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知视角下的译学术语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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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知视角下的译学术语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下的译学术语研究

　　摘要：

社会认知视角下的译学术语研究，以认知科学与原型理论为基础，以翻译学自身特点为参照，以语用、交际为导向，强调译学术语的多义性、历时性与动态性，因而可以更加全面、系统、动态地研究译学术语，从而为译学术语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

译学术语，社会认知

　　中图分类号：

N04；H083；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578（2011）02-0032-06

　　引言

　　传统的译学术语研究往往局限于概念的诠释，仅仅强调译学术语的标准化与共时性，没有考虑译学术语的语用与交际功能，因此不利于翻译学科译学术语的发展。

而且其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导致术语收录的平衡性较差、定名不够规范、译名不够统一、释义比较单一等问题。

译学术语要想有较大改观，需要和现代术语学理论相结合，通过各种规范措施，如编纂译学词典，使译学术语语言规范、内容明确，并能顺利进行学术交流与对话，这是译学术语建设的任务，也是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译学术语的规范需要吸收传统术语学基本原则，同时也应结合翻译学自身特点，坚持规定和描写相结合的原则。

传统术语学理论认为：

（1）术语的单一性，无同义词；

（2）概念的精确性，即一词一义；（3）术语研究的共时方法；（4）概念地位的突出（概念先于定名）以及术语定名原则和方法的统一。

后来，术语学的扩展概论对原来的术语理论进行了补充，如承认有限的同义术语或同义词，接受某种程度的同义术语等。

虽然这些理论对减少科技语言中的歧义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完全适合翻译学术语的发展。

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学科术语标准的普遍性特点，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学科术语的多义性与模糊性特点。

因此译学术语中的定名、译名与释义往往采取描述性和规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强调译学术语的动态性、社会性与交际性。

相对而言，社会认知术语研究理论则可以为译学术语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般说来，译学词典编撰通过尽可能全面收录翻译领域的术语或话题，以期系统反映翻译领域知识概要的专科知识。

因此，编纂译学词典有助于集中提供大量科学、稳定、系统的译学术语，但是由于传统的译学术语研究不能科学反映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因此导致某些译学词典的编撰不够权威、规范。

我们将从社会认知视角进行探索译学术语研究，并且为了研究需要，将从《翻译研究词典》中选取译学术语实例进行分析。

　　一　社会认知视角下术语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泰莫曼（Temmerman）于2000年提出了社会认知术语研究理论。

泰莫曼认为术语概念的定义须依据原型理论，概念的原型属性又依据于社会、文化、感知与认知的模式等，并提出了五个相应原则：

（1）社会认知术语研究始于具有原型结构的认知理解单位（unitofunderstanding）；

（2）认知是一个结构有序的事件；认知理解单位在认知模型中发挥作用并具有内与外的范畴结构；（3）依据认知理解单位的类型和交际双方专业化的层次和类型的不同，术语定义所需的必要信息也会随之变化；（4）同义术语和多义术语在认知中无处不在，需要对它们加以描述；（5）认知理解单位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术语的历史演变过程对认知术语单位有重要的影响；认知模式，例如隐喻的理想化认知模式，在新思想的形成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它是术语发展的动因。

泰莫曼把传统的术语研究与社会认知视角下的术语研究做出比较，如表1所示。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传统术语研究的关键词汇是“概念”，认为概念是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而存在，强调术语的单义性、共时性、逻辑性与指称功能，没有考虑语言在类典型与交际中所起的作用。

而社会认知视角下的术语研究的关键词汇则是“理解单位”，强调术语的多义性、比喻性、历时性与动态性。

社会认知视角下的术语研究认为，“概念”很少能够客观存在，人们往往通过“认知框架（cogni―tireframes）”或“理想化的认知模式（ideahzedcog-nitivemodels）”来理解世界，而这些模式往往与“理解单位的原型结构（prototype-strueturedunitsofun―derstanding）”密切相关。

原型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主要观点为：

原型是一个概念范畴或语言范畴中最具突显性、代表性的成员，所有其他成员与原型具有相似性；原型理论在基本范畴中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原型最大限度地利用基本范畴的效能，两者互相依存，共生于人类的认知机制之内。

由于原型义释义法的核心问题是概念结构研究问题以及义项间自然语义网络的复现，强调充分而准确地描述事物的典型表征概念，从而使“一词多义”等问题在原型义释义框架下得到较为满意的解释。

由此可见，社会认知视角术语研究理论强调术语描述的认知面、历时面和社会面，从而使传统术语研究中的概念一知识一决定一经验的模式受到了认知科学的质疑，并进一步促进了现代术语研究的发展。

但是泰莫曼局限于生命科学的范围，没有进一步指出术语的语用与交际功能如何在术语活动中起作用，因此存在一定缺陷。

二以《翻译研究词典》作为个案分析

　　笔者以社会认知术语研究理论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承认术语的语用与交际功能，以《翻译研究词典》作为个案，对其中的译学术语做出分析。

《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ofTrans―latlonStudies）这部译学术语词典汇集了当今西方译学研究状况的最新介绍，有力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

　　在社会认知视角下，同一术语的不同描述可以帮助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此术语的发展脉络，并且可以解决术语的“模糊特征”的问题。

译学术语的描述性是由翻译学自身特点决定的。

翻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决定了翻译学实践及研究必须注重直觉阐释和价值判断，翻译学的综合学科性质决定了其开放性品格，译学发展的现状又决定了翻译学上还有很多实践及理论问题悬而未决，因此译学术语研究的描述性原则有其客观必然性。

人们有时认为，术语并不存在意义上的“模糊”，但事实上，除了某些含义精确的专门术语外，在许多情况下，很难对术语的意义做出准确区分。

例如，该词典中关于“传意翻译（communicativetransla―tion）”的释义有三点：

　　1.传意翻译；交际翻译（又名communicativeapproach[传意翻译；交际途径]）用来指任何一种把翻译视作“发生于社会情境之传意过程”。

　　2.纽马克（Newmark）将此界定为两种翻译模式（另见semantictranslation[语义翻译]）之一，在此模式中“译者试图在目标语读者身上，产生相同于原文在源语读者身上所产生的那种效果”。

　　3.赫维（Hervey）与希金斯（Higgins）（1992）用来描述一种文化置换[culturaltransposition]的术语。

他们将传意翻译界定为一种自由翻译[freetransposition]，其中涉及“在目标语中用符合语情境的文化对等语来替代源文本的表达形式”。

　　从以上释义还可以发现：

（1）释义的排列顺序是按照信息的强弱来排列，也就是说，读者首先习得的释义往往是其核心词义，也是此术语的高频词义。

（2）每个释义都增加了参见与再阅读，以丰富、明确释义内容，增进人们对此术语的多方面理解；但是这些文献是按字母顺序，而不是按重要性排列。

这两种编排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接近或符合读者的心理表征，有助于读者查找并识别译学术语含义。

　　此外，某一译学术语的同义词也可以增进人们对此术语的多方面理解。

例如，该词典中关于“直译”的同义术语的词条主要列出三个：

“隔行翻译（interlinealtranslation）”“逐行翻译（interlineartranslation）”与“字面翻译（1iteraltranslation）”，并给出简明扼要的解释加以区分，指出隔行翻译是赫威和希金斯在1992年创造的术语，指极端偏重源语的翻译类型。

它与不那么极端的字面翻译有所不同。

虽然字面翻译也会普遍使用脱离语境意义的词语，但是字面翻译策略通常会遵循目标语语法。

隔行翻译基本上和逐行翻译相同，不同的是，它不要求目标文本各单位直接出现在它们所对应的源文本的上下方。

同时，“逐行翻译”与“字面翻译”词条释义中也分别给出各种简明扼要的阐述，这对我们掌握这三种翻译策略与处理相关翻译实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译学术语研究必然体现出一定的规范性。

如果缺乏统一审定并纵容各种术语存在，就会引起学术混乱。

翻译学发展到现在，很多理论和实践中曾经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逐步趋向一致，这是翻译研究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理应在翻译学术语研究中得到真实而准确的反映。

术语定义时追溯缘起过程后加以总结定性，客观上能够起到学术上的导向性、总结性作用，避免在同一议题上反复无谓争论。

古人云：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因此，我们必须牢记：

“有时困扰我们的不是要言说什么，而是如何言说”。

　　为了有助于创建或发展某一学科，首先应该全力厘定现行术语，尽量精确地描述出那些含义相近词语的内涵与外延。

例如，诺德的目的论中提到“faithfulness”“fidelity”与“loyalty”，这三个术语分别译为“忠实”“忠信”与“忠诚”，这是因为虽然“faithfulness”和“fidelity”在意义上并无多大差异。

只是语体上后者比前者略微正式些外，“loyalty”一词却由诺德增加了一层“道德”含义，诺德认为对原文保持“忠诚”是交际过程参与者人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道德”原则，因此三者含义不可替换。

其次，术语应该遵循“前后一致”原则，以术语翻译为例，当同一术语反复出现时，除非因上下文不同而在概念上另有所指，一般应译法一致。

例如，“semantictranslation”应统一译为“语义翻译”，而不是“意义翻译”与“语义翻译”并存，“tex―tualfunction”应统一译为“语篇功能”而不是“篇章功能”与“语篇功能”并存。

目前建立的一些电脑辅助翻译术语资料库有助于实现术语翻译的一致性。

　　在社会认知视角下，比喻性语言由于被看作是译学术语描述的一部分而得到认可，这是因为，比喻性语言可以把翻译的某些方面与其他相关的世界现象联系起来，从而增强译学术语的“实用价值与解释能力（practicalusefulnessandexplanatorypower）”，并进一步增强人们对译学术语的理解能力。

如“translationasindustrialprocess（翻译即产业过程）”“thescienceoftranslation（翻译是科学）”“theartoftranslation（翻译是艺术）”等翻译比喻，表现出翻译比喻创造者和使用者的智慧和诗学表现力。

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人们想象力的丰富，更重要的是语言活动本身在本质、功能和方法上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背后隐含的文化多样性。

因此，比喻只要运用得当，就会比平铺直叙更易打动读者。

但是，产生误导、引起误解的也恰恰是比喻。

常言道：

“比喻都有缺陷。

”人们常常因为重视喻体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相异之处，因此，在建构译学术语时应该注意这一修辞手段的正确运用。

　　在社会认知视角下，译学术语的语用与交际功能得到强调。

由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译学术语常常带有强烈的文化色彩。

文化一般定义为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广义）或以民族精神和气质为核心的属于价值形态的定义（狭义）。

“意识形态”作为文化表现的一种形式，具有一种认知性的特性和功能，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套概念体系，帮助人们认识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周围的生活世界，因此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同时也需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协调与对话。

　　文化与意识形态对译学术语描述起着重要作用。

这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

（1）很多译学术语往往是本民族文化的体现。

虽然东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很多译学术语存在不谋而合之处，如“字面翻译／直译（1iteraltranslation）”“自由译（freetranslation）”“可译性（translatabili―ty）”等，但是“中西不同的哲学思想，不同的价值体系，以及不同的语言文化，始终对中西译论体系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中西翻译理论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便无可避免地打上了不同的文化烙印”。

西方哲学强调定性分析与客观描写，而中国的哲学传统则重视悟性与心灵感应，这种中西哲学和思想体系的差异，对各自译论术语的形成与发展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例如，中国翻译史的术语大多强调直觉、悟性以及感性认识，如“信达雅”“神似”“化境”等；而西方翻译理论常常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大多重视理性，注重科学的论证方法，不断提出并完善各种翻译理论模式与翻译术语，如“dy―namicequivalence（功能对等）…‘pragmatictransla―tion（语用翻译）”“translationastext（语篇翻译）”等。

相形之下，我国译论在这方面就比较缺乏。

正如谭载喜所言：

　　西方的现代翻译研究并没有达到尽善尽关的境地，翻译学也尚未完全从语言科学中游离出来，而成为真正独立的一门学科，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特别是在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译学研究的成果是十分突出的，产生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翻译理论流派……由于西方这些翻译理论与思想所形成的时代，恰恰是我国翻译研究停滞不前的时代，因此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我们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把目光投向西方时，我们从西方丰富的理论成果中得到重要启示，从而促进了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促进了翻译学建设。

　　由此可见，西方的译学术语是西方文化历史的产物，与中国的译学术语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也一定会存在非相似性。

（2）译学术语的引进与借鉴常常反映文化问题。

古人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翻译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许多译学术语的形成过程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复杂的互动过程。

对外来译学术语的引进，无疑有助于拓宽我们的研究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

但是，我们应注意正确理解引进术语的渊源、发展、动向、内涵与外延等，避免因误读而影响译学术语的可信度。

另外，所引入的译学术语译名应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

虽然，不同语言中产生的思想、概念和术语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但是把二者等同起来是不正确的。

文化身份是动态的，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与转变。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不能为译语意识形态在某一历史时期所容忍的源语意识形态中的译学术语，很有可能在其他时期被接受。

　　（3）译学术语的创新常常需要考虑文化问题。

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

我们在译学术语研究工作中，应该扬长避短，推陈出新，在全面分析中西方文化背景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出具有抽象程度高、概括能力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译学术语，而不应不顾国情，强行推出或刻意追求标新立异、理论脱离实际的译学术语。

因此，“如何发展既切合自身特点，又能与国际接轨，易为外界理解与接受的一整套译学术语，便成了我国译学界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社会认知视角下，由于文化交流与历史发展，人们的理解与认知不断变化，因而对译学术语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的。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发展，人们对不同时期的译学术语演变往往有着不同形式的理解。

因此，虽然术语是“帮助理解的重要工具”，但我们不能让他们去“规定它们所释事物应当或不应当具有何种性质”。

例如，equivalenc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

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

某些西方学者如卡特福德（Cafford）认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是目标语言的等值项，因此，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是定义翻译等值的性质与条件。

奈达提出“dynamicequiva-lence”和“functionalequivalence”，我们将其分别译为“动态对等”与“功能对等”，强调源语读者与译语读者的反应基本一致，是与“formalequiva-lence”（“形式对等”或“静态对等”即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等）相对应。

后来，科勒详尽地描述了等值关系，根据不同的参照框架，定义了不同的等值类型，如“外延等值”“内涵等值”“文本规范等值”“语用等值”“形式一审美等值”等。

尽管设立了这些翻译等值类型，但是无法在翻译中将之全部实现，译者必须有所选择，即译者必须制定一个等值级别以遵照执行。

但是翻译工作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还要受到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历史人文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翻译中出现“等值”是非常不现实的，而且在人文科学中根本没有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翻译中是不存在完全等值的。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相对概念，等值并非完全一样，等值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

它决定于翻译行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于一系列通常不可调和的语言和语境因素。

因此人们在理解与使用术语时应该考虑广阔的文化语境与历史背景等各个因素，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对术语活动的影响。

但是如果认为文化与意识形态完全决定术语盼性质，就会导致唯心主义而陷入理论的谬误。

　　三　结语

　　总之，从传统的术语理论转向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翻译术语研究，可以更加准确、全面、动态地反映译学术语所表示的概念特征，提高译学术语在社会中的语用与交际功能，使译学术语真正成为文化交流的有效工具，并因此更好地构建翻译学科理论与实践研究体系。

但是社会认知视角下的原型义释义的实现途径常常与“内省”与“直觉”密切关联，因此只有科学、系统地提高译学术语概念的分析方法，才能使此研究更加有利于译学术语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