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危机缘何而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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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危机缘何而起

引言

婚姻是个人以及个人背后的家族、宗族所面对的重要的人生大事。

在中国，基于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预算，从开始时在学界的研究讨论约有120万到150万男性婚姻挤压到近几年浮于广大社会媒体聚焦的“三千万光棍危机于2020年爆发”以及对未来可能由此引发的更多犯罪的担忧，婚姻在其人口匹配方面所累积而成的问题，成为了近来学界以至普罗大众热议和担忧的事情。

将一夫一妻制的法律规定和中国大陆近几十年以来不断推高而失衡的性别比例这一现实状况放在一起，好似硬数据逼宫现行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在异性婚姻为社会主体的背景下，男女数量的非一一匹配愈见严重，这一逼仄的现实点燃社会神经的焦虑实属自然而然。

但婚姻如前所言并非只是个体间的关系，还承载着个体以外的系统的社会互动角色，婚姻这一活动架构于整个社会结构之中，因而婚姻的人口内容自然也是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

整个社会系统之有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随着时代的变迁在运行着，个体在社会阶层中的社会互动以及社会流动并非是如简单而无关联的原子一样，上下左右来去自如没有一点儿障碍牵连，表面一整块儿的社会整体实则内部由于文化、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而生成诸多分隔、壁垒和各结构单位。

社会由个体组成然而却又非人员的简单总和，这一社会学中的经典总结揭示了人口数量这一角色在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中所需面对的复杂性和审慎性之必然，所以由婚姻的人口内容所引发的问题就需要放在有着社会阶层划分的社会系统中去研究和判断。

问题介绍

2014年，一组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短时间内使“光棍危机”这一话题迅速成为公众视野内一大热题。

数据表示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

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

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

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一时间，诸如2020年中国将出现三千万甚至四千万光棍的新闻报道纷纷登场。

但这毕竟是新闻体裁的手法，如何解读数据还需要依从专业视角去反映现实。

总人口性别比：

即是通常所说的男女性别比，是总体人口中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所占的比重，是人口性别结构中最基本的结构之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联合国出版的《用于总体估计的基本数据质量鉴定方法》中的表述将男女性别比的通常值域确定为102～107之间（以女性人口为100）。

从此，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通常理论值，其他值域则被视为异常。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示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30余年来首次出现“三连降”（2009年的119.45，下降到2010年的117.94，再到2011年的117.78），但仍超出国际警戒线即出生性别比105±2的范围（孙炜红，谭远发，2015）。

所以从总体的数据来看，新进入婚育年龄的男性人口明显多于女性，伴随这一数据的预测方向而来的社会问题是婚姻挤压。

婚姻挤压/婚姻压缩/婚姻拥挤/婚姻紧缩（MarriageSqueeze）：

婚姻市场（MarriageMarket）则是指婚龄期男性和女性择偶关系的总和，是借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和表述来说明社会领域中的婚姻现象，表现为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人们对婚姻配偶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进入适婚年龄的人处于婚姻市场配偶供需关系的体系内将自主或被动地进行比较、选择和匹配。

在一夫一妻制下,由于婚姻市场供需失衡,即婚姻市场可供选择的男性和可供选择的女性人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由此导致了男性或女性不能按传统的偏好择偶,婚姻行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现象即是婚姻挤压（Mary，Agnes，1991）。

婚姻挤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婚姻挤压仅考虑男女人口数量的匹配和男女结婚年龄差规范的规定性,也即仅从人口学影响因素对婚姻市场进行考察。

广义的婚姻挤压不仅考虑男女人口数量的匹配和夫妇年龄差偏好,也考虑婚姻实施过程中实际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种族等各种婚姻规范的规定性（陈友华,2003）。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广义的婚姻挤压也受性格相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

（郭志刚，邓国胜，1995,1998）。

三

目前在中国的现状突出的是在人口学上表现为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和出生性别比,从而使得婚姻市场上男性过剩,在经济、社会、人口领域各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的婚姻挤压现象做出过预测和分析。

PostonandGlover（2005）估计,中国1978年至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300万人。

中国每年新增百万在本国找不到配偶的过剩男性（Tuljapurkaretal,1995;Attané,2006;Jiangetal,2007）。

男性过剩人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增加,20-49岁男性过剩人口2015年超过2000万,2025年超过3000万,2035年超过4000万,在2040年左右达到4400万人（陈友华,2004）。

莫妮卡（Monica）等人研究了中国由于生育率下降而引起的“女孩缺失”比率不断增加的现象对大龄男子婚姻带来的巨大挑战，并建立一个基于当前婚姻匹配模式的定量模型，考虑可能存在的人口迁移现象，预测了未来几十年未婚男性的数量及其在中国的地理分布情况（Monica，Avraham，Ethan，2011）。

但是因为使用的模型不同，针对中国婚姻市场上男性过剩人数和比例,不同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甚至差别很大（陈友华,2004;李树茁等,2006）。

最常利用的测度婚姻挤压的指标是性别比和结婚年龄这两方面，多是从狭义的婚姻挤压视角出发所做的结论。

然而这种狭义的婚姻挤压视角主要依据数据的统计和预测，实际体现的是一个人口危机，即中国婚姻市场中男女婚姻匹配在宏观人口数量上的比较结果，众多研究模型和预测所得出的“剩男”、“光棍”主要还是在总体上做数量的加减法，但统计学上的数字人并不能完全代表现实里每一个人的全部社会意义。

恰如上文的引述，婚姻市场是一个社会领域的范畴，其中的男男女女之数字背后还对应着每个人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出的位置和状态。

所以，在看待婚姻挤压这一主题时需要将婚姻匹配中涉及的性别比例、初婚/婚姻模式、上下年龄组等主要概念放在社会流动、人口迁移、城乡差异、城镇化的背景下，结合时间纵轴上人们的婚育观念和国家婚育政策，以及宗族势力介入等因素出现的变化。

米尔斯说过，当一个问题被人们感应到并且焦虑这个现象时，它才成之为一个问题，在社会研究的范畴里，剩余的三千万男性并不绝对地对应于三千万份找不到老婆的焦虑，而这三千万中的每一个真实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中所面对的竞争压力也并不绝对地是三千万份之一概率，同样，“珍稀物种”的女性也绝非每一个都必然将会进入婚姻。

三千万“剩男”实则是个假命题，在真实的社会现实里，哪些人是必然剩余的而哪些又是可以高枕无忧的那一部分呢？

因此，“光棍危机”所对应的议题不应只是静态的男女数量配对，而需要把目光拓宽到博弈动态的整个婚姻进入过程中去。

四

婚姻进入是当事双方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下，在一定的群体中相互选择匹配的结果，具有动态的过程性，涉及到各方精神文化、旨趣，以及一定的经济状况，物质条件，社会地位等因素，远非单纯数量上的一一对应即可，而是许多相关因素在两个/组甚至多个/组参与方之间进行综合博弈的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参与的主体不只是结婚的两个人，还有双方的亲友甚至社会机构等主体。

“光棍危机”所凸显的女性数量的相对缺少在男女婚配困难这项问题上也许只是表面，还可能有更深层处的影响因素。

用总体人口性别比计算得来的“剩男”去解释婚姻匹配困难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其以总和的数量简化了那些构成总体数量的地区性的、个体的在婚姻进入这一社会活动中所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婚姻挤压的原意即是性别比失衡造成的婚姻匹配困难，使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的不是性别比，而是问题本身——婚姻匹配的困难，在中国也就是在平常人们所发愁的娶媳妇难，性别比是人们找出的有关于后者的一个并不完全的原因。

以科学的严谨态度，应该不断雕琢对事实的解释，才能在此基础上推断事实的可能后果以及对症下药寻找解决方案。

在这里，婚姻匹配困难才是一个真命题，因为即使宏观性别比是完美平衡的，但如果有一定的社会原因造成这种数量的平衡性不能抵达进入到婚姻活动中去，那么普通百姓的娶媳妇儿难仍旧会存在。

宏观数据下的剩余男性数量如果是静态不动的，而且在没有别的办法得以匹配后，它的确会是一个绝对的剩余数量，但用来解释婚姻匹配困难却不是绝对的唯一答案，宏观数据的构成是一个动态的人口流动状态，而数据里的人在真实的社会生活里处于复杂而不确定的动态中，所以在面对真命题婚姻匹配困难时，造成人们事实上的结婚难的原因也许不是“剩男”太多，而是相遇相守的困难，也即是婚姻进入的困难。

1.人口流动

婚姻进入首先是一个人与人互相寻找的过程，是当事双方进行的社会互动，有着一定的时空性，性别比失衡对于男性婚姻挤压是一种宏观的人口因素，而具体的择偶是一种社会活动，必然处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具有区域性特征，有着某种边界的婚姻圈存在。

总人口性别比的数据并不能体现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婚姻市场的主体们却是切切实实地生活于相对固定的地域。

在人口流动不显著的地区，有其一定的婚姻匹配均衡水平，围绕着适婚人员的个人或家族、社会网络，以其生长生活的地域为锚，也有着一定的固定性，其婚姻市场的供需处于一个封闭的、稳定的婚姻圈；在封闭的社会流动圈里，也有其相应的婚姻模式。

全国范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会促使新思想新潮流的传播与交流，对原有的观念与习俗造成冲击，并且会扩展人们行动意义上和精神意义上的社会空间，而且人口流动使得大量具有相似特征的男性聚集在一起，严重加剧了婚姻市场的竞争和改变了婚配模式，从而使得婚姻市场具有局部性和动态性特点。

比如有学者以美国移民第二代为例，研究了性别比对婚姻市场上的影响（Joshua，2002），实证结果表明高性别比显著提升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因此在婚姻匹配困难这一问题上，不得不重视人口流动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了婚姻匹配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随着中国国家层面的社会经济革新和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中去，尤其是农村青壮劳动人口集聚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大城市。

。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口流动日趋活跃，流动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1.21亿增加到2012年的2.36亿，年均增加958.3万人。

同时，中国的乡-城人口流动出现代际分化，在农村外出劳动力中，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主体。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最新监测数据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总数已占劳动年龄（15-59周岁）农民工总数的44.84%，据此推算，目前全国约有1亿新生代农民工。

这样的人口流动规模是巨大的，对流动人口原住地和流动目的地的婚姻市场的供需均衡水平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打破了原有的婚恋模式和均衡水平。

而且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一年大部分时间甚至多年都在外地，他们谈婚论嫁的过程也随其漂泊而漂泊。

就全国而言,人口流动影响下的婚姻市场的变动会使农村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婚姻挤压风险加大。

在实际的婚配过程中,女性人口有向社会强势群体聚居地婚迁的倾向,因此城镇男子婚姻挤压问题、经济相对发达农村地区的婚姻挤压问题会因为异地婚迁得到缓解,却最终导致贫困地区男性婚龄人口的婚配更加困难；在同期群人口中,如果城镇男性婚配富余人口的婚配由农村女性人口婚迁而解决的话,那么同期群的农村婚配困难的男性将达到15.03%。

如果考虑到部分女性终身不婚,那么在未来,男性婚配的困难可能比我们测算的还要大。

中国农村男性婚配富余人口的总量和男性婚配富余比都比城市更为严重,在女性婚龄人口不断被外吸的情况下,农村必将加剧男性婚姻挤压,导致单身男性家庭增加。

地区间人口流动模式：

1.在宏观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总体数量发生变化会对原本的婚姻市场的均衡水平产生动荡，即使流动的男性和女性人口数量相同而使性别比例不变，但恰如经济领域的边际效应一样，总人数的大规模增减也使婚姻市场的选择范围扩大，而其人口数量级的增减与其所能够产生的影响效果却不是等比例的；

2.现实社会里人口流动中男性和女性的流动人口数量并不均衡，这就必然会打破无论是流出地还是流入地婚姻市场原有的均衡水平；女性从内地到沿海、从山区到平原的婚姻迁移导致婚姻挤压后果发生了空间的转移：

贫困和边远农村地区的男性成为婚姻挤压后果的主要承担者（马健雄，2004；吕峻涛，2006）。

3.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模式并非是单向而是多向，同一流出地的人口未必全部流向一个目的地，而同样一个特大型吸纳流动人口特大型城市的流动人口来源也是五湖四海并不单一，虽然总体上人口流动模式是西北西南偏远贫困地区往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农村流向城市，乡镇——省会城市——三四线城市——一二线城市阶梯流动，流向的多元和阶梯分布更加大了人口结构波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增加了上述第2条的流动人口中男女比例的不均衡，这相应的会增加婚姻进入的困难。

2.宗族介入

在华夏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社会相比较其他文明更具有集体性、社会性而缺乏个人主体性（Beach，Tesser,1988），在男女婚嫁事项上，个体的爱情更多的是寄附于带着集体性的婚姻之下。

在古代婚姻制度中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反映了在婚配选择上，婚姻当事人的父母以及以父母为代言的宗族在婚姻一事中的重要影响。

而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背景，则不仅说明了宗族的重要地位，还得以解释婚姻之于宗族的意义,由此得以见宗族在整个婚姻进入过程中的角色作用。

基于农耕文化影响之下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氏族的传承目标，人丁兴旺与开枝散叶长久以来是一个家族的首要目标，宗族子弟的婚姻大事是宗族成员的份内之事,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族内的婚龄男子“做介绍”，为其寻找合适的对象,这种重任特别是压在宗族内的长者和年纪稍大的妇女身上（杨华，2008）。

如果青年到了婚龄阶段却迟迟不能结婚,就会令其家庭感到着急和羞耻,甚至意味着宗族的耻辱与不幸,是宗族内部不“发人”（人丁兴旺）的表现,是宗族懦弱、走向衰败的前兆。

这些都会被其他宗族耻笑的。

“传宗接代,延续祖宗血脉”是宗族男子毕生的任务,也是宗族内部的重大事务,宗族的兴旺发达需要有更多的后裔成家立业。

所以一般情况下,宗族是不允许有光棍存在的。

因此在宗族力量显著的地区，宗族长老们和族内成员一般都会尽一切办法甚至用一些诡计去遮掩因残疾、智力障碍等通常情况下不容易婚嫁的家族成员的缺陷，来促成家族成员的最终成婚。

民间“疯婆配癫子,蠢婆配傻子”的古话便是反映了宗族的介入对婚姻市场均衡目标的有意维持

而随着工业化和中国步入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国乡村的本土道德、青年择偶过程和家庭的私人生活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宗族力量在农村生活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处于衰落的趋势，而个人作为独立主体逐渐发展和兴起（阎云翔，2009）。

相应的，在婚姻大事上，逐渐对个体失去控制力的宗族力量也逐渐失去绝对权威的地位，这使得宗族力量对婚姻市场均衡的有意介入作用减弱，在婚姻匹配上个人抉择的兴起打破了以往的婚配模式主导下的均衡，从而在婚姻市场中的博弈匹配增加了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3.初婚模式的变化

a）总体情况——城市与男性&乡村与妇女

自1990年到2010年20年间我国初婚年龄总体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变动情况体现为男性变动大，女性小，城市比乡村变化大（陆杰华，王笑非,2013），初婚年龄由22.79岁上升至24.85岁，累计上升2.06岁。

其中城市维度（+2.43）和男性维度（+2.29）的累计增长最多，乡镇以及乡村女性的初婚年龄增长幅度相对保守；大龄未婚者以男性为主，三分之二的未婚女性生活在城镇。

其中城市状况为,男女两性整体平均初婚年龄在70年代后期达到历史高点,此后80年代开始逐步下行,从90年代开始重新进入上行通道,女性初婚年龄变化波动比男性大，相较于女性，男性成婚年份较分散。

以初婚递进比来分析，婚姻挤压问题具有积累性成因，也有国家婚姻法规定的影响。

由于婚姻挤压将导致单身比例和结婚年龄的提高（Spanier,Graham，Paul，1980；Davis,Kingsley，Pietronel，1982；）并会改变历史上形成的夫妇结婚年龄差,以缓解上一轮婚姻挤压矛盾（Schoen，1988）。

早期男性婚姻挤压造成的女性“婚姻堆积”现象，造成女性早婚率的上升，而80年代新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年龄的提前使新婚人数大增，而往年累计的晚婚“欠账”还未消化，使得婚配比例年龄错位变化，导致的两性人口的“婚姻牵动”，这一加和效果体现在初婚模式的变化上便是从早婚型到晚婚型再到早婚型的复归（陈友华，1993）。

b）流动人口情况

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表现出男高女低、农业户口低于非农业户口、汉族低于少数民族的特点，且随着自身和配偶受教育水平增加而推迟;新生代流动人口跨省通婚的，其初婚年龄高于省内通婚。

在就业特征方面表现为经济能力较强者可能会更早进入婚姻。

在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方面，乡城流动的，更多受到自身流动特征、通婚圈、配偶合适程度等社会融合的影响，城城流动的，更多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就业身份等经济方面因素的影响（刘厚莲，2014）

c）未婚比例增长

男女未婚人口比例的逐年攀升。

以25-29岁年龄组为例，从1990—2010年，男性未婚人口比例从0.194上升到0.363，而女性未婚人口比例则从0.066上升到0.216。

在长年性别比失衡男多女少的情况下，我国的婚姻状况却并不是简单地男性数量充分消化了明显更少的女性数量，男性和女性的未婚比例都是在上涨的，而且女性的未婚比例的增长要大于男性的未婚比例（女+3.273倍，男+1.871倍）。

这说明，以数量论，性别比失衡中的男多女少并不是简单得使竞争难度大的男性结婚比例更少，而使竞争性难度小的女性结婚比例更多,也说明，性别比和男性婚姻挤压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关系。

4.人口流动——初婚模式

视角

风笑天（2006）

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加，提出需要认真关注农村外出务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问题

人口流动——婚姻进入困难/家庭矛盾

（Klein,1993）

婚姻挤压有可能导致一部分人在其他人口的婚姻市场上选择配偶

婚姻挤压——婚姻市场

AreeJampaklay（2006）

人口流动对婚姻年龄影响：

利用1984－2000年泰国的数据分析认为人口流动使得经济能力得到加强，进而使得初婚时间比未发生流动的人可能提前

人口流动——经济能力——初婚时间

郑真真（2002）

研究发现存在外出经历的妇女初婚年龄高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妇女，即妇女流动行为推迟了初婚年龄。

妇女外出流动经历——初婚年龄

靳小怡、彭希哲、李树茁（2005）；刘利鸽、靳小怡、任义科等（2011）

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初婚年龄影响时，发现流动后的妇女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流动前的妇女。

人口流动——社会网络——初婚年龄

高颖、吴昊（2012）

利用北京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分析发现存在流动迁移经历的人口初婚年龄具有推迟特点。

人口流动——流动迁移经历——结婚率

孙沛东（2012）

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未婚发生比是本地人口的2.88倍，即流动行为推迟了进入婚姻的年龄

人口流动——未婚率——初婚年龄

5.婚育观念

在婚姻匹配困难上，除人口数量因素以外，人们的婚育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从家庭和个人条件上看,较差的经济状况是男性婚配困难的重要因素,当女性短缺时,贫穷的男性很难找到配偶（李树茁，1998）。

“男大难婚”难于“女大难嫁”，工作、收入、所处地区对男女两性的婚姻匹配都有显著影响，高等教育会减小男性婚姻匹配的困难而会增加女性婚姻匹配困难（章逸然，2015）

另外，近年来，婚姻和爱情、性、生育的关系也呈现分割的状态来，婚姻不再是爱情、性和生育的最终归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以结婚为最终目标，年复一年地谈恋爱、同居（徐安琪，1997；李银河，1998），而国外学者的研究里有认为婚姻挤压可能会消除社会上的某些婚姻限制（Staples，1985；Farley，Reynolds，1984），但却并没有将其所指出的婚姻限制的转弱放在纵向上时代变迁下婚姻观念变化的背景下去考虑婚姻挤压问题。

另外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性别比偏高地方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有更高的议价能力，在家庭消费决策和下一代发展上具有更多的发言权（Porter,2009），而建国以来,由于婚龄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年龄结构的波动,我国婚姻市场常常处于失衡状态,只是不同时期失衡的程度有所不同,导致的婚姻后果有大有小。

60年代我国出现的婚姻拥挤则是建国以后我国大陆婚姻拥挤程度最高的一次（郭志刚2000），60年代的人们的子女恰是今天适婚男女的父母与长辈，所以60年代婚姻挤压的成果在今天来说，即是上一轮的婚姻挤压形成的女性在家庭中话语权的提升对新一轮男女婚姻市场的影响。

五

婚姻市场的均衡是暂时的、短暂的，而失衡却是长期的、绝对的。

婚姻挤压现象并非是静态的人口数量失衡的积累，而是一个随着时代变迁的社会性问题，在不同的时空下，就会显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不能同一而论，在时间上轴上，性别比失衡是持续的在积累，但同时，对婚姻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也在发生着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人们的婚姻进入的进程增加了时空上的难度，再加上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宗族力量的衰落，个体的兴起，婚育观念的变化，都使得婚姻进入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远非统计数据意义上的宏观人口性别比例可以涵盖的。

所以分析和解决近年来的婚姻挤压问题不应只着眼于性别比失衡这一个影响因素上，还需要考虑更加影响深远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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