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的历史意识与现实忧患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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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的历史意识与现实忧患1

《离骚》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意识

濉溪县韩村镇尹湖小学周英

摘要：

   《离骚》是诗人屈原因其在被放逐的这种生别死离中，满怀着对自我的人生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的深沉而悠远的忧患精神，而写下的一首超级富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史诗性悲歌。

也因此，屈原《离骚》的忧患精神，则也就可以够被认定或命指为是屈原《离骚》精神的真正本质。

在我国前贤思想中忧患意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表现为对天下兴衰、政权交替和百姓百姓的忧虑。

从而给予忧患意识以深刻的社会内涵。

从某种意义上说，忧患意识“解放”了诗人的思想，从而也使他的香草喻进入了加倍从容自在的境界，而且是带有“精神家园”意味的境界。

历史意识是属于理性的、刚性的东西，当诗人带着他的历史意识返回现实世界的时候，必需使之与情感性的、柔性的东西相搭配，相融合，以期创造一种刚柔相济、情理互通的美学机制。

关键字：

忧患意识历史意识置换关系美学机制

一、《离骚》解题——“心灵史诗”

1《离骚》的文学史地位：

   《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政治抒情诗。

诗人从自序身世、道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馋被害的苦闷与矛盾，训斥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是非，表达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离骚》是诗人屈原因其在被放逐的这种生别死离中，满怀着对自我的人生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的深沉而悠远的忧患精神，而写下的一首超级富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史诗性悲歌。

因此，屈原《离骚》的忧患精神，则也就可以够被认定或命指为是屈原《离骚》精神的真正本质。

就一首诗的文化和审美的庞大含量，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而言，《离骚》称得上是“第一诗”。

《离骚》是古老中国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特具魅力的结合点，它既显示了民间文化深厚的资源与活性，又表现了文人创造的超越性和经典性。

它作为难以比拟的伟大的抒情丰碑，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先河。

《离骚》的存在，使咱们不能不承认，在荷马式的英雄史诗之外，存在着另一种史诗形态——“心灵史诗”。

而且它作为文人创作而产生的年代，是与荷马史诗记录润饰写成定本相前后的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之交，即战国晚期。

中国上古神话的片断性、非情节性和多义性功能形态，使初期诗人不擅长长篇的虚构叙事，却把神话的多义性和感应性转化为比喻性和感兴性的诗学智慧，从而创造出蔚为奇观的抒情诗世界。

这种从神话到诗的智慧转换方式，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是在西方世界之外别开一个诗学世界的。

   《离骚》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重复的智慧转换契机。

而诗人屈原则是携带着自己独特的家世和人生经历，进行这番把握的。

从而在中国文学开创期提供了一个超级开阔复杂、奇诡绚丽的精神世界、人格典型和诗学形态。

其语言具有多层的指涉性，在较为浅近的层面上能够窥见屈原忧郁而彷徨、坚贞而憔悴的身影，但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却能够领略到这一部带自传性的抒情长诗，充溢着史诗的品格和悲剧的力度。

从东汉中期、即公元2世纪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把《离骚》当做与至道相通的民族常典了。

二、《离骚》题目的涵义：

   《离骚》采取何种美学机制或表现形式，以拓展它的精神文化的容量和心灵史诗的可能性呢？

对此，第一必需诠释《离骚》的题目。

文学史进程表明，屈原是率先打破《诗三百篇》以首句摘字命题的方式，按照诗篇内容创设题目的第一人。

这番新创的深刻的秘密，正在于“离骚”二字具有可资与诗篇内容相参照的多义性，既因“离”与“罹”相通，包括着班固所说的“遭忧”的意思；又因“离”有“别”义，能够作出王逸所说的“别愁”的解释。

正是“离骚”的双义性悖论，造成一种内在骚动不安的审美活力，倾泻着诗人遭遇现实窘境而想抛离忧愁，却在抛离忧愁的求索中遭碰到加倍痛苦的精神窘境。

在这种“遭#离”的复杂的语义结构中，《离骚》以情感反复动荡的大波大澜，形成了沉郁而奔放的美学格调和“痛苦的高尚”的美学机制，给予异彩纷呈的比喻也句句繁重，奇诡神异的想象仍然语语带血。

如此的美学机制，就是充满着力度与深度的心灵史诗的美学机制。

二、忧患意识——《离骚》中的深沉主题：

一、忧患意识：

忧患，从感性情绪到理性意志，最终到忧患意识的境界，其大体的思想意义的研究分析结构当为：

第一层面，是由对忧患意识本身的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所组成的知识概念层面；第二层面，是由对忧患意识的怀疑、确知、反思、批评所组成的思想探索层面。

但忧患意识的殊难命指，及其运止特征的难以驾驭，就在于：

忧患意识它也是人类思想情感中相当危险的本源，它不时都有可能致使咱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于各类命运和不同情形的迷惘感，由此，使咱们在反映论、熟悉论的基础之上，也很有可能将会完全地陷入于不可知论当中。

尤其是，当忧患返回到忧患本身时，它便具有着其自身的完全的殊难根本解决的感性与理性的困惑。

那么，这也就会很有可能就会从根本上最终自己颠覆自己。

这恐怕也是致使诸如像《周易》那样在思想方式上极端自信而神圣的书也具有“幽赞乎神明而生蓍”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古代文人的“忧患”传统：

（这一段的内容是我加的，你酌情处置）在我国前贤思想中忧患意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表现为对天下兴衰和政权交替的忧虑。

《周易·系辞传》借孔子之口说：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大意是说，凡是衰落的，都是由于过去曾经荒淫腐败；凡是衰亡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安然无事；凡是骚乱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治理得宜。

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衰亡，整治而不忘骚乱，如此才能够自身安全而国运昌隆。

这是叫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戒之心，孟子用超级精炼的语言把它归纳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欧阳修在其所著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忧劳能够兴国，逸豫能够亡身”，“夫祸害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他所表达的忧患意识，则是从五代时唐庄宗在完成父志、剿除雠仇以后沉湎于安逸而丧失忧患之心，最终败于其平日所宠的伶人而致身故国灭的惨重教训中得出的，具有深刻的警世意义。

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乃至俗谚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也都是咱们民族强调忧患意识的最好例证。

能够如此说，总结历史经验和安不忘危，是忧患意识进展到必然阶段的突出反映。

而“诗人的心灵充满着忧虑”又为人类共同情绪的写照，那么，屈原的楚骚创作正是兼取哲人之思与诗人之心，最先地采用文学形式全面反映时期、人生之忧患的。

二、《离骚》的忧患意识——前途幽昧险隘：

《诗经》中，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诗句，是诗人直抒胸臆的一种表达方式，里面也有一种忧患意识，可是屈原的《离骚》却与此不同，屈原忧患精神的宝贵的地方，在于它不但没有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回避现实世界的苦难，相反在精神世界中，它勇敢地深切到对忧患精神的思想的至为完全的追根究底当中。

这是由屈原的高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注定了的。

它的确是屈原自我精神命运的不可逆转。

由于这种精神命运的纵深行去的不可逆转性，其游魂的不可招回或并非能如期返回的归魂，则就造成了屈骚精神的永恒的孤独与孤单。

反而，无数世代的喧哗与骚动，不但无济于事，而且加倍平增了屈原在所有时期（或曰永世）中的那种绝对而唯一的孤独与孤单。

《论语·卫灵公》：

“子曰：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曰：

‘君子忧道不忧贫’。

”而这也就从旁证的角度说明，这也正就是屈原《离骚》忧患精神的高贵的地方。

而这也同时能够见出，这也正就是中华民族文明精神的灵魂所在。

3、评论家眼中《离骚》的“忧患意识”传承：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何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何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世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在太史公这段说解中，“骚”之作为“忧”是能够肯定无疑的。

可是，那个“离”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没有直接说解。

这就致使了后世学者的意见不合。

班固《离骚赞序》说：

“离，犹遭也；骚，忧也。

明己遭忧作辞也。

”但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章句·序》说：

“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

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洪补：

一云陈直径，一云陈道径），以风谏君也。

”而朱熹《楚辞集注》却主“遭忧而作”说，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则主“离别之忧”说。

其关键问题仍是在这一“离”字上。

又：

司马迁《报任安书》说：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这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旧事，思来者。

”刘向《新序》（卷七）：

“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

”王逸《楚辞章句》：

“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

”所以说，《离骚》这一首诗，是诗人屈原因其在被放逐的这种生别死离中，满怀着对自我的人生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的深沉而悠远的忧患精神，而写下的一首超级富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史诗性悲歌。

也因此，屈原《离骚》的忧患精神，则也就可以够被认定或命指为是屈原《离骚》精神的真正本质，而用忧患一词来意指或命指屈骚精神，则尽是因为，自古以来，这就是中国的前贤时贤因悲天悯人而所达之极深远的精神境界。

它固然也应该是人生的真善美的深远的精神境界的存在本质。

4、忧患意识的深化——从表现形式上看：

   句式组合的变更和艺术手法的创新，深化了忧患意识的发掘。

诗人别开生面地创造了现象连同时刻顺序也人情化、或人文化的手法，草木解情，随人开谢，其忧伤的地方已足以感动天地了。

出格的艺术手法出此刻出格的句式组合之间，绝不是偶然的。

随之的诗句中持续出现了三个“死”字。

《离骚》对死亡意识作出了新的诠释，它选择死亡作为一个极点，来证明生命的价值，包括证明生命之清白、高洁，和追求之不同凡响。

生命之宝贵为死亡所证明，死亡意识也就成了悲剧形态的生命意识。

   应该看到，这种死亡意识不仅为了证明具有独立品格的个体生命，而且包含着为民请命的深刻意义。

《离骚》对“民生”、“民心”、“民德”的重视，在先秦民本思想中应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其民本思想是以生命作为抵质，从而给予忧患意识以深刻的社会内涵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忧患意识“解放”了诗人的思想，从而也使他的香草喻进入了加倍从容自在的境界，而且是带有“精神家园”意味的境界。

   死亡意识的洗礼，使诗人取得了精神上的摆脱，或某种精神再生。

他选择了污浊政治之外的一片干净土。

精神上的解放，使香草喻的句式组合通过一番变更以后，又返回“比——赋——比——赋——比——赋”的正常状态，以句式转换的正常有度来表现精神上的从容不迫。

芳草喻往往是随着前置的动词的转变，而产生内涵和方式的转变的。

当诗人未经忧患而注重道德修养时，他利用的动词是扈（披）、纫、搴（攀）、揽，带有向外采用的性质，采用以滋养自己的道德。

已受挫折转而培育贤才时，他利用的动词是滋、树、畦、杂，带有由内施予的性质，施予所育的才士以自己一样的芳香。

现在他备受磨难而追求返回自我之本性的时候，利用的是制、集、高、长一类动词，这些动词的利用已经使香草喻和诗人自我浑然一体了。

因此他相信自己情操高洁芳香，明洁的本质何尝亏损，既然是花香玉润相融合，又岂在意他人说短道长?

诗人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已取得了短暂的自足感。

三、意识——处江湖之远而忧庙堂的历史使命：

一、历史意识渊源探讨

历史意识是人类对自然、人类自己在时刻长河中进展转变现象与本质的熟悉。

人类的历史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熟悉能力。

这种能力慢慢进展为继承历史、创造历史的能力。

正是这种特有的熟悉历史、继承历史、创造历史的能力，令人类自己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进展、由愚昧向文明进步。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之所以能够离开自然、成为自然界的精灵，是从历史意识的萌芽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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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离骚》中的历史意识：

（！

）抒情个体的历史意识：

抒情主体的生存和进展的窘境，不仅存在于个人生命时刻的有限性当中，而且存在于这有限的生命时刻又屡受现实生活的磨难当中。

这就是《离骚》反复痛切陈述的“党人偷安进谗，路途幽昧险隘”。

诗人即是以这条“路”作为思维通道，把个人的恩怨感受升华为对历史和现实的深邃的反思。

在反思中，生命的价值依存于历史的成败远远超过了依存于个人得失，生命价值观和历史反思意识相结合，是《离骚》式思维的一个特点。

   《离骚》以历史作为现实政治的镜子，并非随意拈来，而是精心设计的。

要针砭和感动今日楚君，最好是引证其贤明的先人，正面陈说。

但如果要成立历史价值判断的坐标，就不能以楚先君为正面和反面的典型，以避免有亵渎之嫌，授人以陷害的话柄。

因此，诗人进一步拓展历史反思的时空领域，不是以楚史，而是以整个中华史上大圣大贤的尧舜，和大恶大邪的亡国之君桀纣，作为坐标上的两极，以建构其历史价值体系。

由（现实）楚史→中华史→（现实）的时空推移，既表现了一名诗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又表现了一名政治家以史为鉴、劝戒国君的谋略与。

总而言之，生命价值观与历史意识的结合，是与中原以《春秋》重教的文化传统相通的，或说，是受了后者的影响。

（2）历史意识与“两性喻”：

   历史意识是属于理性的、刚性的东西，当诗人带着他的历史意识返回现实世界的时候，必需使之与情感性的、柔性的东西相搭配，相融合，以期创造一种刚柔相济、情理互通的美学机制。

于是出现了《离骚》中的“两性喻”。

   “两性喻”是置换人物关系的比喻，它以男女两性爱情关系置换君臣、或朋友之类的人际关系。

置换的结果产生了某种带审美意味的微妙的双关性，以彼写此，曲中见直，真幻交错，虚实互补，令读者在两种关系和感情的错位中揣摩着、体验着隐秘的情绪变化。

《诗经》中的很多诗歌其实也有这一特点，如《蒹葭》中的“伊人”，能够理解为多种涵义。

如此就把某些一说便俗、便落形迹的心理行为，转化为似说未说、未说已说的清雅。

《离骚》以男女拟君臣，令人在假扮与真相之间联想连绵，在透过比喻而捕捉历史形迹之时捕捉到诗。

   “两性喻”以其语意双关、谈言微中和化俗为雅的审美功能，对我国诗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离骚》存在着“香草喻”和“两性喻”两大象征性体系，一者以自然物隐喻较为抽象的人之本质，一者以男女爱情置换较多俗态的人际关系。

而且这二者又常常相互渗透，从而产生更为丰富的言外意、味外味的审美功能。

3、历史意识的升华：

   屈原经历过“甚任”——“怒而疏”——“绌”——“放流”——“行吟”——“自沉”如此曲折复杂的悲剧人生进程，这种灾难性的经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乃是他人难以代替的精神拥有。

当如此一个才华卓绝的诗人从社会的中心，被无规则可言的力量弹射到政治社会的遥远的边缘的时候，他把惟一的精神拥有——一颗滴着血的心，献上诗的祭坛。

   当他遭疏受绌而离开政治社会中心，却尚处于不甚遥远的边缘地带之时，他曾经开展过一个不无雄心的“滋兰树蕙工程”，培养自己政治路线的人才基础。

   屈原的滋兰树蕙，看似是雅趣悠然的花农经营，但从用字的呼应而言，他实际上想重振春秋到战国前期、即楚国上升期的人才规模和势头。

他对此番事业是充满期待的。

然而不是自己的能力不够，导致众芳的“萎绝”，而是国家的人才导向的偏差，造成众芳的内在变质和“芜秽”。

人才的异化变质，与统治者不听劝告则宠“秽”相关联。

   精心筹措的人才计划的崩溃，从根本上破坏了屈原东山再起的环境，使他陷入了与环境相对抗的孤独的“伤”与“哀”。

其伤其哀之浩大，竟然改变了“香草喻”的句式组合结构。

在前述的“比——赋——比——赋”组合中，基本上是两句一转的，其结构形态也就是“比——赋——比——赋”。

到了这里，句式结合陡然一变，变成八句一转，成为“比——赋”的组合。

   育才事业的崩溃及其导致的精神危机，形成了动荡不已的感情激流，冲击着和重构着《离骚》的美学机制。

前面既已把“比——赋”的句式组合变成“比——赋”，这就变得极其自由奔放，一发难以收拾。

随之而来的是“比——赋——比——赋”的不统一规范的句式组合。

  四、结束：

鲁迅激赏屈原《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实与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赞扬欧洲各国“摩罗诗人”（十九世纪激进的浪漫主义诗人），并企盼中国出现如此的“精神界之战士”，以“雄桀伟美挑战之声”“破中国之萧条”的情感、观念潜孚默契。

郭沫若在那时向诗人与艺术家发出“只在意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情感”的呐喊，又正是他在追怀历史的屈原和呼唤现实的人格两股情绪交织中的心灵曝光。

而从头旧文学时期交替之衰变情感看在历史上处于不断地衰变中成立起来的楚骚情感理论，是耐人寻味的。

参考文献

　　一、张正礼《楚辞体制音韵之辨识》，载台湾《中华文化振兴月刊》１９８４年第１１期。

二、许结《离骚学与中国古代文论》

3、《离骚的心灵史形态》

　　4、《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五、王逸《楚辞章句》卷十五。

　　六、《中国古代文论的两种情感观》，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三辑。

　　7、鲁迅《汉文学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