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的军事制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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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的军事制度

赵国的军事制度

战国之际，七雄角逐，日以争战为事，正是个"兵戈乱浮云"的时代。

这个时期，大国胜败无常，小国安危不定，各国的国君为了保社稷，存宗庙，无不孜孜以求自己的军队具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诸侯国都非常注重相关军事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他们深深懂得军事制度的健全与否，不仅仅关系着军事力量的强弱，更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危。

赵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它的军事制度自有其绚丽的一页。

要探讨赵国军事制度的具体情况，首先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赵国是从晋国的母体中孕育裂变而来的，它的各项典章制度都深受其影响。

由于战争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所以它们在军事制度上的渊源关系尤其明显。

而晋国在春秋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不失为一大军事强国，更不要说晋文公称霸，晋悼公复伯时期的辉煌业绩了。

晋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眩目的煌煌武功，与它的军事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晋国的统治者极具改革创新精神，其军事制度在公元前679年至公元前559年的一百二十年间经历了九次大的变动，这种勇于变革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赵氏家族作为晋国上层统治阶级中的实权派，也是其军事制度改革的积极参与者，从以后赵国军事制度建立与完善的轨迹来看，赵国统治者确实是沿袭了晋国统治阶级（包括赵氏先人）这种大刀阔斧、不拘泥于时俗的精神的。

其次，赵氏建国之后，形势极为险峻，号称"四战之国"，处于秦、齐、魏、韩、燕五国和剽悍善战、惯于军事掠夺的游牧部族包围之中。

多难兴邦，赵国从赵简子起就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展疆拓土的宏伟计划。

到战国中后期，赵国已经成为方圆二三千里的泱泱大国，称雄于战国历史舞台之上。

赵国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兵马强壮。

当此之时，诸侯各国无不争相与赵结交，赵之威名大振，盛况空前。

在合纵连横之风盛行之时，赵又多次倡导合纵，为纵首。

纵约散败之后，各国或割地事秦，或迁都以避秦锋，唯独赵国作为与秦抗衡的中坚力量，尚能屡破秦军，挫其锋锐。

国都邯郸陷落后，赵王迁被俘，公子嘉人代称王，又坚持抗秦达六年之久，在当时的形势下不愧为壮烈之举，为各国所未见。

这一切都说明，赵国的军事实力是相当雄厚的。

由于国祚倾覆，导致本来就有限的文献又随着亡国而流散，再加上年代久远、秦朝焚书坑儒等众多因素，使得有关赵国军制的文献百不存一，故而今人更难窥其全貌。

值得庆幸的是，考古学和古文字学上的丰硕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载不详或阙如的不足，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而又十分有说服力的资料。

本章在搜集古代典籍、战国诸子及出土文物中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借鉴前贤今人的研究成果，力图对赵国的军事制度做一点考证和论述。

一赵国的军事领导体制

要考察赵国的军事领导体制，首先要对赵氏归晋后在晋国立足、扩张势力、争夺政权的艰苦历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这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赵国军事领导体制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史记·赵世家》记载：

赵之先祖造父事周，为周穆王御者，因御穆王攻破徐偃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西周末，造父远孙叔带弃周奔晋。

至晋献公时，叔带五世孙赵夙率兵伐霍有功，封于耿（今山西河津南），始列为大夫。

之后，赵衰辅佐晋文公称霸，被封于原（今河南济源北）为原大夫。

作为一个异姓大夫，要想在以血缘亲疏分配权力的宗法政治体制下发展其势力并非易事。

况且当时还有其他众多异姓卿大夫个个雄心勃勃，为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竭思尽虑，不断地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要巩固既得利益并使之扩大化，随时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赵氏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奋力拼搏，终于使自己的势力由弱小而壮大，最终在瓜分晋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赵国政权。

它之所以能成此业绩，原因当然很多，但是赵氏格外注重对军权的控制则是它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诸史籍，以赵筒子为界标具体算起，其远祖赵衰为新军帅，高祖赵盾为中军帅，曾祖赵朔为下军帅，祖赵武为中军帅，父赵成为中军佐，可谓世世据有晋国的重要军权。

"晋军将佐亦即卿相，中军元帅即国相。

"赵氏一旦控制了晋国的军权，同时也就基本上支配了晋国的政权，可以说，掌握晋国军权是赵氏"三分晋国而得其一"的保障。

创业的艰难及最终的成功，使赵国的统治者深深懂得军权的重要，"有军则有权"，反言之，失军则失权。

因此，赵氏立国后，赵国国君以晋国统治者不能控制军权从而失国为前车之鉴，牢牢地把军权集中在自己手中。

亲征--国君控制军权的方式之一

赵国国君有率军亲征的传统，这在简襄之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史载：

"晋顷公九年，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

"

晋顷公十年，简子"人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

"晋定公十八年，赵筒子围范、中行于朝歌。

"

晋定公十九年，"简子与阳虎送卫太子蒯聩于卫"。

"晋定公二十一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

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

"（《史记·赵世家》）

此外，《吕氏春秋·贵直》还有"赵简子攻卫附郭，自将兵"的记载。

不止于此，《史记·赵世家》中又有筒子请姑布子卿相诸子之事，子卿曰：

"无为将军者。

"简子大忧道：

"赵氏其灭乎?

"子卿复赞毋恤曰：

"此真将军矣!

"于是简子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恤为太子。

以有无"将军"之能而做为选定继承人的标准，也可侧证赵氏之君有统军作战之责。

晋出公十一年，"赵简子疾，使太子毋恤将而围郑"。

"简子既葬，未除服......（襄子）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

"（《史记·赵世家》）

以后，襄子又成功地领导了晋阳保卫战，联合韩、魏之君反灭知伯，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基础。

襄子之后，由于史载过于简略，直到武灵王时没有再见到赵国国君亲征的明确记载。

在这几世之内，史书倒是明确记载了赵国君位争夺的激烈之状，要争夺君位没有相当雄厚的武装力量做后盾，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这一次又一次的君位争夺发生过相当规模的战斗是毋庸置疑的。

不难推测，在每一次动乱之后，为防后患，赵国国君肯定会相应地加强对军权的控制。

到赵武灵王时，对军权的控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史籍中频繁出现国君或太子率军出征的记载：

武灵王十四年，"赵何攻魏"。

赵何，即武灵王之太子，以后的

武灵王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

武灵王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

林胡王献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褶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

公子章，即武灵王前太子。

二十三年，王"攻中山"。

二十六年，王"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为了专心于军事，赵武灵王于二十七年"立王子何以为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

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人秦......主父所以人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史记·赵世家》）。

当此之时，已是战国中后期，其它各诸侯国国君亲征的现象已经极为少见了，而赵国国君亲征犹史不绝书，颇具特色。

赵武灵王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是空前辉煌的，这与他紧握军事大权，甚至不惜为此去国传子是紧密不可分的。

直到战国晚期，秦赵长平之战，赵孝成王还因"军战不胜，尉系死"，而欲"寡人将束甲而赴之"（《新序·善谋策九》），犹有国君亲征的遗风。

独立的武官系统的建立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

"（《尉缭子·原官》）这是赵王加强军权控制的又一手段。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经过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它以将和相为首。

官分文武，分散了大臣的权力，却便利了国君权力的集中。

此外，由于封建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作战方式的改变、军事训练的强化以及军事思想的进步，也都需要大批具有一定军事知识、指挥才能和作战经验的专业将吏。

这就促使各诸侯国相继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武官系统。

赵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情况更是如此。

赵国的武官系统是相当完善的，这在前一章的相关小节中已有具体论述，不再重复。

与武官系统的不断完善相适应，赵国军队中出现了类似现代司令部的军事机构。

大将军之下，有各类专职辅佐他的人才，"夫为将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

无腹心者，如人夜行，无所措手足。

无耳目眷，如冥然而居，不知运动。

无爪牙者，如饥人食毒物，无不死矣。

故善将者，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沉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捍善敌者为爪牙。

"（《百子全书·心书·腹心第二十》）具体来说，就是战国末年成书的《六韬·龙韬》中所讲的：

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

包括腹心一人，谋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粮四人，奋威四人，伏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三人，权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术士三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

至于赵国大将军的"司令部"的设置是否如此完备，由于文献所限，难以尽考。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是可以与史籍相映证的：

（1）游士。

"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战国时，间谍战盛行，有因间、内问、反问、死问和生问之分。

古代兵家认为"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

赵名将李牧在赵北部边境"谨烽火，多间谍"，与匈奴对抗。

《韩非子·内储说左下》载：

"司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于赵王。

"可以说，司马喜为赵充当间谍。

前述武官系统中有"军中侯"一职，就是赵国军队中负责此项事务的。

（2）法算。

"主会计三军营垒、粮食、材用出入。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李牧守边时，将"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

可以推知，主管这项事务的专门人员就相当于《六韬》中的"法算"。

（3）腹心、谋士。

阏与之战中，赵奢用许历之谋大败秦军，回师后赵奢因赏识许历的智谋而举荐他为国尉，应该是发挥他的特长。

因此，国尉一职，很可能是高级军事参议。

囿于文献的不足，我们只能窥一斑以求得见全豹了。

临战授命制度的实行前文讲到，赵国的军事大权是集中在国君手中的，战争的决策和军队的调动权，完全由赵国国君一手操纵，这样，就难免造成对将帅的掣肘。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赵国实行了将军临战授命制度，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是：

将军在率军出征前，由国君亲自任命，即所谓"先谋于庙，行令于廷"，举行隆重的仪式，并以"斧钺授将"（《尉缭子·将令》），以使这位将军所发布的军令具有合法性，同时也借此机会让他向国君表示效忠之心。

国君一旦将象征权力的"斧钺"授予将军，他在战场上就有了独立进行指挥的权力，即所谓"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六韬·龙韬·立将》），甚至握有对各级将吏的生杀予夺之权。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

"军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

"赵括代廉颇后，立刻"悉更约束，易置军吏"。

李牧在边疆更是"以便宜置吏"。

这既保证了国君对军队的控制，又调动了将帅在战场上机动指挥的积极性。

赵国军事领导体制的不完备性由上所述可知，赵国建立的是金字塔式的军事领导体制：

赵国国君--大将军--各级将领。

然而，这种新的军事领导体制中又保留着许多旧的因素，还很不完备。

其一，是文武分职还不十分严格。

文献中既有文臣受君令为将、率军出征的事例，又有武将兼摄文职的记载。

例如，蔺相如位在文臣之列，而廉颇向他请罪时称其为"将军"，文献中又有"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的记载（《史记·赵世家》）。

其二，赵国的临战授命制度并未得到贯彻执行。

国君临战干涉之事屡见不鲜。

长平之战中，赵王信秦反问，"因以括为将，代廉颇"。

史书称"廉颇之免长平归也"，为"失势之时"。

李牧守边与匈奴对峙，"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行使自己"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权力，结果，"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

秦赵之战中，赵王又信秦反问，"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结果，"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

可见，军权最终还是集中在国君手中，将帅不过是国君手中的一颗棋子。

难怪苟子肯定地说：

"凡在大王，将率皆末事也。

"（《苟子·议兵》）苟子为赵人，他对赵国的军事领导体制当然会有很清楚的了解。

其三，赵氏宗族将领受到特别信赖。

晋自献公后废除公族执政的传统，建立六卿制，注意招揽人才，楚材晋用，使晋得以保持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