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日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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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亲的日志

关于父亲的日志

闲来无事，翻出一本散文集。

随手打开一页，正是一篇记念父亲的文章。

当看到其中一句父亲是一本书，做子女的也许要用一生的时间才能读懂时，一阵锥心刺骨般的隐痛顿时刺上心头。

屈指算来，父亲离开我已有六年了。

这六年里，我无时无刻地不在思念着他。

我甚至企求上苍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做一回父亲的女儿，那样我必定将自己所有的孝心都给予他，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

然而上苍永远不会给我这个机会，我也只能在愧疚中缅怀父亲了。

父亲只是个普通工人，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出生的家庭曾经是很显赫的。

他出生在江苏一个大户人家，属于书香门弟，祖上遗留了不少田地和房产，父亲儿时过着少爷般的生活。

后来日本人来了，家产全部被抢光，家道中落、一贫如洗，全家被迫逃难到上海。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放弃了学业，不到14岁就给人当学徒、做小贩整日在外奔波劳累。

解放后，父亲为了获得一份高收入，瞒着家人报名到外地油田会战支援石油建设，从此一别上海40余年。

父亲的家世我也是成人后才得知，但在我很小时候，我就知道他的成份是地主。

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里，我好像天生就低人一等。

别的孩子肆意欺负我，我不敢做丝毫抵抗，我怕他们骂我是小地主；小学每学期开学都要填成份，那是我最伤心欲绝的时刻。

每次在我胆颤心惊地填上地主时，我都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为此我曾经在心里恨过父亲很长时间，我恨他让我小小年纪就要承受那么多的屈辱和难堪！

记得有一次父亲回上海探亲，给我带回一件祖母亲手缝制的缎子夹袄，夹袄上还有祖母用金线精心绣制的花边。

当我穿着这件新衣服上学时，同伴们嫉妒得眼珠子都要瞪红了。

他们一边朝我吐口水，一边骂我是小地主。

我一路哭着跑回家，将那件衣服狠狠地扔在地上，再用力地踩上几脚。

父亲让我捡起来，我倔强地就是不捡，父亲气得扬起手要打我。

我一边哭，一边叫嚷着：

谁让你不是贫农？

你为什么是地主？

如果有贫农愿意要我，我现在就不做你女儿！

父亲扬起的手慢慢地又放了下来。

那一时刻，我分明看见父亲的眼角里含着眼泪。

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很严厉的。

他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女孩子从小就要受规矩。

他像培养一个大家闺秀般地培养我，我说话、走路、坐卧、吃饭乃至端碗的姿势都必须按他的要求去做。

小时候，他经常把我关在家里，让我背《三字经》、《增广贤文》、《弟子规》、《千字文》等古文。

而只比我大一岁的哥哥，父亲却放任他在外面自由自在地玩耍。

于是，这样一幅画面便在我脑子里永久定格：

父亲拿着一把尺子，我像个受戒的小和尚一样恭恭敬敬站在他面前，一字一句地背：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背不出来，父亲手里的尺子就高高扬起，而此时哥哥正躲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偷笑。

经常是我一边背、一边哭。

那时的我心里想的就是：

我怎么命这么苦啊？

有个地主爸爸，让我受这么多的臭规矩。

如果我有个贫农爸爸，保证我再不会背什么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了。

我渐渐长大了，地主成分已经对我的生活构不成丝毫影响。

长大了的我发现父亲是很疼爱我的，我开始心安理得地享受他给予我的一切。

记得上技校时的一个冬天的傍晚，寒流来临，气温骤降。

父亲担心我的被褥太薄，骑着自行车走十几里路来给我送厚被褥。

途中天降大雨，父亲怕被褥淋湿，脱下雨衣盖在被褥上，自己则冒雨前行。

当他来到我的宿舍时，嘴唇都冻乌了，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当时正沉迷于一本小说中，只顾躺在床上，连句问候的话也没对父亲说，更不用说去送送他了。

有句俗语说：

年轻时犯的错，上帝都会原谅。

而我对父亲犯的错，假如真有上帝，我想他肯定不会原谅我。

在父亲活着的有生之年，我从未给他买过任何东西。

我送他的唯一礼物：

一双羊皮手套还是我在技校参加法律竞赛获得第一名的奖品。

当我把手套拿给父亲时，他眼睛都笑眯了，连声夸赞：

还是女儿好，女儿有出息。

哪像儿子，一点用都没有。

他戴着那双手套坐单位的值班车，有座位他不坐，偏要站着。

他故意抓着上面的栏杆，让车上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戴着手套的手。

当有人夸他的手套漂亮时，父亲立刻得意洋洋地说：

这是我女儿奖的，我那个女儿可有出息了，别人都叫她才女呢。

我女儿文文静静的，一点也不像别人家的女儿疯疯颠颠的。

父亲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而他仍旧兴奋地自顾自说下去。

连母亲都看不下去了，对别人说他太虚荣。

唉，一双羊皮手套就能引起父亲那么多的满足。

可惜我对此认识得太晚了！

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就一直在山东会战。

退休后，他被反聘留在山东继续上班。

这其间，我结婚成家，生孩子，一心只围着自己的小家转，父亲被我渐渐地淡忘了。

只在逢年过节，我收到父亲托人带给我的礼物：

毛呢大衣或羊皮靴时，我才会想起原来他还在山东。

97年，退休已经5年的父亲终于回到湖北，回来后他就再也没有起来：

胃癌晚期。

在他住院的那段时间，我每去一次医院，心灵上就要受一次煎熬，我后悔自己对他的关爱太少。

坐在父亲的病床前，我问他：

爸爸，我真的不是个好女儿，你怪不怪我？

父亲笑着说：

傻孩子，爸爸怎么会怪你呢？

从小到大，你都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

你哥哥就说爸爸偏心，爸爸是偏心，爸爸就是喜欢你比喜欢他多！

病中的父亲话特别多，每次我去看他，他都要唠唠叨叨说上半天。

他对我说：

你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就死了。

医生说你没救了，不准备管你了，忙着去斗私批修。

你妈妈没办法，跑来找我。

我正在上班，一听就急了。

我跑到医院，逼着医生抢救你。

我说如果你们救不活我女儿，我就跟你们拼命，医生吓坏了。

后来又说要给你输血，我二话没说就让医生抽血。

那时我刚下夜班，头昏得厉害。

听着父亲的叙述，儿时的往事如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放映：

上小学时，每逢下雨天，父亲都会到学校接我。

怕雨水溅湿了我的裤脚，就一路背着我回家。

路上还边走边说：

有谁要小女孩啊？

我家卖小女孩。

我的女儿又聪明又漂亮，你们买不买呀？

趴在父亲背上的我就连声高叫：

不卖，不卖！

要卖就卖哥哥。

父亲接着又说：

你哥那个臭小子，没人要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注意到哥哥就走在他身旁。

还记得有一次，大概是我四五岁的时候吧，我在水渠边拔野花，一不小心掉进水渠里。

水流湍急，一下子将我冲出好远。

父亲当时正在很远的地方，他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疼痛，预感到我要出事，于是就拼命地往前蹬着自行车，一把将我从水里捞上来。

我上来时已经昏迷不醒了，他再晚来一步，我恐怕就不在人世了。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已经有些神智不清了。

有时我去看他，他都感觉不到我的存在。

然而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哥哥含泪对我说了这么一件事：

父亲临死前两天，突然回光反照。

他把哥哥叫到身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你一直说爸爸偏心，爸爸是偏你妹妹，所以你妹妹才那么任性。

你妹妹有得罪你的地方，你不要怪她，要怪就怪我，是我把她给宠坏了！

以后你一定要多照顾你妹妹，你是哥哥，你妹妹有事你一定不能不管。

啊，父亲，我深深挚爱的父亲，你让我怎么报答你对我那如海洋般深隧的爱呢？

写到这里，我已是泪流满面。

父亲是一本书，我做女儿的就是一位读者，我想我只能用一生的时间细心地去读这本书，才能够品尝出这本书中的酸甜苦辣，才能够感悟到其中所蕴含的人生真谛！

篇二：

父亲

听外公生前讲，65年，父亲从平江黄金矿调到岳阳麻纺厂之前，发生了一次矿难，死了不少人，当时从矿井里抬出二十多具尸体，其中一具是我父亲。

这二十多具尸体，零乱地堆放在山岗上，月黑，风高，砖头瓦砾中，三两只蛐蛐瞿瞿地叫着，声音深沉略带些沙哑。

山岗上，父亲慢慢的苏醒，远处，几盏昏暗的矿灯在风中摇曳，父亲重新站了起来，深一脚、浅一脚，踉跄着、蹒跚着回家。

父亲这段传奇的历史，不堪回首，很少有人提及。

从平江黄金矿，一同过来的一共有五家，父亲到麻纺厂后，被分配在机修车间，是班小组组长；后来在发电组还干过几年，八二年，抽调到设备科当科员，以工代干，应该属于正儿八经的干部。

1965年，麻纺厂刚刚组建，父亲被厂子安排到杭州学习。

十月份左右，母亲生我的时候，她一个人走了十多里路，到人民医院，医生说羊水没破，还得等会，老娘悠哉、游哉在医院门前的小摊上，吃了碗面条，从南正街溜达回来，进了妇产科，十分顺利地产下一男婴，生我的时候，既没有红光满地，也没有冒香气。

不过，我到底是十月份的哪一天出生，老娘早已记不得了，更不要说什么时辰，历史上有好多名人，生卒年月日记载也不是太全，我也就认命。

父亲、母亲最后形成共识：

阳历十月二十日，作为我的生日。

我曾去过名川大山，拜访过许多得道高僧，求神问卜，因为生辰八字不准，也就不了了之。

2002年春节，在君山湘妃祠，堂主看我的面相，说我再过十年，大米五块钱一斤，也能吃得起。

《2012》不是世界末日吗？

我窃笑。

生日之谜困惑了我四十多年，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在与我桂林的表哥，一次无意的谈话中，才知道我大舅记事的一个小本上，应该有我们全家人的生日记录，表嫂子翻箱倒柜后，才找到一本老掉牙的日记本，第一页毛主席语录：

为人民服务。

五个红色的二号字，属于楷体；第四页才是我的生日：

阳历十月二十一，阴历九月二十七，赫然在列。

小时候，岳阳的三伏天奇热，为了解暑、降温，正午，父亲总是将阳台蓄满水，水虽然只有两寸深，但偌大一个阳台，需要拎十五、六桶水，到下午四点钟，那水，被太阳灼热了一下午，有点烫脚丫子，必须将水全部放净，重新蓄水，每天的体力活，自然落实到父亲的身上，我们兄妹三人，小胳膊、小腿，只能帮父亲偶尔拎上一桶、半桶的；

到傍晚，因为有蚊子，家家户户，不敢开灯，把所有的纱窗和纱窗门，一律关严，开始每天必须完成的一项工作，就是拍打蚊子，啪啪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要不然，晚上肯定要遭殃；即使这样，蚊子不可能消灭干净，总有三、五只漏网份子，活跃在屋子里，叫人不得安生，每天晚上，父亲要起来四回、五回，开灯打蚊子，不把该死的蚊子打得血肉横飞，不能消停。

蚊子，也分三、六、九等，有的蚊子，笨手笨脚，没等上来咬你，就围绕着你嗡嗡叫唤，过早地暴露目标，只有挨打的份；有的，蹑手蹑脚，偷摸飞过来，在你背后咬上一口，吃饱了，喝足了，心满意足，沾沾自喜，停歇在白墙或者床沿上，狠狠一巴掌，拍下去，可算是报仇雪恨；有的，大大狡猾，吸吮完，找个安全的地方猫起来，神不知，鬼不觉，第二天，照样穿堂入室。

父亲，不光要为我们驱赶蚊子，还要给我们挠痒痒，在蚊子咬过的地方，涂风油精或者万金油；最不好玩的活，就是扇扇子，蒲扇，成圆形，不是太大，刚开始睡的时候，一般是由我和哥哥俩轮流给父亲扇，查一百个数，等到后来，困得不行，胳膊肘儿都抬不起来，也就查忘了，父亲一个人开始静静地给我们扇，具体扇多少下，不得而知，我们早已到安阳卖凉席去了。

现在条件好了，我为人父，十七个年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孩子干过这种体力活。

东北的夏天，晚上睡觉，凉爽，不用开空调，还得盖被子。

76年，为了庆祝四人帮被粉碎，父亲去渔场，买了八条大白鲢，每条应该有十多斤重，八毛钱一斤，准备担到外公家过年，四个舅舅，计划每家分一条，晚上，行李担到火车站，发现扁担过长，不利于上车，父亲到火车站附近，找到一个姓童的同事家，借了付短一些的扁担，在街上，不小心掉到马葫芦里，摔得够呛，半天才起来，等他拿来扁担，我看见他时不时地扶着后腰，隐隐作痛，后来，火车进站，由于父亲担行李费劲；加上自家行李包裹过大；上下的旅客又多，秩序不好；车厢门半开着；种种情况，造成我们全家没能上车，眼看着火车离去，只好等到第二天一大早，才坐上下一趟列车，到外公家的时候，已经是大年三十的那天下午，全家人年饭实际上是在火车上吃的盒饭。

父亲、母亲还有外公、外婆，四个人的生日，都是阴历三月份的，相差不几天，四个人的生日，经常放在同一天过。

79年三月，父亲四十，外公正好七十，照以前的惯例，也就都在岳阳一起过，请了好多人来家里，一共是六桌人，三桌摆在我家，另外三桌放在隔壁邻居家。

外公还特意在我家所有的饭碗底部，刻上了四十岁纪念的字样。

八十年代，父亲作为技术骨干，经常被厂里派出去，支援外地苎麻纺织厂，近的仙桃、石首、监利，远的湛江、石家庄，父亲三、五月就得出趟差，短则十天，多则两月。

父亲上调到设备科的那两年，还算风光。

他们科的科长就住在我家楼下，科长平日里艰苦朴素惯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四个兜，上衣兜兜常年挂两只英雄牌钢笔，没成想，后来抄他们家的时候，光韶峰电视机就翻出来四台，金银首饰若干，据说，他们家吃鸡，都是在半夜三更，鸡骨头碴儿和着煤灰，用黑色垃圾袋装。

九十年代初期，麻袋逐步被塑料编织产品所取代，麻纺厂彻底倒闭，原有职工全部买断下岗，现在沦为丽珠陶瓷批发市场，但市里交通车喊站的时候，还是在喊老字号。

九三年六月，媳妇怀孕不到四个月，父亲和母亲就来东北，做好了看孙子的准备，照父亲的说法：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孩子出生后，父亲天天逗孩子玩，不管听得懂，还是听不懂，父亲总是在重复橡皮麻雀洗澡的老故事；孩子三、四岁，出门，父亲总是把他孙子骑在脖子上，那时候父亲一点都不老，腿脚也利索，单位分大米，二百斤的麻袋，扛在肩膀上，根本不费劲。

跟我岳父在一起喝酒，还可以单独叫板。

九五年夏天，父亲和母亲领孩子坐火车回湖南，两张卧铺票不挨在一起，孩子事多，母亲一个人照顾不了，父亲也就过来相帮，一路上，白瞎了一张卧铺；车到北京，小姨子接的站，说话的工夫，孩子淘气，跑得无影无踪，母亲的腿当时就吓软了，这么大的北京，上哪找去？

还是父亲表现比较镇静，三找两找，便把孩子逮了回来，到底是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的人。

在岳阳，丢孩子的事，后来又发生过一次。

那次是中午的时候，父亲眯午觉，孩子自己偷偷开门，跑出去，父亲发动了所有亲属满世界找了三个小时，最后在隔壁膦肥厂，才找到正在掏沙子洞的孩子。

人们常说：

知子莫如父，其实，对我家孩子了解最多的还是我的父亲，他的爷爷。

我上班的地方远，孩子上幼儿园、读小学，父亲和母亲总是到点，结伴去接孩子放学，领着过马路，冬天路面滑，我有些担心。

孩子接回来，孩子在院子里，围绕着楼区跑，父亲跟在后面追，生怕孩子摔跟头。

久而久之，院子里的人，不知道父亲姓什名谁，但记住了这个在楼区追孙子的南方人。

父亲到东北来，人生地不熟，口音又重，还不愿意学普通话与人交流，邻居中，没有几个能跟他扯到一起去；楼下玩一毛、两毛的麻将，父亲也不太搭拢；倒是八号楼，一姓吴的老头，山东人，七十多岁，跟父亲混得乱熟，两人在一起，有说有笑，不管对方能不能听得懂，并不影响沟通。

吴大爷现在差不多九十岁了，还到处打听父亲的消息。

2004年，母亲在哈尔滨看冰灯的时候，摔断了胳膊。

祸不单行，没隔一月，父亲前列腺有些毛病，小便不痛快，我领他去医院化验，结果出来时，我们两去大夫那咨询，大夫问我跟父亲什么关系，我实话告诉大夫，大夫让父亲先出去，父亲极不情愿，大夫神经兮兮地告诉我：

父亲有可能得的是癌，需要进一步化验观察，多则半年，少则二月。

听到消息，我六神无主，倒是父亲看得比较开，他说：

莫听他卵叫，该死的卵朝天，不该死的万万年。

春节过后，我们全家五口，坐火车回家。

回到家后的第三天，我和媳妇领父亲去长沙湘雅医院复查，上午做的检查，下午结果还没有出来，母亲又和我哥赶到了长沙，取完结果，问医生，医生说前列腺有点炎症而已，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地。

晚上，长沙我本家大哥，接我们去吃饭，高兴之余，我第一次喝了一斤多白酒，醉得一塌糊涂。

饭桌上，父亲说，有时间一定要来大庆打官司，找那庸医算账。

05年，父亲还是不太顺，得了脑血栓，住了二次院，北京知名人士，爻了一卦，又着实吓了我们一大跳，06年1月份寒假，赶紧收拾行李，我们又一次回岳阳，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连续二年回家。

父亲，明显老了，站在那里，像一小截倾斜的土墙......和他说话，他总是点头呵呵地傻笑；说不上两句话，口水不停，身边时刻准备着一块干毛巾；香烟抽不到一半，剩下的一半已经湿得不象样子，再也无法点燃，只能是抽一节，扔一节；走道腿抬不起来，脚蹭着地，发出嚓嚓的声音；坐下去，嘭的一声，屁股直接接触到椅子上，缺少一个缓冲的过程；站起来时，要反复酝酿二、三次，才能一骨碌站起来，费好大劲。

看电视，从不换台，要么干脆不起床，说是被窝里暖和。

全家人去饭店吃饭，他默默叨叨，说是给饭店送钱搞么子。

过完年的一天，楼下小孩子鞭炮燎燃了对面二楼，大毛头家阳台的鸟笼，笼子里一只八哥，扑腾着翅膀乱飞，父亲正在厨房洗脸，第一个发现了险情，啊啊地直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父亲的手势，我才明白原来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火灾，我二话没说，趿了双拖鞋，下楼，绕过楼区，一路狂奔，到对面人家，来不及解释，冲进阳台，在跟前找了一桶子水，泼出去，这才把火扑灭，大过年的避免了一场火灾的发生。

扑灭完火，我才想起来，人家水桶里满满一下子竹笋片都叫我扬了出去。

在家的日子里，我陪父亲出去走，厂子里的人老远都扭着脖子，冲我们俩看，父亲总是跟人家介绍我们家的老二，从东北回来了。

人家也就跟我说回来看老爹来了，一定要陪老爹多住一些日子。

我每次哼哈答应，在家住了二十多天。

春节的时候，岳阳的车票特别不好买，要走的前一个星期，我在网上好不容易申购了三张到哈尔滨的车票，但必须去武汉取，那天，我是半夜十点多出的门，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一点多才返回岳阳，回来的时候，直接去我妹妹家吃饭，她家住城陵矾，刚到楼头，看见父亲一个人正向街口走去，我赶紧走过去叫住他，大声问他要去哪？

他咧着嘴笑，说是在等我，怕我找不着妹妹家。

我鼻子一酸，泪水模糊了眼睛。

心里想：

你自己搞陀不清，自己都要走丢了，却还挂念着我，我扭过脸，不让父亲看见我的泪水，乐呵呵地让他带我上楼。

父亲上了年纪，特别愿意回老家宁乡，最近四年，应该回去过五、六次，住的时间也长，一般都得两个月，去的时候，一般由我哥送过去，回来的时候，打个电话，由我妹妹接回来。

在老家，父亲的大哥、三哥还健在，大伯父今年八十岁，三伯父也应该七十五左右，父亲一般吃住在梅叔（六叔，喊梅叔是小时候就搞惯了的）家，梅叔有一个儿子，跟他父亲住在一起，没分家，三个姑娘嫁出去，二个在乡政府上班，一个在中学教书，经常性回娘家来看望父亲。

大伯父七老八十，比父亲的身体要好得多，带领父亲每日里在田间地垄走动，呼吸新鲜空气，要不到儿时伙伴家喝茶、聊天，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有一年，他们哥们还步行七十多里山路，到了湘乡，我五叔家，就父亲的行军速度，可以想象到他们哥俩的壮举，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05年，父亲从东北回去，再也没有机会来这，虽然他主观愿望，一直想来，但力不从心，不敢出远门。

脑血栓的药，父亲在家坚持早、晚都吃，每天早晨还知道出去吃一碗米粉，米粉1.5元，他固定在一家，从来不肯光顾其他家，得得嗦嗦地坐下，得得嗦嗦地去取一些配菜，得得嗦嗦地倒点酱油醋，悉悉唆唆地吃，米粉用筷子不是太好夹，断了半节的米粉散落在桌子周围，最后，得得嗦嗦地站起来回家，回家后抽上颗半节子烟，劝他莫抽烟，他不听，还振振有词，说没有几年抽了。

抽完烟，没有事做，睡回笼觉，到上午十一点，迷迷糊糊并没有睡着。

父亲的精神状态，比前两年强多了。

去年父亲七十岁，办了三十多桌，乡里的亲戚也来了不少，我因为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媳妇邮了些钱，我在网上，通过视频，用我特有的方式，为父亲清唱了《生日之歌》，然后把我能想到的关于父亲的所有歌曲唱了个遍，这是我四十多年在父亲面前，头一次声情并茂地唱歌。

特别是唱到阎维文的《老父亲》时，我分明听到父亲在千里之外，爽朗的笑声。

生日过后，我跟父亲谈心：

七十岁满了，咱们是不是也象国家一样制定一个未来的五年计划，目标用不着太远大，量力而行。

父亲听明白了，说：

那是当然，现在国家政策好，每年给老百姓涨工资，干嘛不多活几年。

篇三：

父亲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一上四去五，六退一还四，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歌谣里描述着太多太多的故事，歌谣里也告诉着我们一个真理。

听着这美丽动人的歌谣，仿佛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很小时候，回到了父亲的身边，聆听父亲手指挥洒自如地拨动算盘珠子的声音，看着他摇头晃脑夫子般不停地哼唱歌谣的样子。

我的父亲是一位远近闻名的会计。

16岁参加工作暨在一家公社百货站任团支部书记（兼会计），后调入县百货公司，工作都能做到兢兢业业，清晰有序，勤俭节约，奉公守法，去逝那年父亲还不满50岁（腊月二十九因肺癌病故）。

父亲的一生，为人谦和，做什么事儿心里总是装别人，不攀附权贵，不嫌弃穷人，谁有困难他都是第一个帮助别人的。

直到现在，不管你走到哪儿，只要遇到当年和父亲相识的人，哪怕是一个最让人瞧不起眼儿的人呢，只要一提到父亲的名字，大家都会树起大姆哥来赞不绝口地说父亲真是个大大的好人。

父亲虽然个头不高，但做起事来总是极其认真、处事严于律己，当了一辈子的会计，从没拿公家一分钱。

在世的时候，家里没钱没米，就要我们去挖野菜吃挖药材卖，就连衣物也都是亲属和乡邻们送的，三口人盖的一床被子都还是国家救济的，就连去县里因公开会都是啃一口馒头就一点咸菜。

单位挪用资金或不合理的开消时，经常是和领导争的面红耳赤，不亦乐乎。

父亲太重人格。

公元一九五几年，曾因为一个人指认父亲贪污，父亲毅然决然地把家从县城搬到农村，不论置身何处，做什么事儿，决不让人家说出个不字来。

后经县里和公社工作组核实，没任何问题。

就连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有惊无险。

那时候家里人口多，可他从不嫌吵，总是戴着那支老花镜，把帐目拿到家里来，在豆粒大小的煤油灯光下，一笔一笔的誊写，一笔一笔的核对，直到弄个水落石出，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从不让人说三道四，也从没出现过任何一笔差错。

父亲一辈子娶过两个女人，一个是姐姐的母亲李氏，个头不高，但人长得很标致（姐姐三四岁的时候她因病去逝）；一个是我的母亲张氏，体弱多病，却为他生育了九个子女（其中两个出生后夭折，我身上一个姐姐，身下一个妹妹），个个年龄相差都还不到两岁。

从父亲，到他的父亲、他父亲的父亲，寿命都不是很长，而且都是独苗，所以到我们这辈时，父亲铁定了心要多生几个。

那时候家里就他一个主要劳力，食少嘴多，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加上母亲常年有病卧床，他都是一个人既当爸爸又当妈妈，为我们洗衣、做饭对我们兄妹几个特别疼爱，还经常背着一个抱着一个的走几公里的的土路，带着我们去县城看电影，看秧歌，逛商店。

当然，不管我们哥几个谁在外面做错了事儿，他都会让我们跪着（抡着条笤疙瘩），直到最后哭着对他说爸，我知道错了，从来都是这样严妇教子。

父亲最尊重有知识的人。

他望子成龙心切，总希望家里能有个出息的，在十里八村也能让人瞧得起。

在他心目中，我是他最疼爱的那个，从来都是连一根冰棍钱（那时候才5分钱一根，有时候我和女儿说起来，她不不信呢）都舍不得拿出来花，全部省着然后用到我身上。

那时我们子妹七个，因为家里劳力少，生活贫困，哥哥弟弟们都没能上几年学，就早早的回家务农了。

算起来，我是读的最多的一个，因为我排行老三，视力不好，兄弟们又谁都不攀我，好在我没辜负父亲的遗愿，终于从一个农民走进了城市，走进了那本该属于我的文学殿堂，成为一名歌者。

父亲最喜欢他的算盘，常常不让我们随意碰它。

他也这样常常告诉我们说：

别小看了这算盘，东西虽小，但加减乘除里却蕴藏着太多太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更蕴藏着许许多多做人的哲理。

为了表示对父亲一生的尊重，受乡邻的委托，在父亲咽气的那天，我们用家乡的高梁秸杆给父亲做了一个算盘背在身上，随他一起下葬。

寓意着让他保佑我们子妹几个以后的日子会渐渐地好起来，保佑那些曾给予过我们帮助的乡邻们年年丰衣足食，越过越好。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一上四去五，六退一还四，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

在歌谣里，我们渐渐地长大，渐渐地长到了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终于，我们也个个成为了人父。

当然，在我们长大的同时，也渐渐地走来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一个由模糊渐渐的变得清晰的身影，那就是我日思夜想的－－父亲！

爸，我想你了！

多想再听你拨动算盘珠子时的哼唱的歌谣：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三下五去二，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

篇四：

父亲

阳光剪碎的树叶的影子照在院子的小床上，我躺在上面，眼睛在树叶的间隙里偷窥着阳光的明媚，摇曳在梦里的是童年里的无忧无虑与那份恬淡。

我在父亲亲切的呼唤里醒来，我看到他瘦瘦高高的身影在我的眼前晃，英俊的脸贴在我的脸上，他告诉我他要带我和哥哥一起进城去，我很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