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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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之我见

黄楠森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在30年代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1942年至1948年上大学期间学得最多的是西方哲学史，毕业论文是关于康德的。

1948年至1950年作研究生期间，我仍研究西方哲学史，导师是康德专家郑昕，但实际只上了半年。

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我就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学习和教学工作，后来就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西方哲学的组成部分，我在大学期间和后来的工作中也经常接触现代西方哲学，因此对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形成了一些想法。

下面就此谈三点看法。

一、西方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

过去一直讲辩证唯物主义的直接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话基本上不错，但不很确切。

实际上，英国的经验主义（包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英法的唯物主义及其他哲学观点的篇章决不少于论述费尔巴哈的篇章。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追溯了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他认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个起源于笛卡尔，一个起源于洛克，即一派是本土的，一派是外来的。

笛卡尔派是机械唯物主义，是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产物，而洛克派则直接导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并从培根追溯到古希腊唯物主义者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指出他们对培根的影响。

马克思虽然批评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片面化了，变得敌视人了，但他从中也获得了重要的启发，指出"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

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

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164页。

）这里的"主体"当然不是指人而是指载体。

1847年以后，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大段摘录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关于英国唯物主义的论述，并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英国的不可知论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驳斥不可知论和论证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的最有力的根据就是实践。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千多年西方哲学的直接继承者，而不仅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它诚然是19世纪中叶社会实践、工人革命运动和科学发展的产物，但它不是在这些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凭空产生的，它的诞生离不了西方哲学丰富的思想资料，它是西方哲学的组成部分，是西方哲学的继续与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后与其余西方哲学分道扬镳。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一种西方哲学，但它在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开辟了一条与其余的西方哲学迥然不同的道路，可谓泾渭分明，平行发展，呈现出若干本质上的不同之处。

具体有以下区别。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离不开社会主义运动，它是在西欧工人社会主义运动中诞生的，诞生之后或者是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或者是作为分析与解决革命与建设实践问题的方法起作用。

这就是它的实践性、战斗性、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少写作正面系统阐发其哲学思想的论著，他们的哲学思想多半是在论战性论著或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论著中阐发的。

他们的许多哲学思想甚至只是逻辑地或潜在地蕴涵在他们的政治、经济论著中。

马克思曾经想写一本正面系统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书，但终于没有写成。

《自然辩证法》是一本正面阐发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书，但只是一些笔记、手稿片段和提纲，完整的论文只有少数几篇。

列宁也是如此。

正面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是由苏联专业哲学家完成的。

而现代西方哲学是学院哲学，是哲学家的哲学，是高高在上、远离社会实践的哲学。

当然有的哲学家也很关注社会实践、重视社会发展，有的哲学也对社会实践产生了实际作用，但其主流仍然是忽视甚至否定实践性、战斗性，尤其是不公开宣称其阶级性，甚至标榜超阶级性。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力求使自己成为科学，它当然有思辨性、论证性，但也强调哲学的实践基础、实证性、客观性。

它主张充分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强调必须与科学的思想指导相结合。

它十分关注有关人和社会的问题，但决不忽视自然界和整个宇宙的问题，因为它深知自然界是人和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这就是它的科学性。

当然，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都说自己的观点是真理，不说自己的观点是主观臆说，并在实际上也承认哲学的科学性，但一般说来他们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强调思辨，不讲事实根据，言词晦涩，论述艰深。

人本主义思潮强调人文价值，什么是人文价值呢？

言人人殊，没有客观标准。

科学主义思潮该是强调科学了，但科学主义实际上否定科学，因为他们否定经验的客观性。

人本主义也好，科学主义也好，它们都否定世界观，当然也就否定了唯物主义世界观。

人本主义口头上不否定本体论（世界观），但它的"本体"只是人的存在或离开了人的存在，不是客观的物质的存在。

这样，好像对立的现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就在否定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一点上合流了。

我认为，科学始终是与唯物主义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持唯物主义。

而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是唯心主义，当然也有不少唯物主义者，特别是科学哲学、系统论、信息论的不少研究者的观点是与辩证唯物主义一致的。

第三，与以上两点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群众性、人民性，易于通俗化；而现代西方哲学完全是精英哲学，远离人民大众，很难通俗化。

自古以来还不曾有一种哲学拥有过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拥有的那样多的信奉者，这当然与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胜利和党的领导人的提倡有关，但它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它的实践性要求它必须普及，它的科学性使它易于普及。

相反，现代西方哲学无普及之意，也难以普及。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虽然都源于西方哲学，但确实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20世纪各有其长处和短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长处是坚持了实践性、科学性和群众性，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短处是忽视部门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因而未能使自己建构成充分现代化的当代形态。

经过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持了它的基本特色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也建设了自己，形成了具有一定逻辑性的科学体系，但它的部门哲学开展得很差，除了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美学、军事哲学、人生哲学外，其他丰富多彩的具体领域诸如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生物哲学等等，甚至对已有所论及的主体性哲学、实践哲学等都缺乏专门研究，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显得单调贫乏，空洞抽象。

由于部门哲学研究的薄弱，一个充分现代化的、更加完整和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亦即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形态，难以形成。

现代西方哲学的长处和短处正好相反。

它的最大成就是开展了大量部门哲学的研究，哲学领域丰富多彩，百花齐放，除了传统的部门哲学以外，人本哲学、人学、哲学人类学、存在哲学、生活哲学、语言哲学、解释学、逻辑哲学、价值哲学、心智哲学、科技哲学......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否定世界观，特别是否定唯物主义世界观。

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反对"本质主义"，怀疑世界的客观存在，陷入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这就否定了科学，否定了人类的实践活动的可靠性，从而否定了自己。

人本主义不反对本体论，但本体就是人的本体、人的存在或精神存在、人的主体性，这种本体也是虚无飘渺、捉摸不定的，最后是脱离人的客观存在的。

现代西方哲学各派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哲学，都排斥其他哲学，特别是都排斥世界观，尤其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实际每一派别只是一个部门哲学，都离不开世界观，都有其世界观。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可以互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指导的前提下，现代西方哲学各派都可以改造成为各种科学的部门哲学，从而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哲学家族。

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可能、一种愿望，它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

只要回顾一下这2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互补已经颇为明显。

作为改革开放前奏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完全是由国内原因引发的，与现代西方哲学没有直接联系，但后来的哲学讨论，则绝大多数与现代西方哲学有关。

紧接着真理标准讨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诚然有国内的原因，但其受国际人道主义思潮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法国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一度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

同时出现的主体性哲学、实践哲学或主体性实践哲学则完全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中国版。

以80年代的电视专题片《河殇》为代表的"彻底反传统"、"全面西化"的思潮曾经盛极一时，其中包括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

"西化"的思潮后来降温了，但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从未停止过，人学、价值哲学、人权理论、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生活哲学、解释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技哲学等等的研究和讨论都是由现代西方哲学所引发的。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实现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影响和西方哲学的影响从整体上说是积极的、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对待这种影响。

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把现代西方哲学当作腐朽的意识形态完全加以拒绝，如果要谈，那就是批判，现在还持这种态度的人，我想已经很少了。

另一种极端的人，即主张毫无分析地全盘接受现代西方哲学的人也不多。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是把某一种西方哲学加以马克思主义化或中国化并以之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确切点说，取代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例如或以实践哲学、或以人学、或以系统哲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即使这些哲学是科学的，也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它们最多是各属一种科学的部门哲学。

我认为部门哲学与世界观（关于整个世界的哲学）是不能相互取代的，正如一般与个别、整体与局部不能互相取代一样。

因此，如果能把现代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指导下加以科学化，形成若干部门哲学，它们就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互补，正如一般与个别互补、整体与局部互补一样。

有若干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已经有意无意地这样做了，对此我是赞同的。

除了西方哲学引发的各种部门哲学外，我国哲学界不少学者还从实际的理论领域或科学分类引发出多种部门哲学，现在一般通称为应用哲学。

他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般哲学，并以之为指导，建构各种部门哲学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领导哲学等等，我认为这些是20年来我国哲学研究的重大成就。

部门哲学是一般哲学与各种基础科学、社会实践、客观世界之间的桥梁。

通过部门哲学，基础科学与社会实践可以得到一般指导，有利于提高基础科学的理论深度和社会实践的成功率；一般哲学则可汲取基础科学、社会实践、客观世界的丰富营养，有利于使自身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更加贴近现实。

一般哲学与部门哲学（包括从西方哲学引发的部门哲学）互相补充，互相推动，为21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展现了一幅无限辉煌、无限广阔的美好前景。

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关系

张世英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代哲学长期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为主导思想，类似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式的"天人相分"模式不占主导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一批先进的思想家认识到，要想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与之相联系的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

他们着力介绍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式（即主-客关系式）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

例如，梁启超就曾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初祖"为题，撰文盛赞笛卡尔和康德的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哲学；谭嗣同则强调"我"与"非我"之分，高扬"心"之力亦即主体性；孙中山明确提出精神、物质二元论和"精神胜物质"的主张。

从哲学角度看，"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这两大口号，就是召唤西方近代主-客关系式的主体性哲学：

科学就是要发挥人（主体）的主体性以征服自然（客体），民主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以推翻封建统治，两者都是强调以主体统一客体。

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学习和召唤西方近代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哲学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伴随主体性哲学的发展而日益突显的是"主体性形而上学"。

这种形而上学（其最早的根源是柏拉图的"理念"说）关注超感性的、抽象的概念世界并把它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把哲学变成远离现实、令人见而生畏的学问，使人生变得苍白无力、枯燥乏味。

因此，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沿着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及其形而上学的老路走下去。

正当我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努力学习西方近代哲学之际，西方哲学史已于19世纪中叶发生了重大转折：

自黑格尔死后的19世纪中叶起，西方开始了一个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新时代，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学术界习惯称为"西方现代哲学"的时代，它与近代相对峙。

这个时代哲学派别林立，异说纷呈，但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反对抽象性，提倡现实性，要求哲学从抽象的概念王国回到现实的人世，要求哲学与具体的人生相结合，把人生变得富有情趣和诗意。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诸多现代哲学派别都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产生的，都是这同一个时代的产儿，都具有上述反形而上学性和抽象性、主张具体性和现实性的特征。

可以说，时代决定了它们是天生的盟友。

但是两者在这方面所走的道路又是大不相同的，其中最根本的一个不同点就是：

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派别仍然停留在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这一旧的窠臼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革命变革的时代，因此，"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哲学既需要继续学习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又需要避免这种哲学所带来的形而上学抽象性；既需要学习西方现代哲学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又不能采取西方现代哲学那种只停留在说明世界而不注重以革命方法改造世界的旧观点。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终于在各种西方现代哲学派别纷至沓来之际选择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主体性原则，又反对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抽象性因而具有具体性和现实性精神，更进而主张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

我以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西方现代其他各种哲学纷呈于中国当时思想界的局面中独占鳌头的原因。

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它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性的一次大解放运动，但很快就受到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

包括哲学在内，我们在各个方面的进展都大大地被推迟了。

单就哲学来说，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如下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只重认识（知），不重情、意。

过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只是讲主体如何认识客体，以便掌握客观规律，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人变成了单纯进行认识活动（包括利用、使用等实践活动）的机器，至于人的情感意欲则被视为妨碍客观认识的主观的东西而加以贬抑，甚至连美学也被认为是主体认识客观事物规律之学的认识论。

在那个时代里，谁如果写出诸如恋爱哲学、死亡哲学、民胞物与哲学、潜意识哲学之类的著作，那即使不被扣上资产阶级哲学或反动腐朽哲学的帽子，也会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意识或缺乏阶级斗争观念。

其实，正如德国现代哲学家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所说，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因人生的态度而具有双重性：

一是"为我们所用的世界"，一是"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

前者是一种把世界万物当作经验、认识和利用对象的态度，后者是一种以仁爱对待人和物的态度。

不认识和利用对象，人固然不能生活，但仅仅依靠这种态度来生活的人"不是人"。

布伯的哲学及其表述虽有宗教神秘之处，但他的基本思想却启发了我们：

一个只重认识和使用、不重情感意欲上的互尊互爱的人，是不能在灵魂深处与他人赤诚相见（"相遇"）的，这样的人是片面的因而也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

一种只重认识、使用而不重情感意欲、不重灵魂深处相见相遇的哲学，必然把人生的意义和空间变得异常贫乏、狭窄和枯寂。

二、只重生产，不重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实践，这既是它的内在机制，也是它和其他现代哲学流派重现实、反抽象的表现，是两者的一个结合点。

但我们过去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实践狭隘地理解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至于日常生活中其他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艺术活动、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以及饮食男女之事）则都被视为卑微的、琐屑的活动而加以贬斥。

西方现当代许多哲学流派强调：

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像近代哲学所注重的那样，是人与自然作斗争的生产活动，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活动；我们不仅应当认识到，寻找自然界的普遍性、规律性以发展生产，其目的乃是为了生活，而且更应当认识到，生活的内容既包括消耗自然物，还包括各具独特性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与此相对照，过去那种只重生产、不重生活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

至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更为错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我们为什么不能吸取西方现当代其他哲学流派关于"生活世界"的观点以扩大实践的内涵，让人们的生活内容更丰富、更美好呢？

三、讲主-客关系而又不讲主体性。

过去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外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以及主体能否认识和如何认识客体，并通过认识、实践以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这套原理基本上属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关系式。

然而我们都知道，主-客关系式是"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模式，其重要特征是强调主体性。

"主体性"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原则和专门术语，意指主-客关系中主体的特性：

除过去教科书所讲的主观能动性之外，还有个人的独特性包括个人独特的才能、禀赋等，以及自由意志、独立思考、不依赖血统或出身等等。

主体性与主-客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这一点，海德格尔在《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文中已讲得很明确。

可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限于主-客关系的框架，而又不讲它所包含的本质环节--主体性。

我个人那时讲黑格尔这样一个集主体性哲学之大成的哲学家，也不讲主体性。

直至80年代初，我们的学术界才开始讨论主体性问题，而我们当时对西方在几百年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原则和这个专门术语的本义并不清楚，甚至把主体性理解为主观武断和主观唯心主义。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讲的是阶级出身决定人的命运，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以及驯服工具论等等，没有人的主体性可言。

我想，也许这就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讲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的根本原因。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质和本义来说，应该是包含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的，尽管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哲学终结以后。

尤有甚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产生的西方其他许多哲学流派（这里主要指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一些流派），已经超越（不是抛弃）西方古典的主-客模式和主体性哲学，它们强调主客不分或主客的融合一体（这种一体不同于主-客二分式中的主客统一），有点类似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亦即他所讲的"天地万物不能离却我的灵明，我的灵明亦不能离却天地万物"，两者一气流通，无有间隔。

为了区别起见，我把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称为"前主-客式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而把上述西方现代哲学所讲的超主-客关系式的主客融合称为"后主-客关系式"。

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大多主张主客融合优先于主-客关系，认为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

例如海德格尔讲"上手的东西"优先于"在手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美国哲学家梯利希（P.Tillich）更明确地断言，"自我"与"世界"的融合一体是第一位的，"主-客关系"是第二位的。

而过去我们讲哲学，总是把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所主张的主客融合一体的思想当作主观唯心主义大加挞伐。

实际上，这种观点的意思主要是说，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是人与世界（包括物和人）相互交融的产物，它并不否认离开人而独立存在之物，而只是说这样的独立之物离开了人就没有意义可言。

伽达默尔就曾明确说过，他决不否认离开了人的物的独立存在，但我们的兴趣和关心的问题在于：

这独立存在之物是怎样显示于我们面前的。

这些流派所讲的主客融合一体论，是其重人生、重现实生活、反对离开人生抽象谈论哲学的思想表现，同时也是其注重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而非以己为主、以他人为客的平等互尊的思想表现。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吸取这些思想以丰富自己的哲学和人生意义。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实践优先于认识，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包含有主客融合一体优先于主-客关系的思想，它与现当代其他哲学思想（例如海德格尔的"上手的东西"优先于"在手的东西"）是相通的，只是还有待阐发。

我们需要从西方现当代哲学那里得到启发，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原义深深地加以发掘、发挥和发展。

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其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方面来说，主要的问题在于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划清界线、着力批判对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在看来，这样的"坚持"实际上是孤立了自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生命力。

时代已经在热切地召唤我们，必须把关注的重点由"坚持"转换为"发展"：

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发展的途径之一，正是在于联系当前国际国内的实际，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友，吸取它们的优秀思想成果。

从外在的对峙到内在的对话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哲学关系的新思考

俞吾金

（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在我国的哲学研究中，西方现代哲学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然而有趣的是，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中从事研究活动的学者却常常处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偶尔有一些对话或交流，但与其说它们是学术性的，毋宁说是礼节性的；人们是如此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领域中进行耕耘，以致于很少去反思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里说"很少去反思"，表明这样的反思仍然是存在的，但却处在边缘化的状态中，既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产生出任何积极意义上的成果。

据笔者所知，有学者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但这一主张一提出来便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

按照他们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异端性质的观点，怎么能把它放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范围中去呢？

这些学者的批评意见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了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他只能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城堡"兜圈子，却始终走不进去。

另有学者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从属于西方现代哲学，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的一部分，但这一主张却遭到了大部分从事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的学者的反对。

按照他们的看法，西方现代哲学研究具有某种科学意义上的严格性，而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然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在内）都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归属于西方现代哲学，势必损害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纯洁性。

显然，这一看法基于双重的误解：

一方面，人们把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学说与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了；另一方面，即使是西方现代哲学家，他们的观点也不可能完全超越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如杜威之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海德格尔之于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

不应当把哲学的科学特征与意识形态的特征抽象地对立起来。

然而，这种看法虽然与误解相伴，但其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亦被逐出了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的范围，成了到处飘荡的游魂。

还有学者主张，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介于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交叉学科或新的学科生长点。

然而，这些新名词并没有真正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学科分类的窘境中拯救出来，也没有真正地消除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哲学之间存在着的抽象的、对峙的关系。

其实，这种紧张的、不正常关系的存在，无论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来说，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说，都是十分不利的。

据笔者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的分离与对立至少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