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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心理学发展
“当代心理学发展”主题研讨会发言选登
梁宁建教授：
那我先来发言，就当作抛砖引玉吧。
我认为，对复旦大学来说，心理系的建立、心理实验室的建立，应当称为“恢复”更恰当。
而在今日的复旦大学这样一个平台上恢复建立心理学系，对于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全国所有的心理学同行来说，都是形成了一个极强的竞争对手。
这些年来，心理学在我国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
原来全国只有三五个心理学系，然而近年来已经增加到了一百多所。
这里面体现出了一个趋势，就是：
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内心的精神世界就更加迫切的希望了解；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系的建立、产生，也反映出了社会对心理学的需求。
心理学这门学科有自身的特点，其中一点就是，心理学是渗透性的，不是主导性的。
心理学渗透在各个学科之内，它体现出了很强的相容性，所以它是众多学科的结点。
其实万事万物、所有学科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人的发展，于是它们都与心理学有了联系。
对于复旦大学这样一所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必须强调各门学科间的共同发展，所以应当会关注这样一门具备相容性、渗透性的重要学科。
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心理学的研究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我们必须注意，学科的不同、对象的不同，它采用的方式、方法都会不一样。
因此心理学要发展，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武器”，我认为对于心理学来说，心理学的武器有两个，一个是心理学的原理，一个是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没有这两种武器，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好心理学工作。
心理学的原理用来判断和评估对象心理上产生的问题，或者是指导个体去发展；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
所以我想，我们心理学的学生手中要掌握这两种武器，必须通过三年到四年的艰苦努力，通过我们的教师、教材、教学方法、学生的自身努力各方面共同作用才能够成功。
然而我认为心理学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心理学的所有原理统统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于实验验证、二是来自于临床现象的总结概括。
它绝对不是思辨的、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
所以心理学的学生必须学会基础与应用之间的关系，原理与实证之间的关系。
也正因为这样，一个心理系不能没有实验室。
因为脱离了实验的验证，心理学的理论原理是无法在脑中完整建构的。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心理系实验室非常重要。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建立实验室有很好的基础，因为复旦大学能提供的平台非常优秀。
我从小读书的时候就希望将来能进入复旦，但是很可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如愿以偿。
复旦不仅是上海、全国，乃至在全世界华人心中都有很高的地位。
对于复旦的学生来说，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无形资产。
另外，复旦的校领导也非常重视。
一个系、一个实验室的建立，如果有领导的重视，再加上各位老师的努力，就能很快地发展起来。
再有，就是复旦的学生特别好。
近两年在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的教学中我们深有体会。
因为这两年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的分数线很高，相当于复旦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于是在这两年上课时我们能明显的体会到学生素质完全不同了。
现在有时我在给学生上课时，就能想到复旦的学生会有多好。
所以我也给我的学生说，我不是把你们当作教师在培养，而是当作专家培养。
有了很好的生源，也就有了造就专家的可能。
因此从学校到领导再到学生，复旦都拥有很好的资源。
复旦的优势还体现在综合性上，从基础学科到医学到管理，复旦都有很强的实力，而在这些学科的共同作用下，复旦的发展将会是非常迅速的。
对于复旦心理学系来说，我们应该着眼于培养怎样的学生呢？
做怎样的课程设置呢？
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和吴老师讨论说，我们复旦心理系是否有这样的志气，像哈佛、耶鲁这些学校那样，培养总统级的学生？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领导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对企业来说，企业中有的是管理者，而不是领导者。
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培养是两种路径、两种思路、两种策略、两种方法。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我们还没有系统的考虑过如何培养领导者，没有思考过领导者究竟需要哪些素质。
也没有很好的平台来探讨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复旦有一天能成为中国的哈佛，中国的耶鲁，为中国培养更多的领导人才。
胡君辰教授：
首先，我感到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对复旦来说有重大的意义。
我可以算作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复旦的心理学博士第一人，然后孙老师再进来。
当时我们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成立一个心理学系。
这个梦想在孙老师他们的努力下终于实现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认为复旦的心理学系应该有高标准。
就像梁老师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把复旦心理学建成全国最好的心理学系。
要达到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两条腿走。
第一，我们需要广泛地吸引人才。
因为不吸引人才我们可能需要五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慢慢达成目标，而如果利用复旦的品牌优势，广泛地吸引国内外优秀的心理学人才，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们的高度提升。
第二就是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人才。
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地把硕士点和博士点都建成，才能使复旦心理学的发展上一个层次，使这颗历史悠久的“新星”重新闪耀出光芒。
我从是心理学有很长时间了，我的老师胡寄南是当年复旦心理学院的第一届学生。
我目前从事的管理学方面的工作，管理学在学科当中属与应用领域，而心理学属于基础领域。
我当时为什么选择应用领域呢，因为当时我学习的时候感觉中国的仪器不够，实在很落后。
我到过很多先进国家和地区，就拿香港台湾来说，他们的设备仪器真是好。
我们在实验设备不够的情况下确实很难与别人竞争，所以我选择了应用的领域，其实应用的领域中心理学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我现在主要做的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这其中就有许多涉及到心理学层面的东西。
比如说企业里的人员招聘，如何选择优秀的员工，这就要使用心理学的方法；再比如说，如何让员工能感到满意，如何设计岗位配置、薪资模式、工人行为研究等等全都与心理学有关，所以心理学的学生我觉得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所以，我说，有心理的地方就有我们发展的空间。
现在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的企业也在成长，但是仔细观察一下的话不难发现，真正的大企业非常少。
我们做的就是研究成功的企业和失败的企业区别到底在哪里。
而现在发现主要是由于管理人员和企业家的心智模式的差距过大造成的。
所以我们重点想找出如何才是合理的心智模式，但是我们现在的研究还达不到实验室水平，还处在实证研究的阶段。
但是这在管理学中已经算是很先进的了。
而我一直认为我在管理学中之所以有所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我有心理学的功底。
所以我的学生成绩普遍不错，因为我要求他们研究要有数据，要有数理统计，就像梁教授所讲的，不是拍脑袋就能出来的东西。
企业管理和我们通常讲的公共管理是两个概念。
企业管理从严格意义讲，是私人管理。
企业管理不像公共管理那样可以要求民主，企业所有者要采取怎样的管理手段，是他个人的事情，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重要概念。
企业的目的是持续利润最大化，其次才是为社会做贡献。
那么我们如何帮助企业经营者，如何能让他放弃他所坚持的不成功的经营方法和独裁式的管理呢？
我们首先要问他：
你想不想赚更多的钱？
如果他不想拿我们无话可说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家当然想赚更多的钱，于是我们就告诉他：
那你应该尝试更好的管理办法，你应该改变。
而我们能提供的更好的方法正是通过心理学，管理科学，以及其他成功企业的案例总结出来的。
而我刚刚所提到的心智管理，其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
每个人自己想要谋求改变。
他不想变，我们也没有办法，心志管理也无从谈起。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国外很多大企业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做思维方法上的训练，而中国除了知识上面的培训以外就鲜有其他了。
而跨国公司注重思维模式上的训练，做素质培训。
这是我们企业中所严重缺乏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希望我们的心理学系真的能办成中国最好的心理学系，谢谢大家。
高湘萍教授：
首先，我想代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对于复旦心理学的同行以及孙时进教授对复旦心理学实验室的建成表示祝贺。
刚才几位老师都提到了，我也同样认为，心理系之于复旦其实是秉承与回归，并不是没有基础的建立。
近年来由于复旦自身办学的优势，心理学在复旦其实可以得到多方面的资源。
复旦有很好的人文环境、生命科学背景以及信息科学的发展，这都是和心理学发展相关的学科优势。
另一个优势就是专业优势，复旦有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中青年的学者，比如说孙时进教授就是一个代表。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学里，心理学的建立与发展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两个多月前，中国心理学会在华师大举行了中国心理学年会，我个人理解这次年会有三个特点：
第一就是心理学越来越显示出融合的特点，心理学称为其他学科研究的基础。
比如在国外诸如APA核心刊物上如果想要发表学术论文，往往要使用到脑电方面的指标；而现在国内的心理学界也越来越注重这一点。
另一方面的趋势是，应用学科领域在蓬勃发展。
就以前
来说，每次年会召开的时候，总是基础占绝大多数，而应用也仅仅局限于教育和发展之中。
但这次年会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学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现在心理学工作者越来越要承担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要越来越多在社会生活中回答人们的问题。
这方面我觉得孙时进教授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第三点是我们心理学人才的培养方面显示出了史无前例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很少有什么大会有几千个注册代表来参加的，旁人会很纳闷，为什么心理学开年会会那么热闹。
而其中我们也可以很欣喜地看到，研究生往往是活跃在各个分会场的主角，这也象征着这门学科年轻的朝气。
所以我觉得对于心理学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学生怎样的训练？
所以培养的途径是非常重要的。
思维的训练必须要有载体，并不能平白无故的产生。
而我认为实验的训练就是这样一种很好的载体。
虽然说复旦心理系恢复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它对于上海以及整个华东地区心理学的发展将起到极其重要的的推动作用。
作为同在上海的高校，又同样是心理学研究领域，我们非常愿意与复旦大学建立联系，共同发展。
我觉得复旦心理学可以把自己的目标定在较高的位置，可以在国家管理、领导选拔中更大的发挥心理学的作用，也让更多的管理人员接受正规的心理学训练。
最后祝愿复旦心理学系和实验室能够越办越好，有个美好的明天。
贺玲峰教授：
我的单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与心战系。
原来上海只有两家心理系，华师大和上师大，我们系应该算是第三家。
但是我们知名度不高，由于我们承担作战任务，所以不希望对手对我们了解太多。
（笑声）
昨天我们刚开了一个全军的大型的心理方面的会议，本来03年的时候举行过，当时孙老师也是我们的客座教授，但是会议进行到关键的时候又不得不请孙老师离开，所以我们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也希望有许多专家来与我们探讨问题，但是由于性质特殊，很少能如愿。
百姓的生活中有安居乐业的时候，但是对于军人来说，只有两个状态：
战争状态和战备状态。
我们系是从2002年开始发展的，我觉得如果要写中国心理学发展史的话，我们系的发展应该算是一个神话。
02年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四个人的教研室，只承担公共课的教学，现在我们已经有专业导师22人，加上其他人员将近有30人，但是我们编制还未满，这两年还要继续扩大。
03年我们有了应用心理学的硕士点，今年又拿到了基础心理学的硕士点。
我们已经构建起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军事心理学的教学体系，我们开了36门专业课，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与国内其他心理学专业课相同的，而另外三分之二是我们自己独创的。
国内没有可以借鉴的资源，国外的资源对我们是封锁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在摸索军事心理的发展。
我们的实验室现在大概已经有五百多万元的实验器材，眼动仪、ERP等我们都有。
但这只是我们一期的建设，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二期的建设，保守估计的话，我们拿几千万建设基金没有问题。
正巧复旦的心理学实验室也刚成立，所以我想谈一点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
是关于当代心理学的体系建构中实验所起的作用和所处地位的一些想法。
我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实验应当是心理学的“神器”。
我们在学心理学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读本科的时候，回家坐火车，旅客就问我学什么专业的，我说学心理学，他就马上显示出了警惕，紧接着问我：
那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笑声）那时我就很尴尬，我觉得我不能，算卦的或许可以。
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到底占卜者和心理学者的区别在哪里？
它们的区别不在于职业，不在于思考方式，我觉得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神器”不同。
我观察过中国各种各样的占卜的方式，我专门跑到过火车站，跑到过地摊，去听那些占卜者是如何解说人们的命运的，最后我总结出来最重要的不是算命的人，而是占卜的神器。
你所相信的是一种算卦的方式，而不是一个人。
占卜者“神器”的特点是它脱离占卜者与被占卜者存在的，比如说八字。
八字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不是人能控制的东西就比较“神”，我们往往容易相信这些“神”的东西。
而占卜者声称这种“神”的东西他能解释，而一般人无法解释。
所以占卜让人相信的不是他的占卜者，而是它的“神器”。
自从1960年人们能够成功治愈小儿麻痹症之后，45年来，医学界再也没有能力攻克人类的任何一种疾病。
但是奇怪的是，医疗费用越来越高。
患者到了医院里，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拍各种各样的片，吃各种各样的药，打各种各样的针……最后死了，家属还要为这些事向医院付钱。
医生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一直在想医生究竟是怎样做到保持的神圣、天使般的地位的呢？
我觉得那也是他们使用的“神器”。
治疗不好，不是医生的原因，是仪器的原因、是药物的原因，而不是医生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领域，“神器”都非常重要。
心理学的“神器”是什么呢？
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实验的研究方法。
大家知道，心理学的建立是以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的，它不是以某一种理论的创立为标志的，也不是以某一个重大问题被攻克为标志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心理学的伟大不是因为它的理论，尽管弗洛伊德、马斯洛的理论都深入人心，但他们不是心理学的立足之本。
所以我觉得在实验室的建设方面，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解决人们的新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要培养学生的思考方式。
同样做一个社会调查，社会学背景的人和心理学背景的人表面上可能采取一样的方法，但是事实上会非常不一样，这就是学科思维起的作用。
其次我想说的是，心理学实验室应该更广泛的用于教学。
以前实验室用于科研的比较多，相比之下，用于教学的就很有限。
今年我们实验室二期的建设是准备买一个脑磁图仪，大概八百多万元一台，目前全国只有一台，华东地区还没有。
领导已经批准购买，但是我们反复讨论，最后还是没有买，就是因为这样一台仪器用于科研的成分比较大，用于教学的意义就不是很明显。
如果我们把钱腾出来去购买其他更有利于教学的仪器的话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比如我们计划购买三十到四十台的生物反馈仪，一台在15到20万左右。
买来之后，我们每一台放一个独立的房间，可以对担任进行训练，这就可以支撑我们的教学。
同时，我们还想打破大学之间的壁垒，实验室能够彼此开放。
我们想做的远程对抗的实验室，模拟决策的实验室，它们可以在一个实验室，也可以不在一个实验室里进行，今天的信息科技使我们有能力实现这一点。
我们和复旦大学距离非常近，所以我们希望以后能够彼此多交流，更多的合作与开放。
这种开放不仅仅是门和仪器的开放，而是一个在更大领域的开放。
后建的实验室总是更有优势，后发优势能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重新建构实验室的模式。
第三点是，实验是在将来的发展中可以更多地服务于应用心理学或者是公共事务的研究、决策、开发等。
英美国家都大幅削减了基础心理学研究经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心理学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受人们重视，但是同时也越来越受挤压。
这就告诉我们，心理学家不能再做在象牙塔里，抱着小仪器，说着一些人们谁都听不懂的东西。
这些基础研究要做，但是会越来越接近神经生理方面，是人们很难分辨这是生理还是心理。
而心理应该关注社会与人实际的要求。
心理学不仅仅是心理医生，精神分析，有更广阔的领域。
比如国旗的红色应当是怎样的红，这是心理学家研究的，同样是红色，但是会起到不同的作用，而心理学能告诉我们那种红色会让人感到庄严肃穆。
交通信号灯的绿色灯实际上是蓝色和绿色的混合光，是为了防止有些色盲患者无法辨认。
怎么样的颜色使色盲能够分辨，也是心理学家的工作。
小布什的竞选也要用到ERP，心理学家通过分析观看竞选广告的两党派人士的脑电信息来决定如何修改宣传片。
所以说，现实的社会中，我们的实验仪器也大有所为。
在第十届全运会上，江苏队立志要拿金牌总数第一，而在之前的九届运动会中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三甲。
他们当时压力很大，就请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运用心理学的团队训练方法帮助队员提高竞技水平，也希望能够借鉴我们心理战的一些方法。
我们进行训练的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其中在艺术体操训练的时候还出了意外，在四月份有一个主力队员在训练中猝死，我们立即对这个队做了危机干预，稳定了其他队员的情绪，最后这个队还是拿到了冠军。
当然，队员实力是最重要的，但是应该说我们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当江苏队拿到了43块奖牌，确定为第一的当天晚上，中国国家队的心理教练给我打电话正式邀请我们参加备战2008年的奥运会。
我所希望的是心理学能有更广阔的营运与发展空间，我们的实验室和理论研究要越来越面向社会，对建成和谐社会也好、提高人们的生活素质也好，都做出更大的贡献。
奚恺元教授：
我想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生长在上海，后来去了美国，本科硕士与博士念的都是心理学，应该算是科班出身，我在耶鲁拿的心理学博士学位。
我本科念的一直是研究情绪的。
我与我在耶鲁的导师都是属于最早开发情商（情绪智力）的。
毕业之后我就比较希望得到一份心理学的工作，所以申请了很多美国大学的心理学系的工作，但是碰巧也申请了一家芝加哥大学的商学院，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对决策制定的研究也比较感兴趣。
那是心理学家去商学院的非常少，当时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环境，现在已经有超过十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收获很大，在于我们能和其他领域的专家老师进行交流，包括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社会学家等等。
而且在教MBA学生的时候我们也能从学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的心理学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心理学越来越被心理学之外的学科所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现在在美国顶尖商学院中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比如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中的心理学家也许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的心理学系中的心理学家媲美。
我自己研究的内容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一个交叉学科——行为决策学，这一方面缘于我的兴趣，一方面也是受商学院环境的影响。
我们也是很早就在卡迪曼的学派中进行研究，这些领域现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等等都是经济学、金融学和心理学的一种融合。
我现在看到国内的心理学发展，在与我所经历的国外心理学的发展比较，我认为心理学要发展，就一定要走出心理学本身。
心理学的基础是实验，我们不能放弃，但是我们也要走出实验。
我觉得心理学除了在教育和临床上可以应用以外，现在有另外三个方向可以发展。
第一个是心理学在广义的商学方面的应用，比如营销学，组织行为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经济学、金融学中的应用。
很多年来，经济学、金融学都是受到传统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的统治，但是实际上，人们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行为很多属于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心理学在其中可以有很多发展。
第二方面是心理学在法学上面可以有更大应用，现在西方已经有了行为法学，我在这方面也正在做一些工作，包括法律是如何制定的，赔偿如何进行，陪审团是怎样做出决策的等等，在这些方面心理学都可以有所贡献。
第三个就是心理学可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在绝大部分国家，政府都很少请学者为他们出谋划策，如果请也是请经济学家。
而我认为心理学家同样可以做出很大贡献，现在有一个方向是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的交叉，很多西方学者称为幸福经济学，也就是说，发展经济究竟是为了什么？
怎样把发展经济联系到人类的主观幸福感？
从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到老百姓，大家都知道赚更多的钱不是一个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那么怎样把手段转化成终极目的，一种人的感受呢？
这其实是心理学应该关注的。
我们阐述的心理学不是要让其他心理学家认可，要是要让其他学科的专家认可，让更多人认可，让社会认可。
这就是我想说的，谢谢。
颜世福教授：
我今天来觉得很激动，因为复旦心理学发展起来也是不容易。
我感到多少年以来孙老师都是在“惨淡经营”，能有今天的成绩我觉得非常高兴。
这里很多老师马前锋、高山川以前都是同事，奚恺元教授现在在交大讲座。
而奚教授幸福学的研究我们到处都在宣传。
所以今天来又有很多感慨，复旦现在建立了心理系、心理实验室，而且也看到了一个消息，说挑战杯上复旦心理系也为复旦争了很大的光。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复旦有心理系，而这次的调查不但是为复旦争了光，为整个心理学也争了光。
我非常赞同刚才几位教授讲的，心理学实验室看上去越来越先进，越来越高科技，但实际上却是越来越远离人心，远离实际，这是很可悲的。
我们的实验仪器怎么能和医院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医学仪器中有些也包含心理学的成份，但是学医的人一看，很多心理学的内容还只能算是“伪科学”吧。
（笑声）包括像我在香港科大看的，它所谓的心理学实验室，也就是几台电脑，它也好意思称实验室。
（笑声）听苏东水老师说，复旦管理学院有个管理心理学实验室，他说这个实验室非常艰难，艰难在没有什么地方好挂。
（笑声）所以我觉得实验室不是挂一块牌子，而是真正需要做一些事情。
孙老师本人也是非常偏好人文的，虽然他本科学的是物理，但是后来还是对人文领域比较感兴趣。
所以刚才一些教授也谈到了，实验到底需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昨天在和基础MBA班的学生讲催眠，他们中很多都是上海跨国公司中的白领，很多是理工科出身的，对于催眠就是觉得不可思议。
我觉得现在实验心理学的教科书与生理实验、生化实验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那么我们不免要探讨，心理实验室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所以现在有人说，科学化现在对人们的“催眠”太深，让人们觉得科学就是真理，这是一个谬误。
所以现在很多自然基金也是如此，很多人觉得自然基金骗到手就可以，不用做什么事情。
（笑声）所以我觉得实验室牌子挂起来之后，究竟怎样做些有用的事，是我们应该好好考虑的。
我想本土化趋向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交大办了一个班，是玉佛寺的和尚来交大学管理。
我觉得佛教对人的心理研究真正是道义精神，我给他们说元认知、学习的概念。
有一个和尚就对我说，学习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说的是心理和行为的持久性改变叫做学习，他就说，持续多少时间算是持久性改变？
而且又把元认知和佛教中的“空”联系了起来。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传统里很多东西时只能独特研究的。
我觉得心理实验室不能步一些老校的后尘。
我自己感觉中国心理学搞了那么多年，还是在原地兜圈子，就像中国的西医，总是赶不上西方的西医。
即使是台湾的大学，大陆也远远赶不上。
我以前去台湾大学参观，他的心理系就两幢楼，养白鼠的就有两层楼，老远人就能闻到臭烘烘的味道。
（笑声）
第三点，我非常赞同奚教授所说的一些观点，我现在在交大管理学院教书，我觉得心理学其实对管理学的影响很大。
我搞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国外人力资源管理的书，都是心理学专业的人写得比较好。
心理学有越来越广的用途，但是学起来让人觉得非常枯燥、乏味。
这是编书的人把心理学变得枯燥乏味了，是很多学生对这门学科很失望。
在复旦，能考进来的学生都是很聪明很优秀的，所以我觉得老师要对得起学生。
学生是怀着探索人类心灵的梦想进心理系的，最后老师总是用猫阿狗的对付学生，就不合适了。
（笑声）
心理系毕业的学生出路在哪里？
现在心理学招生很多，但是学生毕业找工作又是一个难题。
像今年就要毕业四五百万大学生，所以说如何取向也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孙时进教授：
我觉得今天讨论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真实，其实复旦心理学建立至今，或者说复旦大学所拥有的一种精神也正是这样一种真实。
大家都谈到了心理实验室建立的目的和意义，在我看来，心理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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