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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胡适
时间：
2011年7月14日上午
地点：
湖北蕲春青石蕲河沙滩
主讲：
熊培云
有一个人，你们非常熟，叫鲁迅，在你们的教科书上，有很多很多的介绍，、文章，然后到后来，这几年，有的人也注意到有一些课本，鲁迅的一些文章被删除，因为鲁迅太有批判精神了，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禁止批判的，所以鲁迅的很多东西就要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细节了。
与鲁迅那么多年一直如日中天的形象相比，胡适相对来说就是非常默默无闻。
在学者里面可能是知道他，但一些学生，甚至包括很多大学生对胡适的了解非常少，一天有同学讲，在看了我写的东西后，才开始读胡适的书，在教科书上了解得较少。
你们能够记起来的，大概也只有一个细节，就是历史课本里头，讲他推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改革”，大概只有这些东西，其他的，反正我是记不起来，也许你们新的教材里面会有一些关于他的东西。
事实上，以我对胡适的了解，如果你要了解中国近现代的话，你就一定是要去读胡适，不管是他的思想本身，还是说他当时对社会的参与。
包括他办报办刊，类似这样的事情，以及团结在他周围的那些人，都可以看到那一代的知识分子风貌，那一代知识学人的努力，那一代青年对这个国家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后来遇到哪一些挫折，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带来的讲义，实际上是我为一个关于胡适的电视片写的底稿，我就按这个大概给大家讲一讲胡适。
通过我的这个讲义，大家对胡适的了解，还是会非常肤浅。
至少不是说你听完这个讲义，就对胡适了解完了。
我希望我讲完我现在做这个事情，首先是要激起大家对胡适的兴趣，因为前些天这个剧组找到我，制片人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在讲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在讲胡适，在推崇胡适的东西的时候，胡适到底有多大意义，还有多少人会记起他？
当时我对他的回答是：
“多一个人来了解他，历史可能就会多还原一份真实面貌。
”所以今天不管有多少人会通过我了解胡适，有一个就是收获。
当然我相信其实更多人，能够聚集在这个沙滩上，越过艰难险阻，我们聚在这个沙滩上，毕竟还是有一颗求知的心，一颗向上的心，有一个共同成长的心，这是非常有希望的事情。
尝试解读胡适
那么先把胡适生平介绍一下，他是1891年12月7日生于上海，实际上他的祖籍是安徽绩溪上庄。
两年前我专门去过他老家一趟，那个地方风景非常好，环抱着山。
你们知道皖南很多做生意的人，就在绩溪胡姓的名人也非常多，而且中国有政商学三界，“政”是胡锦涛，“商”是胡雪岩，“学”就是胡适，绩溪那个地方的确很出人才。
胡适的祖上实际上受过一次非常大的祸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你们知道，从广西，一直往北杀，杀到我们老家九江，又顺着长江一直往下杀，杀到安徽，包括绩溪，包括后边的一直到南京，顺着这样一直杀下去，建立所谓的“太平天国”。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死伤了很多人，有很多的统计，最低的统计是六千万，通常的说法是当时中国死了一亿多人，的确是一次非常大的动荡，一次祸患。
但是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关于“太平天国”的介绍，更多的是说它是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
这是从孙中山、毛泽东他们为了动员所给出的历史定性，实际上学界对“太平天国”的判定是一次非常大的灾祸，胡适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晚年，他的一个学生罗尔纲写《太平天国运动史》的时候，胡适就非常非常生气，觉得他没有尊重历史面貌，而只是用意识形态的说法去研究“太平天国”。
那么胡适是根据什么？
他也根据自己家族的历史，他的母亲那一家杀得只剩下他外公，全都杀光了。
所以家里也非常穷，胡适的母亲叫冯顺弟，和胡适的爸爸结婚，胡适的爸爸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也是在做生意。
绩溪上庄当时很多人在外面做生意，他们家在上海有一个茶叶铺，胡适打小和他父亲没有见上几面。
他出生三岁多，大概四岁，父亲因为脚气病死了。
他父亲在台湾也做过官，胡适在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带他去见他父亲，去了台湾。
胡适在晚年回忆的时候，说自己人生的启蒙阶段，识字的阶段，就是从台湾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才三四岁。
父亲死了，他又回安徽绩溪老家。
这之后，十几岁的时候，他去上海读书，胡适说他母亲非常鼓励他去读书，很小，他就自己跑到上海去了。
他这么描述他母亲：
“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她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去远处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
我就这样出门了，去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
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
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
他自己说他随身带的这三个东西，一个是他母亲的慈爱，一个是用功的习惯，还有一个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这三个很重要。
他母亲的慈爱可以让他的心理得到好的成长，用功的习惯当然每个人即便是天才也需要，还有一点点怀疑的精神。
他说这是他从绩溪深山老林里只身来到上海，随身带的三个东西。
讲到这里，其实我在想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你从你家里走到大学，面向世界的时候，你带的防身之具是什么呢？
你带了什么东西帮助你自己成长？
胡适到了上海以后，就接触了一个大世界，当然不是花花绿绿的大世界，是当时文化比较繁盛的大上海。
他在那里接触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天演论》，类似这样的一些比较新潮的思想，后来他自己也办了一份报纸，叫《竞业旬报》。
这时候他非常小，18岁，就办了这样一份报纸，来表达他自己的主张，当然他的国文底子也非常好。
在1908年的时候，就是后来他办报纸办不下去，他在上海公学，原来的中国公学，做了一份职。
解放之后，他过得也很萧条，就觉得可能人生没有什么希望，所以刚才也说，在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他主要在学习。
因为遇到了世界上的一点点挫折，人也很年幼，就不知道将来去哪里，当时就交了一些狐朋狗友，酒肉朋友。
所以中国公学解散之后，他失业以后，过了一段非常颓废的日子，这个颓废的日子就包括就是去喝花酒，所谓的喝花酒，就是去嫖娼。
现在大家觉得好像是一个很道德败坏的事情，实际上在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文人雅士，甚至把这个当作很风趣的事情来说，那个时候还很多人在续妾。
像辜鸿铭还以嫖妓为最风趣的事情，现在这个社会风气也没有说比那个时候好多少，至少在一个公共的台面上不是相同的说法，也包括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嫖娼的事情也是非常多。
胡适那个时候去喝花酒，有一天晚上他喝多了，他就找了个车夫，车夫拉着他就把他给推翻了，把他钱包抢了就走了。
胡适很狼狈，自己钱包被人抢走了，后来他就喊，结果就有一个巡捕过来，觉得他好像是扰乱治安还是什么就闹起来，他和巡捕打成一团，结果巡捕就把他给逮起来，转天别人把他保送出来。
但是那天晚上胡适就完成了他的脱胎换骨，他觉得人生太狼狈了，我的一生就要这样度过吗？
我为什么要这样过得这么狼狈？
为什么没有理想，不愿去坚持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对他的刺激就非常大。
后来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庚子赔款”。
因为“庚子赔款”的原因，胡适就报考了留美学校，之后就去美国留学，先是读的农科，康奈尔大学，李登辉在的那个大学，后来他觉得学农科没什么意思，后来就改投哥伦比亚大学，做了杜威的学生。
杜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实用主义。
胡适对杜威非常崇奉，后来胡适生了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叫胡思杜，胡思杜的意思就是思念杜威，而一代代思念下去实际上就是讲他自己坚持的道路。
他对杜威非常推崇，也是因为杜威的一些哲学思想，胡适他认为他应该突破中国的很多东西，尝试很多的道路。
也是因为他受的西洋文化本身的熏陶，他认为中国需要在文化上做一些改革一些变革，所以他试着写新诗，就有了“白话文运动”，后来一直到《新青年》。
这就是大家在历史课本上看到的：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改革的旗手。
这是胡适从美国回来做的事情，他出的那个新诗就叫《尝试集》，他那个集子最后一句就是“愿大家都来尝试”。
这是你们见到的胡适成为中国文化的改革者的一个简单的过程。
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他的婚姻，他的恋情。
胡适一生实际上也有很多恋情，但随他走过一生的是江冬秀，江冬秀是胡适的母亲帮他定的有点像娃娃亲一样的，胡适在去美国之前，这个亲就定下来了。
胡适在美国的时候和美国的韦莲司（MissEdithCliffordWilliams），有非常好的关系，对他们的关系有很多的说法，但整体来看，倾向于恋情的关系，而且韦莲司也非常爱胡适，终生未嫁。
江冬秀，胡适从美国回来以后，他们就成了亲。
在美国的时候，胡适也经常给家里写信。
你从美国回来最后娶了一个村姑，所以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是胡适当时就是这样和江冬秀结了婚。
按胡适自己的说法是，他就是不想让他的母亲伤心，因为他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就一直守了寡，从来没有太多地考虑自己，这么一个心愿，胡适就不想辜负她。
后来他跟别人解释的时候，就说是不想辜负他母亲。
当然后来他和江冬秀生活了一辈子，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感情，也可能是我们讲的，先结婚后恋爱，有很多种解释，这个没有关系了。
在他和江冬秀结婚的婚礼上，他有一个表妹，叫曹诚英，在婚礼上就认识。
后来胡适去了杭州，曹诚英也是在杭州读书，他们俩在杭州就恋爱起来，说是在山洞里过了几个月神仙般的生活，后来曹诚英怀孕了，胡适当然也想尝试，后来他尝试着跟江冬秀说，我们离婚吧，我想跟曹诚英结婚（大概是这个意思）。
江冬秀就不干了，说你要跟曹诚英结婚，跟我离婚的话，（她就拿走过菜刀）我就拿这个菜刀把这两个小崽子杀死。
所以胡适就怕了，胡适也不想闹得太厉害，所以他的这次和曹诚英的恋情，实际上也差不多就断了。
当然断了还有个原因，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整个通信就中断，他和曹诚英也就断了联系。
曹诚英也是终身未嫁，爱胡适爱得很深。
后来也有一些原因，他们在政见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我没有做很细的调查。
我说我去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的时候，路过一个墓，就在马路边上，胡适家不远的地方，另一个村庄马路边上有曹诚英的一个墓，曹诚英好像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
关于胡适婚恋有很多种说法，就说他思想很自由，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保守的人。
这方面我更倾向认为胡适其实更多地是在负责任，不愿辜负别人，宁可委屈自己，做一些牺牲。
有的人就会拿胡适和徐志摩相比，徐志摩大家知道是情种似的一个人物，而且说为了爱情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说他要在茫茫人海寻我人生唯一之伴侣，做事非常决绝。
胡适相对来说就不是那样，徐志摩认为爱情是人生的精华，除爱情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是重要的。
而胡适认为婚恋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包括他原来在上海公学做校长的时候，有的学生因为对恋爱绝望，要自杀，他就劝学生，说恋爱和吃饭穿衣一样，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能因为某一部分有不好的际遇就否定整个的人生。
就是在这方面，他跟徐志摩不一样，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他即便跟江冬秀在一起，感觉不是非常好，或者说在别人看来不是太好，在各方面不如人意的这种情况下，他仍旧能够和江冬秀一起走到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同样再讲，两个著名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叫鲁迅。
鲁迅对朱安是一个什么态度，大家都非常清楚，其实他们很像，都是原来定的亲，旧礼教的牺牲品。
但是胡适相对来说，他愿意做牺牲，我在《自由在高处》那本书里头谈到胡适改写《西游记》，那么一篇，讲唐僧最后取经归来，所谓的割肉渡群魔，那么胡适实际上是一个有牺牲精神的人，所以他即便自己受尽委屈，也不愿让别人失望，不愿辜负别人，既不愿辜负他母亲，也不愿辜负江冬秀，这大概是他和江冬秀的婚姻能走到生命尽头的原因。
实际上江冬秀也不是说非常糟糕，她有她的坚持，她也在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当然说她做很多很好的事情、值得称赞的事情也没有，但对中国普通家庭来说，她也是非常贤惠的一个人，一直跟随着胡适。
据说胡适晚年的时候生活非常窘迫，因为大陆这边一直在批判他，台湾那边原来也在批判他，有一段时间说要给他薪金，但胡适没有要。
他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他自己有时也打打麻将，但他打麻将赚不了钱，总输，所以他说麻将里闹鬼。
为什么闹鬼？
他的夫人，江冬秀每次打麻将每次都能赢。
在纽约的时候，江冬秀通过打麻将，为胡适贴补家用，贴补不少，就是靠着麻将谋生。
江冬秀不光说很贤惠，或者说在这方面做贤内助，她守家也非常厉害。
刚才说江冬秀拿菜刀要和胡适拼命，要杀儿子，拼命要守她的幸福，江冬秀在这方面的确比较剽悍。
谁在文章里谈到一件事情，当时有黑人要去胡适纽约的家里偷东西，江冬秀正在厨房做菜，发现那个黑人来了，然后就从厨房拿了把菜刀出来，就说了一句英文，就把人吓跑了。
这一句英文就一个单词，“GO！
”然后黑人就跑掉了，以为东方的武侠出来了。
这方面，江冬秀和胡适性格上也很多互补的东西，我们有时候讲恋爱要互补嘛，如果两个都很剽悍，就一山不容二虎，类似这样的，性格上可能会有一些互补的东西。
这是说他的亲缘与情缘。
在他和江冬秀的婚事上，胡适还有一句话是叫：
“情愿不自由也自由了。
”他对曹诚英有一句话叫：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这个你们写情书的时候也用得上。
论战者胡适
胡适在回国以后参加了很多论战，这些论战包括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人权与约法，有很多这样的论战。
而且他先后参与和筹办的报刊，有《新月》、《新青年》、《努力周报》、《独立评论》、《自由中国》，在这些报纸上，他写了非常多的文章。
胡适在早年刚回国的时候，认为中国在文化上应该有一个大的改造，不用过多地参与政治。
所以他有一个20年不谈政治的许诺，但是回来没多久他就开始谈政治。
当然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他的朋友，比如陈独秀，说你不谈政治怎么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关心你，因为政治会找上门来找你，这是有朋友的激将。
另一方面，胡适也自己的动员，因为他觉得另外一些谈政治的人实在是谈得太不好了。
胡适自己也有一个说法，在他办独立评论的时候，他说：
“在这么一个没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担当起他的角色，来担负社会正义的角色”。
所以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办《独立评论》。
有的学者也分析，胡适他们当年的论战，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种努力，中国自古就有“士大夫精神”，知识分子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而在一个乱世，在一个“枪杆子出政权”的世界，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沦落到边缘的，而且废除科举以后，新式的知识分子变得很多了，原来的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就会自动地进入官僚体系中，成为社会领导者，而在一个乱世，知识分子像是被抛弃了一样。
因为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兵卒，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你讲不过他。
在这个方面，知识分子也是需要找他的出路的。
另一个方面，从救国的角度，需要一些有理想的人，需要一些有知识的人，有理性的人，出来担当做一些事情。
所以，胡适在这方面有他的努力，就他那一代人。
有一个说法，说他们办这个刊物的时候说：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治世能成，在乱世就成饭桶。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和平安宁的年代，能成，因为我们能够提出自己的主张，因为社会有秩序，不管别人听不听你，你的发言本身还是能够受到尊重的。
但是在一个乱世，我们讲“秀才遇到兵”，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一个饭桶，你的知识和抱负都不会有好的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后还是找了一个好的途径，就是通过办刊物来论战。
胡适在他的那个时代，的确影响了很多人，身边有很多的追随者。
但是胡适自己也很清楚，在他那个大时代，更多人还是走向了比较极端的一面，就是去参加那种流血革命，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参加“一报还一报”，参加一次次复仇的所谓的“革命”。
胡适当时其实也有那种悲叹，觉得他那一代年轻人，更多人并没有听从他的主张。
当然胡适自己其实有一些不断修正自己观点的过程，但总体来说他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他在论战的过程中非常非常温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大家都担起责任。
所以他在主持《独立评论》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如果谁来投稿，一定要把真名字写出来，他不接受匿名的投稿，就好像“文责自负”，希望大家清清楚楚。
当然你要用一个笔名，他知道是谁也可以。
胡适就希望多担当一些事情。
刚刚说，胡适很温和，有的人就说，胡适和鲁迅做比较，你看鲁迅多么勇敢，去骂国民政府，骂北洋政府，而胡适好像一个爱惜羽毛的人。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胡适实际上态度是很温和的，他愿意调和很多现成的矛盾，也包括官方和民间的，他在做很多的努力。
但是实际上他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而且是直指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文化上的改造。
比如说鲁迅说中国人太阿Q了，其实你说中国人太阿Q这个实际上只是在批评老百姓。
那这种所谓的阿Q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也很难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批评它，因为在一个无望的社会，一个人能够学会自我慰藉也未必完全是坏事，难道你让他都绝望到自杀吗？
也不能这么说。
而胡适很少进行所谓的“国民性”的批评，他很少批评说对民众说你懦弱呀，你自私呀，他做的更多的是对政府的批评。
他对国民政府做了很多批评，他甚至在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做校长的时候，因为学校在所谓的华人区，他自己是住在租界里头。
当时有人说，你天天批判国民政府，已经遭到他们的嫉恨，你经常出没在上海华人区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胡适就说没关系，他们愿抓就抓吧。
就在这种情况下，后来他的确被抓了，而且很快地就被判处了死刑。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这是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知道这个事情后迅速发社论，发到美国，再通过舆论的影响，才反馈到中国，对中国当局产生很大的压力，最后才把胡适给放出来，胡适没有被处死。
就从这么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胡适当年在弘扬他的主张的时候，他在坚持他的演说的时候，其实冒险犯难，冒了很大的风险，而不是简单的“爱惜羽毛”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后来有人在谈到胡适的言说的时候说，胡适的处境在那个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
胡适会指名道姓地去批评蒋介石，但是，有人问鲁迅为什么不指名道姓地去骂蒋介石的时候，鲁迅就有那么一句话说：
如果我指名道姓骂蒋介石的话，我可能就只能逃到外国去了，就不能在中国说话。
这并不是说鲁迅懦弱，而只是说他们在演说的时候其实各有各的自我保护机制。
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事情。
“战犯”胡适
我们说胡适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做过北大的校长，那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在美国做过国民政府驻美国的大使，但他不是国民党员。
他所谓的参与政治，实际上我认为他的这种参与，与其说从政，不如说救国。
他更多的是出于救国心切，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说简单的为功名利禄做事情，事实上他在美国也的确做了很多，尤其在抗日上做了很多努力。
就这么一个人在1949年怎么会成了“战犯”呢？
胡适成为“战犯”是郭沫若给他定义的，郭沫若在50年代讨伐胡适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在讨伐胡适，就说胡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犯。
当时批评胡适的人非常多，包括他原来的很多朋友，包括金岳霖、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这些人都批判胡适，说他有问题，《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对胡适的批评，也非常厉害。
大家知道其实《大公报》是非常好的一份报纸，在50年代他的总编辑竟然变成这样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去批评胡适。
他怎么骂胡适的呢？
他说：
“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衷名利，矛盾嬗变，走上风，往上爬，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
他又说了：
“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他说做大总统有希望，他就弃农改学文哲。
”他就这么说了，实际上，这么年轻的一个人，他即便有这样一个想法，也不会成为人生的一个污点是吧？
人年轻的时候立志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是什么糟糕的事情吗？
所以整个国家对胡适非常不宽容，
批判非常多。
包括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对胡适也骂得非常厉害，说他是“帝国主义的
走狗”。
在1951年，《中国青年》上面发了文章，要和父亲宣战，说他是“对反对派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
刚才我们说了，郭沫若说胡适是“战犯”，而他的儿子胡思杜说胡适是“人民公敌”。
从这个境遇可以看到50年代胡适在纽约的境遇。
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因为办《自由中国》，在台湾受到台湾当局非常严厉的打压，整个除了纽约、除了美国，可能其他的华人的区域对他是非常有敌意的。
胡适当时面对这样连篇累牍的批评，就在他的日记里说了这么一段话：
在这样的一个中国，“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但是他儿子后来——毕竟人还是有情感的——就自杀了。
在50年代，儿子自杀，胡适都不知道。
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最后失踪了，你都不清楚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储安平，有的人说最后在什么普陀寺哪个地方看见他了，在沿海什么地方看见他了，说得非常浪漫，好像好人总有好报，他没有死。
而实际上有很多历史资料最后披露，储安平就是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打死了，而胡适的儿子是自杀死的。
实际上胡适在临死的时候没有多少钱，他还给胡思杜留了一点点遗产，因为他不知道胡思杜已经死了。
我在2009年去台湾的时候，我专门去中央研究院，胡适晚年回到台湾就做了中研院的院长，胡适的墓就在中研院后面，现在叫胡适公园，他一家人算是在那团圆了，他的儿子胡思杜也是在那个墓地里面。
当时的确坐在胡适的墓碑前，或者说坐在他的家族墓前想，觉得中国这20世纪的历史对他们一家人也是非常残酷的，像胡适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在这么一个时代，虽然也很风光，但这种颠沛流离大概也不是寻常人能够想象的。
胡适受到批判，当时美国有一些人也在为他声援，对他的评价说，胡适之于现代中国，就像但丁、薄伽丘、皮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一样。
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到胡适在国际上的影响。
即便是他受到这么多的谩骂，这么多的批评，这么多的栽赃，被别人说是“臭虫”，说是“老鼠”，说是“狐狸精”，即便是这样，胡适也没有去谩骂，去跟他们比坏。
所以，他后来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其实在大家参与公共讨论的时候很受用。
1930年，胡适写信给杨杏佛，他说：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
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
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
就这么一段话，就可以看到胡适的高姿态，就说我没有必要和你们去比坏，如果你们骂得非常好，对我有意思，那我接受就好了；如果你们骂得糟糕，那献丑的是你们不是我。
你们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梭罗，你们看过《瓦尔登湖》，可能对梭罗有一些了解，梭罗有类似的一段经历，可以和胡适这段话相提并论的。
梭罗因为抗税被逮起来了，他去修鞋的时候，有两个税务官员就把他扭走了，梭罗当时写《论公民之不服从》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
本来他们扭送我走的时候我是可以反抗的，我可以和他们打成一团，但是我为什么要和他们打成一团呢？
当时他们虽然把我扭送到监牢去，实际上绝望的是他们而不是我，是他们气急
败坏了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我就想，其实胡适说别人谩骂他是别人的心态出了问题，你们觉得我怎么怎么坏，竖起一个靶子来骂，把你自己的所谓底限都抛掉了，你自降人格的事我有什么好着急的，我为什么还要和你对着骂，没有必要。
我相信现在坐在这里头，这么多天愿意在这听课，这么多老师来，我相信你们也是非常有公益心，非常有参与社会的热情，非常愿意多做一些事情。
我
是有这么一个愿望，说大家将来要是参与社会，其实没有必要和别人比坏，你就尽可能好地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而有一些谩骂也好，要么可以置之不理，要么可以划界，我觉得其实可以做到的。
有时候我自己也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一方面我在网上不去争锋相对去谩骂，没有意义；另一方面用很机智风趣的话去把它化解，也未尝不可。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在我的网站上，前几年有一个人，说他自己读遍天下所有的书，读了太多太多的书了，所以要重新改造中国的文化，非常有希望，然后看我在网站上跟朋友的一些讨论，他非常不屑，不屑也就好了，你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就好了，但是他没有，他全是指责谩骂，每说一句话前面都有一个“靠”，没有标点一样，每一个标点就是一个“靠”。
首先你有一种恶感，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文明，你有观点好好说就好了。
后来我看着看着就觉得非常搞乐了，怎么搞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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