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建筑美学欣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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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建筑美学欣赏
中国古典建筑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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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0日
目录
（1）中国古典建筑的十大特点
（2）中国古典建筑的一些代表作
（3）对中国古典建筑发展与传承的反思
中国古典建筑的十大特点
（一）殿堂
中国古代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包括殿和堂两类建筑形式，其中殿为宫室、礼制和宗教建筑所专用。
堂、殿之称均出现于周代。
“堂”字出现较早，原意是相对内室而言，指建筑物前部对外敞开的部分。
堂的左右有序、有夹，室的两旁有房、有厢。
这样的一组建筑又统称为堂，泛指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居处建筑。
“殿”字出现较晚，原意是后部高起的物貌；用于建筑物,表示其形体高大,地位显著。
自汉代以后，堂一般是指衙署和第宅中的主要建筑，但宫殿、寺观中的次要建筑也可称堂，如南北朝宫殿中的“东西堂”、佛寺中的讲堂、斋堂等。
殿和堂都可分为台阶、屋身、屋顶三个基本部分。
其中台阶和屋顶形成了中国建筑最明显的外观特征。
因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制约，殿和堂在形式、构造上都有区别。
殿和堂在台阶做法上的区别出现较早：
堂只有阶；殿不仅有阶，还有陛，即除了本身的台基之外，下面还有一个高大的台子作为底座，由长长的陛级联系上下。
殿一般位于宫室、庙宇、皇家园林等建筑群的中心或主要轴线上，其平面多为矩形，也有方形、圆形、工字形等。
殿的空间和构件的尺度往往较大，装修做法比较讲究。
堂一般作为府邸、衙署、宅院、园林中的主体建筑，其平面形式多样，体量比较适中，结构做法和装饰材料等也比较简洁，且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地方特征。
（二）楼阁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多层建筑物。
楼与阁在早期是有区别的。
楼是指重屋，阁是指下部架空、底层高悬的建筑。
阁一般平面近方形，两层，有平坐，在建筑组群中可居主要位置，如佛寺中有以阁为主体的，独乐寺观音阁即为一例。
楼则多狭而修曲，在建筑组群中常居于次要位置，如佛寺中的藏经楼,王府中的后楼、厢楼等,处于建筑组群的最后一列或左右厢位置。
后世楼阁二字互通，无严格区分，古代楼阁有多种建筑形式和用途。
城楼在战国时期即已出现。
汉代城楼已高达三层。
阙楼、市楼、望楼等都是汉代应用较多的楼阁形式。
汉代皇帝崇信神仙方术之说，认为建造高峻楼阁可以会仙人。
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修建的佛塔建筑也是一种楼阁。
北魏洛阳永宁寺木塔，高“四十余丈”，百里之外，即可遥见。
建于辽代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高67.31米,仍是中国现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
可以登高望远的风景游览建筑往往也用楼阁为名，如黄鹤楼、滕王阁等。
中国古代楼阁多为木结构，有多种构架形式。
以方木相交叠垒成井栏形状所构成的高楼，称井□式；将单层建筑逐层重叠而构成整座建筑的，称重屋式。
唐宋以来，在层间增设平台结构层,其内檐形成暗层和楼面,其外檐挑出成为挑台，这种形式宋代称为平坐。
各层上下柱之间不相通，构造交接方式较复杂。
明清以来的楼阁构架，将各层木柱相续成为通长的柱材，与梁枋交搭成为整体框架，称之为通柱式。
此外，尚有其他变异的楼阁构架形式。
（三）亭
中国传统建筑中周围开敞的小型点式建筑，供人停留、观览，也用于典仪，俗称亭子，出现于南北朝的中后期。
“亭”又指古代基层行政机构，兼设有旅舍形式亭一般设置在可供停息、观眺的形胜之地,如山冈、水边、城头、桥上以及园林中。
还有专门用途的亭，如碑亭、井亭、宰牲亭、钟亭等。
亭的平面形式除方形、矩形、圆形、多边形外，还有十字、连环、梅花、扇形等多种形式。
亭的屋顶有攒尖、歇山、锥形及其他形式复合体。
大型的亭可筑重檐，或四面加抱厦。
陵墓、宗庙中的碑亭、井亭可做得很庄重，如明长陵的碑亭。
大型的亭可以做得雄伟壮观，如北京景山的万春亭。
小型的亭可以做得轻巧雅致，如杭州三潭印月的三角亭。
亭的不同形式，可以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构造作法，亭的结构以木构为最多,也有用砖石砌造的。
亭多做攒尖顶和圆锥形顶。
四角攒尖顶在汉代已出现，八角攒尖顶和圆锥形顶在唐代明器中已有发现。
宋《营造法式》中所载“亭榭斗尖”，是类似伞架的结构。
这种做法可以从清代南方的园林中见到。
明清以后，方亭多用抹角梁，多角攒尖亭多用扒梁，逐层叠起。
矩形亭的构造则基本与房屋建筑相同。
（四）廊
中国古代建筑中有顶的通道，包括回廊和游廊，基本功能为遮阳、防雨和供人小憩。
廊是形成中国古代建筑外形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殿堂檐下的廊，作为室内外的过渡空间，是构成建筑物造型上虚实变化和韵律感的重要手段。
围合庭院的回廊，对庭院空间的格局、体量的美化起重要作用，并能造成庄重、活泼、开敞、深沉、闭塞、连通等不同效果。
园林中的游廊则主要起着划分景区、造成多种多样的空间变化、增加景深、引导最佳观赏路线等作用。
在廊的细部常配有几何纹样的栏杆、坐凳、鹅项椅（又称美人靠或吴王靠）、挂落、彩画；隔墙上常饰以什锦灯窗、漏窗、月洞门、瓶门等各种装饰性建筑构件。
（五）台榭
中国古代将地面上的夯土高墩称为台，台上的木构房屋称为榭，两者合称为台榭。
最早的台榭只是在夯土台上建造的有柱无壁、规模不大的敞厅，供眺望、宴饮、行射之用。
有时具有防潮和防御的功能。
台榭的遗址颇多，著名的有春秋晋都新田遗址、战国燕下都遗址、邯郸赵国故城遗址、秦咸阳宫遗址等,都保留了巨大的阶梯状夯土台。
榭还指四面敞开的较大的房屋。
唐以后又将临水的或建在水中的建筑物称为水榭，但已是完全不同于台榭的另一类型建筑。
（六）庙
中国古代的祭祀建筑。
形制要求严肃整齐，大致可分为三类：
1、祭祀祖先的庙。
中国古代帝王诸侯等奉祀祖先的建筑称宗庙。
帝王的宗庙称太庙，庙制历代不同。
太庙是等级最高的建筑。
贵族、显宦、世家大族奉祀祖先的建筑称家庙或宗祠。
仿照太庙方位，设于宅第东侧，规模不一。
有的宗祠附设义学、义仓、戏楼，功能超出祭祀范围。
2、奉祀圣贤的庙。
最著名的是奉祀孔丘的孔庙，又称文庙。
孔丘被奉为儒家之祖，汉以后历代帝王多崇奉儒学。
山东曲阜孔庙规模最大。
奉祀三国时代名将关羽的庙称关帝庙，又称武庙。
有的地方建三义庙，合祀刘备、关羽、张飞。
许多地方还奉祀名臣、先贤、义士、节烈，如四川成都和河南南阳奉祀三国著名政治家诸葛亮的“武侯祠”；浙江杭州和河南汤阴奉祀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和“岳飞庙”。
3、祭祀山川、神灵的庙。
中国从古代起就崇拜天、地、山、川等自然物并设庙奉祀，如后土庙。
最著名的是奉祀五岳——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的神庙，其中泰山的岱庙规模最大。
还有大量源于各种宗教和民间习俗的祭祀建筑，如城隍庙、土地庙、龙王庙、财神庙等。
（七）坛
中国古代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社稷等活动的台型建筑。
北京城内外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祈谷坛、社稷坛等。
坛既是祭祀建筑的主体，也是整组建筑群的总称。
坛的形式多以阴阳五行等学说为依据。
例如天坛、地坛的主体建筑分别采用圆形和方形，来源于天圆地方之说。
天坛所用石料的件数和尺寸都采用奇数，是采用古人以天为阳性和以奇数代表阳性的说法。
祈年殿有三重檐分别覆以三种颜色的琉璃瓦：
上檐青色象征青天，中檐黄色象征土地，下檐绿色象征万物。
至乾隆十六年改为三层均蓝色，以合专以祭天之意。
（八）塔
供奉或收藏佛舍利（佛骨）、佛像、佛经、僧人遗体等的高耸型点式建筑，又称“佛塔”、“宝塔”。
塔起源于印度，也常称为“佛图”、“浮屠”、“浮图”等。
塔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数量极大、形式最为多样的一种建筑类型。
塔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
地宫藏舍利，位于塔基正中地面以下。
塔基包括基台和基座。
塔刹在塔顶之上，通常由须弥座、仰莲、覆钵、相轮和宝珠组成；也有在相轮之上加宝盖、圆光、仰月和宝珠的塔刹。
塔的种类众多，中国现存塔2000多座。
按性质分，有供膜拜的藏佛物的佛塔和高僧墓塔；按所用材料可分为木塔、砖塔、石塔、金属塔、陶塔等；按结构和造型可分为楼阁式塔、密檐塔、单层塔、剌嘛塔和其他特殊形制的塔。
楼阁式塔著名的有西安慈恩寺塔、兴教寺玄奘塔、苏州云岩寺塔等。
密檐塔著名的有登封嵩岳寺塔、西安荐福寺塔、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等。
单层塔著名的有历城神通寺四门塔、北京云居寺石塔群、登封会善寺净藏禅师塔等。
剌嘛塔塔身涂白色，俗称“白塔”。
著名的有北京妙应寺白塔、山西五台县塔院寺白塔等。
金刚宝座塔著名的有北京正觉寺金刚宝座塔。
（九）影壁
建在院落的大门内或大门外，与大门相对作屏障用的墙壁，又称照壁、照墙。
影壁能在大门内或大门外形成一个与街巷既连通又有限隔的过渡空间。
明清时代影壁从形式上分有一字形、八字形等。
北京大型住宅大门外两侧多用八字墙，与街对面的八字形影壁相对，在门前形成一个略宽于街道的空间；门内用一字形影壁，与左右的墙和屏门组成一方形小院，成为从街巷进入住宅的两个过渡。
南方住宅影壁多建在门外。
农村住宅影壁还有用夯土或土坯砌筑的，上加瓦顶。
宫殿、寺庙的影壁多用琉璃镶砌。
明清宫殿、寺庙、衙署和第宅均有影壁，著名的山西省大同九龙壁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朱桂的代王府前的琉璃影壁。
北京北海和紫禁城中的九龙壁也很有名。
（十）坊表
中国古代具有表彰、纪念、导向或标志作用的建筑物，包括牌坊、华表等。
牌坊又称牌楼，是一种只有单排立柱，起划分或控制空间作用的建筑。
在单排立柱上加额枋等构件而不加屋顶的称为牌坊，上施屋顶的称为牌楼，这种屋顶俗称为“楼”，立柱上端高出屋顶的称为“冲天牌楼”。
牌楼建立于离宫、苑囿、寺观、陵墓等大型建筑组群的入口处时，形制的级别较高。
冲天牌楼则多建立在城镇街衢的冲要处，如大路起点、十字路口、桥的两端以及商店的门面。
前者成为建筑组群的前奏，造成庄严、肃穆、深邃的气氛，对主体建筑起陪衬作用；后者则可以起丰富街景、标志位置的作用。
江南有些城镇中有跨街一连建造多座牌坊的，多为“旌表功名”或“表彰节孝”。
在山林风景区也多在山道上建牌坊，既是寺观的前奏，又是山路进程的标志。
华表为成对的立柱，起标志或纪念性作用。
汉代称桓表。
元代以前，华表主要为木制，上插十字形木板，顶上立白鹤，多设于路口、桥头和衙署前。
明以后华表多为石制，下有须弥座；石柱上端用一雕云纹石板，称云板；柱顶上原立鹤改用蹲兽，俗称“朝天吼”。
华表四周围以石栏。
华表和栏杆上遍施精美浮雕。
明清时的华表主要立在宫殿、陵墓前，个别有立在桥头的，如北京卢沟桥头。
明永乐年间所建北京天安门前和十三陵碑亭四周的华表是现存的典型。
中国古典建筑代表作
圆明园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与颐和园紧相毗邻。
它始建于康熙46年（1709年），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
有园林风景百余处，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
1860年10月，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此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页屈辱史。
建筑特色
清朝康熙帝把该园赐给四子胤禛（后来的雍正帝），并赐名圆明园。
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经营，集中了大批物力，役使了无数能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把它精心营造成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
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
圆明园周围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绮春园、长春园组成，而以圆明园最大，故统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
此外，还有许多属园，分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来的）等，全园面积合计5000多亩。
圆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
园中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有玲珑剔透的楼阁亭台；有象征热闹街市的“买卖街”，有象征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有仿照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有仿照苏州狮子林的风景名胜；还有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台、武陵春色等。
可以说，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典范。
不仅如此，圆明园内还珍藏了无数的各种式样的无价之宝，极为罕见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物，如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世界上一座最大的博物馆。
圆明园的园林造景多以水为主题，因水成趣，其中不少是直接吸取江南著名水景的意趣。
圆明园后湖景区，环绕后湖构筑九个小岛，是全国疆域《禹贡》“九洲”之象征。
各个岛上建
的小园或风景群，既各有特色，又彼此相借成景。
北岸的上下天光，颇有登岳阳楼一览洞庭湖之胜概，“垂虹驾湖，婉蜒百尺，修栏夹翼，中为广亭。
纹倒影，滉漾楣槛间，凌空俯瞰，一碧万顷”。
西岸的坦坦荡荡，酷似杭州玉泉观鱼，俗称金鱼池"凿池为鱼乐国，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
"圆明园西部的万方安和，房屋建于湖中，形作卍字，冬暖夏凉，遥望彼岸奇花缬若绮绣。
雍正皇帝喜欢在此居住。
圆明园北部的水木明瑟，用泰西（西泽）水法引水入室，转动风扇，“林瑟瑟，水泠泠，溪风群籁动，山鸟一声鸣。
”乾隆皇帝喜欢在此消暑。
长春园西湖中的海岳开襟，在白玉石圆形巨台上建有三层殿宇，远远望去好似海市蜃楼一般。
福海之中的蓬莱瑶台，取材于神话中的蓬莱仙岛，原名蓬莱洲。
相传，秦始皇曾派遣一个名叫徐福的人，率领千余名童男童女，出海东渡，去替他寻仙境、求仙药，以企长生不老。
这当然只能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而雍正皇帝则让工匠在圆明园的东湖之中用嶙峋巨石堆砌成大小三岛，象征传说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仙山”，岛上建有殿阁享台，“望之若金堂五所。
玉楼十二”，并按“徐福海中求”的寓意，把东湖命名为“福海”。
在福海四岸另外还建有十多处园林佳景。
福海，东西、南北各宽五、六百米，加上四周小水域，共约35公顷，相当于北海公园的水面。
这里水面开阔，景色秀丽，每于端午佳节，在此举行大型龙舟竞渡活动。
七月十五日夜，清帝于此观赏河灯。
冬日结冰后，皇帝乘坐冰床在福海赏游。
福海实际上是圆明园的水上娱乐中心。
圆明园的寺庙园林，也是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侧面。
安佑宫（鸿慈永祜），是按照景山寿皇殿的旧例建造的。
用来祭奉康熙、雍正皇帝“神御”，是园内的皇家祖祠。
宫为九间，正脊重檐歇山，以黄色琉璃瓦覆顶，是园内体量最大的一个建筑物。
周围有乔松偃盖，中轴线南端有两对华表，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方壶胜境，位于福海东北海湾岸边，是按照幻想中的仙山琼阁建造的，据史料记载，这里供奉有2200多尊佛像，有30余座佛塔。
这处建筑的前部底座以汉白玉砌成"山"字形，伸入水中。
整个建筑体态庞大，金碧辉煌。
每当清晨薄雾初起，该建筑在烟雾中时隐时现，宛如琼阁瑶台一般。
这处建筑的格调和气势，是我国现存园林建筑中所少见的。
舍卫城，是一座典型的佛教建筑。
据说是仿照古代印度桥萨罗国都城的布局建造的，城内共有殿宇、房舍326间。
康熙以来，每当皇帝、皇太后寿诞，王公大臣进奉的佛像都存放在这里。
其中有纯金的、镀银的、玉雕的、铜塑的，年复一年，竟达数十万尊。
圆明园遭劫掠焚毁，仅此一处所造成的损失，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文化艺术价值，都是难以用数字估量的。
圆明园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是当时最出色的一座大型园林。
乾隆皇帝说它：
“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
而且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其盛名传至欧洲，被誉为“万园之园”。
法国大文豪雨果于1861年有这样的评价：
“你只管去想象那是一座令人心神往的、如同月宫的城堡一样的建筑，夏宫（指圆明园）就是这样的一座建筑。
”人们常常这样说：
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东方有夏宫。
这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无与伦比的杰作。
对中国古典建筑发展与传承的反思
我们中国人的天资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民族，因此我们曾创造了世界先进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但是从明代中期起的这五六百年来，我们却衰落了！
而恰恰从这时期起，世界上另一个文明古国所在地的欧洲却从中世纪的委顿中重新崛起，走到我们前头去了！
这是什么原因？
我想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至少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
现仅以我们传统的建筑文化为例，讲点个人的看法。
世界上的建筑，这里主要指大型的、属于艺术范畴的公共性建筑，从形式上划分，基本上有两类：
一类主要用石头建造的，叫“石构建筑”；一类主要用木头建造的，叫“木构建筑”。
前者流行很广，主要包括欧洲、非洲、西亚、中亚和南亚以及南北美洲；后者主要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包括日本、朝鲜等国。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一下子很难说清楚，因为西方世界并不缺少木头，东亚地区亦不缺少石头。
就艺术而言，两种形式的建筑各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很难分出高低。
从今天的人文科学看来，中国的木构建筑似乎更接近自然，更亲近人性。
这一点显然也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看到了，他在其所著的《中国建筑精神》但我在这里试图从反思的角度，着重谈谈我们的建筑文化中那些制约着我们发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克服的现象。
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
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总爱向前人看齐。
建筑作为艺术的一门和审美的载体，它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
学习或借鉴都着意在自己的创造，而且紧密结合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把两种文化加以“嫁接”，从而产生出第三种形态的新品种。
首先，习惯于向前人看齐，而不习惯于超越前人。
我们的木构建筑――这里指达到辉煌程度的木构建筑――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的发展，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可谓“两千年一贯制”。
而欧洲人的石构建筑，仅自古希腊罗马起，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
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拜占廷风格、罗曼风格、哥特风格、文艺复兴风格、矫饰风格、巴罗克风格、罗珂珂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折衷主义风格、青年风格、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总爱向前人看齐：
以前人的水平为坐标，一味以前人的成就为荣耀，为自满。
鲁迅笔下的阿Q，是根据我国衰落时期国民文化心理的普遍特征而概括和塑造出来的生动而典型的形象。
每当阿Q意识到别人瞧不起自己时，他就搬出那句口头禅：
“我祖上比你阔多啦！
”而欧洲人不管前人有多大成就，都不满足，而是敢于向前人挑战，设法超越他们。
正如鲁迅当年所概括的：
我们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
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一个不断推陈出新，向前跨越；一个则着重在前人基础上渐进发展，少有革新。
纵向承袭思维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例子表现在到处热衷于搞仿古建筑，其中“重修圆明园”的呼声堪称其最高音响，说是为了“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
殊不知，圆明园作为废墟的历史见证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她作为文化遗存的价值。
其次，即使没有上述政治因素,而仅仅是一处文化遗存,则圆明园废墟也早已成了宝贵的文物，文物的价值就在于她的历史原初性，通过大兴土木“再现”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复制（且不说他有没有本事复制得出来）的假古董，却毁掉了文物本身。
第三，既然有那么多的钱花在复古上，何不把它用来“创今”呢，即把这些钱提供给现代建筑师，让他们根据现代建筑学的原理，利用今天拥有的更理想的建筑材料，按照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运用他们的智慧，建造一座标志21世纪中国人建筑水平的新园林，留下一座时代的建筑纪念碑,不是比“再现”更有意义吗？
其次，创造意识淡薄，鲜见图变求新。
建筑作为艺术的一门和审美的载体，它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因为人的审美意识是不断变迁的，而且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19世纪下半叶起，从世界范围看，新的建筑学理论和新的建筑材料的诞生，建筑开始了一场崭新的革命。
中国的木构建筑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也已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面临着蜕变。
近代西方思潮作为强势文化迅猛地涌入我国，这意味着客观形势已不允许中国建筑从自己的娘胎里孕育出自己民族的建筑新胚胎，我们一边招架，一边接受；来不及细嚼，难免囫囵吞枣。
这在开始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异域的人类文明成果，先要“拿来”，而后才能进行鉴别、挑选和借鉴。
吸收别人的长处，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
整个20世纪我们在总体上就未能跳出西方建筑的大窠臼，既没有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建筑新坯胎，也没有在世界新思潮中取得令人瞩目的地位。
结果，到世纪末一看，缺少自己的东西，没有进行必要的反思，马上又求助于老祖宗，把前人留下的那些遗产，即把“大屋顶”风格当作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建筑美学法则和艺术模式，到处用钢筋水泥搞复古。
应该说，作为民族遗产，适当地、扎扎实实地搞点是无可厚非的，但铺天盖地地搞就有违历史的规律了。
任何民族只有重视今天的创造才有利于推动历史的发展。
比如北京，“夺回古都风貌”变成“大贴古建符号”。
“夺回古都风貌”这个口号本身是没有错的。
关键的问题是：
如何去夺？
北京古都乃古代帝王之都。
古代帝王为了突出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无上至尊，竭力要求在建筑美学上加以表达，因而对全城作了非常讲究的规划和设计，整体性很强，艺术性很高，规模也很大。
她的美学特点是：
以规整、恢弘为基调，以南北中轴线上的皇家建筑为主体，以大片民居的低矮衬托它的崇高；灰暗衬托它的辉煌。
这是古都的基本风貌。
要维护古都这一固有的风貌或美学特征，首先就要维护皇家建筑的主体地位，保证以它为标志的城市天际线和轮廓线不受干扰，这就必须要求其他新的建筑在体量、高度与色彩上一律采取“让”的姿态，在尺度上保持彼此之间的的基本比例关系，以维护其轮廓的雕塑感，并尊重其色调上的反差性。
然而，以钢筋水泥一律加“顶”的庞然大物四处与主体古建筑摆出“争”的架势：
争高、争大、争辉，从而破坏了古都固有的天际线，涂改了原来的“底色”，填满了几乎所有的“虚空”，把古都的固有风貌搞得“一塌糊涂”（贝聿铭语），使世界上最宏伟、最美丽的古都之一的北京不能像罗马、开罗那样雄踞于亚、欧、非的大地上。
当今世界学别人学出成绩来的也有例可鉴的。
罗马人把希腊人的立柱搬来，以更科学、更精确的几何原理和人体比例关系加以改造，从而使它更秀气、更漂亮。
拉美建筑师在挖掘印第安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原理，又揉进已在南美扎根300余年的巴罗克风格，创造出形式多样、空间亮豁、色彩浓郁、讲究光影反差效果的建筑艺术。
关键是，人家的学习或借鉴都着意在自己的创造，而且紧密结合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把两种文化加以“嫁接”，从而产生出第三种形态的新品种。
当然，我们不是没有人这样做过，南京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以及童寯、杨廷宝等大师都这样尝试过。
他们把从西方（美国）学得的东西结合本民族建筑的特点进行探索，而且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同样从美国学成回国的梁思成则想以本民族的建筑为本，揉进西方的建筑。
第三，理论总结和理论建设的滞后性。
就像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古希腊戏剧（悲剧和喜剧）的基础上成为雄踞欧洲两千年的理论泰斗一样，罗马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有了维特鲁威的《十建筑书》，它不仅在希腊、罗马丰富的建筑实践基础上，对当时的建筑技术和艺术作了详尽的记载，而且作了理论提升，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较完备的建筑理论著作。
之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又有了帕拉提奥的《建筑四书》（1554），阿尔伯蒂的《论建筑》（1485,又称《建筑十篇》），维尼奥垃的《五种柱式规范》（1562）等。
它们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对欧洲建筑理论作了认真而详尽的梳理和阐发，对尔后的欧美建筑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相比之下，作为木构建筑水平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我们在这方面的建树就要逊色得多。
直到汉代我们才有了一部《考工记》。
那是官方性质的，主要在技术方面作了一些规定，以利于工程考核和管理之用，属于政策、法规一类。
之后过了上千年，到五代至北宋才有了一部《木经》，元代有过《经世大典》和《梓人遗制》，但都不完备，而且多半失传。
比较完整的是宋代李诫写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是我国建筑遗产的精华，尤其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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