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遗恨的是是非非与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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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遗恨的是是非非与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
《春江遗恨》的是是非非与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
【内容提要】
完成于1944年末的《春江遗恨》或许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影片，争议的核心在于该片是不是中国电影。
本文按照新近“发掘”的《春江遗恨》拷贝和相关历史档案，从影片诞生的语境、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影片的叙事策略、影片被同意的进程、和影片在战后的影响等方面详细地分析了“争议”的本源。
作者以为，《春江遗恨》在中国拍照以中国为背景、由中国人编剧和导演、由中国明星主演、以汉语为主要语言、在中国发行、部份由中国投资，虽然是一部“附逆”作品，但仍然是一部中国电影。
作者提出，不但应该承认该片在色彩斑斓的中国电影史上所占有的独特位置，乃至能够在“全世界化”和“跨国”电影制作的语境下试探《春江遗恨》在中国电影史中的意义。
【关键词】春江遗恨沦陷时期中国电影
完成于1944年末的《春江遗恨》或许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影片。
但是，关于本片的实质性讨论却凤毛麟角。
那些涉及这部影片的著述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它的历史问题。
换句话说，《春江遗恨》和其他那些在抗战期间沦陷区拍照的所有中国电影一样，仍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桩悬案。
除个别学者，如傅葆石，大部份研究中国电影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不太愿意触及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
很明显，如此轻忽这段历史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时期的电影要么是中国电影史的一部份，要么不是，学者们应该有个立场。
我的观点是，对中国电影史感兴趣的人应该对沦陷区的电影和它们在战后的命运有所了解。
现存有关《春江遗恨》的零星文字多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在寻觅答案。
陈立在他的高作中对《春江遗恨》有过三言两语；张英进和萧志伟也提到过这部影片；傅葆石论述此片时也有几段很成心义的文字，但他坦言自己从没看过这部影片①。
这些著述几乎都间有史实上的谬误。
至于其他那些口号多于学术的文字不提也罢。
电影史家程季华对《春江遗恨》曾痛斥有加，拒不承认它是一部地道的中国电影，还用心良苦地故意不提参与这部影片创作的那些中国影人。
在他那本影响普遍的《中国电影进展史》的影片目录里也根本没有列入这部影片②。
成心思的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却将《春江遗恨》收入了自己的《馆藏中国电影编目》③。
显而易见，围绕着《春江遗恨》，一直是争议多多，扑朔迷离。
既如此，为何没有人写过文章详细地讨论它呢？
一部份原因可能在于很少有人看过这部影片。
几十年来，研究者们一直担忧所有《春江遗恨》的影片拷贝都已毁于半个多世纪的战火与骚乱而未能传于后世。
可是，2001年，俄罗斯电影资料馆竟然“发掘”出一个《春江遗恨》的拷贝。
从而，人们能够在这部影片面世六十年以后理清有关这部影片的各种是是非非。
一、争议的语境
1943年5月，南京的汪精卫政府和上海的日本占据当局都感觉汪伪统治区的电影界对“圣战”支持不力④。
汪精卫希望电影中有更多亲日的东西，能宣扬“大东亚共荣圈”观念，并旗帜鲜明地抵制英美帝国主义。
为了着手拍照这种影片，汪精卫指使自己的亲信成立了中华电影联合公司（简称华影），全面负责影片拍照、发行、放映等事务。
华影是汪精卫政府宣传手下面的直属单位，由宣传部在上海的头头冯杰任总领导。
冯杰虽颐指气使，但制片方面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川喜多长政和张善锟手里。
这是两个很有个性色彩、难以简单归类的人物。
他们在中国联合制片股分公司（简称中联）时期配合默契。
中联的解散就是为华影摊平道路。
川喜多长政和张善锟都力主中日合作，坚信故事片得有艺术和娱乐的元素⑤。
华影在1943年生产了36部故事片。
由于战事接近尾声，这一时期的经济条件不断恶化，因此，电影必需具有娱乐因素和市场号召力，不然就不会有人看。
如此一来，无论是日本方面仍是汪伪政权中指望电影为政治服务的人就很失望，感觉电影界过于注重娱乐性，连华影的影片也政治内容不足，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大东亚共荣圈”。
一些官员以为，若是中日合拍影片，政治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华影的成立就是为了让日本人直接介入其事。
可是，这种合作的结果只拍成一部影片，那就是《春江遗恨》。
该片由华影和大映株式会社合拍。
日本人八寻不贰编剧，剧本经华影中方台柱子编剧陶秦仔细审查和修改，并于1943年末开拍。
因为制片有充沛的资金保障，实际拍照工作大约进行了六个多月⑥。
从很多方面看，《春江遗恨》都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合作产品。
该片不仅是合作编剧，而且有两个导演，中方导演是岳枫，后来换成胡心灵，日本方面是稻垣浩。
岳枫在上海沦陷前后拍照了许多影片，胡心灵则在日本学过电影。
按照彼得·休的研究，稻垣浩在日本也超级出名⑦。
演员当中包括老牌日本影星，如阪东妻三郎和战时战后都大红大紫的中国演员，如梅熹、李丽华、王丹凤、韩兰根和严俊。
至于演员刘琼和摄影师黄绍芬，则拒绝参加《春江遗恨》的拍照，虽然他们那时的名望也专门大⑧。
就美学方面而言，该片融合了中日电影的手法与风格，具有一种迷人的超越某一民族或国家的混血特色。
拍照进程中，日本的先进设备和三十多名技术人员的表现也让中方的摄制人员大开眼界。
二、争议的历史
作为一部历史片，《春江遗恨》大体是以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一段真实事件作基础的。
那时，日渐没落和闭关锁国的日本德川幕府解除禁止出海令，一艘名叫千岁丸的日本商船于1862年6月7日抵达上海，这艘船上有五十一名乘客，肩负着日本第一次半官方性的访华任务，因为那时中日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表面上，日本人访华的理由是考察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商务条件和西方控制下的各个通商口岸情形。
日本曾经在1853年被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强行“开放”。
他们担忧西方国家也会在日本弄通商口岸，自然超级关注中国的情形。
从本质上说，千岁丸号的任务就是要搜集情报，因为日本人对那时的中国所知甚少。
正如弗格尔所说，乘这艘船来中国的那些日本人是想看看“东亚国家被西方列强强制开放通商的后果”⑨。
1862年6月抵达上海的这伙日本人中，很多人还有隐秘动机。
他们来自长州和萨摩县等日本南部地域，对德川幕府心怀不满。
实际上，千岁丸号上的这伙人属于日本的民族主义前驱，而且后来都在1868年那场推翻德川政权、实行明治维新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春江遗恨》里的主要历史人物之一高杉晋作是一个来自长州的年轻武士，是吉田松阴的忠实信徒。
而吉田是个在日本具有高度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坚决反对与西方妥协。
在影片中，由阪东妻三郎扮演的高杉晋作演出得超级成功。
而高杉晋作的日记直到今天仍是有关千岁丸号1862年出航中国的重要史料。
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令这些日本人感到震惊和倒胃口。
正如弗格尔所说，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好感乃是基于书本知识，此刻亲眼目击中国的贫困现状，感到强烈的反差⑩。
西方的强势、先进的技术和财富在上海一览无余。
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讲，看到中国上下无不仰洋人鼻息，是一种痛苦。
他们遍访中国各界人士，乃至到私人家里做客。
中国人那时尚未任何理由对日本人怀有敌意，却是感觉他们比较新奇。
日本人通过用中文写成的小纸条与中国人“笔谈”。
他们还访问了一些西方人，包括住在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等。
高杉晋作在他的日记里感叹道：
“中国人完全变成了外国人的奴仆，上海的主权或许属于中国，但事实上完全就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的殖民地。
”[11]
千岁丸号访华期间可巧赶上太平天国起义，所以日本游客得以目击清王朝被这次起义弄得摇摇欲坠。
这些日本人乃至亲耳听到太平军和清军在上海郊外交火的枪声。
1862年1月李秀成部曾试图攻占上海。
虽然千岁丸号是年夏天抵达上海时，太平军的进攻已被击退，但上海的周边还有一些零星的战斗[12]。
高杉晋作的日记显示，他超级同情太平天国起义，而日本国内对这次起义了解极为不够。
高杉晋作并非欣赏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教义，但他佩服起义军勇于抗击帮忙清王朝的英军的勇气。
在与上海的中国人的笔谈交流中，高杉晋作进一步了解到，在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林则徐曾在广州全力抗英，而高杉晋作碰着的那些中国人对此却不以为然。
他无法理解为何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乐于同意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统治。
从历史的角度看，千岁丸号造访上海的时候，中国是“领先”于1862年的日本的。
那时，日本方才开始与西方接触，而中国与西方的互动已经超过二十年。
高杉晋作没有看到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衰落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却以为中国国家式微、民不聊生是西方列强入侵的结果。
所以他下定决心，日本决不能重蹈中国覆辙。
他的日记中时不时讲到中国的前车之鉴，要日本引为镜鉴。
弗格尔令人信服地指出，高杉晋作1862年夏天离开上海时，仍然相信日中文化同源。
虽然他尊重中国文化，而且感觉中日在文化上般配平等，但他以为中国在与西方的对抗中正节节溃退。
对此他感到失望和震惊。
按理说，中国和日本并肩战斗乃为上策，但高杉晋作更关心的是日本和日本应该如何避免中国式的悲剧等问题。
高杉晋作看到日本需要政治和军事变革，但并无想到日本如何帮忙中国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桎梏。
[13]
三、争议的叙述
到了1944年春天，当按照千岁丸号访华事件编写的《春江遗恨》着手拍照时，战局已经开始对日本不利了。
事实上，日本战败的序幕已经拉开。
到了影片完成的1944年末，美国的B—29轰炸机已经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了。
张善锟、川喜多长政、岳枫、稻垣浩、胡心灵和其他与这部影片有关的主创人员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安在这部战争时期惟一的中日合拍片中讲述1862年千岁丸号抵达上海后的那段日中邦交。
从超级一般的意义上说，《春江遗恨》的故事是忠实于千岁丸号访华史实的。
可是，像所有的历史题材电影一样，该片虚构了许多人物和情境。
为了编织一个令人信服的有血有肉的故事，影片在情节上作了大幅度改动。
在电影版的故事中，高杉晋作和其改日本人住在上海的一家小旅馆里，他们最初的所见所闻无不昭示东西方文化的鲜明对比。
日本使团在清朝官方的招待会上，听到中方官员言不离中日亲善合作。
有一个人在致词时说，中日两边应该忘记前嫌。
可事实上，在1862年以前，中国和日本之间已经好几个世纪没有实质性的接触，谈不上什么前嫌。
毫无疑问，这段话是说给1944年的观众听的。
在这次正式的接待以后，日本客人被带去看京剧演出。
结果，他们超级喜欢也超级尊重京剧艺术，感觉它代表了亚洲艺术的巅峰。
在另外一个场合，日本人也到住在上海的西方人那里做客，还参加他们的舞会，但对西方人的浅薄和堕落很反感。
回到旅馆以后，这些日本人碰到一个漂亮、伶俐又年轻的女店员，名叫玉瑛，这一角色是由那时只有20岁的李丽华扮演的。
他们与玉瑛相善，对她会说日语更感到超级吃惊。
玉瑛说她曾经在德川幕府晚期惟一对中国商人开放的日本口岸冲绳呆过一段时刻。
以后，玉瑛就成为日本人的向导和翻译。
固然，玉瑛是一个虚构人物。
到影片快结束的时候，高杉晋作和李丽华扮演的角色玉瑛明显是双双堕入爱河。
可是，这种关系在影片中是缓慢进展、点到为止的。
虽然观众能够看出他们之间的彼此吸引，可是编导为了不冒犯中国的电影观众，把那个方面的内容处置得超级含蓄。
高杉晋作超级尊重和倾心这位年轻、机敏而又有清醒理性的中国美女。
他们之间的很多对话都集中在政治话题上。
很明显，玉瑛超级厌恶英国人和其他西方入侵者。
她支持太平军，并尽可能让高杉晋作了解太平军的进展情形。
同时，她也很鄙视清政府，因为它面对内忧外祸束手无策。
后来，玉瑛陪同日本人到上海四处考察，看到了孤苦无助的中国难民和英国人控制下的要塞炮台。
高杉晋作在上海街头倘佯，凭吊中国古迹时，碰到另一个年轻的中国女性，叫小红，这一角色由那时只有十九岁的著名女星王丹凤扮演。
小红的父亲为了给她置办嫁妆，将一件传家宝砚台送到典当行，但被高杉晋作高价买下。
在买砚台这件事上，高杉晋作显示出对这件珍贵古玩的知识和欣赏，这是英国人绝对不会有的。
小红的父亲曾在鸦片战争期间从戎打仗，虽说现已家境中落，但仍本能地具有反英情结。
小红的哥哥沈翼周，是太平军中的一个小头目，说得一口流畅的英语，由那时著名的英俊男星梅熹扮演。
影片中，沈翼周潜入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在英国领馆，接待他的英国官员显得很同情太平军，向沈翼周保证英国不会阻碍太平军入城。
接下来，沈翼周又密访一名美国军火商，那个人承诺卖给太平军武器。
影片中的西方人角色都是由那时住在上海的欧洲人扮演的。
这里，影片编导对历史事实作了极大发挥，给人的印象是，直到1862年夏天，太平军尚未进攻上海，还在向英法美等国寻求支持。
事实上，太平军是一月份进攻上海的，到六月底日本人抵达上海时，已经被清兵和西方军队联手打败了[14]。
可是，把西方人对太平军的支持从一月份挪到六月份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效果。
虽然从史料上看不出日本人同太平军有过接触，可是在《春江遗恨》中，高杉晋作和他的翻译玉瑛一道，掩护并收留被清兵追捕的沈翼周。
影片的重头戏之一就是高杉晋作和沈翼周之间的一段长长的对话。
高杉晋作超级尊重并支持沈翼周，但坚信美国人和英国人靠不住，感觉他们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占中国廉价，往后也会出卖太平军。
英国已经将印度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对中国也有狼子野心。
沈翼周超级情感用事，听了这些话很不服气。
他坚持以为英美都是文明国家，不可能背叛朋友。
再说，太平军信奉基督教，与西方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宗教纽带。
这场戏的对话和影片中其他一些段落一样，让人感觉云里雾里。
高杉晋作讲日语，而梅熹扮演的沈翼周讲汉语，由李丽华扮演的玉瑛进行翻译。
可是，有一阵子，玉瑛不是作为翻译，而是以同胞的身份试图说服沈翼周，英国人不但把鸦片带到中国并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而且以各类不同的手腕盘剥中国，包括控制最有油水的中国海关。
在这部影片中，女性身上表现出高度理性和政治上的锐见。
李丽华扮演的那个角色冷静、稳重而灵敏；而沈翼周则很情绪化，不肯意继续对话，还气冲冲地走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女强人的形象在抗战时期和战后的中国电影中很普遍。
影片对太平军进攻上海做了热情洋溢的描画。
太平军进城，上海就像被解放了一样，人们来到街上欢迎太平军将士。
太平军酷刑厉法，完全禁止吸食鸦片和鸦片交易。
小红一家也得以团圆。
老父亲、他的“长毛”儿子、漂亮女儿和她的未婚夫都喜上眉梢。
可是，儿子对英国人的轻信令老父亲深感不安。
老人完全不相信英国人会拔一毛而利中国。
他说：
“英国人曾是咱们的死敌。
”可是屋子里的两个年轻人，即儿子和女婿，却以为老人错了。
他们说，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情形不一样了。
老父亲告知他们，他请了几个日本人抵家来做客。
一听这，沈翼周拔脚就走，说他不想看到日本人。
日本人来了以后，又是一场高谈阔论。
毫无疑问，这是影片中最意味深长的一段戏，它将中日两边表现得举案齐眉，其乐融融。
老人超级欣赏高杉晋作渊博的中国文化知识，而日本人则对老人的智慧和风度表示出高山流水般的欣赏。
在笔谈时，老人讲述了鸦片战争的灾难岁月、林则徐的英雄气节和印度士兵屠戮中国人的惨象。
他感叹道：
“再也没有比亚洲人彼此残杀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情形了。
”日本人是不是和中国人讨论过印度人的命运，史无可查。
但影片一再提到印度的殖民地状况，无疑是为了提示1944年的中国观众。
接下来，老人仔细端详了高杉晋作的武士刀，对它的制作精美叹为观止，称赞它不仅是武器，也是一件艺术品！
这对新朋友谈兴正高，玉瑛来找高杉晋作，并交给他一封信。
信中说日本国内风云突起。
他的家乡长州在沿海地域和西方战船交火，法国人攻上岸，将日本人的防御工事炮台尽行摧毁。
这封信里说的事历史上的确发生过，但那是在1863年6月而不是1862年6月[15]。
和前边提到的某些细节一样，此片的编剧为了增强戏剧效果随意更改时刻顺序，为的是暗示中日两国唇亡齿寒，应当休戚与共，同舟共济。
影片中的日本人对于这次战败并非沮丧，相反，他们感觉西方的暴行将会激发日本的民族意识，使他们团结起来。
接下来，影片将场景切换到英国领事馆。
此刻，英国人已经决定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
有一场戏，很能表现英国人的种族主义。
先前曾经会面过沈翼周的一个外交官抗议上峰的做法，说太平军都是基督徒，英国不能违背对太平军许下的诺言。
对于这惟一代表良心的声音，他的总领事上司嘲笑说：
“很遗憾太平军的天王没有咱们一样的白皮肤。
”显然，种族不同是关键。
至于宗教，总领事以为太平军不过是“一帮狂妄的亡命之徒”。
他用讽刺的声调说：
“上帝对好望角以东的事一无所知。
”
与此同时，在太平军的营帐里，高层将领们一厢甘心地以为英国人绝对不会出卖他们，派沈翼周到英国领事馆再落实一下英军的中立立场。
可是，他专门快就被保安人员轰出来了。
直到这时他才明白日本人和玉瑛的话是对的，但这时西方人已和清廷沆瀣一气，对太平军大开杀戒。
一群英国兵来到老人的宅子搜寻沈翼周，他们洗劫了值钱物什，纵火烧了屋子，还开枪打死了老人。
出于复仇，小红的未婚夫杀死了一个英国兵。
高杉晋作也砍翻一个预备向小红开枪的英国兵。
然后，他和沈家的人一道，以传统方式祭祀老人。
小红的未婚夫立誓要加入太平军报仇雪恨，小红自己也对英国人恨入骨髓，承诺未婚夫等他归来。
《春江遗恨》的结尾部份更是不厌其详地渲染中日文化上同文同种，政治上团结一致的思想。
例如，一个日本人用蹩脚的汉语安慰痛失慈父的小红；太平军苦战之际，沈翼周特意从战场赶到高杉晋作的住地来找他，目的是要承认高杉晋作当初的善意和贤明，同他言归于好做朋友。
但高杉晋作恰好不在，如此就为下面的戏做好了铺垫。
高杉晋作回到居处明白错过了沈翼周，感到超级懊丧。
他的朋友说，他们该离开上海回日本了。
这么多的战事太危险！
高杉晋作坚决不肯离开，他要去找沈翼周。
他对自己的同胞说：
“我必需去找他，因为他来看过我了。
坦诚相待，这是亚洲道德的核心。
”李丽华扮演的玉瑛坚持要随着高杉晋作一路走，直到这时，两个人的爱情关系才昭然若揭，但他们仍然更像并肩战斗的同志，而不像罗曼蒂克的伴侣。
在上海城外，他们碰到一群撤退的太平军，领队即是沈翼周。
高杉晋作和沈翼周因此得以重逢。
两人情同手足，互示敬意。
现在此刻，日本人眼里的清廷不过是西方列强的走狗；沈翼周则决心要驱除西方列强，说即便要一百年也在所不吝。
高杉晋作紧握着沈翼周的手，铿锵立誓：
“同仇敌忾！
”这时，一首日本歌曲的旋律响起，伴随着太平军队伍前进的步伐。
这首进行曲实际上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政府军的军歌。
将它用在影片结尾，就把太平军的“排洋、反清”与明治维新运动的“排洋、倒幕”联系起来。
固然，《春江遗恨》并非是第一个用这首曲子作主题音乐的。
在它之前，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歌剧《日本天皇》（1885）和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1904）都曾用过这首曲子的变题变奏。
[16]
在《春江遗恨》的最后一个镜头中，没有玉瑛陪伴的高杉晋作乘坐千岁丸劈波斩浪驶向日本。
他的脸部特写与沈翼周率领下冲锋陷阵的太平军叠印在一路。
1944年的观众固然明白，太平起义到了1862年已经大势已去，而1944年的日本帝国也正日暮途穷，虽然二者在银幕上看起来都像是赢家。
四、不一而足的观众反映
依照原计划，《春江遗恨》定于1944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暴发三周年纪念日别离在上海、南京和广州三地首映。
可是，严峻的经济危机和动荡的时局使那个计划搁浅了[17]。
影片虽然在中日两国发行了，可是，天时人地相宜皆付阙如。
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仍是很难了解那时的观众对影片的反映，或到底有多少人看过这部影片。
固然，《华北映画》对影片有比较系统的报导。
这是由那时上海文化当局控制的一本电影月刊，在沦陷时期超级流行。
它在1944年九个月的时刻里刊登了大量关于《春江遗恨》的文章[18]。
毫不奇怪，《华北映画》对《春江遗恨》是赞不绝口。
有一篇文章介绍了本片的故事大纲，说它是一部真实反映英美入侵东亚，激起中日人民一路御侮的影片。
但《华北映画》也和其他电影杂志一样，刊登一些影迷关心的小道消息和轶闻趣事。
比如，日本演员如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中国话仍是说得结结巴巴；相反，李丽华的日语却突飞猛进，还常常自告奋勇地给日方主角阪东妻三郎当翻译；影片中，王丹凤要说一段英语，因为有一场戏，她用英语谴责烧杀掠抢的英国人，为此，她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刻都用来练习英语。
从《华北映画》中还能够了解到，中日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合作超级愉快，每一场戏他们都要一路讨论。
另外一些资料显示，在拍照进程中也不时发生一些摩擦，可是川喜多长政亲自予以调停，以便拍照工作能够顺利进行[19]。
《华北映画》还特别提到，高杉晋作第一次碰到沈翼周的那场戏里，剧组为了给他们有关时局的严肃讨论提供一个庄重的环境，专门搭造了一座一丝不苟的花园和书房。
听说，那个场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千岁丸号访华的时候，中日两边都站在正义的一边。
还说演员梅熹为了演好沈翼周如此一个有些人生历练的中年男子，再也不接那些纨绔子弟的角色。
在那个进程中，梅熹自己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
《春江遗恨》发行后刚过几个礼拜，中日同盟便陷于窘境。
1945年1月，汪精卫死于日本；是年春，美国的B—29开始轰炸东京和其改日本城市；1945年3月8日和9日晚，美军的一次燃烧弹轰炸使至少85000名东京居民丧生[20]；8月，美军的原子弹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紧接着，日本无条件投降。
中国方面，沦陷时期在重庆负隅抵抗的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末在南京和上海重掌天下。
“接收”官员大多腐败，他们巧扬名目，中饱私囊，用“附逆”做借口，搜刮他人财产。
一时刻，沦陷时期留在上海的人几乎都有附逆的嫌疑。
有些被批捕和被指控的人确实有通敌之罪，他们助纣为虐，助纣为虐，但也有很多无辜的人身陷囹圄，倾家荡产；乃至还有一些真正有罪的人则通过各类关系，得以逍遥法外。
这一切都显得很荒唐无理，极为不公[21]。
由于影人备受公众注意，战争一结束，他们在战争时期的活动便成为话题。
可是，从一开始，公众的意见就不一致。
1946年，一篇签名胡言的文章不同意把战时沦陷区影人同日方的合作看成是附逆。
本文的作者显然是李丽华和梅熹的影迷，他特别提到《春江遗恨》和另一部拍于1943年的影片《万世流芳》，这两部电影都被很多人看成是汉奸附逆电影的典型，但胡言感觉李丽华和梅熹在那时的情形下参与拍照如此的电影是能够理解的，因为那时若是一个演员拒绝合作，极可能会面临被捕和受刑。
他们有什么选择呢？
莫非让他们自杀？
胡文还指出，影片对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行为在处置上大体上是准确的。
胡文的核心是说那些想要寻觅替罪羊的人，应该对演员高抬贵手[22]。
但1946年《中国影坛》上的另外一篇没有签名的文章则是完全不同的立场，它的矛头直指影人，尤其是女明星。
才华横溢的广东籍女演员陈云裳曾在《木兰参军》和《万世流芳》中扮演过女强人，但战后日子很不好于。
丈夫被捕后，她隐姓埋名，在广州过起地下生活；人称中国贝蒂·戴维丝的陈燕燕在抗战时期拍照了很多电影，包括1942年拍照的《芳华虚度》（岳枫导演），但战后，所有的朋友都不敢理她；这篇文章宣称，李丽华出卖灵魂，在《春江遗恨》中鹦鹉学舌说日语，还谴责英美国家，而战后却厚颜无耻地四处奔走，想要跟西方人交朋友[23]。
战后的这些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看似无聊，可是接踵而来的却是国民党政府的官方调查。
按照档案资料显示，1946年11月19日，吴国桢被国民党和军事当局委任为抗战后上海的首任市长，开始着手调查抗战时期上海的电影业。
可是，结果只有《春江遗恨》和《万世流芳》两部影片被挑出来，由有关方面的人在上海沪光电影院商讨如何处置[24]。
1947年初，市长助理基于调查情形，写出一份总结报告。
该报告以为，所有在战争期间拍照的电影中，只有《春江遗恨》和《万世流芳》需要严肃处置，其他电影在内容上则并无大碍。
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包括官员和新闻记者，集体观摩了《春江遗恨》和《万世流芳》，以后都写下了自己的观点。
据吴市长的秘书说，在他眼里，《万世流芳》和《春江遗恨》仍是应该区别对待，《万世流芳》只是在日本的督导下拍照的，风格和情节都还不错，它不仅没有歪曲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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