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宗教思想微探 1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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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宗教思想微探1稿

《西游记》宗教思想微探

摘要：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代表作；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佛教取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

但整部作品却不是在弘扬佛教、道教或儒家思想，而是融入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

表现出既抑道扬佛，又反佛讽佛，既宣儒尊儒又嘲讽儒，既赞同法家思想中的法、术、势，又批判法家的阴狠毒辣。

这使《西游记》的宗教思想具有丰富性、复杂性、世俗性。

关键词：

《西游记》、宗教思想、儒道佛法、丰富性、复杂性、世俗性

引言

吴承恩①根据《大唐西域记》的基本故事情节和各种戏剧艺术、民间传说，编著了伟大的神魔小说《西游记》。

自出书以来，就引起了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

人们纷纷以作者、主题思想、版本、宗教意义、人物形象、哲学思想等角度来解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对于《西游记》的宗教思想探究，目前尚不够深刻、全面，多数局限于人物形象、性格与某一具体的宗教思想的研究领域。

而国外的研究状况更不容乐观。

因此，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来研究《西游记》宗教思想中的儒、道、佛、法，并进一步探讨其所体现出来的丰富性、复杂性、世俗性。

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从《西游记》问世以来，人们就纷纷地对其作者、版本、成书过程以及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结构、宗教思想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硕果累累。

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学术研究历史。

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之《<西游记>考证》后，目前又有孟湘女士的《西游记>宗教超越主题之透析》、周秋良的《<西游记>中的观音形象及其民间性》、陈玄章的《<西游记>作者笔下唐僧形象新论》、李洪武的《唐僧三个徒弟名字的佛学含义》、蔡相宗的《从佛教唯识宗谈<西游记>中沙僧形象》等等；在国外，一直流行着各种各样的刊刻本《西游记》和不同的研究认识，并在英、德、俄、日、韩等国，以动画、电影、游戏等形式存在，对唐僧取经的神奇性和宗教意识、人物形象满怀兴趣和研究热情。

美国阿瑟•韦理的《猴》、猪吴庄八的《西游记和三藏法师》、内田道夫的《西游记的语言》、吴益泰的《中国神话》等等。

（二）对上述的评论

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潮流的兴起，许多学者专家们沿着理性、严谨、思考、创新的方向，对《西游记》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但无论在国内外，对于《西游记》宗教思想的研究尚未形成科学、统一的认识。

（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历来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专家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对于它的主题认识，一开始只作为宗教宣传的读本，并一度成为主流思潮；建国初期，人们过多地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研究和认识《西游记》，彻底批评和否定其宗教思想的各个方面；近些年来，随着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许多学者专家们沿着理性、严谨、思考、创新的方向，对《西游记》的宗教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大现实意义。

研究方法

文中将采用文本阅读和文本研读法、对比法、分析总结概括法、以及社会历史批评法对《西游记》的宗教思想中的儒、道、佛、法进行分析讨论，并进一部阐述其所体现出来的丰富性、复杂性、世俗性等特征。

讨论与分析

一、《西游记》宗教思想的复杂性、丰富性

﹙一﹚既抑道扬佛，又反佛讽佛

《西游记》是一部以佛教取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但整部作品却不是简单的弘扬儒、道、佛、法的宗教思想，而是融入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是《西游记》宗教思想体现出丰富性、复杂性、世俗性等特征。

在作者的笔下却明显的显示出对宗教的批判态度。

《西游记》本身写的是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西天求取真经的故事，它属于宗教题材。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整部小说的倾向似乎是宣传佛教教义，劝人向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讲求生死循环，因果报应，这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实的：

①《西游记》的故事主干写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到西天求取真经，小说中的所有故事情节都是由此引发展开的。

②取经人最终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取得真经，并得佛祖的封赐，成为佛界中的重要一员。

③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兄弟经过取经过程的艰苦考验，清算了过去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典型代表。

④他们三兄弟都是由恣意妄为的妖道而皈依佛门的，明确的表明了作者宗教思想中的抑道扬佛倾向。

⑤从师徒四人的姓名中可以看到作者鲜明的崇佛态度。

唐僧又名唐三藏，僧乃和尚，属佛门弟子。

三藏其实就是法藏、论藏、经藏，是三种如来佛祖欲让东土的三藏佛经的符号化，这就意味着他所负的取经使命和其姓名相一致。

因此，他成为取经队伍中的首脑人物。

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三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悟”字，具有深刻的佛学含义：

悟“空”、悟“能”、悟“净”，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佛教禅宗中“悟”的过程，点出了只有“空”才可“能”，只有“能”才可“净”。

抛弃一切世俗欲念返入心相俱空，身心皆净的真如之境。

他们三人皈依佛门，当然是对原有信仰的放弃，让他们臣服于唐僧门下，暗示的是佛法无边能善渡众生，让佛门教义深入人心，也正是《西游记》宗教思想的一种命意。

《西游记》作者抑道扬佛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暗含了作者对当朝佞道弄奸的道士与昏庸皇帝的尖锐批判。

正是出于对佛教的信仰，道教在整部小说里便成了作者揶揄嘲弄的重要对象。

这固然是对明朝统治者的重道教误过害民的批判，但也是作者崇拜的必然选择。

因为集儒家思想和佛界使命的唐僧本身，也就是太宗皇帝的权利象征。

所以，小说中道士几乎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要么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要么为虎作伥，狼狈为奸；要么贪得无厌，祸害天下；要么占人为妻，草菅人命，可谓坏事做绝。

如乌鸡国的假国王，车迟国的国师们，比丘国的国丈，他们以妖术惑君而取信君王，然后暗移权柄。

在作者看来，他们都只是些懂得妖术的假道士，就连太上李老君也只是个圆滑事故的无能之辈，只会炼丹取悦玉帝。

而其他就只能是些妖魔鬼怪，面目狰狞，罪恶滔天，但他们都始终尽量使自己成为道貌岸然的高道。

如第十七回②，中黑风山三个妖怪，他们在一起就高谈阔论，讲的都是些安炉立鼎转沙炼丹之事，只是谈及到“吃了能千年不死的唐僧肉”时露出那吃人的本相。

第七十三回中，盘丝洞的女妖与黄花观炼药的道士蜈蚣精相互勾结，共同谋划着吃唐僧肉。

“那些所有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的妖怪，其理论根据大体都可以从道教追求不死的教义寻到”③。

由于作者对道教的批判具有现实针对性，反映出作者对特定时期病态道教的不满，因此，在形象中对那些道教祖师爷也是极为部恭敬的。

迪十四回，孙悟空师兄弟三人一起来到三清观，将元始天尊、灵宝道君、太上老君三位道教祖师的金身推倒在地，并且分别变化为几位道长祖师的模样，后来担心观中道士发现被推倒在地的塑像，悟空便出主意江几位金身送到“五谷轮回之所”。

八戒边扔

边说道：

三清，三清，我说你听：

远方到此，惯灭妖精。

欲享供养，无处安宁。

借你座位，略略少停。

你等坐久，也且暂下茅坑。

你平日家受用无穷，做个清静道士，今日里不免享坐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西游记》一方面是抑道扬佛，一方面又无情地在具体人物情节上对佛进行无情的嘲讽和批判，特别是以唐僧为首的取经队伍在社会世俗权利现实面前和如来观音言行，把个高高在上的“佛”又拉到社会人间，与道其实有并无多少本质的差异。

作者正是在各故事的关键处来个插诨打科，揭穿了佛门虚伪、世俗的内幕，从而更突出的表现在对佛门教义和清规戒律的否定。

何锡章先生认为，唐僧虽是正宗的佛门信徒，但在小说中他除了佛门信徒的一些主要优点外，也还有许多佛教信徒不应有的种种杂念，归结为一就是自私自利，显然与佛教徒的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无我精神刚好相反。

处处怕悟空惹出祸事来会连累自己，只要有重大祸事，就是孙悟空故意犯的错，可能会使自己的取经大业功亏一篑，不能报效唐王的知遇之恩。

最明显的就是孙悟空为保护师傅而三打白骨精（第二十七回），唐僧的肉眼俗胎不如悟空的火眼金睛，他哪里知道是白骨精为了吃自己的肉以求长生而故意使的技术，因此，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念起紧箍咒。

他不仅丝毫没有怜惜徒儿的疼痛，反而下了逐客令要孙悟空马上离开。

“你在这荒郊野岭外，一连打死三人，还是无人检举没有对头，俏到城市之中人烟凑集之所，你拿了那哭丧棒，一时不知好歹，乱打起人来，撞出大货叫我怎的脱身？

你回去吧！

”④

再如那五十六回，唐僧因骑马走前而被贼人抓住，搜身半天却毫无盘缠欲举棍就打，唐僧为了保全自身性命而编造谎言说：

“二位大王且莫动手，我有个小徒弟，在后面就到，他身上有几两银子，把与你罢。

”不久悟空赶来杀了贼人解救了师傅，没想到唐僧却反过来怪他狠心杀人，怕贼人的怨魂到地府状告自己。

于是他让八戒埋了贼人之尸首后，他自己在坟前念了一大段为自己开脱的祷告词：

“拜惟好汉，听祷告原因：

念我弟子，东土唐人……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

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

”

这就是唐僧的自私，他既不讲师徒情分，野不顾他人生死，一切事情的是非评判标准都只是影响到他的取经大业。

吴承恩在唐僧身上注入了贪生怕死的自私品性，从根本上讲是对佛教徒那虚伪自私的灵魂进行无情的抨击。

其次，就连那些菩萨也只是表明上的庄严妙相，口喊慈悲为怀，善渡众生，其实质上也有着相当残忍的性格和伪善狭窄的心胸。

佛门对一切恶都应以感化的方式来劝其弃恶从善，但小说中的菩萨们在劝善往往不起作用的时候，真正其作用的就是使用暴力，从而维持他们认为应该如此的秩序。

如第七回中，如来施以骗术将孙悟空狠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圣婴大王被观音故意抛下的天罡刀所化的莲台折磨的血肉模糊，再如观音收服黑熊怪也是如此。

报复打击心胸狭隘窄的也是《西游记》中菩萨们常见的形态。

如乌鸡国国王在井中被浸泡三年便是一例。

乌鸡国国王本好善斋僧，如来派文殊菩萨渡他归西，文殊变成了凡僧，以言语激怒了国王，国王就用绳子将文殊捆了丢在御水河中泡了三天三夜。

如来知道后，就令文殊的坐骑青毛狮子变成全真道士来哄骗国王，将国王推入井中泡了整整三年，以报文殊“三日水灾之恨”。

又如朱紫国国王因狩猎而误伤了两个雀雏，西方佛母大怒，于是就有了观音的金毛吼下界为怪，使法掳走并强占了皇后，使国王经历了相思成疾之苦，换上了“双鸟失群”之病。

而最直接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唐僧师徒到了灵山之后，因吴金银财宝打点索要人事的管经人阿傩、伽叶，结果得到的使无字之经。

吼经燃灯古佛点破，回众并到如来处诉苦，没想到如来不仅没有惩治索贿不成而舞弊报复的门徒，反而做了如下妙论：

佛祖笑道：

“你且休嚷。

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事，我已知之矣。

但只是经不可以轻传，亦不可以空取……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

白本者，乃天字真经，到也是好的。

因你那东土众生，遇迷不误，只可以此传之耳。

”

结果是唐僧师徒无奈，只得将紫金钵盂双手奉上之后，才终于得到了原说三藏经中的“每部各捡几卷”，四众还要虽气愤野只得千恩万谢。

在这里，作者将佛门那冠冕堂皇的外衣当众撕破，连佛祖也只是个面带微笑的功利财宦的追逐者。

上述所涉及的佛门教徒以及佛祖、观音的种种行径，正好是当时封建社会统治者中丑恶嘴脸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肯定了佛教教义中的全人向上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野看到了佛教理想在现实社会生活河虚伪功利的佛教徒身上使根本无法实现的。

作者既希望以佛教来抵制甚至清除病态的道教，但有看到了现实生活中佛教本身的虚伪性，表现出既抑道扬佛，又反佛讽佛的矛盾性、复杂性、丰富性。

（二）既尊儒崇法，又贬儒斥法

1.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从根本意义上讲，《西游记》只不过是借用了佛教中的概念、佛门中的取经故事，吸收了一些佛教教义和思想，二真正表述的则是以儒家为基础的人生理想，所传递的不过是改良主义的儒家药方：

君：

励精图治；臣：

忠孝仁义。

忠孝观念是儒家的主要人生价值内容。

修身齐家的核心便是尽忠尽孝。

第十回，“玄奘秉诚建大会，观音显像化金蝉”。

当唐太宗见了观音“颂子”就立即问“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

”的时候，唐僧主动请旨，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因此，无论取经路上有何艰险，都始终不忘保全性命，从而到西方求取真经，以实现“皇土永固”的根本目的。

这当然与他自身探求佛理的意志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欲报答唐王的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的士大夫文化心理。

唐僧忠既知识份士大夫对君主的尽职尽责，也是宗教为政治服务的典型代表，他本身身为佛门很有影响的人物，却始终不忘思君报国，甘心为皇权奔走效劳。

所以，唐太宗励精图治，唐僧尽忠尽孝，正式作者在《西游记》忠所倡导的儒家人生理想，齐实质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观念。

2.唐僧在取经险途中的言行举止，本身又是对儒的无情嘲笑和批判。

他手无缚鸡之力，迂腐麻木，却立誓：

纵然粉身碎骨也要求得真经，以保唐王“黄图永固”，建立起理想中的儒家正统秩序。

他不分青红皂白，刚愎自用，根本不顾悟空在取经途中与妖魔打斗时的安危，而是毫不讲师徒情分的只根据自身取经大业为准，死报佛门教条，对悟空屡屡念咒。

可以说，作者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和求取真经的重大使命置于唐僧身上，本身就是儒门中的一个笑话。

3.崇法斥法

纵观整部《西游记》中人物命运的安排，作者既想让下层受苦受难的人们通过自身绝对实力和强制手段来改变处境，同时也揭露统治者为了权力而无情的使用暴力，显得极其残忍和心胸狭窄。

如前几回中，天生石猴孙悟空通过神通手段，一路直杀到凌霄宝殿，使整个天庭为此而坐卧不安，迫使玉帝封其为“齐天大圣”。

而当其知道自己只是有名无实的空衔时，欲想“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却让个佛祖如来施以小计而惨压五指山下五百年。

不仅如此，悟空即使是诚心归佛愿往西天取经，佛祖也是不放心儿特质了一个“紧箍”，让唐僧因为有了“紧箍咒”而能绝对制服和支配孙悟空，动辄就让他生不如死。

又如观音收的圣婴大王，降服黑熊怪，无不凭借手中的法宝并施以骗术而取得胜利。

因此，作者既充分肯定如孙悟空类的人，敢于为追求人身权利的无畏精神，强调法家思想中绝对的“势”，同时也看到这些人在统治者阴险手段下的悲惨命运，孙悟空最后只能落得个毫无意义的“斗战胜佛”。

综上所述，《西游记》中的宗教思想不再是简单的宣扬或是贬斥儒、道、佛、法中的某一种思想，而是深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加之作者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认识其他的思想，以儒为纲，佛、道、法兼之，而且全都被特定时代的统治者不同程度的儒化猴为政治所用。

小说中的太宗如此，历史上的明世宗更是推崇道，寄希望于长生不老。

作者正是这样，把几种宗教教义思想和现实人间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只是一个佛门取经的宗教话题，却包含更深刻更丰富的社会东西，因此，《西游记》宗教思想就明显的表现更为丰富、复杂，不能简单的就以哪一种宗教思想来解读整部《西游记》。

吴光正同志从修性欲修命的角度认为《西游记》的许多情节彰显了“三教合一”的理论诉求。

⑤孙悟空的道教师傅就是一个三教合一的形象，他一讲道时便“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演三乘教，精微万法全金……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

开明一字皈诚理，指引无生了性玄。

”（第二回）他在传道时也居然讲究禅宗的机锋妙语，以禅宗手段将4门无法达到长生的修炼方法比喻为“壁里安柱，窑头途抷，水中捞月”，“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撇下大众而去。

”悟空识得个中暗语，认为“打他三下者，叫他三更时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者教他从后门进入秘处传他道也。

”又如孙悟空在车迟国灭了三大妖怪后训诫国王时指出：

“今日灭了夭邪方知是禅门有道。

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

望你把三教归一。

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

我保你江山永固”。

还有第七十八回中，唐僧和国丈在此比丘国国王面前论道，其实质就是佛道两家的俢性欲修命之争，国丈引援《尊道赋》来反对唐僧只修性不修命自然合情合理，但唐僧竟然有引用道教俢性理论来表明自己心性维持的正确性，则表明在俢性这一点上，与到家的修命已经不存在多大的差别了。

李棘则从孙悟空的经历看《西游记》中佛与道德辩证关系。

认为佛道兼修方能养育人才。

其理是：

1道生孙悟空并教其本领。

孙悟空乃天生地母横空出世的一石猴，吸收了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

体现了道家天地合而万物生的思想。

而以庄子为代表的到家对个体生命则希望“久注天人之内”，“不老长生”。

因此，孙悟空不惜千辛万苦的漂洋过海，在菩提祖师处学习了七十二变化，腾云驾雾之术，能自由的上天入地。

并且在误打误撞中得食仙丹、蟠桃、人生果而得以延年益寿。

孙悟空之所以能在空间上达到自由，时间上得到极大延续，主要是因为能将心门与包括兵器（如意金箍棒）在内的万物合而为一，具有了强大的天生神力。

2佛从本心中指引了孙悟空。

张中行先生认为：

“佛家所谓苦，还不只是眼所见，因为还有设想的轮回。

说全了是六道轮回，就是人的灵魂不灭……”⑥佛对长生不老有自己的看法和实现方式，佛教要通过六道轮回来实现“由今生只固修来生之果”。

孙悟空凭借着自己的不凡本领和手段想达到生命的极致自由时，却违背了社会生存法则，打破了本来应有的社会秩序。

因此，在佛强有力的手段之下跟随唐僧取经，走进了六道轮回的因果关系中。

③道是孙悟空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而佛让他见心明性，最终之所以能成为“斗战胜佛”，是因为他佛道双修，性命齐行。

二、《西游记》宗教思想的世俗性

（一）三权合一的唐僧

与历史上的陈玄奘相比，《西游记》中的唐僧已经面目全非，其所代表的意义和价值发生了巨大改变。

历史人物和《大唐西域记》中陈玄奘法师，是一个为了探求佛法而不畏艰难险阻，只身前往，为求得心目中那治世良方而奋斗的平民英雄；是一位为了深究佛理佛学而呕心沥血的佛门学者；是传播中华文化和输入外来文化的光辉使者，在中印度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壮丽篇章。

然而《西游记》中的玄奘的身份和使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虽然都是到西天拜佛求经，但其内涵有很大的不同。

陈玄奘在历史上私自外出越境以求得更神妙的佛学理论，主要是个体行为，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非受外在客体的支配；小说《西游记》中的唐僧则基本丧失了上述意义，除了求取佛经的故事情节一致外，已经有纯粹的个体行为发展到宗教行为和国家行为，个人身分上升为国家与神的人间使者；研究学理探求佛法以救人救世的美好理想，演变成了为唐王朝取回统治人心改变人心的法宝，并使皇图永固，为神传播佛教并扩大其影响。

因此，他是王权与神权的代表和象征；加之他是取经队伍中其他三人的师父，是一个潜心向佛的文化大儒，具有了儒家传统思想种父权的意义。

于是，一个本来记述全心探佛的宗教故事，则演变成具有强烈世俗、现实、功利色彩的小说《西游记》，使神秘莫测的宗教在取经途中变得世俗不堪。

唐僧取经的缘由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个是以如来为代表的想要宣扬和扩大佛教影响力的佛门领袖，一个是唐王朝的统治者，欲用法力无边的佛来教育百姓，以求皇图永固，江山不移。

先来看如来某日讲经后的一段对话：

我观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东胜神洲者，……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

……我有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

三藏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我待要送上东土，叵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旨要，怠慢了瑜迦之正宗。

怎么得有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教他苦历千山，询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

永传东土，却各乃是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

谁肯去走一遭来？

接如来刚落的话音，观音请命愿到东土寻一个取经人来，于是就有了后来劝诫沙僧

八戒、悟空等候选取经人的事，也才有了观音显象化金禅的生动情节。

由此可知，佛祖如来的意思是要劝善东土众生，以推广和传播佛法来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净化心性。

从而彻底改变东土贪生贪杀的愚蠢现状。

唐太宗李世民因为泾河老龙王一案而魂游地府，幸得魏征的好友崔判官的帮助而延寿二十年。

为了摆脱孤魂野鬼的纠缠，李世民在阴世借人金银一库，散发给孤魂野鬼；并且许诺回到阳间之后要做一场“水陆大会”来超度他们。

张贴皇榜之后并派刘权到地府进瓜，动用国库偿还在阴府所欠债务。

在水陆大会上，唐僧正在全心会神地对众讲经，观音恰逢其会，并显像点化了凡身的金蝉：

“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以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

”观音还对李世民讲到：

“可以度亡脱苦，寿身无坏；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

这些好处刚好对了李世民的一门心思，他正需要一种精神思想来保身和维持正统的封建秩序，江山不移。

唐僧其实是非常了解唐王李世民的心思的，“保我王江山永固”一语道破了取经的真实目的，而唐僧又欣然前往，于是受命于王权的身份也正式确立。

太宗语：

“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程途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

一旦兄弟关系得确立，唐僧就得对身为兄长的李世民尽职尽责，忠心耿耿。

因此当下立了誓：

“陛下，贫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顾如此？

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坠沉沦地衣”。

这样，使得探求佛学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的人生理想紧密结合起来，把佛门取经的宗教故事也染上了现实的功利色彩；也表明，在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身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任何宗教思想都只能屈服于政治，为统治者服务。

西方的佛教教义理论只要被中国典型的文化儒吸纳并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播，就摆脱不了人世社会的政治思想、现实功利性、世俗性。

因为儒家思想自从问世以来，就要求知识份子积极出仕，要学有所用。

唐僧是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熏陶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文化人，经世致用的现世观念已根深蒂固地植入脑海，佛教经他的手传入中国，就不可能避免一些世俗的成分。

儒，根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可解释为：

“柔也，术士之称”（注释），即“儒”是人类社会中圆滑的处世之术。

在儒的集大成者孔子所编修的《大学》里有“治国必先齐其家者”的记载，南宋朱熹对此解释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尊贤育才，以彰有德”（注释），即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尊重贤人、养育人才，来表彰有德之人，强调让贤人有才能的人积极参与政治，辅助君王。

自从建制化（注释）在统一的封建帝国盛行以来，孔子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文化，也逐渐演变成以仁、义、礼、孝为主题的封建礼教和儒教。

儒学对传统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从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到国家的典章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受儒家思想原则的支配，“儒、道、法，以儒为纲”，（注释）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稳定社会秩序的灵丹妙药。

因此，国君不仅仅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驾临天下，同时还扮演着君父的角色，将天下的黎民百姓和旷野之地纳为己有，确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父权至上的礼教社会。

唐僧是以掌握着父权的师父角色出现在取经队伍中的，他决定着徒弟们的生死前途，徒弟们只有心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地跟随，才能取得真经而后修成正果；他担负着教育徒弟们的责任，总是用《诗》、《书》、《礼》、《乐》中的内容来教条式地教化徒弟，使他们成为统治者所需要的忠孝仁义皆全德顺民。

正因为有着集王权、神权、父权于一体的唐僧形象，才使得取经事业从一开始就有了现实功利性、世俗性。

（二）道士与国王

道教是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满载着积淀深厚文明的土地上几乎所有生民仰仗着的行当门类和文化科学的方面，其真正形成是在两千多年的汉代以前，而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远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自然崇拜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生产的不断发展，更是集神仙方术、鬼神祭祀、风俗习惯、传说为一体，杂糅进儒、墨、军事、阴阳五行、丹鼎养生等方面的修炼理论和伦理观念、宗教信仰等成分，在劝度世人的宗旨下，梦寐着逍遥自由、长生成仙的结果，其本质是以所谓的天形之“道”为信仰核心，保罗万象，天人合一。

道教在隋唐时期被国教化，成为封建王朝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崇信的过程中更增添了几分敬畏感。

特别是经五代十国以及辽宋元明清的革新之后，道教门派林立，内丹学派大兴，南宗、北宗鲜明分开，全真教等摇旗呐喊，教旨也更趋于老庄之学，但布道传教的形成却越来越显得世俗化，特别是明世宗皇帝时期，道士们更是把修仙了道之“术”与封建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了纯粹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