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震寰主任逝世20周年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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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震寰主任逝世20周年3
[转载]纪念张震寰主任逝世20周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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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震寰主任逝世20周年（3）作者：
海外拾贝1纪念张震寰（3）：
张震寰主任与中国国防事业
海外拾贝1：
常言：
一人兴邦，一人丧邦，指的是有时一个人对重大事件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说张震寰主任对中国第一台亿次计算机的研制就有着这样的决定性作用。
没有这样的高层领导，亿次机的研制是不可能按计划成功完成的。
下面的报道为我们描述了张主任作为中国第一台亿次计算机研制项目的总负责人是如何通过一个个具体行动把他的团队紧紧凝聚在一起，特别是科技人员，戮力同心攀登科技高峰的感人故事。
在这些文字里，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不再是抽象的词汇，“中华民族的脊梁”不再是遥远的形象，一个具有坚定信念、心存大爱、忘我奉献、锐意进取的伟大人格与高尚心灵跃然纸上，不仅感动着他的同代人，也感动着我们这些晚辈及所有关心国家昌盛的共和国后人。
张主任的伟大人格与高尚心灵的感染力像一股通天彻地的正气，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国人体科学工作者和中国气功爱好者的心田，激励他们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用张主任的言行举止去鞭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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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云桂教授夫人说【慈云桂生前不只一次地说过，要是没有张震寰主任的全面领导和得力支持，银河机是搞不出来的。
】
张主任和中国第一台亿次计算机
连日，北京的秋风似比往年更无情，迅疾地扬起沙尘、树叶，甚至草棍，使劲地敲打大街小巷行人的面颊。
京西宾馆里，我国第一台亿次计算机的第二次方案论证会即将结束。
张震寰双手抄在稍驼的背后，来回踱步。
素日总是眯着的眼睛，此刻却大睁着，充满了焦虑的目光。
他心急火燎，不时地瞟着“亿次机”签字书上的技术指标及有关条文，上面写着的时限要求是六年，经费X亿元。
可他想，实现目标的条件呢？
一道道技术难关自不必说，更大的困难是缺乏应有的物质条件！
外国公司早已进人电子时代，全套的自动化流水线，而我们的有些工序还停留在“象牙雕刻”的远古时代，元器件质量低而不稳……眼瞅着半年过去了，可眼下许许多多要解决的问题还处在议而未决的半空中。
困难堆积如山，多如乱麻，究竟先从哪里开刀？
张震寰背抄着手来到亿次机总设计师、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慈云桂的住处。
两人巳是共事多年的老搭档，谈话投机，心事不谋而合。
议而速决，简短几句便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
“对，就这么干，再不能拖了。
技术问题你总负责，其他问题我统包了”，张震寰说完，稍停片刻，问老慈：
“你看，有哪些事现在就需要我来办？
”
“首当其冲是人的问题。
”慈云桂说，“现在所里人手不够。
据了解，七机部有个研究所在湖南，有一批计算机人才闲着没事干，能不能借用？
”
张震寰眯着的眼睛顿时瞪大了：
“为什么要借？
那样，来的人能安下心？
既然是这样，干脆把他们调国防科大。
”
“那敢情好！
”慈云桂喜出望外，“不过……’’他又喃喃自语。
“不过”的背后内容丰富，散发着苦涩味。
人事，这根通向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在某些当权者手中可能会一路畅通无阻。
他们安排子女，甚至儿媳、女婿，并不显得费力，一个便条，一个电话，便可“飞仙过海”。
可在正常情况下，你不是急需人吗？
不行，得按程序来。
调人，层层打报告，过关斩将，腿快跑断了，人事部门的门槛快踏烂了，几十个红头大印盖下来，花环式的圆圈画下来，还不一定成。
此时此刻，当权者手中的大笔似有千斤重，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此刻也变得麻木、迟钝起来。
拖，一拖再拖，一两年过去了。
慈云桂，这个搞了几十年计算机的专家，早已趟过前车之辙，深知其难，对此事将信将疑。
听完老慈诉苦，他沉吟片刻，断然发话：
“什么报告、画圈，一概都免了！
你们只要开个名单给我，我去办！
我直接找张主任（指张爱萍）、李政委（指李耀文）批去。
要想干事，非这样干不行！
”
解决人事问题是这样，其他问题也应如此。
一个念头闪过，他又当即叮嘱说：
“今后要我办什么事，一不用打报告，二不要写信，只要来张便条，不要头尾，写清一二三就行。
要我什么时间办好，我就什么时间给你办。
不要经过秘书，直接打电话给我，半夜打到我家，我起来接！
”
两个月以后，七机部驻邵阳某研究所的21名计算机人员，连同家属小孩，一古脑儿端到了国防科大。
事情办得如此“神速”，科大实在大喜过望。
而张震寰还在发脾气，嫌人事部门办事“拖拉”：
“办事要简化手续，不能疲疲沓沓，打官腔。
怎样对完成任务有利就怎么办，不这样干，什么时候把亿次机弄出来！
”
1990年5月，是研究所工厂预定的正式投产日期。
但到了4月中旬，还有40个问题没有解决，这距离5月1日只有17天了。
张震寰又一次从北京赶往长沙。
这位65岁高龄的八级干部，到科大后，把旅行箱往招待所一放，就急急火火地迈开双腿，朝三里外的研究所工厂走去。
披着旅途风尘的张震寰，走进车间、班组。
站在机器旁，他向生产工人了解情况；蹲在图纸前，他向技术人员征询意见。
最后，他找来厂领导：
“说吧，有哪些事需要马上解决？
”
问题一个接一个摆了出来。
他一面听，一面找人商量，一面当即拍板、落实，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厂长老姜说：
“厂里缺个总工艺师，我们好不容易物色了一个，技术很好，就是级别太低了点，才是个助理工程师。
”
张震寰眯着眼睛又瞪圆了：
“你管他什么级别，只要技术上拿得下来就行！
我们是共产党人，办事要讲实事求是，该提就提，在我职权以内的我就这样干，不这样干不行。
”
绕接组组长说：
“您已看到了，一万多根电线，从几号接几号，厚厚一大本。
要是有个录音机‘念’，我们边听边接，既快还不容易出错！
”
“嗯，很有道理，”张震寰点点头，“快买呀！
”
“财务科说了，录音机不是生产工具，不能买！
”
张震寰眯着的眼睛顿时又瞪大了：
“乱弹琴！
”联想起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他火了。
所里有个青年技术干部，几年无多大建树，到国外去学习，三个月后就取得了连他本人都不敢相信的成果。
张震寰问这个青年技术干部是什么原因。
这个小伙子告诉他三条：
在国外，资料全，信息灵；设备好；材料、元器件需要什么，打个电话就送来。
这三条曾在张震寰的脑海里翻腾了许久。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里，给他不同的条件，发挥的作用竟有天壤之别。
时间、效率来源于知识和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一个录音机能花几个钱？
有些人总是和你拧着一股劲，该买的他不让买，不该买的他乱买，乱弹琴！
张震寰搁下手中的钢笔：
“把会计给叫来！
”
会计来了。
张震寰请他到车间去转一转：
“看看生产上到底需要些什么。
”三天后，录音机送到了车间。
在那40个没解决的问题中，最头疼最难办的是电。
学校电压不稳，直接影响插件板质量。
张震寰当即立断立即修变电所！
”
变电所的事项一一落实，最后就剩下14根电杆还在扯皮。
学校有关部门派出一名干事参加“会谈”。
张震寰问你能拍板吗？
你能作主吗？
”干事惶恐地摸着后脑勺回答：
“我不能，领导派我来听一听。
”
“我们这里是要解决问题的，不是请人来旁听的。
你回去，叫你们领导马上来！
”张震寰压着火气对那个干事说。
事情很快就商定了。
末了，张震寰指着那位领导说你立即回去落实。
明天上午十点钟，我来检查。
”说着他把目光移向在座的各位身上:
”
你们也一样。
你们要我办的事情，我一定办好。
办不好，你们骂我、批我都行。
但有一条，我要你们办的事情，要办不好，我也饶不了你们。
”
旋风般的速度，合金钢的手腕，计算机的效率。
5月1日，工厂如期开工。
临走前，他找到老厂长：
老姜呀，后勤上的事我包了，技术上的事全拜托你了。
能提早一天完成任务，我张震寰给你磕头！
”
1980年5月，存贮室主任陈福接坐吉普车去衡阳买电缆，路上出了车祸，脑袋冲出挡风玻璃，下巴被刈裂得翻挂着，脖颈上刈了四道深长的口子，其中一道已贴近主动脉，只要再过来一个毫米，恐怕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无力了。
当晚11点钟，抢救陈福接的那个医院电话铃响了：
“我是国防科委，张震寰。
”他在电话里频频嘱咐：
“要给予最好的治疗，特级护理。
这是我们的骨干，全国第一流的存贮专家！
有什么困难，直接向我喊话！
”
这年春天，亿次机的研制工作进人了白热化。
技术骨干们一个个眼睛深陷，脸颊青黄。
有些人转氨酶升高，体重下降。
张震寰没等研究所的领导讲完，就眉头紧皱坐不住了。
他赶忙示手让讲话者暂停：
“这是个严重问题，要马上解决！
”说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毫不迟疑，提笔就批了一笔“特支费”。
“这笔钱由办公室直接掌握。
”他叮嘱再三：
“要保护这批骨干的健康，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当所领导谈到加夜餐其他系有议论的时候，张震寰很生气地说需要两餐就两餐，实事求是嘛，该解决的就得解决，别听其他人乱嚷嚷！
”
一袋奶粉能发三千卡热量，一支丙种球蛋白，合一元六分，但世界上没有一种数量能表示出它们所产生的超乎物质的精神力量。
当初，这些“臭老九”们为了研制百万次电子计算机.蜷缩在北京阜成门外的防震棚里“当团长”，依然能谈笑风声，此刻，当他们接过奶粉和针剂时，却默默无言了。
有人背过脸去，悄悄抹掉了潸然而下的热泪。
在亿次机诞生后的日子里，计算机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向笔者追述度过的那两千一百多个日日夜夜时，都承认自己是幸运者：
他们遇上了一个多么好的年月，从上到下都在为亿次机的诞生开放绿灯。
他们深情地说像张爱萍、张震寰这些党政领导，并没有画图焊线，但他们将心血凝成的沙石，却为我们铺垫了前进的道路。
”
然而在亿次机研制成功之后，张震寰却在深思这样一个问题：
亿次机作为一个特殊任务，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排除官僚主义的阻碍。
倘若是普通的科研任务，命运会怎样呢？
他期望完善科研体制，为科技的腾飞建造平坦的大道。
（摘自李培才的《旋风》）
1965年8月，英国在北京举办展览会，有一台光学仪器，国家物资部巳分配给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了。
核试验基地报告说核试验急需，我与器材处长赵香泉同志到国家物资部找到邓存伦部长，硬把人家已运到火车站的仪器要了回来。
第二年，我们到核试验基地出差，发现这台仪器还在仓库里“睡大觉”。
我报告了张副主任，他生气地说，真是犯罪呀！
本来这台仪器长春光机所很需要，我们却拿来放着不用。
以后，他多次用这件事教育我们的干部要有全局观念，力戒重犯。
国防科技大学研制“银河”亿次计算机时，进口一些仪器设备，需要动用外汇。
他亲自与慈云桂教授和其他专家一项一项研究核实，那种认真仔细的工作精神，处处精打细算的严谨作风，确实令人敬佩。
有一次，赵香泉同志对我说：
张副主任的工作作风，认真严格的工作精神，使我终身难忘。
虽受过他的严厉批评，当面下不了台，事后一想心服口服。
如果共产党的干部都这样，我们的科研事业肯定会更加突飞猛进。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这些话并非夸张。
我们永远敬佩与怀念张震寰副主任。
（摘选自王俊才《怀念张震寰副主任》）
在银河机研制的关键时刻，慈云桂教授手臂上长了许多小肉瘤，医生怀疑是恶性，要动手术，慈教授怕耽误时间，说什么也不同意。
后来一位同志建议使用鸡蛋加蛇蜕的偏方。
慈教授的夫人每天按偏方做好，送给慈教授服用，过了一段时间，果然见效。
恰好这时，一个重要的会议需要张震寰主任与慈教授一同去北京参加。
慈教授的治疗刚见点效，一外出，谁给他做这个偏方食疗呢？
慈教授的夫人左右为难，心里很着急。
这件事被细心的张震寰主任知道了。
外出开会期间，他们住在一起，张震寰让服务员每天按时给慈教授做这个偏方食疗。
待会议结束，慈教授回到家里，伸出手让夫人看，小瘤几乎看不见了，她十分惊喜，当她知道原委后，十分感动。
她说，有这么好的领导，科技专家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
那还有不舍身效命的呢？
张震寰十分爱惜科技人才，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仗义执言为他们说话，千方百计为他们落实政策，耿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幸运者。
耿教授是一位经历坎坷的中年知识分子。
他原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的全优生，后来留校当教师，又被评为优秀教师。
但在“四清”时，他家被错定为漏划地主，他本人被错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他突然之间被开除党籍军籍，长期被关押，甚至被判死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平反。
他热爱科研，热爱自己的专业，一心要用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但工作长期无着落，生活十分艰难。
他鼓足勇气找到当时正在国防科大指导工作的张震寰。
张主任详细听他的申诉，询问了他本人和家庭情况。
，，尽管落实政策困难重重，但在张主任的干预下，耿教授终于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耿教授说：
我每次得奖或取得成绩，都写信向张主任报告，这是对他老人家最大的安慰。
这些科技人员一谈起张主任坐镇大搞亿次机的情景，有口皆碑，真是佩服极了。
张主任对基层干部是那么熟悉，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了解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甚至他们的性格和特点，难怪张主任在重大决策时，用人是那样得心应手。
遇到困难，张主任真给下面解决问题，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要调一个干部到科大工作，这个干部很重要，从东北乘车要经过北京转车，张主任告诉科工委办事部门的一个干部，要他把转车的这位干部亲自送到火车站，到长沙由张主任接站。
这事情不大，却引起了周围的人强烈反响，原来张主任是这么待人接物的，他是大家真心爱戴的领导。
（摘选自周伯源的《张震寰与科技专家》）
张主任，，对待工作和事业认真负责，含辛茹苦，呕心沥血。
在他身上，永远看不到疲倦，始终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他不仅是位优秀的领导者和实干家，而且还是勇敢的探索者、开拓者、创业者。
每当回忆起同张主任相处的日子，想起他过早地去世，总是悲痛万分，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千言万语也难表达对老首长的深切思念。
张主任离休前抓的最后一项工作是“银河’’巨型计算机的研制任务，为了国民经济的科学管理和战略武器研制工作的需要，1977
年11月经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批准，由国防科技大学承担这项任务。
这是一项技术复杂、难度大、时间紧、涉及面广的重点工程。
1978年年初，邓主席又重申要下军令状！
张主任以他一贯的工作作风首先深人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熟悉了解科研队伍状况，与科技人员促膝谈心，关心每一个人的工作与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消除后顾之忧。
研究所百余名技术骨干，他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并熟知他们的工作能力和身体状况。
为了便于实施组织领导，他阅读了大量计算机书籍，读书时间大都是在夜间和外出时的火车上，从项目的方案论证、研究设计、试制投产他都在行，再一次显露出他异乎寻常的组织指挥才能。
他一向是一旦投入某项事业，就全身心、全方位地进行工作，他多次向科研人员表示你们在工作中有什么想法和问题可以随时找我，只要是计算机的事，你半夜三更打电话我也接。
”在计算机的研制过程中，从技术力量调配到个别元器件的解决他都亲自安排。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每年都要去几次长沙，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实施现场组织领导，在研究室、厂房、车间了解每一步进展情况。
计算机每进展一步都凝聚着张主任的心血。
1981年春，他因过于劳累旧病复发，住进了
301医院。
我们去医院探视时，进病房前预先商量好，为了张主任能安心住院治疗，见面后谁也不要谈工作。
结果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计算机的进展情况，指出现在多层印板的压制合格率太低，好好分析一下原因，软件要抓紧，力量上仍感不足，你们有何意见和想法？
很显然他在住院期间仍与长沙科技大学保持热线誤系，未因住院而间断工作，病房探视变成了小型工作会议。
他的病情稍稍有好转时就要求出院了。
出院后立即提出要去长沙，科工委陈彬主任考虑到他病还没完全好又刚出院，不同意他去。
但他执意要去。
陈主任提出，要出去可以，但一定要带医生。
尽管他不愿这样，作为出差条件只好依从了。
他到达长沙立即对随行的赵聚春医生说，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回去吧。
赵医生向科工委门诊部领导请示，钱主任指责说：
你的任务是对首长保去保回，你是医生，他是病人，病人应该听医生的。
过了两天，张主任见医生还没走，又向我们交待：
赶快让医生回京，他这样跟着我，我一个人独占一个医生，心里不舒服，影响我工作。
我们深知张主任的性格，只好安排赵医生先回京。
当时我们住在招待所距学校计算机研究所有两公里路程，每日早、中、晚步行要往返三趟，校领导担心张主任的身体，给他专派一辆车，供他上下班用，但他说什么也不坐，司机无奈只好回队交差。
1982年夏，长沙的暑天酷热难当，张主任叫我去他办公室交待说：
你去长沙一趟，暑期学校都放假了，研究所的同志都在工作，硬件巳进人安装调试，软件工作一定很紧张也很辛苦，现在天气这么热，去看看同志们怎么工作的，他们有什么困难，帮他们解决一下。
我遵照张主任的指示，带着他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与问候到了长沙。
情况同张主任所讲的完全一样，尤其软件研究室的同志们个个汗流浃背，桌上摆满了编排程序的纸张，电扇不能开，近40度的高温下倍感辛劳。
我同工程办公室苏克主任商量，他提议最好买10
台窗式空调，软件室的问题就解决了。
这在当时实属破例，会不会给首长出难题？
在当天晚上和张主任通话汇报请示时，张主任果断答复：
立即办理，越快越好！
空调装上了，同志们的工作干劲倍增。
在巨型计算机的整个研制过程中，尽管遇到许多理论上、技术上和工艺上的难关，在张主任直接领导与各有关单位的协同下，经过六个寒暑，终于成功了。
人们兴高采烈，各地一片赞扬之声，张主任却强调指出：
机器好与不好，要让用户说了算。
世界计算机发展是非常快的，我们不能满足于巳有的成绩，要虚心听取意见，总结经验，打一仗进一步，特别要找出不足的地方，还要改进，还有许多开发工作，还要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张主任以他的远见卓识，不仅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巨型计算机，还培养出一支能征善战能打硬仗的科研队伍。
这支队伍于1983年底荣立了一等功，计算机被评为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机关工作多年的老参谋中，平时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语：
张主任抓什么，什么成功，在他手下工作马虎不得。
他既是一位仁慈的兄长，又是一位严师。
（摘自国防科工委某局局长李勇《张震寰主任的风范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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