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经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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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一

2007年理论经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

（一）

内容提要：

本文对2007年中国经济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从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道路及其指导思想的争论、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争论、关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及初次分配问题的意见分歧、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归纳。

关键词：

经济理论，经济改革，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

一、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道路及其指导思想的争论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对中国改革开放道路及其指导思想等问题的分析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这些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如何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如何看待股份制的地位，以及如何认识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性质等等。

针对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焦点问题，一些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林毅夫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象。

他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用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

一个例子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到了20世纪80年代来已取得连续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界普遍对双轨制改革非常悲观，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

那时在主流经济学界广为接受的一个看法，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认为要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政府平衡预算。

但是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2005年快速增长，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出现崩溃或停滞。

苏东在实行休克疗法后也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出现经济快速增长，反倒是崩溃停滞了。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热过一阵子后，现在新的热点是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

但不能用一个不变的条件来解释变动的情况。

发展经济学同样尚未真正触及决定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现代主流经济学在改革问题上遇到了困境。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Easterly2001年发表的《迷失的20年》文章中说，从80年代开始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按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结果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没有改变。

80、90年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为零。

宏观经济的波动比60、70年代还差。

现代经济学有关改革和发展的许多理论难以解释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成效，也难以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成效。

刘国光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其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三是根据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四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五是政府职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卫兴华认为，我国的改革与创新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

这与某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自我否定截然不同。

改革的对象是旧的经济体制，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首先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成不变的，基本制度也要创新与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首先表现为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既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在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导向作用，在于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引导力。

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

张宇认为，近些年来，我国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了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管理者内部收购、权钱交易等变相私有化的现象，不仅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和贫富分化，极大地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同时还使一些原本优秀的国有企业在经营上陷入困境。

这些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流行不无关系。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接近或超过50%，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30%。

在这种情况下再大规模实行非国有化，这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当前深化改革必须强调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于祖尧针对刘吉《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一文（《改革内参》2006年第17期）中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认为该文在新自由主义、基尼系数、“拉美陷阱”等问题的认识上犯了许多常识性的错误。

在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的道路与方向、新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解决和如何解决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上，刘吉的说法有很大的误导。

于祖尧认为，刘吉断言基尼系数只适用于工业化一元结构社会，不适用于我国，这是无知，是为了掩饰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严峻现实。

刘吉还否认存在“拉美陷阱”，而“拉美陷阱”是国际上特别是拉美国家诚实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共识。

于祖尧还反驳了刘吉否认分配不公平存在的言论。

刘吉说，下岗工人的生活比“大跃进”后和“文革”时强多了；贫富悬殊问题完全是“左派”学者煽动起来的。

他认为现在急于解决贫富差距，是重犯解放以来多次犯过的“左”倾幼稚病，其结果只会把经济搞乱。

刘吉还提出，造成弱势群体的原因是这些弱者自身素质太低，他们是落后生产力群体。

于文用大量统计数字表明“刘吉的这番议论完全把自己置身于工农大众的对立面”。

刘吉回应了于祖尧的评论。

关于基尼系数问题，刘吉认为，它并“没有作为普遍公认的指标为国际所采用”。

他说，一位美国外交官对他说“美国人不知道基尼系数”。

在中国，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也没有听说过用基尼系数来论述资本主义两极分化。

“没有准确的统计，基尼系数对中国有何意义?

”他不赞成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欧美之说”，“如果确实，最直接的结论应是加快学习欧美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也就在其中了”。

刘吉说，“我认定惊呼中国基尼系数超过社会危机临界点是一个‘伪命题’”。

一个基尼系数0.45，一度把中国弄得人心惶惶、社会不安，在客观上配合了国际反共反华势力的“中国崩溃论”。

张维迎认为，中国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民营企业在竞争行业的发展。

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经济的下游产业，国有企业主要在上游。

凡是在下游竞争产业的国企都活不下去，但是在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对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电力、电信、运输等的需求也大量增加。

这些行业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所以国有企业活得很好。

企业改革可以参考英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造的模式，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把国有企业的股份按一定的比例卖给老百姓，也可以考虑把公用事业的用户变成股东。

现在老百姓的储蓄那么高，并且很多大国企已经部分或全部上市了，政府要做的无非是把手里的股份不断释放出去：

一部分卖给所谓战略投资者，另一部分卖给老百姓。

王振中提出，综观俄罗斯及东欧诸国，经济转型直接导致了以下后果：

一是长期经济衰退，社会生产力、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二是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三是少数人在私有化中暴富，贫富分化加剧；四是大量资金集中于工业集团，形成了金融垄断寡头。

与其相反，中国的经济转型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同一时期的经济转型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后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经济转型的研究不能再仅仅停留在改革的模式、路径和速度等问题上，切实需要对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与解答，特别是以下三个理论问题不容回避：

一是改革方向的差异；二是指导思想的差异；三是政策效应的差异。

厉以宁认为，凡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失业的人就少，民营经济发展慢的地方，失业的人就多。

当前，加入WTO的过渡期已结束，国有企业要加快重组，民营企业介入就能组织起自己有相当竞争力量的团队与跨国公司竞争。

没有民营经济，农民无法大规模进城，城市化也没法实现。

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面临一些阻碍。

一是市场准入问题，什么市场可以让民营经济进去?

什么市场不能进入?

应该是，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进去。

一些垄断行业也可以让民营经济参与，非公经济政策要落实。

此外，必须打破税收、信贷、外贸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二、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争论

蒋学模认为，“效率优先”，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持续快速的发展，始终是社会发展占第一位的因素。

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绝不是平均主义，应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有机会享受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成果。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可以不必再提，但绝不可以倒过来，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来代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不是以否定“效率优先”为代价来达到，而仍然是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来实现的。

”

孙天立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原则，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造成的。

坚持效率优先，就是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

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不能出现两极分化，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的社会条件。

”

邹东涛认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实现贫富和谐。

但是，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绝不能向效率开刀。

近些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确实拉大了。

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效率讲多了，公平讲少了”造成的，或者直接是“效率优先”造成的。

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

但我们试想一下：

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

是不是效率讲多了?

绝不是。

黄范章认为，“效率优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转轨”时期公平问题更加突出。

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起了重大历史性指导作用，但这一提法也有不足之处，把“效率”和“公平”看成两码事，看不出其间的正面因果关系。

我们应采取“效率优先，增进公平”的提法，即表明“效率优先”是发展经济、增进公平的前提，而“增进公平”则是“效率优先”的目标与归宿，是政府为弥补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缺陷而努力的方向，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及义务。

卫兴华不认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而主张两者并重和统一。

他认为强调发展，强调生产力的作用，并不存在轻视或不重视分配公平的理由或内在联系。

既强调发展生产力，重视效率，又强调分配公平，有什么不可以的道理呢?

如果在分配中将效率优先于公平，将公平放在次要地位，忽视分配公平，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不可能走向共同富裕。

如效率优先的对象是片面追求GDP、经济速度，那是可以的，但不应把分配公平作为效率优先的对象。

吴宣恭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虽然对扭转平均主义观念，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在实践中也产生一些负面效应。

为顺利进行和谐社会建设，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实现公平与效率互相促进、同向发展。

”

吴忠民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对于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观念起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中国发展进程的推进，这一提法逐渐显露出其明显的局限性：

同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相抵触，没有区分基本制度和具体政策两个层面的公正问题，与和谐社会建设格格不入；将这一提法泛化并覆盖非经济领域，意味着现代政府主要职能的错位，对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的定位有误。

从长远看，这一提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

对现代社会的制度建设不利，对改革和发展的有机统一不利，对公正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不利，也延缓了合理、健全的社会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