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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家族文摘

「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導論

一、前言

家族，係指由若干具有血緣關係的家庭所組成。

家族綿延，超過若干世代之後，這些家族共同祖先的族人，進而形成宗族。

宗族由家族繁衍而來，兩者密不可分，甚至是合而為一。

《爾雅·釋親篇》有「宗族」一節，其範疇包括自身及以上的父、王父、曾祖王父、高祖王父共五代所衍生的族親，稱為宗族。

家族、宗族淵源甚古，因而衍生成為宗族制度。

宗族制度的維繫，有賴宗法的約束，共同姓氏、共同廟祀、共同葬地，乃至於共同財產，在尊祖、敬宗、睦族等禮教規範之下，立族長、訂族規、修宗譜、置族田，奠定家族的社會地位。

復因科舉功名的取得，宗族再與政權相輔相成，對於宗族的擴大發展均有重大影響。

臺灣的漢人開發，濫觴於明朝末葉。

入清之後，在政府政策間接鼓勵之下，閩、粵移民愈為踴躍，數百年來，已發展成為多族群的移墾社會。

漢人移民臺灣，雖然一如原鄉文化，由家族而成宗族，家族、宗族之間凝聚向心力，成為維繫社會穩定的一股重要力量。

臺灣許多家族渡臺至今皆已超過10個世代，並經歷修宗譜、立宗廟等過程，早有宗族之實；然而清代臺灣的宗族較少有立族長、訂族規，由族長依據族規支配整個宗族之舉，加以經過日治50年的統治，傳統的宗法制度日漸式微，成員亦多散居各地，甚至是國外，是以對於若干巨姓大族，習慣上都稱之為家族，而不稱為宗族。

透過開發史的了解，臺灣自明末以來，以閩、粵為主的漢人大量入墾，尤其是清領時代，移民日增，篳路藍縷，奠定臺灣發展的基礎。

經過數百年之發展，生齒日繁，各地區皆不乏繁衍為巨姓大族者，而追溯這些家族之發展脈絡，不一而足，或屬閩粵士族有計劃的投資移墾，或以軍功起家，或因商業經營而致富，或藉科舉功名而崛起，對於臺灣之拓墾發展均貢獻卓著。

在臺灣開發史的研究中，家族史實占了重要地位，所涉範圍亦至為廣泛，諸如家族與原住民及各氏族間之互動關係、地方拓墾及水利設施興建、科舉功名與政經發展關係、廟宇興建與文教事業發展等，均是臺灣史研究上的重要課題。

回顧臺灣各重要家族之發展，不外乎土地開發、商業經營、科舉功名或軍功發跡等數種模式，再互為交叉運作及影響，累積龐大財富，終於成為顯赫家族。

以清代開鑿八堡圳、拓墾彰化平原的施世榜家族為例，施家開臺祖施秉，曾於1683（清康熙22）年隨施琅攻臺有功，先授把總，駐鎮古陵館；後授左都督，加提督軍門，這是施家發跡的初步。

康熙中葉，施秉之子世榜渡臺擔任墾首，先在鳳山開展其拓墾事業。

事業有成之後，再步入仕途，先於1697年取得拔貢生資格，又以軍功題授武職都司，轉任文職的壽寧縣教諭，署漳州府學教授，升兵馬司副指揮。

功成名就的施世榜，不久告歸，循著閩南士族拓墾臺灣的模式，資金充足，官場活躍，遂以「施長齡」業戶名，請墾彰化平原之野，約在1709年開始興築濁水圳，至1719年完工，初稱施厝圳，後通稱八堡圳，水圳的完成，使施世榜成為臺灣中部最大的墾戶。

施世榜有弟三人及子9人，產業均分，分作12租館，由各房分別掌管，使施家繁衍成為臺灣的重要家族之一。

二、臺灣五大家族簡介

繼施世榜家族之後，林平侯崛起於淡北，林文察發跡於霧峰。

其中林平侯經商致富，再捐知府，任官柳州。

回臺後，致力於大嵙崁山區的土地開發，其子孫定居枋橋（今板橋），土地開發愈廣，並遠及宜蘭平原。

至林維源時，更成為全臺首富，且官拜太僕寺卿、全臺撫墾大臣，即為近世著名的板橋林家。

其次，霧峰林家的林文察於咸豐年間，以軍功起家，官至福建陸路提督，太平軍之役，殉難萬松關。

其子林朝棟繼領棟軍，戰功卓著，1884（清光緒10）年甲申抗法之役，扼守獅球嶺，阻斷法軍之入侵，以功晉升候補道。

翌年，臺灣建省，林朝棟頗受臺灣巡撫劉銘傳之倚重，辦理中路撫墾事宜，兼管中路營務處。

1888年，施九緞事起，以解彰化之圍功，賞穿黃馬褂。

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一文一武，為清代臺灣兩大重要家族。

日治時期之後，兩家族在政治、經濟上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再與日治時期崛起的基隆顏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成為臺灣最耀眼的五大家族，一直延續到戰後的民國四、五十年代。

實際上，臺灣五大家族的形成，並無確切的時間點，大約日治中期已經約定俗成，由北而南分別是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各領風騷，逐漸成為臺灣民眾所認知的五大家族。

五大家族的發展史，以經商致富的板橋林家最早，其次是藉軍功開創事業的霧峰林家，再次是清末開拓臺灣糖業外銷的高雄陳家，三家族在清代皆已卓然有成。

而鹿港辜家、基隆顏家發展較遲，都是進入日本殖民統治之後，才躍升為政經鉅族。

茲依其歷史脈絡，略述五大家族之源流如次：

（－）板橋林家

臺灣五大家族中，發跡較早者，為板橋林家。

其開臺祖林應寅，於清乾隆年間渡海來臺，定居新莊，以硯耕為業。

應寅次子平侯由米而鹽，經商致富，年四十，納粟為同知，歷任潯州通判、攝來賓縣、桂林同知等職。

不久，引疾辭歸。

平侯育有五子：

國棟、國仁、國華、國英、國芳，分別立五號：

飲、水、本、思、源，尤以國華的「本記」、國芳的「源記」對家族的發展影響最大，故合稱為「林本源」。

1818（嘉慶23）年，林家遷居至大嵙崁（今桃園大溪），積極從事土地的開墾經營，成為大租戶。

之後，再從大嵙崁逐步擴展至整個淡水廳北境，包括今新竹、桃園、臺北、宜蘭一帶，成為北臺第一大地主。

道光中葉以後，因平侯年歲漸老，乃將家族事業的重擔轉到國華、國芳兄弟身上。

1853（清咸豐3）年，在國華、國芳的主導下，舉家遷至板橋，並有計畫地興建板橋城，促進了當地的商業發展和文教興盛。

1862（清同治元）年，由維讓、維源兩兄弟共同掌理家業，使林家達到巔峰時期。

1878（光緒4）年，維讓過世，維源乃成為家族的主要負責人。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臺灣防務吃緊，清廷以福建巡撫劉銘傳來臺督辦軍務，在臺灣道劉璈的勸說之下，維源捐了20萬兩經費。

翌年，臺灣建省，由劉銘傳任首任巡撫。

林維源除多次捐獻鉅款，累次遷陞外，更擔任全臺撫墾總局幫辦兼團練大臣，全力支持劉銘傳推動設防、撫墾、清賦等項措施，對於發展臺灣產業、實業、交通運輸及文教事業等均貢獻卓著，並於1890年以清賦有功，晉太僕寺卿。

1895（光緒21）年，臺灣割讓日本，臺灣紳民試圖以「臺灣民主國」力挽狂瀾，並推舉唐景崧為總統，林維源為議院議長，但維源辭而不就。

5月，以兵民交變，乃攜眷走避廈門，1905年卒，後由林鶴壽返臺主持家業，維繫了林家的龐大產業。

其後，林熊徵更掌握豐厚的政治資源，逐步擴充產業，建立「林本源家族」企業體系。

戰後，林熊祥、林衡道父子曾先後擔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文史學界傳為佳話。

（二）霧峰林家

霧峰林家的發展，可說與臺灣社會的變遷步調一致，亦最具典範性。

其開臺祖林石於清乾隆年間拓墾中部大里地區，因而致富。

乾隆末年，林爽文事件，林石不幸受到牽累，家產被抄沒而沒落，長房遂遷居至霧峰。

迨至林石之孫林甲寅時因經商致富，家道中興，再度成為地方頭人。

清末，臺灣變亂不斷，清廷乃重用地方士紳，破格封賞，霧峰林文察亦掌握此一良機，不惜捐獻巨資，招募鄉勇，效命疆場，是以在短期內由一介平民之勇首，迅速竄升至封疆大吏，官拜福建陸路提督，在臺灣史上僅有王得祿可相比擬。

此後林家進入官僚階層，蛻變為政治性格濃厚之家族，而尚武精神亦成為家族傳統，其後代子孫如林朝棟、林祖密、林正熊、林正元、林正亨等均曾從軍立功。

1884（光緒10）年中法戰爭期間，林朝棟戰功卓著，重振林家。

臺灣建省後，林朝棟深受首任巡撫劉銘傳倚重，協助其執行開山撫番政策，並平定因地方清賦不公所引發的施九緞抗爭事件，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同時，因其擁有中部撫墾大權，掌握山區經濟利源，尤其是樟腦，使得林家財力更為雄厚。

其子林祖密（資鏗）於日治後回中國，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變賣臺灣土地，捐獻五十餘萬銀元，挹注革命工作，曾歷任閩南軍司令等職，於1925年殉難。

文教事業方面，二房（即頂厝）的林文欽轉向科舉發展，於1893（光緒19）年中舉人，因而開啟林家步上文事之途。

1902（日明治35）年，林痴仙號召成立以林家為重心的詩社－櫟社，為臺灣改隸後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詩社之一，其首倡者林痴仙及其侄林幼春，均為下厝成員，並負詩名，有大阮、小阮之稱。

而林文欽之子林獻堂為改善日治下臺灣人的不平等待遇，乃投入政治社會運動，並號召募款創立臺中中學校、倡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立臺灣文化協會，貢獻卓著。

林獻堂畢生不說日語、不著和服，為爭取臺灣民眾之權益而努力，因而獲譽為「臺灣民族運動的先驅」。

戰後，林獻堂曾任臺灣省參議員、臺灣省通志館長；未久，通志館改制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任主任委員，1956（民國45）年9月病逝於日本。

（三）高雄陳家

1860年代，臺灣開港通商，臺灣的茶、糖、樟腦亦順勢進入世界市場。

其中，製糖業的興起，更促成高雄陳家躋身五大家族之列，其家族發展史，可說是高雄近代史的縮影。

陳家崛起於清末的陳中和，陳中和受知於順和行的陳福謙。

順和行全盛時期，共設置七十二行郊，每行郊均由「家長」（即經理）負責。

陳中和先是擔任日本橫濱棧家長，返臺後出任七十二行郊總家長，並獨資創設和興公司，專營臺灣米、糖外銷橫濱和中國大陸。

1882（光緒8）年，陳福謙過世，陳中和乃與舊東家分道揚鑣，獨力經營和興公司，從此開展其製糖事業。

日治初期，製糖業是臺灣總督府積極發展的策略性產業之一，陳中和亦投資三井財團設立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並擔任董事。

1903（明治36）年，總督府頒布「製糖獎勵規程」，致力發展新式製糖工業，陳中和首先邀集五位股東，集資24萬圓，在大寮創立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為臺灣本土人士成立的第一座新式糖廠，進而帶動臺灣製糖業的發展，居功甚偉。

1912年之後，新式製糖業漸入佳境，獲利甚豐。

這些利潤除了轉投資其他事業外，為了掌握蔗糖原料，也不斷地投資農地與經營，遂使高雄陳家以擁有大批土地而著名。

商場得意之餘，亦參與政治事務，州、市協議會員是陳家踏入政治圈的初步。

1920（大正9）年10月，陳中和奉派擔任第一屆高雄州協議會員，至翌年9月，改由其長男陳啟貞續任。

之後，四男陳啟峰、六男陳啟川、八男陳啟清均曾擔任州、市協議會員等。

戰後，因糖業政策轉變，陳家乃轉向政治及其他事業發展，第二代陳啟川、陳啟清均從政。

其中，陳啟川於1960（民國49）年6月當選省轄市高雄市長，1964年6月連任成功。

陳啟清曾任高雄市參議會議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臺灣省政府委員等多項公職。

其後，陳家子孫分散各個領域，承先啟後，對於高雄地區的經貿文化，均貢獻卓著。

（四）基隆顏家

基隆顏家以礦業起家，與其他家族賴土地開墾、軍功發跡者截然不同，其來自福建安溪，崛起於清代末葉。

渡臺祖為顏玉蘭昆仲，先在梧棲一帶捕魚維生。

嘉慶年間，玉蘭昆仲因地方不靖而北遷至碇內。

至道光年間，玉蘭子斗猛轉從事採煤工作，逐漸發展。

1890（光緒16）年，顏正春因採金致富，從此煤礦、金礦經營乃成為顏家的事業重心。

1895年日本領有臺灣，翌年冬，顏正春被誣抗日，姪顏雲年代叔至瑞芳店憲兵屯所力爭，日人欽佩其膽識，乃於釋放顏正春之後，留顏雲年佐理屯務，後轉職警察分署巡查補。

1897（明治30）年，瑞芳礦山開放，顏雲年租小粗坑砂金區，設立金裕豐號。

從初步的承租，再取得礦權，逐步擴展，進而於1918（大正7）年設立株式會社雲泉商會，顏家事業由行號蛻變為公司，再與日人藤田平太郎合組臺北炭礦株式會社。

其後，增資更名為臺陽礦業株式會社，陸續收購瑞芳一帶金、煤兩大礦業，爲顏家的礦業經營奠立深厚的基礎。

礦業之外，顏家亦投資水產業、金融業、信託業、交通業、造船業等，呈多角化經營。

顏雲年熱心社會公益，凡興教育、築道路，救災恤貧、公共設施、發揚詩教等，無不率先響應，且居倡導，因而受到社會人士、受惠民眾的推崇備至。

1923（大正12）年，顏雲年過世，由其弟顏國年出任臺陽礦業株式會社社長，並全力開發礦區，不但為之守成，且賡續擴大，俟雲年諸子成長後，再將產業移交雲年之子顏欽賢。

1937年（昭和12）年，顏國年過世，由顏欽賢繼任社長。

戰後，臺陽礦業株式會社改制為公司，仍擁有石底、海山、瑞芳三大礦區，產銷量始終維持領先地位。

1950年代以來，石油能源興起，礦業受到極大衝擊；而顏家成員或共同事業，或自創門戶，目前仍活躍於工商界、經濟界。

（五）鹿港辜家

鹿港辜家於清康熙年間由福建渡海來臺，定居彰化鹿港，至辜顯榮時始發跡。

辜顯榮少時隨進士黃玉書讀書，後至臺北經商，仍是沒沒無聞，而改變他一生的轉捩點是在日治時代。

1895（明治28）年，日軍攻占基隆，臺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倉皇逃走，臺北城大亂，辜顯榮受臺北城內紳商李春生等之託，迎日軍入臺北城，因而獲得日人賞識和信任，從而開展了其在日治時期的顯赫歲月。

1895年辜顯榮買下英源茶行，改名為大和行。

次年，將總部設在鹿港，並在臺北艋舺設立分店，從事樟腦、製鹽及土、特產品的外銷。

嗣後，大和行在新竹、苗栗、臺中、彰化等地設立分店，並在日本東京設立辦事處。

同時，亦取得總督府專賣局給予的食鹽、樟腦等販賣權，以及臺中煙草的商品特權。

其他如1900年設立牛埔厝大豐館開墾事務所，又在二林、鹿港開墾荒地1,500公頃，並建立水利灌溉設施。

1920（日大正9）年，投資創設大和製糖株式會社，自任社長。

1922年2月，創辦大豐拓殖株式會社，從事土地開墾、造林、紅糖製造，以及米麵、肥料的貿易。

大和與大豐，可說是辜家事業的兩大支柱。

辜顯榮在事業飛黃騰達之餘，曾擔任臺中廳參事、臺灣日日新報社董事、臺灣總督府評議員、貴族院議員等職。

之後，日本政府為了表揚他的貢獻，曾授予勳章和爵位。

另外，他也從事各項文教事業，包括捐資興建臺中中學校、臺北龍山寺、臺南圖書館、臺北孔廟等。

其歷史地位，各界評價不一，在《臺灣總督府檔案》中有相當豐富的參考史料。

辜顯榮過世後，其子孫不斷擴大發展，尤以辜振甫、辜斌甫、辜偉甫及辜寬敏等最為突出。

其中，辜振甫曾先後設立大查殖產、大裕茶行、大和物產，從事農業和茶葉出口買賣。

三子辜斌甫曾創辦顯明商行及有邦工業，從事債券買賣及木材、纖維製造。

六子辜偉甫繼承父親的大成木材商行。

八子辜寬敏經營漁業公司，投資南太遠洋事業有成，並長期從事臺灣民主運動。

辜家家業相當龐大，至今仍是臺灣政商大家族。

三、臺灣五大家族的事業投資

（一）產業投資

1914（大正3）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因歐美各國忙於戰事而景氣大好，農工及海運等產業皆出現前所未有的擴張，經濟成長快速，臺灣受此激勵，輸出貿易異常熱絡，臺灣商人敏銳的眼光，自然不會錯失此一大好時機，例如1918年、1919年，辜顯榮進行分蜜糖投資，獲得一千餘萬圓的巨額利潤。

基隆顏雲年家族於1904年取得臺北三瓜地區煤炭礦權，以及1914年10月接手藤田組瑞芳礦山。

無論是煤礦或金礦，都因戰爭之故，價格暴漲而獲利。

1918（大正7）年11月，大戰結束後，臺灣五大家族資本的投資活動，更為活躍，尤以1919年、1920年前後，林本源、辜顯榮、顏雲年三大家族最為明顯。

其中，林本源家族於1919年至1925年間，直接投資設立的公司即有10家之多，包括臺華興業信託（林嵩壽）、建興公司（林熊祥）、大永興業（林熊徴）、林本源柏記產業（林柏壽）、朝日興業（林熊光）、大有物產（林熊祥）、林本源松記建業（林松壽）、林本源維記產業（林祖壽）、林本源彭記產業（林忠）、鶴木產業（林鶴壽）等；其他投資的會社、子會社，亦有27家。

辜顯榮家族直接設立的會社計有12家，包括高砂鐵工所（辜顏氏碧霞）、臺灣漁業（辜振甫）、大和製糖（辜顯榮）、大和商行（辜顯榮）、集成材木商行（辜顯榮）、大豐拓殖（辜顯榮）、大豐精米工場（辜顯榮）、中部漁業（辜顯榮）、大和農鐵（辜顯榮）、大和興業（辜顯榮）、鹿港製鹽（辜斌甫）、大和製冰（辜顯榮）、食鹽運送人（辜顯榮）；其他有投資的會社共計9家。

顏雲年家族直接投資的會社共有8家，包括臺陽礦業（顏雲年）、雲泉商會（顏雲年）、臺洋漁業（顏雲年）、海山輕鐵（顏國年）、瑞芳營林（顏國年）、臺陽拓殖（顏欽賢）、禮和商行（顏國年）、義和商行（顏雲年），其他投資的會社計有13家。

至於陳中和家族，除原有的新興製糖株式會社外，只有兩家直接設立的會社：

陳中和物產（陳中和）、烏樹林製鹽（陳中和）。

1919（大正8）年的砂糖熱潮，使該會社獲利多達158萬圓，於是轉而進行土地投資，以確保甘蔗原料無虞，逐漸由糖商轉變為商業性地主。

霧峰林家的投資事業，與其他家族不同，其家族在清代以軍功著稱，也從事土地開發，成為臺灣中部最大的地主。

由於家族性格使然，著重土地開發，較少投資商業經營。

此一時期直接設立的僅有資本額不大的三五實業、大安產業，創設時間則遲至1923年、1930（昭和5）年，且均以既有基礎轉化的收納佃管理租為主要經營內容。

同時，由於林獻堂強烈的民族意識，其家族的各項投資事業，並未與日本當局勢力發生深厚關係。

板橋林本源家族、基隆顏雲年家族，都在北部地區，而辜顯榮家族，雖出身中部鹿港，卻活躍於臺北政商圈內，三大家族之間，因相互投資而更為密切。

例如林家投資顏家的臺陽礦業、興業信託；辜家投資顏家的臺洋漁業等。

投資金融機構，掌控資金，為事業經營所不可忽略，五大家族在金融機構的投資上，亦各有所表現。

大抵依地域或事業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例如板橋林家投資的是華南銀行、臺灣興業信託。

辜家則投資彰化銀行與大龍峒信用組合。

林獻堂為謀求本土經濟的免於被壟斷，乃由陳炘統籌，於1926（昭和元）年12月在臺中另行成立「臺灣人唯一之信託機關」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後仍無法見容於當局，於1944年被迫與臺灣興業、屏東信託合併，改制為臺灣信託，受日系資本操控。

高雄陳家投資台灣商工銀行（後改制為台灣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商銀、高雄中小企業銀行、大眾銀行、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等，對臺灣金融業及經濟發展之貢獻很大。

（二）爭取臺灣人的教育權：

創立臺中中學校

臺灣五大家族散處臺灣北中南部，各富甲一方，對於各項公共事業的參與、捐款，也都不遺餘力，除了若干具有明顯政治意涵的公共建設之外，很難得湊齊五大家族共同合作。

1915（大正4）年1月之臺灣前總督「樺山伯爵銅像建設費募集」一案，發起人包括鹿港辜家、板橋林家（林熊徵、林景仁、林彭壽、林祖壽）、高雄陳家（陳中和）、霧峰林家（林獻堂）等家族，基隆顏家雖未名列發起人，不過銅像建置地點在「基隆高砂公園內」，基隆顏家必定有所捐款或提供土地，其詳尚待進一步證實。

而約略同一時間的臺中中學校捐資之籌建，更展現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對教育權的爭取。

臺中中學校的設立，緣起於1912（大正元）年林獻堂之母羅太夫人的80大壽。

是年春，林獻堂為慶祝羅太夫人八秩壽誕，最初的構想是提撥萬金作為慈善事業，未得具體方案，彰化甘得中乃建議創立獎學金，資助優秀學生向學。

其後，又以臺灣人缺乏進一步升學的學校，乃改為籌建私立中學一所，以便收納臺灣人子弟。

於是林獻堂加倍捐款，並取得堂兄林紀堂、林烈堂等的熱誠贊助，朝向設置學校的目標邁進。

日治時期，日人對臺人教育實施差別待遇，臺灣人子弟之升學管道極為狹窄，初等教育之入學率固然低於日童，中等以上學校之升學受限尤嚴。

興辦中學之議既決，林獻堂乃於1913（大正2）年開始著手進行，首先連絡辜顯榮、林熊徵、蔡蓮舫等仕紳共襄義舉，得捐款二十餘萬圓，最初準備和西本願寺教派合辦臺人子弟就讀之中學校，並向臺灣總督府呈請准予創立私立中學。

總督府認為既有經費，不如由總督府辦公立中學校，經一番折衝後，轉為將募得資金捐獻臺灣總督府，由總督府創設公立中等學校，以收納臺灣人子弟。

因和官方交涉進展遲緩，1915年2月才獲准設立，至12月，校舍方興建完成。

而原來申請為臺灣人子弟而設的臺中中學，則倣效朝鮮之例，改為高等普通中學校，最後改組為州立臺中第一中學（即戰後省立臺中一中之前身。

當時「一中」為日人就讀，「二中」才是臺人就讀的，唯獨「州立臺中第一中學」例外）。

上述「連絡辜顯榮、林熊徵、蔡蓮舫等仕紳共襄義舉，得捐款二十餘萬圓」，其實不只有中部富紳的捐款，而是涵蓋了全臺的知名人士，臺灣五大家族均參與了此一歷史性的盛事。

1933（日昭和8）年6月，創立委員林烈堂等印製《臺中第一中學校創立及紀念碑建設經過報告書》一書中即有詳實的記述，其指1913（大正2）年9月，本島北中部各廳本島人有志者辜顯榮等16名提議，向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提出「設立本島人中學校之必要」的請願，理由是「初等教育普及之結果，宜更進而受中等教育者，全島各地漸次增多，然無中等教育機關，不得已遠渡重洋，不厭萬里波濤，負笈東都者，日日增加，為本島青年學子之前途計，確有設立之必要。

」11月，民政長官通知臺中廳，針對設立本島人中等學校案「決從所請，務要將校舍設計等詳細具程認可」，相關事項均須依照規定辦理，並接受臺中廳之指揮。

受到臺灣總督府核准設校的鼓舞後，創校成員便積極展開籌劃。

1913（大正2）年12月，召集代表辜顯榮、蔡蓮舫首先與臺中廳展開第一回協定會議，學務部長亦列席，討論設校相關事宜，會中達成六項協議，主要為捐款必須達到22萬2千圓，且須於1914、1915兩個年度徵收清楚。

原定三年竣工，也提前在上述兩年度內完成，並由發起人中選出工事監督委員，負起一切工事責任。

1914（大正3）年2月28日，以辜顯榮、林烈堂名義，向臺灣總督府提出「建築物等一切之寄附願」，將校產完全捐獻。

3月21日，選定鄰接臺中廳農會的民有地（以原先指定之官有校地交換）為校址，並推舉11名建築委員，分擔建校相關事務，包括新竹廳鄭拱辰、臺北廳林熊徴、李景盛、臺南廳陳中和、嘉義廳徐杰夫、南投廳林月汀、臺中廳林烈堂、蔡蓮舫、林獻堂、吳鸞旂、辜顯榮

。

其中八名委員，另有事務性的分擔，辜顯榮、林烈堂2人為「寄附金募集事務擔當」、蔡蓮舫為「現金出納事務擔當」、鄭拱辰、林月汀、辜顯榮、林獻堂、吳鸞旂五人為「工事監督事務擔當」，事務所設於林烈堂住宅。

4月27日召開的委員會中，再追加建築委員1人，即桃園廳的呂鷹揚。

此後至開校後的1917年間，曾數次召開委員會，均屬工事、經費等議決，茲不贅述。

「建設經過報告書」之後附有「寄附金決算報告書」，捐款人共計204人，全部金額計24萬7千3百25圓。

就「寄附金名簿」來看，人數最多的是臺中廳的99名，其次是南投廳的33名，顯然是因為的地緣關係，與霧峰林家多有交情。

個人捐款金額最多者，以辜顯榮的三萬圓拔得頭籌。

由於臺中中學校之創設，源自霧峰林家，因此整個家族之捐款共計有四萬七千八百圓（包括林烈堂、林獻堂、林階堂、林澄堂、林紀堂、林資基、林仲衡、林瑞騰）；板橋林家之捐款共計有3萬7千圓（包括林熊徴、林柏壽、林景仁、林祖壽、林松壽）。

（三）促進臺灣經濟起飛：

臺灣水泥公司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積極推動土地改革，解決了大租權的問題，使小租權成為土地的地主。

以彰化吳汝祥為首的中部地方仕紳，利用總督府收購大租權之補償公債作為創立銀行準備金，於1905（明治38）年10月1日成立彰化銀行。

辜顯榮、林獻堂，都是彰化銀行的大股東。

此一象徵「民族資本的團結崛起」之金融機構，因侷限於臺中、彰化地區，因而未能促成臺灣五大家族的攜手合作。

直至戰後臺灣水泥公司的成立，才開啟五大家族共同投資的契機。

日治時期，消滅大租權之後，臺灣農地仍普遍存在著地主（小租權）、佃農問題。

佃農是農地的實際耕作者，只分配到極少比例的耕種所得，其餘均繳交地主作為佃租。

戰後，臺灣省政府推動土地改革，辦理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措施。

其中，1952（民國41）年1月開始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其目標是釋出地主的土地，移轉予承耕的佃農所有，困難度大大超出前面兩期。

在保護農民，也保護地主的原則下，求得雙贏。

前者是協助佃農承購土地，後者則是補償地主合理地價，將土地資本轉投入工業發展。

為配合土地資本投入工業發展，政府將水泥、紙業、農林及工礦四家公司開放民營，以補償金換取四家公司股票。

耕者有其田政策推行的結果，共徵收放領耕地14萬3千5百68甲，地主16萬6千49戶。

辜振甫因擁有數千甲土地，成為大地主之一，也獲經濟部聘為顧問。

因此，他決定以臺灣水泥公司作為起步，並起示範作用。

辜振甫為消除股東之疑慮，特敦請板橋林家輩分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