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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摘要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一跃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

但如今我国的经济面临了一个可持续增长的命题,也就是要寻找一条兼顾当代经济与后代子孙利益相结合的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而相对于新古典理论中所言的“要素”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内的“创新”更能引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种种问题,均需要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提供很好的保障。

【关键词】可持续增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第1章前言

1.1课题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了日本[1],正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而中国在全球化市场的竞争版图中,地位也是越来越高。

然而取得了经济上的重大成就的中国,也隐藏着很多问题,主要有:

1.能源紧张;2.产业结构亟需调整;3.社会经济分配不均衡;4.可持续发展问题。

因此,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合理的增长也成为了新世纪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我们知道,一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多因素进行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而且带有十分复杂的相互耦合关系。

而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课题,但主要还是取决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而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又依托于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制度上的革新。

因此,本文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研究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并通过对比中美两个经济大国在这两方面的异同,着重研究中国应该从中吸取到的宝贵经验。

希望能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初探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将来要走的方向,为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1.2创新理论综述

创新理论最早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关于经济革新的动态理论,在这套理论中,熊彼特强调要素在各种创新活动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展并革新了熊彼特创新理论[2],并主要发展成了两大分支:

以技术创新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理论和以制度创新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理论,并形成了所谓的“新熊彼特理论”。

1)技术创新理论

门施与熊彼特的观点相似,将技术创新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还使用相关的统计资料证明了熊彼特的观点。

但是,门施也指出了熊彼特理论的不足之处,认为熊彼特理论只是强调企业的技术革新,而没有涉及创新环境这一因素。

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等人虽然也认为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主要作用,但他们也提出了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和体制也是对技术创新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卡曼、曼斯菲尔德、海纳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理论[3],通过研究分析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规模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企业的竞争程度、企业的垄断力量和企业的规模是决定技术创新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

2)制度创新理论

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尔斯[4]在《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文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的理论,他们认为,所谓的制度创新就是指经济经营管理方式或者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发生的变革,比如说股份制企业、社会保险制度、工会制度等都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

他们同时认为这种管理和组织上的革新,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思通过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联系进行过论证后,他明确指出了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创新而非技术创新。

 

第2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2.1技术创新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它通过对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那些试图通过人口的增长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的徒劳的。

一方面人口的增长固然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但也消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且随着人口基数的增长,人们的人均资本将会越趋于稳态,但这种增长是不具备长期效应的。

而相应的大量研究同时表明,人类技术的进步能不断带来经济的大发展,这主要是人类的知识和见识的增长是没有极限的。

也正是这样,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才指出经济增长的源头是技术发展(即技术创新),而非所谓的人口增长、资本积累等因素。

经济学家为了衡量各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作用,对经济增长中的要素进行了分析。

一般而言,在经济生产过程中,企业需要将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作为投入要素,同时在生产过程中还要考虑技术因素。

但是,技术因素并不能使用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那样的衡量方法进行权衡。

因此,在分析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需要将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去除,于是索洛发现了技术进步这些非要素的投入而引起的经济增长,从而得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索洛余量”。

经济学家巴罗等人通过对多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分析得到:

多数的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而对于多数的新兴经济体,它们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资本的积累。

因此,可以这么说,要素驱动和技术进步创新驱动都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相对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大于要素驱动,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一情况还会继续增强。

据相关统计数据,在1960-1995年(也是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这35年间,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的技术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6%、38%、42%、42%、47%[5]。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所占的贡献比重均在1/3以上,其中,日本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人口等各方面的要素都奇缺,因此,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要素驱动不可能在其经济增长贡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而在一些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国家,情况则刚好相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要素驱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

据相关统计数据,在1940-1990这50年间,南美国家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国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0%、19%、22%、19%[5]。

2.2制度创新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制度创新指的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通过革新新的、能更有效激励人工作行为的制度或规范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

在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除了要素和技术创新驱动,制度创新驱动的作用不可忽视。

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生活中的技术进步等创新活动需要在一定受保护的环境中进行,这样创新活动才能得以持续进行,而这一环境的营造和产生就需要制度创新来驱动。

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市场自由化程度比较高,经济、政治等各项制度较为完善,因此,制度创新对于各项制度尚未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更加显著。

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著作《经济增长理论》[6]一文中提及了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此文认为,制度到底是促进还是限制了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可以有效地保护经济发展,以及为企业的专业化生产活动提供机会和允许市场的经济自由程度。

因此,为了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适应多变市场的发展,制度需要不断进行革新以便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否则市场经济将很难实现可持续增长,市场也会大范围失灵,从而造成很多无意义的浪费。

2.3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比较

对于到底是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还是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这个课题一直为经济界学者孜孜不倦的话题。

本文在通过阅读了相关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也提出本文对于这个课题的观点,本文认为:

要比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哪个更重要,需要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来看,具体为:

1)经济高速发展期

对于很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当该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由于经济不全面协调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增长的不良性,而这种不良性经济增长必然会刺激制度的作用,从而推动制度的创新,以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

而在此时,制度创新驱动将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发展,而经济快速增长液会反作用于技术创新,从而慢慢实现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发展的轨迹。

但总体上而言,因为这个时期的制度上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制度创新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必要的,否则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将会大打折扣。

因此,这个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说,制度创新相较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重要。

2)经济衰退或停滞期

当一国经济进入衰退期时,其制度建设不仅已经完全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现状,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因为这个时候的制度是为了迎合前一阶段经济现状而制定的,已不适用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

因此,在经济衰退期的时候,制度创新将毫无疑问成为推进经济再增长的首要因素和决定性的力量。

当然,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哪怕在经济衰退期也会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但只是制度建设跟不上,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而在这个时期,制度创新通过促进经济复苏,从而刺激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说,制度创新也会促进技术创新。

3)经济一般或复苏期

当一国经济进入一般发展时期或复苏期时,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建设的滞后性表现的并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制度创新刚在经济衰退期起到对经济的推动,并仍然能适应于目前经济增长的需要,只是有一部分的制度需要加以改良,因此,在这段时期,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很有限。

而在这段时期,技术创新将能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给了技术进步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4)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期

在这个时期,也许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样的时期持续时间越久越好。

因此,在这个时期,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先进的技术理念,并且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而且经济增长也会必然反作用于这两大因素,以保证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同等重要。

 

第3章中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比较分析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其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态势一直保持着“二低一高”的模式(即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高增长率),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经济已成功转型,正如前文所言,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复苏期,技术创新成为了美国经济的主要引擎。

据相关数据表明:

1997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1/3要归功于技术创新,而传统要素驱动(如房地产等)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14%[7]。

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当中,正如前文所言,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技术创新程度不高,经济整体上是粗放发展型,经济增长的主要依靠来自于要素驱动。

这就是中美两国经济目前基本的发展态势和现状,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对比中美两国的制度和技术创新,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3.1中美创新基础比较

中美两个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和阶段不同,因此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经济增长所需的创新基础差距也许是全方面的,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美的创新基础展开阐述:

1)研发的投入比较

一方面,由于我国总体资金的不足,因此在研发投入的力度和强度上有所不足,绝对额上也较美国有较大的差距。

以从90年代到现在的中间节点1998年为例[8],美国研发的投入总额为2435亿美元,研发投入强度指标为2.78%,而我国仅为67亿美元,研发投入强度也不足1%。

另一方面,我国不仅研发的投入资金不足,研发资金的使用结构也不合理。

如从技术创新成果转为产品的效率来看,美国的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的投入资金比例为1:

1.6:

4.5,而我国的这一数据的比例为1:

2:

2.7,由此可见我国的开发性研究投入过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率高达70%,而我国只有不足16%的原因了。

2)教育制度比较

可以说,一个国家要想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这些创新均来自于源源不断的人才,因为人才是创新的基础。

在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上面,美国依赖政府大量的公共教育资金的投入以及合理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调查数据表明:

美国公共教育资金投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每一万个受教育的人中就有38人为研发人才,而我国相对应的数据为可怜的2.5%和3人。

加之,目前中国的教育更多的是应试教育,长期忽视素质教育,造成学生知识面窄,研发能力不足。

3)风险投资比较

一方面,中美两个风险投资的规模差异仍较大,中国的风险投资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而从风险投资的资金规模来看,中国的风投资本总额大概只相当于美国的1/10。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风险投资资本结构亦有所区别,美国一半以上的风险投资资金来自于民间的基金(养老基金、退休基金、捐赠基金等),而中国的风险投资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政府或国有大中企业主导的发展模式,这样一来,既限制了风险投资的规模,也降低了风险投资的效率。

3.2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创新基础,也许能给中国政府和企业一些启示,如:

1)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通过制度创新改善资金的投入结构。

具体而言,在研发资金的投入上,应增加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的比率,更好地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实际的产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

同时,要改进以前以政府层面投资为主的结构,逐步向以企业投资为主的模式过渡。

2)通过制度创新改善教育体制,我国应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注重于挖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综合能力,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培育人才基础。

3)革新技术创新体制,从而使我国各个技术要素之间能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同时,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应得以发展,政府也应该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引导和鼓励创新活动,比如通过税收减免、直接财政拨款和创新奖励等措施来引导和鼓励。

 

第4章结论

目前,我国技术创新驱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30%,是G20国里面比例最低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经历了几个经济驱动模式阶段,大体可分为市场驱动阶段(1978-2000)、要素驱动阶段(2000-2010)和效率驱动阶段(2010-至今),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符合一国的经济发展规律的。

然而,无论上市场驱动、要素驱动还是效率驱动,这些要素都无法保证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只有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才能带来经济的可持续。

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也经历过多次制度创新,每一次制度创新也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在金融、税收、财政、外贸等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制度改革,从而使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得到了制度创新的刺激,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综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推进,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不断诱发技术创新,共同为经济增长服务。

 

参考文献

[1]刘萍,郭艳,何思.我国技术创新方法研究综述[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5(04).

[2] 段云龙.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关系理论研究述评[J].生产力研究.2010(05).

[3]屈白,付雅婷.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互动分析[J].科技创业月刊.2009(10).

[4]段云龙.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互动理论评述及研究展望[J].科技管理研究.2009(12).

[5]周小亮.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

理论比较分析与现实理论假说[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3).

[6]闫振宇.技术创新扩散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2007.

[7]柳飞红.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评价及对策研究[D].天津大学2009.

[8] 刘蓉.创新发展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J].财经科学.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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