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湮没的巨鹿古城与今城的相对位置及规模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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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湮没的巨鹿古城与今城的相对位置及规模初探
被湮没的巨鹿古城与“今城”的
相对位置及规模初探
在巨鹿魏徵公园碑林中，有一通碑额篆有“三明寺妙严殿”六个大字的石碑，碑文《巨鹿县三明寺妙严殿记》为宋徽宗宣和三年巨鹿知县李桓撰写。
碑文记载：
“大观二年秋，河决旧堤，流行邑中，寺之所存塔与罗汉阁尔。
水即东下，退淤之地高余二丈。
”1108年秋，黄河决口，滔天洪水将巨鹿全境湮没，县城被洪水裹挟的泥沙淤埋于地下两丈有余，三明寺仅存塔尖和罗汉阁。
灾情于农历八月十九日由工部奏报朝廷，朝廷下旨救灾抚恤并“诏迁高地”（《宋史》卷93河渠志三·黄河下）
县城迁往“高地”新建后，历宋、金、元、明、清直至现在，史志中未再出现迁建的记载。
也就是说，灾后重建的县城为历代所沿袭，其规模和位置应当就是光绪十二年《巨鹿县志》中所记载的巨鹿县城，大致位置即以目前县城的秦泽东、西路与魏徵南、北街构成的老十字街为基点，东至巨鹿宾馆门口以西，西至火神庙街街口西侧，北至魏徵北街原育英小学门口北侧，南至文庙街南侧。
城中分布着水市街、小水市街、莲花盆街、小北街、小南街、西小街、狮子口街、文庙街、杨家街、火神庙街等小街道。
城区规模为“周围七里十三步”（《巨鹿县志》清·光绪十二年编纂）。
这就是本文在后面引述的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今城”。
这个“诏迁高地”后重建的县城位置究竟在被湮县城的哪个方向？
迁建后的县城规模比被湮县城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在目前所掌握的史志中对此未见明确记载。
而在其他资料中则存在两种说法：
一是梁启超先生在其著述中对此曾有“故城大于今城”的推测；一是在《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中》所记载的远远小于“今城”的“巨鹿故城遗址”的划法。
那么，巨鹿宋代古城究竟是大于还是小于“今城”，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接近实际呢？
一、梁启超先生所推测的巨鹿宋城规模
梁启超先生说：
“巨鹿古城即在今城原址。
入地二丈许知为大观二年故墟者，有碑可证也。
前年夏秋间居民掘地，忽睹破屋，且有陶器等物，持以适市竟易得钱。
渐掘其旁，屋乃栉比。
事闻于骨董商，乃麕集而掘遗物，以善价沽诸外国人者什而八九。
今一小部分为教育部所得，陈诸午门之历史博物馆，然其细已甚矣，且原有房屋破坏无余。
若政府稍有纪纲，社会稍有知识者，能于初发见时即封存之，古屋之构造，悉勿许毁伤而尽收其遗物，设一博物馆于巨鹿，斯亦一小邦禆矣。
惟闻故城大于今城，今已掘两年，犹未及垣，或者更有所获。
又闻其地掘井须二十丈乃得水源，而入地十丈许往往遇鹙瓦之属，则安知非大观二年以前已经一两度之淹没也。
果尔，则商周社会生活状态，竟从此得意外之发明，未可知也。
姑悬此说，以俟后之治科学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丙节注三）
在梁启超先生的这段注文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有两个信息，一是“巨鹿古城即在今城原址”，一是“惟闻故城大于今城，今已掘两年，犹未及垣，或者更有所获。
”这两句话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
巨鹿古城即在今城原址，但比今城大。
做出这一推测的依据是“今已掘两年，犹未及垣”至于怎样大？
是同心圆还是偏向一方？
注文中没有提供这样的信息。
二、申报省保单位时所确定的位置及范围
巨鹿宋故城遗址于1982年7月23日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市文保处与县文化局勘测保护范围并制图，1993年省文研所、市文保处、县文化局共同划定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两类。
《河北省文
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第3页“示意图”如下：
重点保护区有以下四个：
“1区（县公安局等院落地下）：
以于殿西库房东北角为基点，向东28米至司法局家属院西墙；向南93米至西大街北侧；向西49米至县工商银行办公室东墙；向北81米至检察院院内。
“2区（商场、五金公司等院落地下）：
以百货公司东北墙角为基点，向南50米至电力局院北墙；向西南87米至五金公司西南墙角；向西70米至五金公司西墙。
“3区（棉油加工厂院落地下）：
以棉油加工厂零件库东北墙角为基点，向东88米至厂办公室东墙；向南182米至该厂南院墙；向西98米至棉麻公司东院墙；向北129米至该厂北院墙。
“4区（县第一中学院落地下）：
以县一中第四排家属房西北墙角为基点（应为“东北墙角”。
笔者注），向东1米至一中院东墙；向南75米至校南大门；向西55米至校北大门西侧；向北94米至一中北院墙。
”
一般保护区为：
“以百货商场东北墙角为基点，向东230米至招待所院东墙；向南1330米至南关面粉厂北院墙；向西420米至西关外储秀敏香油铺东墙；向北350米至北街小学后墙。
”
据时任文化馆馆长的潘忠禄先生回忆，当时地区文保处的领导对巨鹿宋城范围的确定提出了“旧城圈内找宋城”的原则，因此走访调查仅限于县城四街，重点是是南街和西街。
紧邻城墙的湾子村没有走访到。
具体经办这项工作的赵胜堂先生说，4个重点保护区是根据当年“挖古瓷”时民国知事丁惟棠发布的凡公地一律禁止挖掘的禁令而确定的。
重点保护1区为县衙所在地；3区为文庙所在地，当时为县立女子学校；4区为三明寺所在地，当时为模范师范学校和农会办公场所。
而2区为一张姓大户，户主禁止在院内挖掘。
据此判断此四区未遭盗掘，当有文化遗存，故确定为重点保护区。
为了进一步弄清1993年划定保护范围的经过和依据，我们专程到省文研所拜访了当时亲赴巨鹿经办此事的孟凡峰先生。
他回忆说，当时并没有进行全城勘探，而是由当地熟悉情况的人指定，我们打探洞核查，看是否有文化遗存，有则确定下来，无则予以排除。
《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还对“巨鹿故城遗址”做了“简要说明”：
“该城址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面积21.4万平方米，文化层较丰富，距地表约3米左右，现城址保存完好。
”这个面积仅是“周围七里十三步”之“今城”的30%左右。
潘忠禄先生说，这正是体现了“旧城圈内找宋城”的原则。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巨鹿宋城遗址的位置及范围的确定，是以有限范围内的走访所了解的信息和“当地熟悉情况的人”所提供的情况为依据的，深受“旧城圈内找宋城”的影响，既缺乏相关文献资料，又没有大范围走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简要说明”中“该城址”这个说法似有不妥，因为任何人看了这段说明都会理解为这就是巨鹿宋代古城的位置和范围，非常容易误导后人。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依据将“简要说明”中所表述的“该城址”等同于巨鹿宋代古城。
而近期走访和相关文献资料所反映的巨鹿宋城要远远大于文保单位所划定的范围。
三、根据近期走访和相关资料所做出的判断
1.“旧城圈”内“挖古瓷”时文物出土的范围。
2005年有个网名叫“蓟门烟树”的发了一篇博文，文中说他爷爷是古玩商人，“民国十一年在北京受一家名为大古山房古玩店经理委派去钜鹿收购宋瓷等古玩”，在巨鹿待了5年，当时留有笔记，笔记中记载：
“钜鹿出土的瓷器中以南门出的最多也最精,西门稍差北门内外尤差。
有一次南门里到十字街路上挖掘出一个瓷器坑,出土了大量瓷器,但残破的占大多数。
还掘出一个药铺,出土大量盛药的瓷器,大部分也都破碎了。
还发现一块金匾,上写[生熟地造药材--苏东坡作]。
在南门里路东有一杨姓人家在自己的一处房基下挖出大量宋瓷,累计获利达6万银圆之多。
本地县长丁某闻知把杨某叫到县里要求他出资唱六天戏,杨某慨然照办。
于是乡人轰动起来,挖掘人数增加到二三百人,出货之多数不胜数。
”从笔记中描述的情况看，县城南、西、北三街均有挖掘，而南街和西街出土文物最多。
笔记中虽没有提到东街，但东街也有文化遗存。
1968年老十字街东北角附近打第一眼深水井即“第一水源井”时遇到了障碍，井盘下不去。
打井队有个叫张庆慎的与西街张振英住一个院子，他提起井盘被卡住这事时，张振英告诉他下面还有个老古城，很可能是打到什么东西上面了。
后来果然挖出了五、六根檩条，井盘才顺下去。
2.“旧城圈”外“挖古瓷”时文物出土的范围。
在《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的“巨鹿故城址调查记录”中说：
“据董振儒老人介绍：
当时（1915年）在西城门西南百米左右有一口小砖井，在井旁曾挖出过一对‘老包瓶’漆黑发亮。
”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挖掘且出土文物的范围已经超出了“旧城圈”
张振英先生的描述与古玩商人的笔记大体一致，但比笔记中所描述的范围要大，除古玩商人的笔记中提到的几个“街”以外，护城堤以内也均有文物出土。
护城堤以外也有挖掘，但没有挖出东西。
湾子村的常老也有同样的说法，“护城堤以内都挖遍了”。
并且还提供两个具体事例，一是湾子村西南常家坟茔附近当年曾挖出过一堆各种形状的石头，可能是城中经营石器的店铺，因为不值钱又原地埋起来。
一是湾子街西头曾挖出一座庙，房顶上的瓦还非常整齐地排列着。
3.“旧城圈”内外出土文物的数量。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当年“挖古瓷”期间巨鹿县民呈控知事丁惟棠勒买文物倒卖海外一案的卷宗。
刘荫南等在控状中说：
“因去年久旱不雨，民事消闲，全县人民肆意挖掘，所出古玩名器约有万余件，其不完全者不计其数。
故京津一带古玩铺住巨收买者常有十余家。
”网名“丹枫飞云”在其《巨鹿古城挖掘记》一文中描述道：
“那批陶器数量之大，器物之精美，令人哗然瞠目。
世界各地的古董商、陶瓷研究者闻风而动，趋之若鹜，纷至沓来，云集巨鹿。
……大批精美的文物陶器因此流传到了世界各地，致使世界各国著名的博物馆中，均收藏有巨鹿出土的瓷器。
英国大英博物馆陈列着两件精美的瓷枕，维多利亚阿尔贝特美术馆陈列着铁锈花大梅瓶，美国密特罗鲍里埃美术馆陈列着白地刻划花、黑地刻划花瓷瓶，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陈列的珍品更是应有尽有，而日本人抢购的精品为世界各国之最，达上万件之众，其中出土的近千件磁州窑精品至少三分之二收藏在日本各公、私立博物馆内。
”
并且，天津博物院李详耆在《钜鹿宋器丛录》叙言中说：
“器不仅瓷，若漆器、铜器、铁器、石器、陶器、木器、骨器均源源而出焉。
”
这样庞大的出土数量，仅在“旧城圈”内并且还要将四个重点保护区排除在外，恐怕难以容纳。
除非文物是集中在一起存放的。
综合上述情况，宋城文物出土的范围大致为：
以南大街两侧至南护城堤、西大街两侧至西护城堤和护城堤所围成的大片区域。
由此初步判断这应当是巨鹿宋城的位置和范围，与当年梁启超先生“故城大于今城”的推测是契合的。
“诏迁高地”的具体“迁”法应当是整体向东北迁建，局部叠压。
四、根据相关史料对“故城大于今城”的推测
在目前掌握的史料中，虽然尚未发现有关巨鹿宋城规模的明确记载，但可以透过这些史料从侧面看到巨鹿宋城的影子。
1．从宋代经济文化大繁荣背景下推测的巨鹿宋城规模。
根据《巨鹿县三明寺妙严殿记》碑文的记载，巨鹿县城于“垂拱元年，徙舊縣于東南十有一裡之新城乃今邑地。
”至宋大观二年被洪水湮没，共历423年，期间虽经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和五代十国的长时间战乱影响，但入宋以后，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经济政策，将国家经济逐步推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繁荣的水平。
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
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
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
宋朝的经济当时占世界的60%，工商业极度繁华。
北宋朝税峰值达到16000万贯，中后期一般在8000—9000万贯。
1两黄金等于10两白银等于10贯，即1贯等于5克黄金。
现在1克黄金等于41.9美元，按黄金折价8000万贯约值167.6亿美元。
当时的税率约为1/15，那么GDP差不多是167.6×15=2514亿美元。
当时北宋的人口不足一亿，按一亿计算则人均GDP为2514美元。
巨鹿县2015年国民生产总值完成60.2亿元，按汇率折为9.51亿美元，全县人口40万，人均GDP为2377.5美元。
从这组数字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空前繁荣的程度。
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说：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
那么，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熙宁10年（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
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
这个数字说明，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
后因金、元等外族入侵，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金全盛时（1207年）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年）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
南宋嘉定16年（1223年）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
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而巨鹿县到1959年全县工商税295.3万元，农业税542.1万元，农业税仍占大头。
1963年工商税收入完成71.7万元，农业税完成39.2万元，工商税才超过了农业税，而农业税收入减少很可能是因洪灾减免所致。
工商业的发展必然催化城镇的发展。
据《宋史》卷85～90《地理志》记载，宋朝时期全国著名的经济都会总数不下四、五十处，仅征收商税在10万贯以上的就有42个城市。
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平均2.5%。
10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10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巨鹿县城地处大陆泽九河下梢和黄河沿岸，水陆交通十分便利，为商贸流通提供了有利条件。
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土地盐碱化严重，难植五谷，农耕业发展乏力，而工商业则蓬勃兴起。
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产业有煮盐业、酿酒业和“挖古瓷”时发现的手工业作坊和瓷器店、石器店等沿街店铺组成的商品销售业。
煮盐业是巨鹿民间发展规模较大的产业。
宋初，继承后周榷盐制度，但不久就开放了盐禁。
宋太祖建隆末年，下令“邢、洺、磁、镇、冀、赵六州城外二十里通行盐商”。
开宝三年四月，宋政府“悉除诸州盐禁，过者斤税一钱，住者倍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何郯说：
“河北一路，除沧、滨出盐外，其深、冀、邢、洺等十数州地多咸卤，不可耕植，民唯以煮小盐为业，衣食赋税皆出于此”。
《河北学刊》编辑部编辑杨倩描在《邢台历史经济论丛》撰文认为，巨鹿县商税较高主要是由于盐业所促成的。
酿酒业也十分活跃。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九之五记载：
“邢州旧在城及巨鹿、平乡、内丘、尧山、龙冈、沙河、南和、任县、綦村、新店、团城镇十二务，岁六万四千六百八十三贯。
熙宁十年祖额六万五千八百六十五贯四百一十文，买扑五千六百四十八贯五百二十文”。
所谓“务”，即官营酒务;“买扑”，即民户包税酿卖。
巨鹿县城手工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宋代小手工业作坊已很普遍，从糖果点心到衣服冠帽、家用什物、笔墨纸砚、漆器木器、家具制作、建筑材料以至妇女装饰
品、儿童玩具，无所不有，都发展为专门制造的小手工业作坊（作、行、铺、店等），有的还发展为大型作坊。
从“挖古瓷”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确认有雕版印刷作坊。
《巨鹿宋城文化研究》第一期中提到的三块雕版是目前仅存的宋雕版实物。
这块带有佛像
的佛经雕版，残长43.1厘米，宽12,5厘米，一端已残缺，四边镶有木框，上有冯如玠题记。
1919年巨鹿宋城出土，为北京大学冯如玠购得，1925年冯如玠转卖于日本山中定次郎，1931年山中又转卖至美国斯宾莎，斯宾莎后赠纽约市立图书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两块，“一块唐代女像，长59.1厘米，宽15.3厘米，长裙曳地，双手合掌；另一块为三蚕姑像，长26.4厘米，宽13.8厘米，三女并列，上有‘三姑置蚕大吉’及‘收千斤百两大吉’字样。
”（胡道静：
《巨鹿北宋雕版是淹城遗址的出土物》）另外还发现了两幅“大驾仪仗”画，一幅由天津博物院收藏；一幅由斯德哥尔摩的奥斯伐·薛伦收藏。
胡道静认为巨鹿城中应当有一家以雕版
印刷为业的作坊。
巨鹿县城做为当时的水陆交通枢纽、商贸繁荣的县城集镇，其他各类作坊，在巨鹿县城也应当有较好的发展，只是其他作坊难以像雕
版那样以实物的形式保存下来。
若能进行全面发掘，或可发现其他各种作坊遗址。
商业发展水平居于邢州先进行列。
从《宋会要辑稿·食货》第一二九册15-17
（1）记载的熙宁十年邢州州城与其所辖各县镇的商税征收额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巨鹿商业的繁荣程度：
熙宁十年邢州州城与其所辖各县镇的商税征收额
县镇
商税征收额
县镇
商税征收额
州城
12839贯242文
尧山镇
1056贯570文
内邱县
2094贯364文
平乡镇
926贯72文
綦村镇
1984贯347文
南和县
714贯961文
钜鹿县
1797贯747文
新店镇
594贯199文
沙河县
1276贯355文
团城镇
195贯120文
巨鹿商税征收总额位列第四。
境内团城镇系州直属镇，如将该镇税额计算在内，则位列第三。
《河北学刊》编辑部编辑杨倩描在《北宋邢州的手工业和商业》一文中分析认为，“任镇一直没有征商的记载，可见其商业交易量小到还不足以设税务征商的程度。
此外，尧山和平乡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也不高。
由县降为镇，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邢州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是州城（龙岗县）、内邱县、綦村镇、钜鹿县。
至于沙河县，因地处交通要道，商品流通量自然较大，但本地的商品生产似乎也不太理想，与州城、内邱县、綦村镇、钜鹿县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
”
宋代的茶、盐、酒、商等赋税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
庆历时商税收入已达1975万贯，酒税已达1710万贯，盐税715万贯
（1）。
这三项收人共计4400万贯，已超过农业两税收人。
巨鹿县除茶业外，其他三项产业的发展均达到了较高水平。
由此可以揣知当时巨鹿县城商贸繁荣景象，其城池规模将不会小于“今城”。
2.从明代建造的城池中推测的巨鹿宋城规模。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城池建造运动出现在明代，也是历史上用砖石筑造城池的最大一次筑城运动。
顺德府所辖各县均对县城进行了“重筑”或“增修”，《畿辅通志》中详细记载了各府县城池的“重筑”或“增修”情况，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推测巨鹿宋城当时的规模。
《畿辅通志》中顺德府各县城垣一览
城名
等级
始建
明代重修
甏砌砖城
城垣周围长
城门
备注
顺德府
府城
春秋齐桓公
天顺4年
成化22年
万历10年
蝵以砖石
宋元时9里
13里100步
门4
邢台
附郭
沙河
县城
旧土城
5里20步
门2
平乡
县城
古南栾城
成化初筑
崇祯年增外郭
3里23步
外郭7里余
南和
县城
元至正中
明相继增修
崇祯12年
4里
广宗
县城
明正统4年
成化元年增修
隆庆4年
4里98步
巨鹿
县城
唐垂拱元年
成化中重筑
崇祯12年
7里23步
门4
唐山
县城
金时筑
成化中重修
8里
门2
南北
邱县
县城
唐大和9年
正德9年
4里30步
门4
任县
县城
元至大中建
景泰5年
崇桢13年甍以砖
5里5步
门3
从表中可以看出，平乡县城用的是“初筑”的说法，南和与广宗县城用的是“增修”的说法，而巨鹿县城既不是“初筑”，也不是“增修”，而是在“成化中重筑”。
这个“重筑”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以原城为基础的重新筑造。
但是，这个“原城”不是《畿辅通志》中所记载的“唐垂拱元年”“徙舊縣于東南十有一裡之新城乃今邑地”的县城，而应当是大观二年灾后重建的县城。
由“成化中重筑”城周“7里23步”的记载可以认定，灾后重建的宋城规模为“7里23步”。
这个规模当小于灾前县城规模。
因为大观二年这次大灾给巨鹿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不仅仅是县城被湮没，而全境多数村庄也被吞没，以至于灾后7年才恢复县的建制，灾后12年前后李桓到巨鹿任知县时仍是“民居未複，城郭未完，田野雖辟疆界未盡明”。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重建的县城将不会大于原城。
那么“原城”有多大呢？
根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贵祥在《明代城池的规模与等级制度探讨》一文中说，“方九里”的王城，可以理解为“城市每面的长度为9里，并作如下的分割：
应该以每一里坊为一个一里（300步）见方的方格。
这样，可以设想城内纵横各有8个里坊，其长度总和为8里，余一里作为道路宽度的划分。
这样可以分割出宽度为20～30步的6条次要街道，及宽度为40～60步的与城门相接的3条主要街道，其分划方式既符合‘方九里’的城市规模，又符合‘国中九经九纬’的记述。
因而，《周礼》中的王城规划，就是按整里数布置的，其中可以容纳60个坊，城垣的边长为9里，城周的长度为36里。
”由此推测，表中那些看似无序的城周规模中，其实已经隐含着一定的城池尺度规则。
“即城池建造大略上要遵循‘里坊’之尺度规则。
一般的县城，约为边长1里至2里的规模，其城周的尺度为4里左右至8里左右。
”
如上文所述，宋代巨鹿工商业活跃，市场繁荣，“人物繁阜”，人均GDP达到十分可观的水平。
因此被确定为上县，宣和知县李桓为“奉议郎”，官阶为从六品上，级别高于一般县。
由此可以推知，宋代巨鹿县城也应大于周围各县，按照“里坊”制度推测应在8里左右。
“顺德府各县城垣一览表”中所记载的情况可以佐证这一推测。
3.近来各地陆续发现的宋代古城遗址也可作为这一推测的参考。
――距我们最近的临西县发现的“临清古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县城东南的仓上村东，时代是北魏至金。
遗址呈长方形，南北长6华里，东西宽3华里，占地面积4.5平方公里。
北城墙、北城门遗址犹存。
城内主要建筑有：
古县衙、钟鼓楼、文庙、奶奶庙、净域寺等，有多座汉代至北宋末年的古墓。
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武宣县目前人口46万。
境内发现的宋代武宣县城遗址位于武宣县三里镇旧县村，黔江东岸台地上，座东北向西南，距县城10公里。
保留较完好的土夯城墙，长宽各600米，高1至3米，厚2米左右，有的护城壕沟仍清晰，南面内墙可辨，内建子城。
此为宋末明初武仙县城遗址。
――四川金堂县目前人口近百万，境内发现的淮口镇州城村古建筑遗址，经考古专家证实是《金堂县志》记载的宋乾德五年设置的怀安军政府、军队所在地，可能就是金堂县城前身遗址。
遗址范围沿沱江流向东西长1500米，南北长2000米，初步估计遗址面积至少有3平方公里。
巨鹿宋城究竟有多大，从这三个遗址中或可看到巨鹿宋城的影子。
但无论目前有多少说法都仅仅是推测，只有像上述三个遗址那样进行系统地、科学地发掘整理，才能最终揭开巨鹿宋城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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