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语10秋《中外文化交流史》导学资料四第11章到第13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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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语10秋《中外文化交流史》导学资料四第11章到第13章

北語10秋《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階段導學資料

Ⅰ、本階段學習內容概述

本階段學習內容包括了教材的第十一、十二、十三章三章內容,主要講述了西力東來與明季中西初識、適應主義的傳教方略、康乾盛世的御用傳教士。

第四階段主要是講述了歐洲四國形象、對歐洲認識的特點和意義、適應主義傳教策略的代表利瑪竇、清初的傳教士、法國傳教士和禮儀之爭,這幾節是重要知識點,需要熟練掌握。

本階段的內容有:

第十一講西力東來與明季中西初識講述了歐洲四國形象、對歐洲認識的特點和意義。

第十二講適應主義的傳教方略講述了耶穌會的先驅和適應主義傳教策略的代表利瑪竇。

第十三講康乾盛世的御用傳教士講述了清初的傳教士、法國傳教士和禮儀之爭。

Ⅱ、重難點講解

第十一講西力東來與明季中西初識

一、傳教士東來的背景——西力東來

(一)地理大發現

在古代是絲綢之路溝通了東西方世界,是這條陸地的大動脈把歐洲和亞洲聯繫了起來。

到了近代,14、15世紀,一方面由於整個亞歐大陸處在不同的帝國控制之中,歐亞之間在陸地上的交往也越來越不暢通,亞歐大陸上的動脈由於政治軍事的原因被截斷了,而這一時期海上航行卻變得越來越發達。

另一方面,歐洲自身正處在封建領主制的衰弱時期,不久到來的宗教改革和資本主義萌芽使歐洲本土一些小封建領主國家更希望向海外去尋求自己的發展餘地。

再加上當時近代科學的發展,關於地球是個圓球、哥白尼的日心說等等作為一種新的學說已經在歐洲得到廣泛的傳播。

最早派出探險隊到海外探險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葡萄牙的探險隊通過非洲,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來到印度,進而來到南亞、中亞,到達中國。

西班牙也不甘落後,國王派遣和資助哥倫布進行海外探險。

他認為既然地球是圓的,如果走與葡萄牙探險者相反的道路,不斷的向西走,總有一天也能走到東方的契丹國。

所以哥倫布就一路向西,發現了現在的美洲大陸,當時他還以為自己到達的是中國。

在他之後的麥哲倫還完成了真正的環球旅行,但是很可惜,麥哲倫自己最後並沒有回到歐洲完成環球一周的夢想,而是在菲律賓與土人的衝突中被打死了。

可以說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實在是人類歷史上非常驚心動魄的五十年,不斷有新的發現來刺激歐洲人,使他們大開眼界。

麥哲倫之後歐洲人才知道,原來除了大西洋之外還有一個比大西洋更大的太平洋,才知道了世界上有幾大洲幾大洋,這些新概念都是在16世紀初才漸漸形成的。

這些海外探險用事實證明瞭哥白尼的日心說,在此之後幾百年間宗教改革才真正的占了上風,新教才在歐洲某些國家站住了腳跟。

航海業的進步,地理大發現以及關於地球知識的增長,使得西力東來變成了可能。

隨著宗教改革,隨著封建領主制的瓦解和資本主義的興起,天主教的領地越來越受到削弱和縮減,所以他們就需要到非天主教的國家去發展新教徒。

這也是傳教士不遠萬裏,冒著生命危險,冒著文化差異帶來的種種衝突來到東方的原因之一。

(二)東來的腳步

西力東來在中國有幾個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地方。

1510年葡萄牙在印度半島中部東海岸的果阿建立了殖民地的東方基地,當時還有葡萄牙的總督。

這一時期歐洲人到東方最想得到的是香料,這在航海史上是屢有記載的。

因為歐洲大多是食肉民族,他們需要用香料來醃制肉食,既可以開胃又可以防腐。

在印度他們就一直進行著這種基本需求的交易,而印度的很多資源都是麻六甲的商人運來的。

麻六甲有很多華僑在南亞和中國之間進行著商品的互通有無,所以第二年印度總督就率領幾個團隊來攻佔麻六甲。

麻六甲的面積很小,當時屬於蘇丹王的統治之下,葡萄牙人很快就驅逐了蘇丹王佔領了麻六甲。

麻六甲就成為更靠近中國的一個殖民地站點。

在此之後,葡萄牙人曾經在廣州海岸徘徊,試圖尋求登陸的機會進入中國內地。

甚至還到了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區,但是幾次嘗試都失敗了,最後他們選擇了澳門作為進入中國的落腳點。

在澳門落腳也是經過三四十年與清政府的反復較量實現的。

一般的觀點是葡萄牙人以晾曬貨物為藉口登陸澳門。

在此之前,他們多次向中國兩廣總督以及當時的澳門香山縣知縣探過一些口風,也使用過賄賂等各種手段,甚至還出兵幫助中國政府擊潰倭寇。

葡萄牙文獻和中國文獻中記載的關於最早租借澳門的情形是不一樣的。

葡萄牙文獻的記載是由於他們打擊倭寇,清掃東南沿海的門戶,立了功,香山知縣為了獎勵他們就讓他們暫時租借澳門。

這個記載不能說是空穴來風,但也並不是這麼單純,可能也夾雜了一些賄賂的因素。

1553年葡萄牙人最終從澳門登陸了。

三十年後,葡萄牙人在澳門開始了傳教活動,但是傳教士真正的目的是想進入大陸,甚至進入北京。

1882年,利瑪竇才終於敲開了中國大陸之門,在兩廣總督的所在地肇慶定居,而且還在此建立了明末第一個教堂。

這些大致就是傳教士東來的腳步。

15、16世紀之交,是世界歷史驚心動魄的時代。

一系列被稱為“地理大發現”的事件,是人類文明史上空前的大飛躍,大大增進了人類的活動範圍和認知視野,東西方世界由此發生了遠遠超越古代絲綢之路上物物交換為主的更多方面的實際接觸。

1517年葡萄牙人首次抵達廣東沿海,1553年開始盤踞澳門;1601年荷蘭人迴旋於澳門、臺灣澎湖一帶,1624年起佔據臺灣;於此前後,西班牙人佔領呂宋島,驅逐華人;義大利人來華傳教……16世紀以來到明末的一百多年間,中國人面對這些從未見過的“陌生人”,最初的認識、態度、對策如何?

本講欲推究當中國與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義大利等國初次相遇、接觸甚至交戰後,明季中國人的歐洲認識以及這些認識的特點和意義。

二、國名與地理位置的認知

《史記•大宛列傳》開啟了中國史籍對於域外史地的記載,後世歷代正史都留意對與中國有交往的周邊國家的記載。

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間編纂完成的《明史》有篇幅龐大的《外國傳》,主要記載鄭和下西洋之後明代朝貢體制下的亞洲各國,其中《佛郎機傳》、《呂宋傳》、《和蘭傳》、《意大裏亞傳》四篇,分別記錄了明中葉之後先後來到中國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義大利四個歐洲國家,四篇一般合稱為《明史•歐洲四國傳》。

它們根據《明實錄》等官方文獻及張燮(1574—1640年)《東西洋考》等個人專著編寫而成,因此雖為清初所修,一般將其作為明代資料看待,是明代史籍文獻中比較集中的對於歐洲國家的記錄,反映了中國人對於那些來到中國沿海的“赤發碧眼”、“深目長鼻”的不速之客的最初認識和態度。

然而《四國傳》往往疏略脫漏,史實多有訛誤。

幸有前輩學者張維華著《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等,探溯源流,輯補資料,比對糾繆,考訂故實,為後人閱讀和使用掃除了障礙、提高了史料的信實度。

明朝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開始了從海路與東南亞乃至西亞國家的交流,並將一些國家納入到明朝的朝貢體系中。

但是,對於從海上新航路而來、“自古不通中國”的歐洲國家,中國人還是很陌生的。

對於這些國家的名稱、人種、地理位置等,首先就不甚了然,多有誤解。

所以,後來艾儒略(1582—1649)編《職方外紀》時,特別指出“凡系在職方朝貢附近諸國,俱不錄,錄其絕遠舊未通中國者。

”實有為中國人的世界知識補缺拾遺、增添新知的用意。

以下主要根據《四國傳》、《職方外紀》等書,簡單辨析明人對於歐洲主要各國國名及地理位置的認知。

《佛郎機傳》首句“佛郎機近滿剌加”七字頗費思量,包含了多層歷史資訊。

明文獻中“滿剌加”有時又作“麻六甲”,即今“麻六甲”。

而近麻六甲的“佛郎機”指哪個國家?

原來本篇傳記主要記載的是從明正德十三年(應為十二年,即1517年)到天啟元年(1621年)葡萄牙與中國最初交往、沿海戰爭等歷史。

“佛郎機”一名多出現在明人著作中,據張星琅、張維華考證,“佛郎機”是西文“Franks”的音譯,今譯“法蘭克”,是北歐日爾曼民族之一種,中古時期曾建立奧斯曼帝國。

帝國周圍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因之統稱歐洲人、基督徒為“Franks”。

葡萄牙人來到中國,明人便從南洋一帶的阿拉伯商人口中襲用了“Franks”的發音,寫作“佛郎機”,來指稱初遇的陌生人。

又因為葡萄牙一路東來,是先後佔領了印度果阿、蘇丹國所屬的麻六甲城,而以麻六甲為據點來到中國的,故有“佛郎機近滿剌加”之地理位置上的誤解。

明代文獻中,明人有時也用“佛郎機”混稱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

因為在1580年到1640年的60年間,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統治時期曾一度吞併葡萄牙。

《呂宋傳》主要記載了從明隆慶四年(1570)到萬曆三十二年(1604)西班牙對於今菲律賓呂宋島的佔領、統轄,以及在呂宋島屠殺、驅趕華人的歷史。

傳中即以“佛郎機”指稱西班牙佔領者。

另外,明清文集中又將佔領呂宋島的西班牙人稱為“大呂宋”或“西洋呂宋”,原與明有朝貢關係的呂宋國則降為“小呂宋”。

“佛郎機”、“大呂宋”、“西洋呂宋”遂為西班牙在明人文獻中最早的稱呼。

稍後,才漸漸以“波而都瓦爾”稱葡萄牙,以“以西把尼亞”、“依西把尼亞”、“干係臘”等稱西班牙。

《和蘭傳》記載從萬曆二十九年(1601)到崇禎十年(1637)荷蘭人騷擾澳門,佔據臺灣的史事。

《意大裏亞傳》記載從萬曆二十九年(1601)到崇禎末年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洋傳教士到中國的史事。

這二傳所記因年代稍後,名稱、地理位置等得以漸趨準確,反映了正德以來一百多年中,中國人歐洲知識的逐漸增進和明曉。

以利瑪竇為發端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本土後,明文獻時以“大西洋人”指稱“義大利”。

蓋元明間人一般以加裏曼丹島為界,以東為東洋,以西為西洋,故鄭和遠航稱為“下西洋”,而利瑪竇曾奏疏自稱“大西洋陪臣”、“大西洋人”。

後遂以印度洋為小西洋,以更遠的西方為“大西洋”、“大西(泰西)”。

至於《意大裏亞傳》先在尤侗原稿中曾以《歐羅巴傳》名之,或是因為此傳與前三傳專記佛郎機、呂宋、和蘭三國事蹟不一樣,主要是記載西洋傳教士來華事蹟,涉及到利瑪竇、龍華民、畢方濟、艾儒略、熊三拔等意大裏亞(義大利)人外,另有熱而瑪(德國)人鄧玉函、湯若望,依西把尼亞(西班牙)人龐迪我、波而都瓦爾(葡萄牙)人陽瑪諾等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故《意大裏亞傳》文末明言:

“(這些國家)皆歐羅巴之國也,……且有《職方外紀》諸書在,不具述。

該傳還提到了五大洲:

“萬歷時,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

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

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裏亞居其一。

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

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

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為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

可以說,這是明人關於世界地理格局、各洲國家概況最早的比較系統的知識,對照現代地理知識,其中除亞洲、歐洲、非洲、美洲外,唯第五之“墨瓦臘泥加洲”不甚明瞭。

《職方外紀》所記稍為詳細,原來這第五洲是指西班牙國王派遣之大臣“墨瓦蘭”(今譯麥哲倫)於亞墨利加洲南界海中發現,因“墨瓦蘭始開此區,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蠟泥加,為天下之第五大洲也。

”實則指今麥哲倫海峽以南屬於南美洲的不大的一塊地方。

缺失南極洲知識,這恐怕不僅僅是明人的局限,而是當時歐洲人知識體系的空白點。

至若《職方外紀》五卷,記載了地球上“五洲四海”之概況,包括五大洲之60多個國家,及東、西、南、北四大海之海名、海島、海族、海產、海狀、海舶、海道等世界地理知識,在當時來說,堪稱最為詳備。

它是來華傳教士寫成的第一部中文世界地理著作,不僅在中國,對西方來說,也是一部包含了最新地理學知識和觀點的世界地理著作。

此書雖題為艾儒略所著,但事實上是傳教士與中國學者合作的成果。

艾儒略原名GiuliosAleni,義大利人,1610年抵澳門,1613年入北京,歷經上海、揚州、陝西、山西、杭州、福州等地傳教,卒於福建延平。

他在天主教教徒楊廷筠協助下,根據西文世界地理資料,用漢文寫成《職方外紀》。

故舊題“西海艾儒略增譯,東海楊廷筠匯記”,所謂“增譯”是指以龐迪我、熊三拔彙集西文資料先已編成的抄本為底本,再作增補、漢譯,而“匯記”是指楊廷筠對書所作的文字加工和整理。

因此,準確地說,《職方外紀》的作者應該包括龐迪我、熊三拔、艾儒略、楊廷筠四人。

該書1623年初刻後,在明末多次以不同版本重印面世,許多中國士大夫為之作序、評介,後來又被收入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

雖然《四庫總目提要》稱之為“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誇飾”,表現了中國人對它的不信任態度,但將它所記世界知識作為明季中國人所能掌握的歐洲地理認識的一部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情的。

如楊廷筠在本書序仲介紹了地球是圓的,上下四周均有生物、人群居住,他寫道:

“遍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之人與我腳底相對,疑其有傾倒也。

”而將此書刻入《天學初函》的李之藻,則介紹了地球的經緯度及時差等概念,他說:

“地以小圓處天之大圓中,度數相應,俱作三百六十度。

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裏,即日星晷必差一度;其東西則交食可驗,每相距三十度者,則交食差一時也。

”《職方外紀》的“五洲四海”觀,打破了中國人舊有的自我為中心的“天下觀”,瞿式穀在《職方外紀小言》中,聯繫一向為中國人目為閎大不經的鄒衍“九洲說”,描寫了更新更大的“天下圖景”:

“嘗試按圖而論,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則自赤縣神州而外,如赤縣神州者且十之九,而戔戔持此一方,胥天下而盡斥為蠻貉,得無紛井蛙之誚乎!

”。

這些言論所代表的地理認知程度,在明季應該是中國知識界最先進、最通達的代表了。

明末中國人的歐洲地理認識以錯訛起步,終於得以臻於這樣的新境界。

三、歐洲四國形象

由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義大利人相繼來到中國沿海的時間有先後,中國人對他們的認知和交往方式也不相同,因而,歷史文獻中反映出來的四個國家的形象特點自也不同。

(一)葡萄牙形象

初來乍到的葡萄牙人,承載了中國人對於歐洲人最初的不解、好奇、猜測、疑懼,甚至誣衊,這些心情混雜著組成了堂堂正史中的“佛郎機記錄”。

如他們的外形是“長身高鼻,貓睛鷹嘴,拳發赤須”。

明人一方面能夠認識到他們來華的本意在於通商:

“求市易,初本無不軌,中朝疑之過甚,迄不許其朝貢,又無力以制之,故議者紛然。

”贊許他們“衣服華潔,貴者冠,賤者笠,見尊長輒去之。

……市易但伸指示數,雖累千金不立約契,有事指天為誓,不相負。

”另一方面,又不免也有種種猜疑和斥責:

“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為食。

……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為久居計。

”認為他們野蠻殘忍,不僅搶劫過往旅客商人,甚至以小兒肉為食。

吃人肉無疑是荒蠻、獸性的象徵。

頗具意味的是,除《明史》外,李文鳳《月山叢談》、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等書中有更為詳細的記載:

“嘉靖初,佛郎機國遣使來貢,……其人好食小兒,雲其國惟國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

至是潛市十餘歲小兒食之,每一兒市金錢百文。

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途,所食無算。

其法以巨鑊煎滾滾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刷去苦皮。

其兒尤活,乃殺而剖其腹,去腸胃蒸食之。

”這些說法荒誕野蠻,令人不能卒讀,難以相信。

1517年初航以來,明朝與葡萄牙來航者曾發生過1523年的廣東新會西草灣之戰和1548年的浙江雙嶼港之戰。

之後,中國東南沿海始終搖擺於剿敵禁海和海禁鬆弛之兩途,終至1553年之後,葡萄牙人得以在澳門築室建城,逐漸盤踞下來。

在戰爭的實際接觸中,粵浙沿海的地方官及海軍指揮官們,對於葡萄牙人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和認識。

一派以禦史丘道隆、禦史何鼇、福建巡撫朱紈為代表,他們指出“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蕃獨精。

……侵奪鄰邦、擾亂內地”、“橫行海上”等行徑,指出其侵略性和危險性,主張聲討驅逐之;另一派以粵閩地方之官僚及大商人為代表,強調通商互市的經濟利益。

如廣東巡撫林富曾總結“與佛郎機互市有四利”,即增加賦稅收入,充實軍餉,富裕粵中地方經濟,鼓勵百姓貿易等“助國裕民”的好處。

新會之戰後,繳獲了佛郎機人的大炮。

廣東海道副使汪鋐是最早向皇帝推善佛郎機大炮並設法派員學習制炮技術的中國官員。

由此,佛郎機大炮亦被稱為“佛郎機”。

他上奏說:

“當用臣所進佛郎機,其小止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

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

其大至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裏者,則用之城堡。

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

五裏一墩,十裏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寇將無所容足,可坐收不戰之功。

”說明當時部分開明官紳已經開始意識到西方國家武器的精良,並要求仿製洋槍洋炮以強兵克敵。

綜上所述,佛郎機是一個具有精良武器,執意通商逐利的“凶狡”的勁敵。

(二)西班牙形象

《明史•呂宋傳》記載了呂宋島上西班牙佔領軍的形象。

關於西班牙人佔領呂宋之地,開始於一個“乞地如牛皮大”的計謀:

“時佛郎機(應為西班牙)強,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

王不虞其詐而許之。

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十丈,圍呂宋地,乞如約。

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稅如國法。

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為窺伺計。

已,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

1570年至1571年,西班牙人先以欺騙手段獲取土地,接著建築城市,完善武備,終至襲殺國王、驅逐人民、侵佔國土,實施了一系列用心險惡而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徑。

不僅如此,在佔領和統治呂宋期間,西班牙人又對呂宋華人進行了殘酷的屠殺和鎮壓。

在西班牙人佔領呂宋之前,中國閩人多商販至呂宋,在此繁衍後代,居住謀生者有數萬人之多。

西班牙人佔領呂宋後,漸漸感覺到華人往往見多識廣,群集而居,難以驅使。

特別是1593年發生了漢人潘和五率眾起義,殺死佔領軍酋長的事件,使得西班牙人越發恐懼華人,“慮其生變”,決計對付華人。

佔領軍陰謀設計,他們先高價收購華人家中的鐵器,使華人家家手無寸鐵,進而分批隔離華人三百人為一院,一一對之進行屠殺,致使“先後死者二萬五千人”。

此事發生在萬曆三十一年,即1603年。

次年,事件傳入中國,明萬曆皇帝聞之,竟然不敢懲辦屠殺者,反而禦批指責呂宋華人首領“欺誑朝廷,生釁海外”,招致二萬商民被屠,是“損威辱國,死有餘辜”。

對屠殺者,只是由地方官發佈檄文,做了一個聲而不討的表面文章。

西班牙侵略者屠殺華人事件,並沒有停止,此後二、三十年,華人為呂宋金礦的利益所趨,複至呂宋漸達三萬三千人。

崇禎十二年(1639),華人因賦稅苛刻再次起義叛亂,呂宋西班牙軍隊重兵鎮壓,前後四個月中,又屠殺華人二萬二千人。

這件事雖然沒有記入《明史》等漢文史籍,但在西人著作中多有記載。

通過《呂宋傳》,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兇險而殘忍的佔領軍侵略者形象。

(三)荷蘭形象

荷蘭是繼葡萄牙、西班牙之後來到遠東的海上冒險者。

當它的艦隊1601年首次揚帆遠來,直逼呂宋島,因受到西班牙駐軍的拒斥後,轉而迴旋於澳門海灣及臺灣澎湖列島一帶時,中國人對他們已不再驚訝,記錄他們的文字也相對客觀了。

《和蘭傳》中稱“和蘭,又名紅毛番”,因為他們的外貌特點是“其人深目長鼻,發眉須皆赤,足長尺二寸,頎偉倍常。

”明人文集中多以“紅毛番”、“紅毛夷”、或簡為“紅夷”、“紅毛”等稱荷蘭。

至於他們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點,是“其本國在西洋者,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至。

”“其人悉奉天主教”,“所產有金、銀、琥珀、瑪瑙、玻璃、天鵝絨、瑣服、哆嗦嗹。

國土既富,遇中國貨物當意者,不惜厚資,故華人樂與為市。

”在17世紀初的30年間,荷蘭人曾五次覬覦登陸澳門,卻都被澳門葡萄牙守軍擊退.至今澳門海岸邊尚有“得勝紀念碑”,即為紀念1622年擊退荷蘭人而立。

荷蘭人自言“欲通貢市,不敢為寇。

”繼續在沿海一帶尋找機會,他們曾得到中國閩粵奸商的裏通外國,出賣情報,欲通過收買閩稅務官員、並乘臺灣防汛守軍撤回等機會進占臺灣,終未得逞。

後來,他們從盤踞臺灣的倭寇首領漢人顏思齊手上,也是通過“得一牛皮大地”的陰謀,得以入住臺灣,並於1624年據有臺灣,開始經營臺灣,“築室造城,設市於城外”。

明朝由於連年戰爭,國勢日衰,無暇顧忌臺灣島,造成荷蘭對臺灣時達38年的統治,直到清順治十八年(1661)鄭成功收復臺灣。

今臺灣淡水所謂“紅毛城”即是荷蘭殖民時期留下的遺址。

荷蘭是接踵東來,在海上與佛郎機爭雄瓜分,同樣“凶狡”的“紅毛番夷”。

(四)義大利傳教士形象

晚明時期,中國沿海臣民對於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在內的“佛郎機”人已經有所認識,對於其依仗武力野蠻行兇的行徑,大有排斥抵抗之心。

天主教東方巡察員範禮安研究了沙勿略以來耶穌會士遲遲不能進入中國本土的種種原因,認識到要改變局面,重要的一條就是教會不要任用已在中國政府和人民心中惹得惡名的佛郎機人,而應改派義大利傳教士,用仰慕、尊敬中國文化的方式去敲開天主教進入中國的大門。

這之後,義大利人羅明堅、利瑪竇等人,就是這一策略的實施者。

《意大裏亞傳》就是中國人對於以義大利為首的天主教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宗教的最初認識和記錄。

其開篇首先介紹了兩項重要的西學知識:

一,世界地理知識,“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

”關於五大洲的知識已見本篇上文;二,耶穌創教及中西曆換算,“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於歐羅巴。

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曆九年。

”這是介紹了耶穌創教的地點、時間,以及西曆與中國按朝代帝王紀年法的互換。

在下文中,對於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傳記也給與了相當正面的評價:

“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

”因此,不僅“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

(而且)公卿以下重其人,鹹與晉接。

至於中國士大夫與義大利傳教士接觸、交往之後,對於他們帶來的西方文化、天主教的認識和所持態度,孫尚揚先生《基督教與明末儒學》一書的部分章節中有比較詳細的引述。

以下據孫書轉引幾條明人對於天主教士的評論:

沈德符這樣寫利瑪竇:

“利瑪竇,字泰西,以入貢至,因留不去,……往時予遊京師,曾與蔔鄰,果異人也,……若以為窺視中華,以待風塵之警,失之遠矣。

”對於傳教士來華的目的,時人不乏懷疑為有“窺視掠奪”之心,沈德符對此種懷疑持否定態度。

李贄曾在南京、山東臨清與利瑪竇有過多次交往,對之有很高的評價:

“(利子)住南海肇慶幾二十載,凡我國書籍無不讀,……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禮儀,是一極標緻人也。

中極玲瓏,外極樸實,數十人群聚喧雜,仇對各得,……我所見人未有其比,非過亢則過諂,非露聰明則太悶悶瞶瞶者,皆讓之矣。

”但對於利瑪竇緣何來華,卻也不甚明瞭。

“但不知到此何為?

我已經三度相會,畢竟不知到此何干也?

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

”所謂“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就是如今所說的文化殖民,但李贄並不認同這種疑慮。

葉向高更是一般意義上地普遍肯定傳教士“皆絕世聰明之人,……其技藝製作之精中國人不能及也。

”他並讚揚艾儒略《職方外紀》對於拓展中國人眼界的意義:

“吾中國人耳目聞見有限,……(書中所記)皆吾中國曠古之所未聞,心思意想之所不到!

如果說以上所述代表了接納和肯定西學的一部分明代士大夫的認識的話,另一方面,疑懼和排斥也是存在的。

禮部是封建社會綱常名教的固守者,也是明末代表傳統文化向天主教發難的主要力量。

《意大裏亞傳》記載,禮部曾上疏皇上:

“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

夫既稱神仙,自能飛升,安得有骨?

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

……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

”指責其迷信神仙,不僅荒誕不經,且擾亂綱紀。

至於後來吏部郎中徐如珂、禮部侍郎沈潅等人對於南京西洋傳教士的參奏,特別是沈潅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連上了三回《參遠夷疏》,指責傳教士“暗傷王化”,要求“聖明申嚴律令,以正人心,以維風俗。

”成為引發萬曆南京教案的主要原因。

以《意大裏亞傳》所傳達的資訊為代表,明末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在明季中國人心中,既獲得了聰明特達、飽學好禮等肯定性的讚譽,也難免遭遇正統守護者的排斥詆毀。

四、對歐洲認識的特點與意義

(一)昧於世界地理,多以臆度,新知與訛誤相混雜,由疑惑、猜忌、附會、誤解漸趨客觀認知、理性對待。

明末文獻史料中的歐洲記載,起始於對於對象國一無所知的空白狀態。

當葡萄牙人來到中國,通過交涉甚至戰爭與中國地方乃至國家政府發生了實際的關係,明朝廷在處理這些國際事務,進而進行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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