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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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
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
曼库尔．奥尔森
一、引言
有这样一个隐喻，不仅能阐释众说纷纭的文章背后的思想，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国家依然贫困，而其他国家却已变得富有。
这一隐喻源于有效市场假说（EMH）的争论——股价已经包含了所有可以公开获得的相关信息，从而投资者是随机选择股票还是求助于专家是无差异的。
这一假说形象地体现在那个广为人知的老笑话中：
一位助理教授和一位教授正在散步，突然发现人行道上躺着一张百元大钞，助理教授正要去捡，却被前辈阻止：
如果百元大钞是真的，早就轮不到你了!
市场参与者的最优化行为将使获得超常规收益的机会趋于消失，许多此类文章的论点都被概括在这个故事中：
路无遗财，如果有的话，早已被他人快手捡走了。
20世纪最后25年的诸多经济学进展都依赖于这样一个思想：
一切可获得的收益事实上都已经被获取了。
虽然早期的原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描绘出从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中可获得的巨大收益，近25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却更强调以个体理性行为消除干预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
如果非均衡工资产生了非自愿失业，这意味着工人有机会向预期的雇主出卖对自己来说不那么宝贵的劳动——一个新的“双赢”雇用合同将消除非自愿失业。
市场将确保路边没有非自愿失业者。
类似地，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有激励进入超额利润行业，从而降低垄断力量造成的社会损失。
据此，大量经验研究发现美国工业的垄断损失不过如此：
哈伯格三角很小。
同样，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与庞大的GDP相比，保护主义和其他无效率政策的社会损失微不足道。
围绕着科斯定理的文献同样指出，即使存在着外部性，参与者之间的谈判也能产生社会有效率的结果。
无论各方初始法定权力分配为何，只要交易成本不是太高，自愿谈判就可把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产生帕累托有效的结果。
这再次表明，谈判桌上也不会有余财。
近期某些关于科斯式谈判（CoaseianBargain）的文献强调，交易成本将消耗真实资源，在定义（交易的）帕累托边界时应考虑这些资源的价值。
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将外部性内部化的谈判成本高于由此带来的收益，那么就该顺其自然。
理性参与方不会在谈判桌上留有余财——这一事实自动确保了自由放任将导致帕累托效率。
更近期的加里．贝克尔
（1）（GaryBecker）强调产生无谓损失的政府干预必然是一项政治劣势。
而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将政府看做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并已将科斯定理应用于政治分析。
他们认为，在本质上，理性的政治行动者在所有互惠得益实现前都有政治上谈判的激励，从而民主政体通常会产生社会有效率的结果，虽然它也会会影响到收入分配。
（2）即使被选择的政策与经济学家的药方背道而驰，这仍然成立：
如果有其他的政治谈判能使参与方状况改进，他们应该已经选择它了!
这一基本思想，即互惠谈判将获取所有值得获取的得益——路无遗财——导致的结论就是，无论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放任还是强势干预，都已经实现了最有效率的可能。
（3）
我们看到的经济是社会有效率的，或者至少接近如此，这一观念不仅为一贯遵循其逻辑的经济学家所赞成，更是众多著名经验研究的主要假设。
在我们熟悉的总量生产函数或增长核算研究中，经济被假设处于总量生产函数的边界上。
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边际产出等于投入价格这一点使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每一要素的私人边际产出等于其社会边际产出。
计量经济学家可计算出社会产出的多大份额归因于资本积累或其他要素，并将除此之外的任何产出增长（残差）归于知识进步。
给定可获得的资源和技术性知识水平，这一定式假设产出已经最大化。
如果在此引证的观念大体上正确，那么理性的经济和政治参与方将保证经济不偏离其潜力太远，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也价值甚微了。
当然，即使经济学的建议使GDP仅增长1％，我们的收入也将上涨不少。
尽管如此，前述思想与经验假设的隐含意义在于，经济学并不能拯救世界，最多不过是为这个世界略增福祉。
用凯恩斯评价各种职业的话语来说，对于社会的未来，我们并不比牙医更重要。
二、贫富的边界
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检验个体理性在社会中尽其所能这一思想的经验论据呢?
这问题在经验上似乎相当棘手。
尽管如此，大量证据却存在于这样一个地方：
国界。
国界勾勒出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从而，在国家经济绩效如此悬殊以致不能用禀赋差异解释的情况下，它能告诉我们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潜力。
国家间收入水平差距惊人。
以已有的最佳方式衡量，最富国的人均收入是最穷国的20多倍。
无论富因何起，高收入总出现在某些国家，而非其他国家。
虽然富国与穷国并不总是毗邻，在国界两边贫富悬殊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如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格兰德河（RioGrande）两岸的贫富分殊，如三八线上朝韩两国的剑拔弩张，在不久以前更有东西德被一条边界武断地一分为二。
概括来说，国家间人均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它们值得加以认真的考虑。
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如总量生产函数方法及前述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国界意味着生产性资源稀缺性的差异：
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缺乏资源。
它们可能缺乏土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包含最新技术的设备，以及其他资源。
在这一解释中，科斯定理在穷国富国都成立：
个体理性使每一社会“合理地”实现或接近其潜力，尽管潜力各异。
路无遗财，贫困的社会中也没有。
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在于，国界勾勒出的多种公共政策与制度不仅互有差异，而且好坏不一。
实行最优政策与制度的国家完全实现了其潜力，而其他国家却成就甚微。
这些社会中的个人和厂商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生存奋斗显示的不仅是理性，甚至经常是惊人的才智与坚韧不拔，然而这些个体的成就却不能产生任何类似社会有效率的结果。
在这些国家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财富未能从自然和人力资源中挣得。
这一理论认为，较为贫穷的国家没有获得“大额钞票”是因为它们没有导致生产性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的激励结构，而个体理性并不能确保这样的激励结构自动产生。
激励结构不仅依赖于不同时期选择的经济政策，更取决于长期或制度安排：
执行契约并保护产权的法律体系、政治结构、宪法条款（constitutionalprovisions）以及为特定利益游说和结盟的程度。
上述两种可能的解释在解释经济绩效时孰轻孰重?
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其答案不仅有助于我们评判理论，更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源泉。
我将效仿传统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核算研究，试图通过研究总量生产要素来估计两种可能性，然后分别考察这些总量要素。
就是说，我将分别考察资本、土地（包括各种自然资源）和劳动（蕴含人力资本——不仅以技术和教育，也以文化的形式存在）的相对富裕与稀缺性。
我也将考察技术水平，并找到了因素和论据，它们支持了增长核算和索罗式增长理论的熟悉假设——所有国家都有外生给定的相同技术水平。
（4）通过这一传统分类法（taxonomy），以及假设社会都处于其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边界上，我们只需简单演绎，即可从常见的事实中推导出一些重要结论。
下一节将说明事实有力地支持了如下熟悉的假设：
所有国家可以无偿地或者以微不足道的成本获取世界知识存量。
然后我考察了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何随大量移民而变动以及人口密度的证据，并说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边际收益递减不能解释大部分国际间的巨大收入差距。
接下来，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Jr．）对国家间资本密集度差异巨大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计算，我借用了其中的一些计算结果并将之与资本流动方向和资本规模联系起来，以说明几乎没有国家接近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边界。
然后我考察了一些被很奇怪地忽视的自然试验（naturalexperiment）——穷国向富国的移民，以估计二者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程度，并表明这仅能说明国际间边际劳动产出差距的一小部分。
既然能解释大部分人均收入差距的既非这三种古典总量要素的禀赋差异，又非不同的技术获取能力，我们就得接受第二种可能性（两分法无疑太概括了）：
国家收入差距的最重要解释在于其经济政策和制度差异。
在此没什么篇幅来展示诸多其他支持性的论据，也不能给出何种制度和政策最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详细分析。
尽管如此，通过引证其他研究以及回到前述理论所忽视的某些因素，我们就能认识到，为什么制度和政策差异必然是人均收入国际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
我们也将简单地论述，国家要达到可能的最高收入水平需要哪些一般性的制度和政策特征。
三、获取生产性知识
所有国家通常都可以无偿或以极小的成本获取全世界的生产性知识吗?
就生产性知识以不可申请专利的自然规律和基础科学进展的形式存在这一点而言，它是人人均可免费获得的非排他性公共品。
然而诸多发现要么以专利和版权形式存在（在知识产权得到执行的国家），要么就因包含在来自发达国家的机器或其他适销产品中，而将没有付费的人拒之门外。
只要与从发达国家购买的的产品或工艺一道（或被包含在其中），基础科学的诸多进展或许就能应用于穷国。
从而我们应该提出以下问题，即发展中国家使用现代化的生产性知识所得到的收益，是否绝大部分由发明或开发这些知识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
既然超高速增长的第三世界国家必定采用了第一世界的现代技术，我（在BrendanKennelly的帮助下）就试图弄明白外国技术对这些国家的成本是多少。
我碰巧发现了一项有关韩国1973—1979年间情况的研究，（5）其中包含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数据：
在此期间，版税及其他技术引进的费用微不足道——经常不到GDP的千分之一。
即使将所有的外国直接投资利润视为为知识支付的费用，加上版税，也小于同期GDP增量的1．5％。
生产性知识的海外所有者从韩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得益不超过1／501（6）
韩国的例子显然支持如下老生常谈的假设，即穷国可获得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生产性知识，却花费甚微。
（7）以可得的生产性知识存量差异难以解释大部分的国家间人均收入差距。
（8）
四、移民潮的惊人后果
传统理论提醒我们，如果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边际收益递减基本能够解释人均收入国际差距，那么当其他条件（如资本存量）不变时，从穷国向富国的大规模移民必然降低这一差距。
这样的移民显然使资源／人口比率在迁出的国家升高，在迁入的国家降低，并最终使工资均等化。
让我们来看看爱尔兰：
这个国家经历了全欧洲（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最高的人口迁出率。
据1821年的人口统计，爱尔兰人口为540万，而英国为1420万，（9）从那时开始爱尔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处于欧洲平均水平，到1986年人口仅为350万，而同期英国已经增长到5510万。
1821年爱尔兰的人口密度高于英伦三岛，到1986年仅为后者的1／5。
（10）
如果土地稀缺或人口过度是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爱尔兰本该经历了超常规的高速增长（至少同英国相比如此），移民外迁也应该已停止。
事实却非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爱尔兰的人均收入仅为英国的5／8左右，不到美国的一半，人口外迁仍在继续。
（注意，自这项研究以来，爱尔兰的人均收入增长在欧洲位居前列，人口外流已停止。
近几十年来的爱尔兰经济政策也变化甚大。
）我们在下面将看到，此等人均收入差距不能用通常的人力资本差异来解释：
美英的爱尔兰移民明显和其他族裔挣得一样多，任何人力资本差异都不能解释他们迁入生产率更高的国家后所得工资的增长。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土地一人口比率并非决定爱尔兰人均收入的主要因素。
我们再来看看自1890年美国西部边界确定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移民限制法案实施之间从欧洲向新大陆的大规模移民。
如果劳动收益递减占据了经济增长故事的相当篇幅，那么大规模移民将逐渐降低美欧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
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在19世纪大量向美国移民时未能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在1945年后却几乎将差距抹平，而按自然照资源决定论，欧洲国家同期的人均收入“本该”降低，因为它们对美移民相对很少，却有海外移民和客工（guestworker）大量迁入。
类似地，从二战结束到柏林墙倒塌，自东德流人西德的人口数量众多，却未能使双方收入水平均等化。
考虑一下势不可挡的拉美向美国的移民潮（有记录和无记录的）吧。
如果劳动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边际收益递减是美墨人均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些差距应该随着移民的高潮而显著降低。
但是没有。
一些经验研究细致地考察了相对较多移民迁入封闭的劳动市场的情形，得到了与以上相同的结论。
卡德（11）（Card）关于古巴移民大量流人美国对迈阿密本地人工资影响的研究，亨特（12）（Hunt）对向法国南部遣返非洲法国劳工的考察，以及卡灵顿（Carrington）和德．利马（13）（DeLima）对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独立后遣返葡萄牙人回宗主国的思索，都表明大量移民流入并不会压低本地人的工资水平。
（14）
在某些情况下，当穷国中人口极少时，穷国和富国的工资才有可能相等，否则便不会，也就是说，即使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移民，与留在母国相比，在迁移后也可能会挣到更高的工资!
五、人口密度的惊人证据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从移民引起的土地／劳动比率变化转移到给定时点的土地／劳动比率的横截面证据上来。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良好地反映各国自然资源禀赋的指数，这一指数根据国际价格加以调整，从而某国相对富裕的资源价格升降时，指数会随之变化。
鉴于缺乏这一指数，我们在此仅能考察人口密度。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的各国人口密度数据足够多，仅其自身便可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许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很高，而很多穷国却人烟稀少。
阿根廷，这个从最高人均收入国沦落到第三世界的国家，每平方公里仅有11人，巴西16人，肯尼亚25人，扎伊尔（现为民主刚果）13人，印度，像大部分拥有大规模灌溉农业的社会一样，为233人。
然而高收入的前西德人口密度却更高达246人；比利时和日本比它高出一半，分别为322和325人，荷兰更达到了357人。
新加坡为4185人，香港则超过5000人，（15）这两个人口密集的弹丸之地人均收入也为最穷国的10倍之多，而且（到本文写作为止）仍在吸纳移民，如果移民至少能在控制下偷渡入境的话。
上述情形或许是例外，那么我们该考虑所有能获得相关数据的国家，概括性地描述人口密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总体关系。
只要牢记目的在于描述并小心避免因果循环推论，通过单变量回归，以人均收人为被解释变量，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为解释变量（二者均取自然对数），我们便能描绘可获得的数据。
一国的人均收入显然取决于众多因素，任何遗漏重要决定因素的统计检验都有设定谬误（misspecified），仅能供描述和启发之用。
然而有趣并且令大多数人感到吃惊的是，我们发现，两个变量在统计上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每平方公里的人数越多，人均收入越高!
（16）
收益递减规律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认为更广阔的土地禀赋会使该国变穷就太荒谬了。
单单考虑这一点，“人口密度”这一因子前应该加上负号，因此问一问到底什么力量使得符号“错误”，并想一想最终该采用什么样的统计检验是饶有趣味的。
显然人口密度和人均收人间存在着双向关系：
后者影响人口增长，前者则通过劳动收益递减影响后者。
这一论证或许意味着，经济政策和制度更优良的国家与那些在这方面糟糕的国家相比，人均收人会更高，这又通过更多的移民流人和更低的人口死亡率带来了较高的人口增长率。
这样一来，较好的制度和政策对人均收入的促进作用便抵消了边际劳动收益递减对此的减少作用。
这一假说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诸多经验研究都未能展现人口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负向联系。
资源／人口比率不能解释人均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在于，当今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能与原料矿藏和耕地分离开来。
随着时间推移，运输技术必定改进，价值与其在经济中的权重成比例的产品，如绝大部分服务和诸如计算机、飞机这样的制成品也越来越重要。
对于计算机制造而言，硅谷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硅矿，伦敦和苏黎世作为重要的银行业中心也与土地肥沃与否无关。
即使不经意的观察也会发现，绝大部分现代制造业和服务出口与自然资源并无紧密联系。
西欧当今的资源／人口比率并不高，但在世界制造业和服务出口中举足轻重。
日本人均资源占有量甚低却是出口大国。
香港和新加坡在出口上的惊人成功更不能用其自然资源来解释。
六、边际资本收益递减
我们已经看到，与社会处于其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边界上的情形不同，大规模劳动移民并不会改变（迁入地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有证据显示与较少土地相联的劳动力平均来说还能挣得更多。
以下我们更会看到，资本在国家间的配置，以及在资本密集度不同的国家间的流动和投资模式，与国家处于其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边界的假设更是大相径庭。
众所周知，高低收入国家的生产资本密集度差距有天壤之别。
第三世界国家使用资本甚少，第一世界的国家却是资本密集的：
全球绝大部分资本存量都“挤”在北美、西欧和日本。
假如全世界的国家都处于其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边界上，低收入国家的边际资本产出将高于高收入国家数十倍。
小罗伯特．卢卡斯（17）计算了（虽然在略有不同的框架下）（18）美国和印度的预期边际资本产出。
他估计出，如果每位印度和美国的工人都提供相同数量与质量的劳动，前者的边际资本产出将是后者的58倍!
即便他假定美国的有效劳动是印度的5倍（即一位美国工人干的活儿顶得上5个印度工人），前者仍是后者的数十倍之多。
当基金经理和跨国公司对获利更丰的投资机会孜孜以求的时候，如此巨大的收益差距本该产生从高收入到低收入国家的巨额资本流动。
资本，如同那些劳工竭力迁入高工资国家一样，也应该尽量流入第三世界。
确实，如果理性的资本所有者在全世界配置其投资组合，以达到风险调整后的边际收益在各国均等化的话，所有国家的资本丰裕度应该相等。
（从赫克歇尔一俄林一斯托尔珀一萨缪尔森的发现我们可以知道，即便没有资本流动，如果所有国家的总量生产函数相同，仅靠自由贸易便可实现要素相对价格的均等化。
）
极度不均的世界资本分配显然与所有国家均处于其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边界的熟悉假设相悖。
除非其边际资本产出等于世界资本价格，一国就不能实现帕累托效率，也就不可能处于这一边界上。
（19）如果它未能满足这项“一价定律”条件，就错过了以世界利率向海外借贷资本、投资国内以获取更高的边际资本产出的得益，也不能缩小差距——这无异于沿路遗财。
因此悬殊惊人的全球资本存量配置证明，穷国决不可能接近其总量生产函数的边界。
哈伯格（20）（A.Harberger）的研究结果及其他相关证据表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缺陷有时阻碍了资本在这些国家获取与其稀缺程度相称的回报，有时还阻碍了外国投资者和厂商进入，或造成资本外逃，或使其对外举债风险极高。
无论是阻碍资本获取与稀缺程度相称的生产率，还是阻碍国家间边际资本产出均等化的投资和贷款，都使该国不能实现其潜力。
总而言之，资本和劳动同向流动的情形并不罕见：
有时二者都试图离开某些国家而进入另外一些特定的国家。
当然，在一个大家都处于总量生产函数边界的世界中，它们是反向流动的。
（21）
考虑到国家间资本配置如此悬殊，以及资本流动和国家经济政策与制度的强相关关系，任何合理的经济发展理论都不能将资本存量视做是外生的。
七、人力资本作为私人品与公共品的区分
卢卡斯上述计算中对人均人力资本的数量调整引发了这样一个一般性问题：
第三种总量要素，劳动，也即包含着不同群体文化和技术特征的人力资本差异，是否可以解释人均收入的巨大差距?
社会中以职业技能或教育形式存在的人力资本水平显然会影响人均收入水平。
许多人主张，高收人部分地源于有助于这些国家中的个人更习惯于对经济机会做出反应的文化和种族特征：
“新教伦理”和其他文化或民族特征被认为能使他们努力工作，勤俭节约，激情创业。
穷国之所以陷于困窘则被认为是因为缺乏这些特征。
（22）据称，使国家深陷贫困的文化特征是数世纪社会积累的结果，改变起来甚费时日。
不幸的是，文化对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论点，尽管貌似合理，却含糊不清：
“文化”这个词虽然在众多学科中广为采用，却从未被精确地、或是以与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其他变量可比的方式加以定义。
把文化分解成两类不同的人力资本，我们可以获得满足当下目的的文化概念。
某些人力资本显然是可出售的：
如果某人拥有更多技能、更努力的工作倾向、更节俭的偏好、或是更富于企业家精神的个性，这通常会增加其货币收入。
我们且将这些个人可在市场上出售的、影响生产性投入的技能、倾向或文化特征称为“可售人力资本”（marketablehumancapital）或“个人文化”。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分析就与这种类型的人力资本有关。
考虑一下个人拥有的关于自己应该如何投票——以及何种公共政策将获得成功——的知识，文化或人力资本的第二种类型就显而易见了。
如果足够多的投票者获得了关于不同公共政策实际后果的更多知识，公共政策就得以改进，从而增加这个社会的实际收入。
但是，这些关于公共政策的更好的知识通常是不可出售的：
给定一个社会中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这些知识的获得一般并不会影响个人工资或收入。
关于公共政策应该如何的知识是公共品而非私人／可售品。
那么这第二种就是“公益人力资本”（public-goodhumancapital）或“公民文化”。
可售人力资本／个人文化在给定制度和公共政策下增加个人的市场收入，而不可出售的公益人力资本／公民文化通常只能通过影响公共政策和制度影响收入。
在可售／公益人力资本区分的帮助下，我们能从某些自然试验中获得重要事实。
八、移民试验
碰巧的是，从穷国到富国的移民就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非凡的（却至今仍奇怪地被忽视的）自然试验。
通常而言，迁入一国的任何一代移民都为数甚少，不能给东道国的选举形势和公共政策带来任何显著改变。
但是成年移民身上都带着其母国的可售人力资本／个人文化；渡过格兰德河的拉美人可没有即刻受到新教精神的洗礼。
虽然移民可能及时学到东道国的文化，这些强调文化的和其他民族特征的理论背后的整个观念却是，消除数代人的社会化痕迹相当耗费时日：
如果文化的或其他民族特征能在一夜之间被改变，就不存在显著的发展壁垒了。
同迁入前相比，新移民的可售人力资本／个人文化大致不变，但决定他们所面对机会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却是东道国的了。
就对美移民而言，至少根据有关迁入美国的穷国新移民的数据，就足以得出某些直接的结论了。
在博亚斯（23）（Borjas）的基础上，克里斯托弗．克雷格（24）（ChristopherClague）发现，来自穷国移民在迁入美国后尽管在不同语言和条件下适应新环境有些困难，和相同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的本土美国人相比，仍挣得后者的55％之多。
（25）（26）利润最大化厂商在其边际劳动产出至少没有达到其工资水平时是不会雇用他们的。
当然，移民劳动力在富国与更多的资本联系在一起，但资本所有者选择投资于此并非偶然：
如前所述，一国资本／劳动比率主要由其制度和政策决定。
与那些未迁移的同胞相比，移民的生产率可能更高，从而或许上述观察结果是选择偏差（selectionbias）所致。
实际上，穷国中高生产率的群体更可能外迁的任何趋向都不能解释移民自身工资和边际产出的巨大增长。
移民在富国比在穷国挣得多得多，从而移民比非移民生产率更高的任何趋势都不能解释从穷国到富国的移民边际产出的增长。
（27）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都比发达国家更为不均，所以正如对美移民的经验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些国家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那一半人，迁移的激励最高。
（28）
调查一下不同移民在穷富国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并考察在多大程度上相应群体可售人力资本／个人文化的差异可以解释人均收入差距会有所助益。
例如，比较一下分别来自海地（世界上最贫弱的经济之一）和西德（最成功的经济之一）的对美移民吧。
据1980年美国人口统计，自我经营的海地移民年收人为18900美元，西德移民则为27300美元。
在受雇条件下，前者为10900美元，后者则为21900美元。
由于海地移民平均收入仅为西德移民的2／3甚至一半，我们或许会猜想前者平均来说可售人力资本比后者少。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
如果西德采用与海地一样的制度和经济政策，其产出水平是多少?
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
如果从西德对美移民的可售人力资本两倍于海地对美移民的经验推断，我们可以认为在其现存的制度和经济政策下，海地的可售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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