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宽先生.docx

马文宽先生.docx

《马文宽先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马文宽先生.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马文宽先生

马文宽先生

在考古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文宽先生的大名近年来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他在古代外销瓷、西夏瓷及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最近,宗教文化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新著《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对20世纪以来在中国出土和发现的7至15世纪从伊斯兰世界输入的大量伊斯兰玻璃器、伊斯兰陶器、伊斯兰钱币与金条、伊斯兰金属器等珍贵文物,逐一进行对比、考证、研究并加以介绍,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伊斯兰世界文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2008年3月,笔者利用赴京出差的机会,专程慕名拜访了这位回族著名的考古学家、年过七旬的阿卜杜拉?

马文宽先生。

一

　　马先生身材高大,儒雅谦和,性格豁达,在他平淡祥和的笑容里看不到他曾经的坎坷和不幸。

现在,他和妻子住在潘家园附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家属楼里。

居室并不大,但素洁清雅。

　　马先生的高祖马从善自清朝咸丰年间由山东德州（或临清）迁至北京。

先辈们一直在北京和外地清真寺担任着阿洪,长房长子晚年则均回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清真寺任世袭伊玛目。

传至第五代尚有当阿訇者,但已无世袭伊玛目了。

马文宽1936年8月出生在北京。

他的父亲马春光阿訇,曾任河北省河间府、保定于家府、密云石匣、北京东单苏州胡同等地清真寺阿訇,晚年回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清真寺任伊玛目。

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安士伟大阿訇就曾在手帕胡同清真寺追随马绍文阿訇学经,在他老人家告老还乡时,曾托付马春光伊玛目日后代为主持其高足安士伟的穿衣挂帐仪式。

经过经堂教育培养起来的安士伟阿洪,1948年在马春光伊玛目的推举下被聘为北京手帕胡同清真寺阿洪。

马春光先生回忆说,那时,仅北京旧城区及附近就有四五十个清真寺,前些年因城市拆迁手帕胡同清真寺已不复存在了。

　　阿訇世家传统的家庭教育,从小培养马文宽勤奋好学、踏实刻苦的良好习惯。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聪慧的马文宽跳班考入位于前门西顺城街的山东中学,成为了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学生。

他曾站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矗立的国旗杆后面,亲耳聆听毛主席发出的宏亮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目睹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伟的国歌声中徐徐升起。

在这庄严的时刻,多少人心潮澎湃为之动情,他——一名13岁的少年也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亲爱的祖国。

　　1955年,马文宽从北京回民学院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然而就在他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后,又被召回原学校参加了近一个月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

运动中,因他有所谓的“思想问题”受到严厉的批判。

运动结束后,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地去大学报到了,而他则要留下来等待处理。

在经历了大约10余天难耐的期待之后,他被告知受到记大过一次的处理,可以升入北大学习。

马文宽先生这一辈子的坎坷经历,似乎从这时就已经开始了。

　　学习气氛浓郁的北大给马文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难忘的有两件事。

一是北大云集了众多全国著名学者教授。

无论是听他们讲课,还是从各方面得到他们的信息,都对年轻的马文宽的思想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深刻认识到,北京大学之所以在全国享有盛名,不是因为它有着湖光塔影、小桥流水的美丽景色,而是因为它集聚了众多德高望重的学者。

在这里,他得到了邓广铭、齐思和、张政烺、苏秉琦、宿白、邹衡、颜文儒等名师的指导,激励着他更加努力地去学习,从而为将来在学术上取得成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每日吃完晚饭后,马文宽就会随着众多的学子到文史楼阅览室“抢占”座位,沉浸于浩瀚的书海,直到阅览室闭馆。

这些刻苦学习的“北大记忆”和良好习惯,使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受益终生。

　　然而随着1957年5月的到来,这种平静而美好的大学时光被打破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当时,他既没有张贴激烈言辞的大字报,也没有当众发表过激的言论,只不过凭着一个人的良心,看到一些所谓的“右派”被批判时说了一些同情的话并谈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语,于是在当年的10月份,他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幸运的是1958年春,马文宽只受到了留校察看、跟班学习的“从轻处理”。

以后“右派”、“摘帽右派”、“没有改造好的摘帽右派”的身份伴随了他21年。

二

　　作为北大考古专业的高材生,马文宽期待着毕业后能投身于令他憧憬的田野考古事业,不料却在1960年毕业时,因为“右派”的身份,被分配至山西清徐县当了一名乡村中小学教师,而且这一待就是18年有余。

　　当时马文宽先被下放到山西省清徐县吴村参加劳动改造,半年后到该村初级中学当了一名教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凡是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遭受严厉的批判、游街和遣送农村劳改。

由于他平时教学努力,与同学们相处很好,那时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且还经红卫兵小将批准可以进行革命串联,并满怀豪情地徒步走到了北京。

一个昔日的“右派”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这在当时来说是极为少有的,而是他5年多来认真改造、积极努力工作的结果。

1970年,“文化大革命”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文革”前的当权派重新掌权,马文宽第三次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定为“没有改造好的摘帽右派”,受到多次批斗,随后被发往清徐县最偏远的山区继续劳动改造,等待处理。

在劳动改造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曾有数月在村办的复式小学给一至四年级的约20名学生上课。

1972年春,极“左”的高潮过去后,马文宽又被调到清徐县中学当了一名高中教师,一直到1978年底。

真主与坚韧者同在。

“文革”后期的批斗、劳改没有使马文宽屈服,清贫、孤独的生活没有使他绝望。

那时他与年轻的妻子两地分居,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在北京,而他一个人远在山西的农村。

当时他每月只能留下18.5元来生活,在经济极为拮据的情况下,他仍没有间断地订阅《考古》和《文物》两种杂志,在购买必要的考古书籍时也从不吝惜。

即使在担任极为繁重的两个人工作量的情况下,他也在深夜和节假日里坚持考古专业的学习,从未因任何外部压力有所气馁。

他清楚如果自己再放弃这一好学的习惯,可能真的就要跟心爱的考古事业分手了。

在他受迫害时,远在北京的妻子——一位坚强的回族媳妇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挺过来。

妻子精神上的支持给了他勇气,使他度过了许多艰难的岁月。

“谁要欺负你,你就与他们斗”,妻子信中的话至今想起来还令他欣慰。

　　将近20年脱离本职专业的时光,对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而言,或许真的可以成为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或许会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那段漫长又艰难的岁月却磨炼了马文宽的意志,更磨炼了他为中国考古事业作贡献的决心,养成了他豁达、坚韧的性格。

依靠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他在山西教书的岁月中不仅没有荒废专业,而且还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水平。

机会永远属于勤奋的人。

1978年，马文宽迎来了自己人生旅程的又一个春天。

这一年，在他的恩师、考古学界享有重望的苏秉琦教授的推荐下，经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所长亲自业务考核后他被正式录用，走进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马文宽先生告诉我，当时他被考古所接纳还有一段插曲。

考虑到他离开考古专业时间太长，考古所的人事部门已经把他的档案送到了传达室准备退回山西。

在这紧要关头，时任党委副书记的乌恩岳斯图无意间从传达室经过得知了这一情况，在他的积极奔走下，夏鼐所长决定亲自考考马文宽，叫科研处的同志给他写信，让他两个月内翻译一篇外语文章，写一篇考古论文寄回考古所作为工作调动的考核。

由于他在山西的日子里从没有放弃专业，没有荒废外语，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来到研究所后，马文宽对当时考核的论文《略谈战国漆器》进行了修改，发表在1981年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上。

这也成为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他对夏鼐所长的严格要求非常感激，从此开始了他盼望已久的考古研究之路。

三

　　调回北京的马文宽兴奋异常，他从心底感谢前辈师长和研究所，使他的后半生终于走上了考古研究之路，开始他心爱的考古工作。

靠着多年的知识积累，马文宽到考古所后很快就适应了科研工作，他先后找到了三个学术前沿课题，在古代外销瓷、西夏瓷及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上均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或许是为了挽回曾经流失的珍贵岁月，马文宽先生格外珍惜在考古所的日子。

他曾经对同行说，他这一辈子参加了两次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一次是作为一名考古队员参加了1979年至1982年在浙江省龙泉县东区瓷窑遗址的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使他熟悉和掌握了田野考古和室内工作的全过程，并为日后的田野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些是在考古研究所工作的立足之本。

另一次是他1983年开始调查，1984年至1989年主持发掘了宁夏灵武窑遗址项目的全过程。

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项工作。

但凡学习考古专业的人都清楚，要碰到重要遗址和重要的发现，除了汗水，还需要一点好运气，这或许正是造物主对马文宽先生曾经历的那些磨难的一种补偿吧。

　　在叙述他进行有意义的考古发掘工作之前，还是先谈一谈与此同时他穿插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吧。

　　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它将广泛的实用性与高超的工艺美术融为一体，精美典雅、耐酸耐碱、洗涤方便、质优价廉的中国瓷器远在唐代中期以后就开始向外输出，已持续千余年，形成了“海上陶瓷之路”，沟通了与亚、非两大洲的文化交流，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世纪，中国瓷器是出口数量最大、运销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商品之一。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商品可与之相比。

但长期以来，国内研究古代瓷器外销的学者较少，且没有专职研究人员。

1979年夏，马文宽在图书室偶然看到日本人三上次男先生的《陶瓷之路》一书。

他虽不懂日语，但借助书中的汉语词汇、线图等，粗略地了解到该书所谈内容是中国古瓷输往亚、非各国的概况及其航路。

看后他内心颇不平静，在思想上引起了巨大波动。

他不时地问自己：

瓷器是除四大发明和丝绸以外的中国第六大发明，为什么瓷器输出亚非各国的历史首先要由日本人来写?

为什么中国人开创的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陶瓷之路首先要由日本人来叙述?

于是他立志要从中国人的视角对这一学术课题进行研究，首先以千余年来中国古瓷销往非洲的历史为突破口，再逐步涉及中国古瓷销往西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欧洲和美洲的历史。

当然他知道这一研究的难度很大，因为这不仅要全面掌握中国古陶瓷的内容、中国古航海史的知识，还要对中外历史、地理有所了解，同时还需要提高有关专业的外语水平。

但他知难而进，利用每天晚上和节假日业余时间，青灯黄卷，焚膏继晷，深入研究了从唐代到清代古陶瓷远销非洲的历史，探讨了中非海上交通、贸易往来及中国古陶瓷在非洲人民生活中的作用。

这一时期，马文宽发表了《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大津巴布韦与中国瓷器》、《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及意义》、《论海上陶瓷之路》等代表性论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8年努力，参阅了300余部（篇）古今中外的书籍和研究资料，马文宽终于完成了此课题第一阶段的研究。

1987年，中国第一本外销瓷专著《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后期孟凡人参加了此书的部分工作）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该书根据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原文资料，就非洲各国出土的自唐代中晚期至清中叶的瓷器进行了全面介绍，并对其窑口与年代作了分析，内容涉及中非海上交通、贸易往来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揭示了中国古瓷在非洲人民社会生活与伊斯兰文明中的作用和地位。

这本后来影响了很多人的著作，在当时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好评，称“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中国古外销瓷的专著，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博得了学术界的注目和欢迎”，被认为是“中国学者写出的一本严肃的学术专著”，是“外销瓷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对我国刚刚起步的外销瓷研究作出了贡献。

　　在研究中作者发现：

“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古瓷运到北非和东非，阿拉伯舶商是主要角色，这种看法有失全面且不客观。

首先，应当承认阿拉伯等中间舶商在印度洋瓷器贸易中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的商舶贸易同样是举足轻重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处于重要地位。

据前所述，在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运至波斯湾地区的瓷器，中国船只的运输量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

到南宋至郑和下西洋时期，运至波斯湾、南阿拉伯、北非和东非沿岸的瓷器，中国船舶当起主要作用。

因此，中国瓷器贸易的发展和扩大是自力更生的结果。

同时也是中国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以及相关的经济、科技诸方面综合发展的必然结果。

那种过分贬低中国海运能力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

四

　　1983年的秋天，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汉代烽燧的调查工作，使马文宽的性格得到了陶冶，身心得到了极大锻炼。

　　大西北有着独特的风光，有着迷人的历史。

张骞、卫青、霍去病、李广、班超、班勇等都在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王昭君、蔡文姬等女中英杰为民族的和睦贡献了青春年华，边塞诗人写出过无数脍炙人口的篇章，更有成千上万戍卒常年驻守在大漠，为边疆的开发与保卫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

因此，大西北是马文宽先生多年期盼前往的地方，他想在这里凭吊古人，激励自己。

　　这次居延之行，实现了马文宽先生深入西北考古的愿望，使他的思想得到了极大升华。

在日后的文章中马文宽写道：

“居延地区的自然条件非常艰苦。

我们整日身处一望无垠的沙漠、戈壁之中，享受着风沙的沐浴。

每当午间在大漠中向日或对影而食的时候，难免有细小的沙粒随风入口。

一日驼行，暮至宿地,全身酸楚犹如散架一般。

然大漠风光令人陶醉,每日可见奇观妙境使人心旷神怡。

清晨可望见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日间或骑驼缓行于浩瀚的沙漠之中,起伏前进;或乘汽车疾驶在到处都是‘快行道’的戈壁滩上,犹如一马平川;归途中可观落日余晖无限美好。

这一切使我身心均得到陶冶与修炼,更增强了后半生豁达、韧性十足的性格。

”居延考古之行的另一收获是幸运之神向马文宽走来,使他捕捉到了陶瓷研究领域中的前沿课题。

　　当年的居延考古主要是调查汉代烽燧,但在工作中有时会遇到一些西夏至元代的遗址,采集到南方或中原各窑口所产的瓷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瓷片与常见的南北各窑口的产品有所不同。

还有一些近似河北、山西所产的较粗大的器物似乎又不可能是经远途而运至此地。

对古陶瓷研究有着深厚感情的马文宽来说,这些熠熠发光的瓷片使他兴奋,每每晚间在蒙古包内暗淡的烛光下摩挲、拼合,常常陷入深思——他推测距居延地区不远的地方应有窑址存在。

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刘观民队长的支持。

在从酒泉回北京的途中,马文宽经队长批准特地从兰州转车到宁夏进行窑址的调查。

从此他与西夏瓷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五

　　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众多名窑争奇斗妍,民窑遍布全国,后人对宋瓷的研究硕果累累。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地处祖国西北地区的西夏古瓷窑址和西夏制瓷工艺知之甚少,以至于1980年前后编写大型巨著《中国陶瓷史》时,苦于没有坚实可考资料的发表,未能将西夏瓷写入其中,留下了莫大遗憾。

故西夏瓷成了瓷器考古中的前沿课题。

　　到银川后,马文宽得到了宁夏博物馆的大力支持,驱车前往灵武县磁窑堡进行了两天的实地调查。

他发现采集到的一些瓷片具有宋代特征。

由此马文宽推想:

灵武县位于西夏王国统治的中心地区,而瓷片具有宋代特征,那么这一窑址就应该属于西夏时期的。

由于对窑址瓷片具有宋代特征判断无误,因而使这一极为简单的推理在以后的发掘中得到了证实。

　　宋时党项首领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建都兴庆（现银川市）,统治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青海五省（区）的部分地区,长达190年。

1227年,西夏为成吉思汗所灭。

昔日蔚为壮观的名胜古迹、珍奇异宝为战乱损毁,但灵武窑却是党项族创造的能摸得着、看得见的历史遗存,是西夏文化艺术的历史见证。

1984年至1986年,马文宽率领工作队历时3年主持了对宁夏灵武窑的实地发掘,后经1年的资料整理和2年的编写报告,完成了这项有着重要意义的工作。

与此同时他开始了对西夏瓷的全面研究。

瓷窑堡地处沙漠之中,窑址附近没有村舍,马文宽与其他考古队员们住在距之4公里多的煤矿招待所,其中还有1公里的沙漠地段,每日往返四趟很是劳累。

而且遗址在光秃秃的小山丘上,没有一点遮阳之处,炙热的阳光把人们的脚面烤得生疼。

由于此地多风沙,每遇到三级风沙则沙土漫卷,若遇大风只好仓皇收工,待工具尚未收拾完毕已是天昏地暗。

回到住处人人“面貌皆非”,洗脸后脸盆底往往是一层沉沙。

工作条件的艰苦给人以锻炼,发掘的可喜成果又给人以欢愉。

据考古资料显示,白瓷最早在北朝晚期烧制成功,历隋至唐发展成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

经国家多位资深专家,对灵武窑遗址中的西夏瓷器标本进行了科学测试,其胎中的三氧化二铁含量为1.16%、二氧化钛含量为1.31%。

由此得出了科学权威的结论:

“灵武窑瓷胎中的三氧化二铁和二氧化钛的含量均高于定窑白瓷胎。

但灵武窑瓷胎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量较磁州、当阳峪、扒村、鹤壁、浑源、平定窑的低。

这意味着灵武窑的白度较定窑为低,但较北方其他窑的产品均高。

”由于胎土含铁量较低,烧出的瓷器自然就比较白。

其他测试表明“灵武窑的吸水率较定窑高,但比北方其他窑低”,“灵武窑的烧成温度比北方其他窑稍高,较定窑低”,“灵武窑瓷胎的瓷化成度不如定窑白瓷胎致密,但优于北方其他窑的瓷胎。

由此可知,灵武窑瓷器的质量,较北方名窑定窑的产品低,一般均不低于北方其他窑的产品”。

西夏瓷釉化学组成属于石灰釉,黏稠度低,釉层较薄,有利于展现化妆土的白色。

另外,白瓷釉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铁量仅为0.66%,证实釉料淘洗较精,提高了釉的透明度。

这些说明造型优美的白瓷在灵武窑产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也是灵武窑的第一个特点,即器形优美的白瓷独领风骚。

灵武窑的第二个特点是剔刻花装饰技法的使用,大量各种色釉的剔刻花扁壶成为了西夏瓷的典型产品,剔刻花经瓶也是重要产品。

灵武窑产品种类繁多,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夏王国党项民族的生活。

瓷窑堡的重大发现使鲜为人知的西夏瓷得以重见天日,出土的大量遗物为西夏王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马文宽撰写的论文与有关文章《灵武窑制瓷工艺总结和研究》（合著）、《宁夏灵武窑西夏瓷的装饰艺术》（合著）、《宁夏灵武县回民巷瓷窑址调查》（合著）、《宁夏灵武磁窑堡瓷窑址调查发掘漫记》等推动了人们对西夏瓷的研究。

1988年,马文宽的专著《宁夏灵武窑》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1995年,由他主编的《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这两本倾注了马文宽先生大量心血的专著被誉为是西夏瓷研究的奠基之作,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空白”,“是我国瓷窑考古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成果,也是论述西夏王国瓷器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此后西夏瓷频频出现在有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之中,以至于将以前的词组“辽金”瓷器改成了“辽西夏金”瓷器,如200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辽西夏金》就将辽瓷、西夏瓷、金瓷并述。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和研究的深入,西夏瓷器逐渐向世人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在宋瓷百花园里,西夏瓷成了深深扎根于西北部大漠中的一朵璀璨耀眼的奇葩:

西夏瓷窑堡遗址发掘后被评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文宽也因此成为西夏瓷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六

在外销瓷和西夏瓷研究暂告一段落以后,马文宽先生从1990年起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作了调整,开始了对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课题的研究。

这是因为当他完成中国古瓷远销非洲的课题以后,自然转入到了对西亚、南亚的研究。

在收集到的考古和文献资料中,有关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关系的内容引起了马文宽的兴趣。

自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就有一批又一批的穆斯林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从遥远的阿拉伯半岛、中亚、波斯来到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马文宽发现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欧洲已有百余年的研究历史,在我国自陈垣、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开始,从文献的角度对此也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从考古的角度讲,中国境内伊斯兰文化的考古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与我国有着近1400年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史的地位极不相称,而这一课题的研究与中国陶瓷、外销瓷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中国瓷器与伊斯兰陶器的相互影响正是这一课题的重要内容。

马文宽明白,这项研究难度极大,难点很多。

首先,它涉及的研究范围颇为广泛,包括玻璃、陶器、钱币、金属器等,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才有可能进行研究。

其次,目前我国现存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外文资料极为稀少。

再次,课题本身需要研究者不仅要具备考古等社会科学知识,更要具备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必要的伊斯兰教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

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马文宽感到必须要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为艰苦的努力才行,于是他再一次知难而进,有着长期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

 -

人们一般都认为阿拉伯民族是沙漠民族,实际上在早期伊斯兰世界阿拉伯船只就航行到了东非和中国沿岸,并因此出现了一些富有冒险精神和精湛技术的水手。

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辛伯达航海记》,就提到辛伯达曾远航到过中国,开辟了阿拉伯到中国的航道。

该故事经考证为哈鲁恩?

拉希德在巴格达执政期间（786-809年）发生的事,可能参考了8世纪末到9世纪初远航水手们讲述的故事和阿拉伯地理资料。

　　1998年,德国海底寻宝者在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岛海域,曾发现过一艘满载货物的开往波斯湾的西印度洋海域的缝合帆船,船上载满唐代瓷器多达67000多件,其中长沙窑瓷近60000件,有件瓷碗带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即826年）的铭文,另有些碗心图案接近阿拉伯文“安拉”,不少瓷器在器形和纹饰上体现出鲜明的伊斯兰风格。

由此证明,至少在9世纪上半叶,中国与波斯湾沿岸诸国,特别是伊朗、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已存在大规模的直接的海运贸易,这也是唐代海上陶瓷之路兴盛的证据。

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和阿拉伯文字装饰瓷器的出现,说明了唐代长沙窑为适应伊斯兰市场需求已调整了自己产品的艺术特色。

　　在研究中马文宽发现,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往史上,瓷器起重要的媒介作用,中国瓷器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应该比826年更早。

中国的瓷器对世界影响很大,甚至连“中国”的阿拉伯文、英文译音本身就是“瓷器”的意思。

这种文化交流反映在物质文化中,便使双方手工艺品的工艺技术不断改进,彼此影响,这在陶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瓷器来说,中国瓷器的胎和釉色比伊斯兰世界的陶器更为精致,但伊斯兰陶器的色彩、图案却比中国更为鲜明,在生产技法、装饰技法上双方互有影响。

可见在文明的交往中,中—伊陶瓷器的相互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同时,伊斯兰世界有些工艺在当时超过了中国,如上世纪80年代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8件从伊斯兰世界进口的玻璃,大多完整且极为精美,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说明伊斯兰瓷器当时就受到过唐王室的钟爱。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

在通往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成就一番事业也同样需要如此。

马文宽将自己的课题选择为中国瓷器与伊斯兰陶器的相互影响后,许多同行感到不理解,怕他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有的老专家甚至与他吵了起来,觉得他在浪费时间,对他最初的几篇论文的观点也不认可,认为是牵强附会。

但10余年来,马文宽顶着外界的种种压力和不理解,靠着一颗执著的心,在广泛收集中外考古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执迷于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的研究。

　　马文宽先生颇为感慨地告诉我,科学技术确是生产力。

中国瓷器和伊斯兰世界的陶器主要有两点不同:

一个是胎质原料的配方不同（黏土只能烧成陶器）,一个是烧成温度不同。

中国烧的是倒焰窑,温度1200℃左右甚至更高,伊斯兰世界烧的是直焰窑,温度800℃左右,很少达到上千度者。

所以中国烧出的是瓷器,而伊斯兰世界烧出的则是陶器。

中国的烧瓷技术为此领先世界3000年。

直到1709年,德国才有了高温烧制的硬质瓷器。

所以马文宽认为,瓷器应该是中国继丝绸之后的第六项伟大发明。

明末清初之际,当时的中国常常是外国人开着满是白银的船进来,然后载着满是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的船回去。

鸦片战争后,这些曾经大量流入境内的白银又都被外国列强掠夺了回去,而且大大地超过这些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