一个男人，轻易就能跟他上床，轻易就能从他身边离开。

也因为我太轻易，男人们轻易就可以把我忘记。

”

这种对男性的态度因为“轻易”而显得轻松，但同样因为轻易，那些可能发生在两性之间的弥足珍贵的感情已经荡然无存。

“50后”女作家方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总的来说，女性文学始终充满了对男权意识的反叛，但我的反叛是男性可以认同的，林白、陈染的小说的反叛可能对男性作家来说已经出格了。

至于卫慧这批作家，她们的小说其实更多引起的不过是男性对女性隐私的兴趣。

……是不是公开自己的隐私，抛弃伦理道德，才叫反叛？

我认为这种反叛太表面化了。

我的小说中的反叛意识主要体现在一种独立的思想层面，这种反叛应当说比暴露女性隐私的小说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

方方的这段话其实将“50后”、“60后”、“70后”三代女作家的性别观念和反叛方式作了简短的评价，姑且不论卫慧们的写作是否在反叛，而反叛是否如方方所说“太表面化”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女性写作源于一个相同的出发点，即用写作本身发出女性的声音，改变既往曾经定性定位了女性形象，她们都是从反叛出发，只是走向了不同的目的地。

性别压抑在“60后”那里以尖锐化的方式呈现，有时不惜被放大和强化，而到“70后”那里，已经被淡化和消解了，成为若有若无闪烁在生活中的一个背景，不成其为主要问题；从“反叛”出发，“60后”达到的目标是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对抗、消解、拆除，两性之间有些不共戴天的味道；“70后”则有效利用、和解、亲和，或者说在以更洒脱的方式反叛拆解着这些压抑。

在“70后”女作家笔下，与男性的沟通、相处以至于相安无事地共存已经不成其为问题，或者不是生命的主要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个时代大家共同感受到的生命难题，无论男女：

比如爱情是否存在？

能否经得起考量？

人性的脆弱怎么应对？

心灵的苍白怎么解决？

金仁顺《彼此》、《爱情诗》、《桃花》，戴来的《甲乙丙丁》、《我们都是有病的人》、《茄子》，朱文颖的《世界》、《猫眼》、《蚀》、《贾老先生》等等，这些作品在追问人类生存之痛方面表现了“70后”女作家的独特与深刻，仅就这一点、这些女作家而言，我认为，“70后”较之于“60后”还是有了一些进步：

从那种过份的性别强调与专注中走出来，倒有可能获得更广阔的视域。

“身体书写”：

从身体出发……

“60后”与“70后”女性写作之所以具有可比性，一个非常醒目的共同点在于，在这两代女作家的笔下，那个被尘封和忽略已久的女性的“身体”完全敞露在舞台的正中央，“70后”的一些作家更是不惜将这具身体放置在强烈的聚光灯下。

从“60后”女作家的写作渐成气候的那一刻起，关于她们的命名和评价里就出现了这样的词汇：

“私人化”、“私小说”、“身体书写”……直到“70后”的代表人物卫慧、棉棉出现，“身体写作”几乎成为批评界对这类作品不约而同的一个命名。

早在2004年，《文艺争鸣》就曾经对“身体写作”作过专题性的讨论，包括林树明、阎真等在内的批评家们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剖析，林树明指出：

“身体书写”的始作俑者埃莱娜·西苏强调的这种书写“是一种解构等级森严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文化策略，并非指用一种身体姿态去表达或诠释意义，而是指用一种关于身体的语言去表达女性整体的、对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全部体验。

”

面对埃莱娜·西苏的这样一种理论，我们至少要在如下方面保持清醒：

首先这一理论发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身体”的很多层面仍以禁闭的方式存在，打开需要勇气，也的确体现了价值，西苏正是从打开物质意义上的“身体”出发，论证了女性展示自身的必要性；其次，西苏对身体写作的强调和认可建立在一种“泛身体”的内涵之上，即她所谓的“身体”是代表了女性声音、行为、意志等综合呈现的女性“身体”，并不仅指“肉身”，所以说她所倡导的“身体书写”并不意味着囊括了所有对肉体、性爱、放纵感官的书写；再次，西苏的“身体书写”也只是女性写作的一种类型，是对偏于感性、自我、情绪型的一种写作倾向的描述，这类作品擅长表现女性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

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的和逐渐的觉醒，关于对一个曾经是畏怯的既而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

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

”

因此，我们这里探讨的“身体书写”也只指向女性写作的一个部分，无论是“60后”还是“70后”，必须清楚的是，在这两代女作家群体中，当陈染、林白、棉棉、卫慧、盛可以以“身体”的方式经营着自己的文本时，同样还有另外的作家在以“头脑”的方式经营着，比如徐坤、金仁顺、戴来等——“身体写作”绝不是女性写作的全部。

但我们仍可从“身体”（物质意义上的“身体”）出发，梳理在这条线索之上女性写作带给我们的启发：

对于活跃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坛上的“60后”和“70后”女作家而言，她们对“身体”的关注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书写“身体”意味着什么？

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同样要回到作品本身观看一下“60后”和“70后”对于“身体”的具体感知及书写方向。

陈染在《与往事干杯》中曾经详细地描述过一个女孩子在生命意识萌动的最初对自己身体的感觉：

“她躺在被汗水浸湿的床上，拿着一面镜子对照着妇科书认识自己，镜子上上下下移动，她的手指在身体上代表着另外一个手。

她不认识这柔软的手，这烧红的面颊；她不认识这光滑的肌肤，流泪的眼睛，胸壁上绽开的坚实的乳房。

她就那样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她不认识这柔弱绵软的身体，她不知道自己在认识什么……”

“60后”对身体的认识与描写带有探索的意味，那些肉体层面的特征带着陌生感在自己的眼前慢慢展现出来，这具身体与生俱来，但却被长久遮蔽，而且与身体相关的性征和正常的生理要求全部打上了罪恶和羞耻的烙印，因此当“60后”笔下的女性身体开始苏醒，那种欲望要求和身体快感便理所当然地被加载了沉重的负罪感，她们不能想象为什么心理上厌恶和排斥的一个男人会引发肉体的渴望，比如倪拗拗对T老师：

“T的身体始终压在我的心里和肌肤上，拒绝的渴望与排斥的向往，这一对矛盾的感觉纠缠着我，我无法解释自己的需要和行为。

”“她此时的渴望之情比她以往残存的厌恶更加强烈，她毫无准备地就陷入了这一境地。

在这一刻，她的肉体和她的内心相互疏离，她是自己之外的另外的一个人，一个完全被魔鬼的快乐所支配的肉体。

”（陈染《私人生活》）

事实上，从《私人生活》出现上溯十年，“50后”的王安忆就在“三恋”中触及到了这一问题，但她是从理智的角度审视人类本能的力量，性别的色彩不太浓烈；陈染却不同，她开始了一次对女性精神和肉体的认真的直面；如果说王安忆还在远远地打量，陈染则是正视并逼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