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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变迁历史学科中心
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的變遷
汪栢年
1、馬鈴薯
2、身體
3、蔗糖
4、茶葉
5、咖啡
1、馬鈴薯
自從工業革命開始以來，人類的生活進步日新月異。
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人類的思想也有了明顯的改變。
以往，我們會將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現象分別講述；或是在相同年代裡比較不同地區或國家的政治狀況、經濟發展、社會思想。
且總是呈現出商品陳列的面貌，而無法讓這些「現象」進行化學作用—相互影響，並呈現繽紛的面貌。
換句話說，人類社會的進展不可能是多頭馬車、分別驅前，而是不斷交纏、不斷分化結合之後向前進展的。
在19世紀初，1830年，於貿易港利物浦與棉業中心曼徹斯特間，以時數40公里急速運動（今日的角度看來是龜速）的火車，平均每天有一千名旅客的載運量。
若動用當時兩座城市所有的馬車載滿旅客，頂多只能運送七百名乘客，更不用說火車的速度遠超過馬車許多了。
那麼，當時的旅客心中在想些什麼？
1825年完成最早的運煤鐵路，正式進入鐵路交通時代，到1850年代初期，便完成了以倫敦為核心的、呈放射狀的鐵路網，到1855年英國的鐵路已經長達一萬三千四百公里長。
這快速成長鐵路網，是否意味英國在快速工業成長之餘，英國人的心靈也有另一番跳躍式的進展？
以上兩個問句：
「當時的旅客心中在想些什麼？
」、「英國人的心靈也有另一番跳躍式的進展？
」代表的就是社會思想的轉變，與交通革命之間應有另一層耐人尋味的關係，只是我們在談論歷史時較少論及這一區塊，甚至略而不談。
事實上，若探討思想與物質之間的關聯性的話是饒富有趣味的。
況且，現在已經出現許多連結思想與物質的相關著作，讓歷史的趣味性、生命力獲得延續。
例如：
英國自由作家LarryZuckerman的《馬鈴薯（potato）》，從一顆馬鈴薯講起，談到人類社會的歷史的演變（多麼令人興奮的講述方式！
）：
從西班牙戰勝開始，將焦點放在1770至1994年之間，本書描述了馬鈴薯快經是如何在人類的偏見下生存了兩個世紀，然後在法國、英國、愛爾蘭及美國等地形成一種社會力量。
概觀全書，書中描寫社會中的人類如何生活及死去；從土地的角度來看，他則顯示出花園、廚房及工作場所，是如何造成某一結果或形成某一局面的。
以往我們講述的方式是從大航海時代開始，然後西班牙人殖民中南美洲，然後引進馬鈴薯、玉米、甘薯、煙草等農作物。
然後，…就沒了。
作者從馬鈴薯塊莖講起，進入以往我們所忽略的歷史場景，使一幕幕的歷史劇在我們眼前開始上映（衝破了政治、經濟、社會的板塊），讓我們瞭解歷史不僅僅是政治、社會的演變，也不單是思想的變遷，而是生活的展現。
LarryZuckerman說道：
「透過馬鈴薯之眼，歷史學家因此可以看見，一幕幕社會劇中的情節如何經由不尋常的方式來展現。
…此外，人們如何看待馬鈴薯，也反映出一個社會的運作。
」
雖然，在現行九五課綱架構下的課本關於馬鈴薯的記載也頗多，如翰林版：
此時歐洲人口增加的原因很多，大航海時代來臨與美洲貿易開始之後，許多新的農作物大量輸入歐洲，如玉米、馬鈴薯、巧克力、大黃瓜等改善貧窮農人營養的食物，其中以馬齡薯最成功。
它最初用來養豬與家畜，當三十年戰爭導致日耳曼嚴重饑荒時，馬齡薯救了不少生命，證明它適於人類食用。
又因易於栽培，並含豐富的營養，到十八世紀末，已成為歐洲大多地區人民日常的食物。
三民版第三冊記載：
另外，許多原產於美洲的作物像是玉米、番薯、馬鈴薯，也在十六世紀時先後被傳入歐洲，逐漸成為歐洲人飲食文化中的一部分，之後歐洲人更陸續將這些作物傳入非洲與亞洲，使其成為全球性的糧食作物。
龍騰版第三冊記載：
帶動地理大發現的歐洲人，不僅獲得馬鈴薯、玉米等糧食作物，棉布、煙草、咖啡、茶葉、可可、橡膠、蔗糖、香料等物產，也大大豐富了日常生活的內涵。
分析三個版本中有關馬鈴薯的記載可知，課文的記述皆是將馬鈴薯當作是「糧食作物」，其中以翰林版最詳細，不僅說它適合用來養豬及其他家畜，也因為三十年戰爭的發生，救活許多人，證明適合人類的食用（推論有點怪怪的），又因為容易栽植、營養豐富，所以十八世紀末成為歐洲大部分人民的日常食物。
我很想問問學生，能不能從以上三個敘述得到任何有關馬鈴薯對人類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呢？
用另一個角度來問：
當歐洲人第一次看到馬鈴薯時，心中在想什麼？
當他們把曾經用來餵豬的飼料，放在自己的餐桌上當成主食時，思想到底歷經了多少的轉變？
就像我們很容易可以說出青少年手中的薯條，是我們這些老師在童年時拿來餵豬的飼料，但是青少年永遠無法想像：
「為什麼要用那麼好吃的麥當勞薯條拿去餵豬呢？
」代表的是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資訊社會的社會變遷，其中的轉變可不是用三言兩語可以一語道盡的。
很高興地，我看到LarryZuckerman的書中也有與我相同的思考方向：
「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十或二十年內，這些地方已經開始以馬鈴薯供應全國所需了。
我想知道那是如何發生的，這些思想的轉變又會如何影響日常的生活？
」
當我們很習慣用大歷史的角度去看事情的發展時，就很難想像一顆馬鈴薯的塊莖會產生多麼深遠的影響，更不可能從馬鈴薯的角度出發，來看人類社會及思想的變遷，也更不可能會去挖掘「為什麼幾百萬的歐洲人大約在同時間為馬鈴薯而遺棄了傳統？
」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同樣的道理，當我們在探討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的變遷時，想到的不應只是物質文明的變遷，而應包含思想的演變。
正如九五課綱第四冊第五單元「我們生長的時代」之重點說明：
本節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降，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的變遷。
這種現象可以從五０年代興起的「現代化理論」及「六０年代」的社會思潮加以說明。
不過，在時限上，本節應具彈性，不妨一方面往上推溯到工業革命初期，另方面往下敘述到當今。
大眾文化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可以分別從食、衣、住、行、樂（娛樂與音樂）說明。
然而本節不應以科技發展史自囿。
除了科技或所謂的「生產工具」外，本節應掌握「物質—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換言之，本節的教學目標之一，在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既不偏機械式的唯物論，也不偏「文化至上」（culturalism）的唯心論。
其實，若是不要侷限在「現代化理論」及「六０年代」的社會思潮的話，掌握「物質—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天南地北、上下古今，將一個文化現象講清楚的話，不知該有多好！
LarryZuckerman用三百多頁的篇幅寫了一顆馬鈴薯的故事，還很謙虛地說：
「對於本書的範疇，以西方世界的定義來說，四個國家的範圍是狹窄了些；而大部分的故事集中在1850年前的愛爾蘭籍1914年前的英國，重點也嫌狹隘。
」LarryZuckerman最令我感動的一句話：
「我希望你們能超越那種認為馬鈴薯只是平凡東西的境界。
」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二、身體
在九五課綱「既不偏機械式的唯物論，也不偏「文化至上」（culturalism）的唯心論」的啟發下，我找到了一本書：
美國史學家RichardSennett的《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人類身體與城市》，誠如譯者所言：
「城市並不是書中唯一的主角，真正的主角其實是生活在每個時代的城市居民，是他們決定了城市的面貌，而在同時，城市的相貌卻又倒過來決定了城市居民的生活。
」雖然，副標題中有兩個主題：
「人類身體」、「城市」，其實書中內容主要是在描寫人類身體歷史，人類的身體被形塑成不同的模式，造就成不同時期的人類生活史，最重要的是作者RichardSennett看出這些身體被形塑的過程中其實有某種意識在操控，超越了一般的城市生活史。
例如譯者黃煜文所說的：
我們認為現代生活要比過去要來得進步與舒適，然而桑內特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便利、舒適只是一種表象，其實骨子裡是讓都市居民陷入了一種必須不斷快速移動的陷阱，這是統治階級（指國家、大資本家、公司老闆）為了加快人的腳步使其早日到達工作崗位所進行的設計，而其真正目的是要讓你對於工作以外的事物麻痺，讓你一心一意地前往工作地點。
RichardSennett所運用的手法與傅柯並無差異，我們熟悉傅柯的名言：
「權力造就知識」，同樣地，我們亦可將RichardSennett的概念說成：
「權力造就日常生活」、「權力形塑人類身體」。
亦即，在人類日常生活的背後往往隱藏一股潛在的「力量」，這力量所凝結的意志規範城市中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在我們深覺生活便利的當下，每一個人的身體都被同一股隱形力量操控而不自知。
這是本結合「物質」與「思想」的好書，從上古時代的雅典到現代的紐約，看「城市裡的女人與男人如何遷徙，他們看到或聽到什麼，他們聞到了什麼氣味，他們在哪裡飲食，他們如何穿著，他們何時沐浴？
」
在研究歷史、閱讀歷史或講述歷史時，往往陷入時間的迷霧中與時序觀念作戰，或淪入歷史事實的亂陣中與因果關係纏鬥，或沈迷在歷史傳記中與歷史解釋爭訟不休。
最後幸得脫身時，往往精疲力竭忘記深處何地，也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只能在餘生回憶起那曾經有過的「美好」戰役，以自我陶醉一番。
我們所謂的歷史思維，最後可能成為一堆史實、人名與年代的堆砌；所謂的歷史探索，只成為追憶年代或事件的代名詞。
我非常欣賞LarryZuckerman為了寫一顆馬鈴薯，跑遍各地，探訪相關人物，將西歐人對馬鈴薯的態度從抗拒到接受，鉅細靡遺地從各個角度講述出來。
同樣地，RichardSennett追尋從古到今城市中人類身體的意義，主角是「身體」。
例如：
「裸體對古雅典人的意義是什麼？
」、「人類身體是如何知覺自身的存在？
」從荷馬史詩到希羅多德（Herodotus,484～430B.C.）的《歷史》，人們從原本的神話思考方式進入到偏重理性的思考。
希羅多德的足跡遍及當時的已知世界巴比倫、埃及、義大利、西西里島和希臘本土等地，一一記錄了各地的種族、風俗民情以及地理風貌。
當時希臘文中的「歷史」，與中國歷史中的「史」意義大不相同；希羅多德的「歷史」相當於「探索」，中國古代的「史」相當於「記載」或「評價」。
LarryZuckerman追尋「馬鈴薯」的歷史、RichardSennett追尋西方文明中「身體」的歷史，他們的精神可說是源自於希羅多德的歷史精神，亦即「探索的精神」。
那麼，當我們在講述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變遷時，重點不在於「衣、食、住、行」歷史的演變，而應該著眼於「人們為何穿著這樣的衣服？
」、「人們為何吃這類的食物？
」、「人們為何住在這類型的房屋？
」、「人們為何使用這類的交通工作？
」，每一樣主題的背後皆有一段深刻的發展及演進史，都有不同的人類思想在刻意地操縱。
歷史的意義就在於探索這些「現象」與人的「思想」之間的關聯性。
三、蔗糖
「人類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得到任何教訓」，在我看到彭慕蘭與史蒂夫‧托皮克合著《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的一段話：
「再撰寫本文的當兒，已有數萬名海地難民逃離他們苦難的島嶼，踏上美國領土。
今日的海地，孩童死亡率高得嚇人（約十分之一新生兒活不到一歲），預期壽命約五十歲，人均國民所得不到四百美元，識字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整個國家慘不忍睹。
」若將這段話放在今日報紙的頭版，相信沒有人會懷疑它是數年前寫下的一段文字，讓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氣，開始思索人類災難的歷史，竟發現人們的喜好竟然會改變一個島嶼的命運，甚至造成許多人被迫遠離家鄉，過著悲慘的生活。
海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兩百年前，海地是備受稱羨的島嶼，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有安地列斯群島珍珠的美譽。
但使海地成為人間福地的糖，也腐化了海地的社會結構。
曾任千里達多貝哥（Trinidad-Tobago）總理的史學家威廉斯（EricWilliams）指出：
「沒有蔗糖，沒有黑人」，也說道：
「糖這樣的東西，這麼甜，這麼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竟會引起這樣的罪行和殺戮，實在叫人奇怪！
」另一個弔詭之處：
「蔗糖催生出奴隸買賣，奴隸買賣讓歐洲人積累大量的財富，進而為歐洲的工業革命提供了資本。
」這讓我想到最近的電影「阿凡達」中的情節：
人類為了某種值錢的礦物，不惜犧牲某個星球中的原住民，動用強大的武力將他們驅離家園；而這值錢的礦物卻是地球人經濟資本主義賴以發達的物質，挖掘這礦物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也是主角能夠治癒他雙腳的唯一希望來源。
從另一個角度看，在西方人眼中看來是充滿經濟效益、味道甜美的「甜味劑」；在當地土著或奴隸的眼中看來卻是讓他們淪入悲慘處境的萬惡物質，他們絕不會將他們與「甜美」這兩個字連結在一起，反而，想到自己在甘蔗園內的處境，只有「酸苦」兩字可以形容。
從1500年到1880年間，約有一千萬的非洲人，在慘無人道的處境下被載運到大西洋的另一岸，大部分是前往海地的甘蔗園工作。
因此，在我們享受甜美的方糖時，在享受現代城市生活的便利時，有多少的黑人朋友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健康與尊嚴，有多少的國家用他們的落後才能供應先進國家現代城市中河濱大道旁咖啡座上的一小瓶糖罐中的白砂糖。
臺灣在荷據時期才開始逐漸發展的糖產業，《熱蘭遮城日記》記載：
1634年11月底，在赤崁種植甘蔗及其他作物謀生的中國人有很多人生病，為了他們的方便，將在適當的地方建造一所醫院（既可用以鼓勵這些中國人，又可藉以招來其他人從中國前來此地）。
辛勤卻又貧苦的眾多漢人，在荷據時期也成為殖民經濟下重要的勞力來源，雖然他們的處境比海地的黑奴好一些，仍然要受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重稅制度的剝削。
1652年因台灣甘蔗減產和荷蘭殖民當局加重徵收人頭稅，引起郭懷一（？
-1652）抗荷事件，荷蘭人以先進的武器聯合原住民對付漢人，漢人遭受血腥鎮壓，據估約有四千多人受害。
與海地糖業不同的是，在清領時期，蔗糖已經成為台灣外銷的重要產品，對台灣現代化的提升有莫大的幫助：
臺地糖產，每年約有六十萬簍，除內銷外，大多運往中國內地及日本、南洋各地，全臺賴以富饒。
雍正年間，臺灣府治的重要商幫「北郊」，以經營臺糖外運中國華北一帶聞名，又有「糖郊」之稱。
但是在荷蘭殖民地巴達維亞，1740年卻發生屠殺近一萬名華人蔗工的慘劇，其起因就是因為生產過量，國際糖價大跌，導致蔗工生活發生困難，進而與荷蘭殖民當局發生衝突的結果。
過了一個半世紀後，在日據時期的台灣，蔗農又陷入另一種悲慘的境界：
1898年（明治31年），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赴任後，即以振興產業為主要殖民政策。
經濟上，總督府將樟腦等列為專賣事業，再政策性的提供給日本資本家，形成產業獨占的情況。
以製糖業的「原料採收區域制」（1905年）為例，規定甘蔗只能賣給區域內的製糖會社，而且，無論於蔗糖的土地、採收價格、生產方式等，任由會社主導。
俗諺「第一憨吃煙吹風，第二憨種甘蔗乎會社磅」，說明了會社掌握蔗糖生產的絕對優勢，與蔗農長期處於被剝削的地位。
殖民時期台灣的蔗農處境不佳，後來在1926年引爆了「二林蔗農事件」，蔗農集體要求參與甘蔗的採收、定價和過磅。
後來產生「台灣農民組合」，反映了台灣農工群眾意識的抬頭。
當我們在電視新聞上看到海地悲慘的處境時，除了慶幸有類似遭遇的台灣島並未邁向相同的命運外，應該感激台灣島上先民前仆後繼的奮鬥（郭懷一事件、二林蔗農事件等）。
在一茶匙糖的背後，隱藏了先民長久的血淚與奮鬥的痕跡，在我們研究日常生活的同時，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主題，期待有人擁有像LarryZuckerman追尋「馬鈴薯」歷史一樣的精神，從蔗糖的角度探索人們歷史的發展。
換句話說，商品本身有其「社會生命」，在這「社會生命」裡，商品的意義、用處、價值不斷在改變；「供應」與「需求」，由具有愛、恨、癮性的人，透過文化力量來決定，而非由具體化的「市場力量」決定。
四、茶葉
事實上，很多日常生活中常見、或常用的物資都在歷史事件發生時占有一席之地。
將這些物資放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與放在現在生活中的意義截然不同，我們在蔗糖、甘藷等經濟作物上就已經見識了每個時代的人對它們產生不同的觀念。
若是今日我們在上課時，仍然依照食、衣、住、行依序講述。
很可能將它們搬移出讓它們驕傲的歷史場景，使它們的光輝頓失，淪為餐桌一角的風景而已，其意義完全不同。
當我們現在正在享受一口又一口甘香的茶飲時，現在的我們大概很難想像茶葉在十八世紀中葉的美洲竟然是當地居民用來抗議殖民母國不合理政策的「重要物資」。
與茶葉在中國所扮演的修身養性、迎賓示禮、大眾文化角色截然不同，在商業資本主義者的眼中，「茶葉」搖身一變成為重要的抗爭物資。
可能是茶葉在當時美洲居民、英國商人、議員的價值非常高，茶葉就等同於貨幣，等於是生活必需品，甚至是身份的象徵。
1773年的波士頓茶葉事件可說是一個重要的衝突點，從兩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一是從十七世紀時，茶葉成為英國向中國進口的最大貿易物資，導致在十七世紀後期英國飲茶風氣非常興盛，為扭轉貿易逆差及降低茶葉的價格，英國開始嘗試將中國的茶業移植到印度種植，使印度也成為當時世界上茶葉的重要出口國。
因為在1763年七年戰爭結束後，英國因為國庫空虛，從1764年起開始徵收「糖稅」，1765年徵收「印花稅」，1766年英國國會受到壓力撤銷了糖稅和印花稅。
1767年，英國財政大臣湯生（CharlesTownshend）提案徵收在北美殖民地的紙張、顏料、茶葉、玻璃與鉛的進口稅。
這項增稅法案最後在英國國會獲得通過，是謂《湯生條例》（TownshendActs）。
此法案通過後，再次引發嚴重的抗爭運動。
1770年時，迫於反對聲勢，英國政府取消《湯生條例》所列的大部分項目，僅維持茶稅，只剩下茶稅，做為母國有徵稅權的象徵，但殖民地人民仍感不滿。
1773年波士頓茶葉事件發生的背景，竟然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面臨經營危機，英國政府強力護航，使東印度公司可以在不用課稅的情況下將茶葉傾銷到北美殖民地。
這種情勢的發展，從殖民地人民的立場來看，一來，日常飲用的茶業品質下降了，二來，殖民地人民所經營的茶葉貿易反而在價格上無法與東印度公司經營的茶業貿易競爭，讓商業利潤蒙受巨大的損失。
故波士頓茶葉黨事件所反映的是波士頓地區的民怨，認為這批東印度公司船上所載運的茶業商品不僅危及他們的生存，也是一種「不合理的商品」。
從波士頓茶葉黨事件可以看出殖民母國的心態：
殖民地必須配合母國的經濟政策及商業發展，即使犧牲一些「天賦人權」的權益亦無所謂。
再者，從大英帝國對同文同種的殖民地的強硬措施，更不難想像到大英帝國對亞洲國家的資本主義貿易心態。
1773年，正是大清帝國乾隆三十八年，十六年前乾隆皇帝下令廣州一口通商。
因為中國一向為自給自足農業國家，對外國產品需求甚少，所以西洋人無法以貨易貨，必須用銀錠向中國購買茶葉、生絲等商品。
除了限制一口通商外，清廷並訂立許多限制通商的規範，包括：
外人買賣，須經「十三行」之手；外人除非經過十三行之程序，不得與清廷官吏直接交涉。
洋人居住「夷館」，不許隨意出入，婦人不得混入，銃砲槍及其他武器均不得持入。
外人沒有行動自由。
比較廣州與波士頓兩座口岸回應英國的態度，就不難發現鴉片戰爭與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兩者隱然觸犯了大英帝國最深層的禁忌：
貿易。
雖然，導致兩場戰爭的商品分別是鴉片與茶葉；前者是令人成癮的毒品，後者是大眾生活的消費品。
但是，卻都是大英帝國全球貿易戰略下的一個重要環節，彼此間有連帶關係：
中國的茶業貿易可以使東印度公司起死回生，必須強迫波士頓港口進口由東印度公司船隻運載的中國茶或印度茶；中國的鴉片貿易能夠平衡流入中國的大批白銀，甚至讓大批的白銀回流到大英帝國。
就歷史的發展來看，十八世紀末的美國獨立雖然讓英國喪失了海外殖民地的利權，但是在十九世紀中的鴉片戰爭勝利卻讓其獲得了更多來自大清帝國的經濟利益，可以說穩固了中國茶葉與白銀的來源，也確定了大英帝國成為十九世紀日不落國的傳奇顛峰。
五、咖啡
我們一定都知道1789年法國發生的那場重要事件-攻陷巴士底獄，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規劃這場攻擊事件的場所是巴黎的伏瓦咖啡館（CafèFoy），有人主張這場攻擊事件為現代世界揭開了序幕，從另一個角度看，咖啡館是籌畫整個揭開現代世界序幕的地點。
若說到喝咖啡，我們一定又會想到它是代表西方的飲料，然後說到：
「主要起源於十七世紀，當土耳其人進攻維也納時，土耳其士兵在無意中將這種飲料引進了西方社會。
後來，喝咖啡的習慣日漸普及時，西方殖民國家為了供應市場的需求，在巴西、印尼、非洲中部等熱帶地區，大量種植咖啡。
這種有計畫的殖民地產業，就好像糖業一樣，成為世界經濟網絡中的重要項目。
」卻很少會想到造成西方世界可以普遍享用咖啡這高級飲料的，卻是拜大量的奴隸種植所賜，這大批的奴隸卻是十六、十七世紀三角貿易中的一項重要「商品」，若是沒有這些奴隸提供他珍貴的勞力、青春、生命的話，咖啡園似乎只分布在葉門的山上，「這些產區位在陡峭而有灌溉設施的山上，分成一小塊一小塊咖啡園，栽種農民只數百人」。
原本壟斷咖啡貿易的竟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從一四○○年到一七○○年左右，大部分的咖啡豆貿易都是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西歐人必須到亞歷山卓港從土耳其人的手中買到昂貴的豆子，再載回到歐洲（例如法國馬賽）。
咖啡豆在當時如此昂貴的原因，是土耳其人用駱駝從葉門險峻山上買到的咖啡豆運到50公里外的小港口，然後再運上船載到開羅或亞歷山卓。
如此輾轉運送，所花費的時間及金錢成本當然是非常昂貴的。
但是，在一七○八年後，一位法國人及他所代表的法屬東印度公司的船隊，越過了好望角到達葉門摩卡港進行大規模採購，一次將六百噸的豆子載回法國，從此改變了鄂圖曼土耳其掌控咖啡豆的時代，過了五十年，法國直接在拉丁美洲殖民地馬丁尼克島上栽種咖啡，漸漸地在開羅市場上占有更多咖啡豆交易的獨占權。
從一顆咖啡豆的旅程我們至少知道了兩件事實：
第一，新航路的開闢確實改變了世界的貿易網絡，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壟斷歐亞貿易的優勢已如昨日黃花。
第二，西歐殖民國家開始利用其優勢占領亞洲、非洲、美洲有利可圖之地，任意遷徙當地居民、種植高獲利作物，以獲取最高利潤，改變了歐洲人的飲食習慣與思維模式。
咖啡，在大多數的的教科書裡最後都會提到在現代社會裡的面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象徵。
我想提出的是，這樣的敘述太過於籠統、太過於一致性，反而很容易誤導學生，也無法說明事實的真相。
事實上，咖啡豆的生產仍然無法脫離殖民經濟的魔掌，只不過換了另外一批殖民控制者，那些在現今咖啡園中辛勤工作的農工，仍然無法逃脫悲慘的命運，仍然只能賺取微薄的薪水，他們的日薪甚至遠低於我們到星巴克點一杯摩卡的價錢，這是我們至今日仍需思考的另一問題：
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利潤如額平均合理的分配。
因此，日常生活中許多平凡無奇的事物，若是放在歷史放大鏡的檢視下，可能會露出令人難以想像的原形，這或許是我們利用希羅多德的探索方式研究歷史所得到的另一種結果吧。
參考書目
宮崎正勝著，林鍵鱗譯，《從地圖與地名看世界歷史》台北縣：
世潮，2006年
LarryZuckerman，《馬鈴薯（potato）》台北：
藍鯨，2000年
RichardSennett著，黃煜文譯，《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人類身體與城市》台北：
麥田，2003年
彭慕蘭與史蒂夫‧托皮克合著，黃中憲譯，《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台北：
如果，2007年
司馬嘯青著，《台灣荷蘭總督》台北市：
玉山社，2009年
王安憶長恨歌
茶人三部曲，王旭峰
易中天品三國讀城記
哥倫布日記遠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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