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末期卢布信用危机原因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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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末期卢布信用危机原因探析

苏联末期卢布信用危机原因探析

富景筠

　　【内容提要】　卢布信用危机是苏联经济崩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戈尔巴乔夫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是导致卢布急剧贬值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苏联末期的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造成流通领域货币数量的激增。

与此同时,传统货币管理体系的严重失灵又进一步加速了转账卢布的现金化过程。

而1991年年初的货币改革和价格自由化则直接引发货币滞存与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

鉴于卢布信用等级是苏联政权牢固程度的晴雨表,剖析引发卢布信用危机的原因,对于探讨苏联解体的经济根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苏联货币　卢布　赤字财政　信用危机

　　【作者简介】　富景筠,197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北京　100007）

　　1990年是苏联末期[1]国内经济形势发展的分水岭。

就通货膨胀率而言,1986~1989年仍较为平稳,零售价格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2·1%[2]。

然而自1990年起,情况开始迅速变化,零售价格指数的增长率达到5·6%[3]。

至1991年,苏联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压制性通货膨胀开始公开化,并迅速升级为奔腾式通货膨胀。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1991年零售价格指数和批发工业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86%和138%。

随着苏联通货膨胀率的急剧攀升,卢布实际购买力大幅下滑。

据统计,与1985年相比,1990年单位卢布的实际购买力仅为其名义价值的12%~14%[4]。

而到了1991年,卢布在一年内的贬值幅度就达到85%[5]。

可以断定,卢布信用危机是在1990和1991这短短两年内全面爆发的。

　　为什么苏联末期的卢布币值会表现出如此剧烈的波动趋势?

导致这一时期卢布信用危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意义深远、发人深思。

另外,卢布的信用等级是苏联政权牢固程度的晴雨表,而苏联末期卢布的急剧贬值正是这一政权风雨飘摇的直接反映。

从这个意义上讲,卢布信用的衰退与丧失构成了苏联经济崩溃乃至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因此,剖析引发卢布信用危机的原因对于探讨苏联解体的经济根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文首先考察苏联末期货币发行和银行信贷的具体情况,进而阐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的严重后果以及卢布信用危机的酝酿过程,最后解析1991年年初货币改革和价格自由化是如何引发了以奔腾式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为特征的卢布信用危机。

一

　　戈尔巴乔夫实施市场化改革后,苏联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攀升。

1986~1989年,年均赤字为730亿卢布,仅1988年就增加了56%[6],1989年升至1000亿卢布[7]。

就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来看,1986年为5·7%,1987和1988年分别为6·4%和9·2%,1989年则接近10%[8]。

进入90年代,苏联财政的赤字压力越发严重。

1990年,财政赤字为850亿卢布,占该年联盟GDP的8·5%[9]。

据统计,1991年,仅联盟的财政赤字就达到2050亿卢布[10],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和加盟共和国,苏联政府的赤字总额则高达4820亿卢布,其占联盟GDP的比例攀升至26%[11]。

　　在资金匮乏、融资渠道受限[12]的重重困难下,苏联政府铤而走险,采取了依靠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实现融资。

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对于暂时解决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无疑是立竿见影的;于是,这种收效显著的筹资手段迅速被资金饥渴的苏联政府滥用无度。

从走势上讲,1971~1985年,苏联货币发行量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年均总量为33亿卢布。

1986年出现小幅增长,升至39亿卢布。

货币发行量的爆炸性增长出现在1987年。

该年,货币发行量逼近60亿卢布,为上年的1·5倍。

从1988年开始,这种增长势头越发不可遏止。

1988~1990年,年均货币发行量高达188亿卢布。

到了1991年,货币发行量则升至1276亿卢布,是上年的4·8倍[13]。

　　基础货币M0的迅速增加通过乘数效应的放大作用,直接导致流通领域中现金数量的成倍扩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字,戈尔巴乔夫改革后,苏联货币流通领域中的现金数量从1986年的748亿卢布升至1990年的1361亿卢布,五年内增长了1·8倍。

到了1991年12月,流通领域的现金总量达到2500亿卢布,与年初相比近乎翻了一番[14]。

　　在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卢布现金迅速激增的同时,苏联传统的银行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金融改革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垄断银行体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国家银行为领导、五大专业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和信用社银行为补充的新型金融体系。

随着中央银行管制的全面放松,大一统式的垄断银行体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职能迅速分散。

这大大削弱了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信贷水平的能力,并进一步引发大范围的信用膨胀。

　　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针后,以银行体系改革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1988年9月,《苏联国家银行章程》正式出台。

根据这一章程,单一银行的垄断结构被转变为包括苏联国家银行和五家国有专业银行在内的二级银行制度[15]。

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则完全打破了国有银行在信贷经营方面的垄断格局。

根据1987年《企业法》和1988年《合作社法》,企业和合作社可以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建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

它们不仅在信贷发放方面具有完全的自主权,而且在给予计划外贷款上不受国家信贷政策的限制。

在国家优惠政策和高额收益的双重刺激下,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的数量迅速增加。

1990年达到280家[16],至1991年年底,总量超过1600家,是1990年的5·7倍[17]。

　　商业银行和信用社银行的迅速发展极大地稀释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力。

苏联末期,国有银行的贷款数量逐年下滑,从1986年的5214亿卢布减至1987年的4526亿卢布,降幅达13%。

1988年后,国有银行贷款总量进一步下降,从4304亿卢布降至1991年的3644亿卢布,减幅超过15%[18]。

尽管如此,整个苏联末期的银行信贷却表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其中,短期贷款总量从1986年年初的4265亿卢布升至1991年的6682亿卢布,增加了57%[19]。

究其原因,在国有银行收缩信贷的同时,商业银行和信用社银行则反其道而行之。

1990年1月,后者发放的短期贷款为57亿卢布,长期贷款为18亿卢布,分别占银行贷款总量的2%和1·7%[20]。

然而到了1991年12月,仅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境内商业银行发放的短期和长期贷款就超过4000亿卢布,是1990年年初商业银行贷款总量的53倍以上[21]。

　　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的过度信贷直接导致苏联末期货币总量的极度膨胀。

1987年年初,苏联货币总量为4109亿卢布。

1988年开始小幅上扬,达到4719亿卢布。

1989和1990年分别为5355亿和6137亿卢布。

1991年货币总量加速增长。

该年7月,国民经济的广义货币总量达到10585亿卢布,超过1988年的两倍之多。

到了12月,苏联货币总量攀升至14519亿这一历史最高水平,与同年7月相比,半年内增长了37%[22]。

　　综上可见,在“大财政、小银行”的金融格局下,苏联末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货币发行量远远超过了流通中的实际需要。

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改革后,苏联中央银行实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控制银行信贷亦失去了应有的效力。

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的信贷扩张对苏联末期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23]。

特别是,在没有事先强化银行纪律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就在信贷方面给予这些商业机构很大的便利,而这种软预算约束无疑更加助长了商业银行的信用膨胀。

二

　　苏联末期,随着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和银行信贷的扩张,企业的储蓄账户急剧膨胀。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对企业储蓄账户的传统性管制逐步放松。

于是,企业通过大幅涨工资的方式将储蓄账户资金迅速现金化,其结果是居民货币收入相对于商品流通需要出现了过度增长,这直接导致苏联末期“货币滞存”问题的积重难返。

　　1987年《企业法》通过后,国有企业在完成上缴国家预算份额后,可以自主支配利润。

企业被允许积累专项基金,并以信用货币的形式存入其在国家银行的储蓄账户。

这些基金可以用于企业的内部投资、职工的社会福利发放或者成为可兑现的工资基金。

企业经理有权自行将工资提高至中央计划的水平以上,而企业领导的直接选举制度,又使得涨工资成为拉拢人心、赢得支持的有效方式[24]。

由此,企业的工资基金及用于支付津贴和奖金的激励基金得以大幅提高。

　　工资基金和激励基金的增长直接带动了居民工资的全面上涨,而工资上涨又成为居民货币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总体来看,1986和1987年,居民工资实现稳步增长,涨幅分别为2·9%和3·8%。

工资的跳跃式增长开始于1988年,该年工资涨幅达到8·3%[25]。

此后,这种迅猛的涨势一发不可收拾。

1989年,居民工资上涨了12·4%,1990年为14%,其中该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25%[26]。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相对国有企业而言,合作社在支配资金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权。

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基金进行限制,对合作社则完全失去了约束力,因此,合作社的工资上涨速度更加惊人。

1988年,合作社支付的工资占工资总额的比例低于1%,而1989年这一数字则超过6%[27],一年内合作社工资的份额增长了六倍以上。

　　企业无节制的乱发工资,造成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社会劳动生产力,甚至当后者逐渐下滑时,居民的货币收入仍然加速增长。

　　1988年,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了9·2%,比社会劳动生产力高4·4%。

1989年,居民货币收入年增长率达到13·1%,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4·7倍。

进入90年代,苏联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开始急剧下滑,负增长率达11%。

而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势头却越来越猛,1990年为16·9%,至1991年上半年达到43·5%,此时,二者的差距高达54·5%[28]。

　　在工资过度增长、社会生产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居民有支付能力的货币需求与可供消费的商品数量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

据估计,1989年年初,居民持有的货币资产已高达商品价值总额的五倍之多[29]。

90年代以后,货币滞存规模迅速增大。

1990年,苏联的货币滞存量接近5000亿卢布。

到了1991年年底,则达到14000亿卢布的历史最高水平,几乎逼近广义货币总量的规模。

　　大量的滞存货币如同潜伏在苏联经济体内的活火山,随时可能喷发出灼热的岩浆。

如何增加商品和服务供给从而降低这些过剩货币的存量,无疑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

1989年年初,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意识到“货币滞存”问题的严重性。

他强调,货币供给与可获得商品数量间的失衡,是当前经济形势的首要问题;并指出,重建消费品市场均衡和正常的金融关系是刻不容缓的任务[30]。

然而,事实证明,“货币滞存”状况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反而在短期内被迅速激化。

　　除前文中提到的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外,传统货币管理体系的严重失灵进一步加剧了“货币滞存”的恶化程度。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货币流通体系被分割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流通领域,即现金流通和非现金流通。

相应的,卢布也被分为现金卢布和转账卢布两种类型。

前者包括卢布现金（纸币和硬币）及居民的银行存款,后者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银行存款。

现金流通与非现金流通的严格划分,彻底隔绝了现金卢布与转账卢布相互转化的可能,同时也体现出苏联国家银行组织货币流通的重要原则,即扩大非现金结算范围、抑制现金需求,从而将货币变量对生产和价格的影响最小化[31]。

　　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后,企业对银行储蓄账户的随意支配,使得非现金流通中的专项基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记账符号。

企业大幅提高工资的直接后果是大量转账卢布被迅速转化成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通货。

于是,原本处于冻结状态的企业银行账户被彻底“解冻”了[32]。

转账卢布的现金化,无疑对本已贫瘠的消费品市场构成巨大压力,并进一步加剧了由来已久的“货币滞存”问题。

　　然而情况更糟的是,金融领域的放松管制又导致企业面临的软预算约束更趋软化。

当信贷可以以低于实际价格的水平获取、企业的银行负债可以通过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方式抵消时,企业自由支配资金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无疑有百害而无一益。

企业的短期行为严重泛滥,导致大量生产性资金被挪用作提高职工的工资和奖金,与此相对,企业的生产规模却止步不前。

这不仅对未来的生产能力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必将恶化居民货币收入与可获得商品数量间的失衡状况。

三

　　苏联末期,日益严峻的“货币滞存”问题成为通货膨胀的强力发酵剂。

数额庞大的“热钱”正在酝酿着商品化,它们对于商品的追逐给长期短缺的消费品市场造成巨大压力。

在有支付能力的货币需求急剧膨胀、商品供给迅速减少的双重作用下,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压制性通货膨胀迅速恶化,并最终趋于公开化。

尤其是1991年年初货币改革和价格自由化后,苏联社会的物价水平全面大幅上涨,卢布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信用危机。

　　1991年1月23日,苏联财政部宣布禁止50和100面值大额卢布流通（这是当时最大面值的纸币）,并强制公众在三个工作日内将大额卢布兑换成小额卢布或储蓄账户存款。

允许兑换的数量限定在月薪以内（1990年苏联居民的平均月薪为257卢布）。

持有大量大额卢布的居民被要求交代收入来源,符合兑换条件者每人最多可兑换1000卢布。

居民个人储蓄账户将被冻结,每人每月从这些账户中提取的现金总额不能超过500卢布[33]。

按照苏联官方的说法,禁止大额卢布流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没收从事黑市交易的企业现金[34],二是防止国外货币入侵的可能。

实际上,这无非是苏联政府的说辞而已。

货币改革的真正用意在于,通过冻结居民储蓄存款和没收现金的方式,蒸发掉流通领域中的大量滞存货币,以此缓解消费品市场商品供给不足与货币过剩的严重失衡。

　　然而,这场“货币充公”运动并没有收到苏联政府预先设想的效果。

许多大额卢布持有者早已探听到内部信息,并在政府发布政策前完成了货币兑换,而余下部分则委托亲戚朋友进行兑换。

此外,许多加盟共和国也对联盟政府的此项政策进行了强力抵制。

加盟共和国政府不但要求其管辖范围内的银行延长兑换货币的天数,而且提高了不同项目下可兑换货币的数量[35]。

在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下,据估计,只有3%的大额卢布因未被兑换成小额卢布而退出流通领域,具体数量为40亿卢布[36],而这便是苏联政府货币改革的唯一战利品。

　　为了进一步巩固货币改革的成果,苏联政府又实施了价格自由化的改革措施。

实际上,价格改革的大幕从1991年1月1日就已悄然拉开,不过那时,苏联政府只是对一些批发商品放松了价格管制。

零售市场价格的全面放开始于1991年4月。

实施价格自由化的目的是:

通过价格的上涨稀释居民货币收入和资产的实际价值,从而消化掉流通领域中的滞存货币,由此缓解日益严峻的通胀压力。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上述改革措施不但没有医治“货币滞存”的痼疾,反而引发了以奔腾式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为特征的卢布信用危机。

　　具体来看,为了应对潜在的通胀危机,企业和合作社广泛掀起涨工资高潮。

工资的普遍上涨加剧了流通领域的“货币滞存”状况,而“货币滞存”的恶化又成为推动价格进一步上涨的直接原因。

　　如此反复,苏联经济则完全陷入“货币滞存”和通货膨胀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

除涨工资外,受价格自由化的刺激,拥有灵活定价权的企业和合作社产生了提高产品价格的强烈动机,这意味着苏联政府实施价格控制的有效性必将大打折扣。

尤其是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的厂商竞价,不但不能促使生产者价格实现均衡,反而必将导致整个社会零售价格的全面攀升。

1991年4月价格改革后的奔腾式通货膨胀即是其典型表现。

　　进一步讲,1991年年初的货币改革使得整个苏联社会的未来货币需求遭到致命性打击。

虽然苏联政府通过强制兑换减少了流通领域的部分滞存货币,但是,这种没收居民合法收入的行为彻底颠覆了公众对苏联政府的信任。

相应的,他们对卢布的信心急剧下降。

货币改革后,苏联社会弥漫着极度的卢布恐慌气氛,人们迫切需要摆脱手中的卢布现金和存款,这导致卢布实际需求的大幅缩减。

由此,“货币滞存”问题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随之而来的价格自由化改革对于本已脆弱的苏联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从根本上讲,它加剧了整个苏联社会的“卢布逃离”倾向。

价格改革引发了消费品价格的全面大幅上涨,其结果是卢布的实际购买力在短期内急剧缩水。

为了寻求财富保值,居民开始疯狂抢购食品、耐用品等稀缺物资,并加紧从银行提取存款以便把卢布换成实物。

与此同时,企业也加快了银行账户上转账卢布现金化的速度。

银行系统的大量货币如同被开启了闸门的洪流涌入流通领域。

此时,卢布的急剧贬值与信用危机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

　　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货币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极为有限。

一方面,由于现金流通与非现金流通的界线划分,卢布的交易媒介功能受到严重抑制。

另一方面,苏联银行体系完全服从于国家财政的行政需要,价格、利润的作用范围相当狭窄。

科尔奈将这种体制称为“半货币化经济”[37]。

实际上,苏联政府正是通过严格限制货币流通的范围和途径,尽可能弱化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由此加强联盟中央的绝对领导。

这种将有支付能力的货币需求最小化的管理方式,极大地缓解了消费品市场过剩货币与商品供给之间的缺口问题,从而保证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

　　然而,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市场化改革却完全打破了传统货币流通体系的均衡状态。

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导致流通领域货币数量的激增;银行信贷的扩张引发了企业储蓄账户的急剧膨胀。

同时,由于苏联政府对企业的权力下放,企业大量的账户资金通过涨工资的方式转成了卢布现金。

其直接结果是居民货币收入与消费品市场商品数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当传统货币管理体系陷于失灵、“货币滞存”问题加剧时,苏联政府又试图通过禁止大额卢布流通和全面放开价格来缓解过剩货币压力。

这两项措施无疑是极为愚蠢的。

它们不但未能实现苏联政府回笼货币的初衷,反而彻底磨灭了卢布残存的信誉并导致卢布信用危机的爆发。

　　应该说,面对苏联末期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苏联领导层产生的改革动机本身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但是,如何将改革动机落实为行之有效的手段,才是打破传统体制弊端、引领国家经济走上日新之路的关键。

可正是在这一关键环节上,苏联领导层既缺乏灵活有效的理论武器,又缺乏求新求变的勇气和智慧。

因此,改革伊始,它对于实施赤字财政和金融改革的后果严重估计不足;当偏离改革方向时,又缺乏应对危机的措施及解决困难的能力和意志,最终只能束手无策,坐视国运隳颓。

归根结底,苏联领导层在货币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很大程度上源自计划经济体制培育出的思维惯性,源自因循守旧、僵化片面的领导作风。

因此,他们的最终失败,实伏线千里,绝非偶然。

而这样看来,卢布信用危机这一经济现象,恰也为今人提供了一个探察苏联经济体制及政府管理、决策诸方面内在问题的独特视角。

　　此外,通过对苏联末期经济形势的考察,我们还发现,卢布信用危机在时间上与苏联解体进程高度吻合。

毋庸置疑,政府大肆滥发纸币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必将动摇其管理国家的经济基础。

此时,人们不但对其纸币失去信赖,更将对这一政权离心离德。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抛弃卢布的过程也就是他们背弃苏联的过程。

由此可见,卢布信用危机不仅是货币领域的危机,更是苏联政权岌岌可危的征兆。

对卢布信用危机与苏联解体关系的探讨,显然已经超出本文的视野,相关研究或许只能在将来进行尝试了。

　　（责任编辑　常　玢）

　　注释：

[1]在本文中,“苏联末期”特指1985年4月至1991年12月,即从戈尔巴乔夫“加速战略”的提出至苏联解体这六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2]UnitedNations,EconomicSurveyofEuropein1989~1990,preparedbytheSecretariatoftheEconomicCommissionforEurope,WashingtonD.C.,1990,p.136.

[3]IMF,TheEconomyoftheFormerUSSRin1991,preparedunderthedirectionofJohnOdling-Smee,WashingtonD.C.,1992,April,p.58.

[4]AlexeiKunitsin,“Perestroika:

TheDemandforCapital”,inJosefBradaandMichaelClaudon（eds.）’sReformingtheRuble:

MonetaryAspectsofPerestroika,NewYorkUniversityPress,NewYorkandLondon,1990,p.76.

[5]IMF,TheEconomyoftheFormerUSSRin1991,preparedunderthedirectionofJohnOdling-Smee,WashingtonD.C.,1992,April,pp.84-85.

[6]MichaelEllman,“Moneyinthe1980s:

FromDisequilib-riumtoCollapse”,inMichaelEllmanandVladimirKontorivich（eds.）’sTheDisintegrationoftheSovietEconomicSystem,Routledge,London,1992,pp.114~115;А.Хандруев,БанковскаяСистемаРублевойЗонывУсловия

х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Дезинтеграции//ДеньгииКредит,1992.№3.

[7]Н.Петухова,История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явРоссииIX-XXвв,ВузовскийУчебник,Москва,2008.с.375.

[8]麦金农:

《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9]IMF,TheEconomyoftheFormerUSSRin1991,preparedunderthedirectionofJohnOdling-Smee,WashingtonD.C.,1992,p.13.

[10]Л.Абалкин,СовременныйКризисиПерспективыРазвитияСоветскойЭкономики//ВопросыЭкономики,1991.№10.

[11]IMF,TheEconomyoftheFormerUSSRin1991,preparedunderthedirectionofJohnOdling-Smee,Washington,1992,p.13.

[12]至戈尔巴乔夫改革时,苏联国内的资本市场仍然处于尚未发育的阶段。

仅存的有价证券是苏联政府发行的长期国债。

1990年,个人持有的国债总额仅为250亿卢布,而企业、合作社则完全不持有国债。

由此看来,通过发行国债在短期内进行大规模筹资是无法实现的。

（VladimirPopov,“PerestroikaandtheDemandforCapitalintheSovietEconomy”,inJosefBradaandMichaelClaudon（eds.）’sReformingtheRuble:

MonetaryAspectsofPerestroi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