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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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路易•沃斯 陶家俊译
城市与当代文明
古代游牧民族在地中海盆地永久地定居下来是西方文明的开端。
大城市的发展标志着文明发展史上鲜明的现代时期的开始。
在城市独特的生活环境中，人类首次与有机的自然分离开来。
当代世界不再是这样一幅图景:
辽阔的土地上散居着无数孤立、弱小的人群。
这只是萨姆纳笔下描述的原始社会。
现代人生活模式的鲜明特征是:
人集中形成巨大的社会，周围围绕着次要的中心。
我们称之为文明的观念和行为从这些中心传播开来。
城市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并不能完全或精确地衡量当代世界“城市化”的程度。
城市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比城市人口的比例显示的还要大。
城市日益成为现代人的栖息地和加工厂，是发动并控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
它将世界上最遥远的社群纳入其运行轨道，将不同地区、民族和活动编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世界。
城市的发展和世界的城市化是现代时期最令人难忘的事实之一。
尽管尚不能精确地计算出世界上约18亿总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例是多少，但是，那些界于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国家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二是城市人口。
因为世界人口呈不均匀分布，同时最近才踏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城市化程度尚低，这个平均数低估了某些国家的城市集中化程度。
在这些国家，工业革命的影响更深刻、长久。
诸如美国和日本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乡村社会向占支配地位的城市社会的转变，几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正是这些变化及其影响使社会学家着手研究乡村生活模式与城市生活模式的区别。
这种执著的追求是理解并尽可能把握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关键问题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为这或许能提供一个理解人和社会结构面临的变化的最有启迪意义的视角。
城市随时间发展，不是瞬间创造的产物。
可以断定，城市对生活模式的影响并不能彻底抹去以前居主导地位的人类交往模式。
因此，我们的社会生活不同程度地带有早期民俗社会的烙印。
那时，农庄、庄园和村庄是典型的定居模式。
城市人口绝大部分来自早期生存模式尚存的农村。
这种情况强化了民俗社会的历史影响。
城市人与乡村人之间并不存在突然、断裂式的变化。
可以把城市和乡村看作人类可选择的定居方式的两极。
如果将城市―工业社会和乡村―民俗社会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理想共同体，我们可立足这个视角来分析当代文明中出现的基本人类交往模式。
城市的社会学定义
城市对文明而言意义重大。
我们试图竭力归纳出城市生活的典型特征。
但是我们对城市生活和城市化进程却所知甚少。
地理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等立足不同学科，给城市不同定义。
立足社会学视角对城市的认识，目的不是取代这些定义，而是强调作为特殊的人类交往形式的城市的独特特征，以利人们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定义试图突出鲜明的城市社群生活模式的要素。
单纯以大小规模来确定城市共同体的特征，明显是武断的。
目前的人口普查将2,500人口及以上的社区定为城市，而其它的社区则为乡村。
这种界定实难站住脚。
即使标准上浮到4,000、8,000、10,000、25,000或100,000，结果也是一样。
因为尽管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或许觉得城市共同体更大，但是只要数据被视为惟一的标准，对城市生活的任何定义都不会完全令人满意。
其次，不难证明，与那些更大、却更孤零零地位于乡村地区的共同体相比，比任意确定的居民数更少的社区如果位于大都市中心的影响范围内，更有理由被划为城市。
最后，应认识到人口普查定义过分地受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
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城市始终是一个行政概念，在描绘城市地区时共同体边界起决定作用。
处于大都市中心边缘的共同体最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那里居住的人任意跨越城市、乡村、州和国家的行政边界线。
只要我们局限于城市的实际范围来理解城市生活，将城市仅仅看作具有确定界线的空间，认为城市的特征仅限于其任意的边界线，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作为一种生活模式的城市生活。
交通和通讯等技术发展事实上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突出了作为我们文明主导因素的城市的作用，极大地将城市生活模式推广到城市以外的地区。
可以说，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优势是下列因素在城市中集中的结果:
工业、商业、金融和行政设施和活动，交通和通讯线，新闻业、电台、剧院、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医院、大学、研究和出版中心、专业组织、以及宗教和福利机构等文化和娱乐设施。
如果城市没有通过这些手段吸引并影响乡村人口，那么城市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差别比实际的还要更大。
城市化不再仅仅意味着是人们被吸引到城市、被纳入城市生活体系这个过程。
它也指与城市的发展相关联的生活方式具有的鲜明特征的不断增强。
最后，它指人群中明显地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的变化。
不管这些人生活在哪里，他们都受城市的影响。
借助通讯和交通，城市机构和人产生的力量形成这种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按人口密度来确定城市生活方式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缺点:
以居民数来确定城市生活标准。
马克•杰斐逊认为，确定城区的标准应是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为10，000人。
威尔柯克斯认为，标准应是每平方英里1，000人。
然而，很清楚，只有将人口密度与重要的社会特征联系起来，才能确定区分城市与乡村的基础。
人口普查以晚上某地区的人口而不是以白天的人口为准。
因此，如果机械地将人口密度理解成城市生活的标志，那么城市中最繁华的地区——市中心——通常人口密度低。
依理类推，城市中以最具特色的经济活动为主的工业和商业区基本上不能算做真正的城区。
在定义城市时应考虑大的共同体和相对稠密的人口等城市共同体特征。
但是，必须将这些标准与城市兴起和存在的总的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分析。
只是因为它们是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他们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关联性。
同样的批评适用于诸如居民的职业、某些物质设施、公共机构和政治组织形式等标准。
问题不在于不同文明中城市是否确实体现了这些鲜明的特征，而是它们怎样有效地将社会生活的特征铸造成特有的城市形式。
没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使我们能忽略不同城市的巨大差异。
恰如一份最近呈给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报告中确立的那样，借助以规模、位置、年龄和功能为基础的城市类型学，我们将切实可行地对城市社区进行编排分类——从岌岌可危的小城镇到欣欣向荣的世界中心，从农业地区孤立的贸易中心到蒸蒸日上的世界港口、有卫星城环绕的商业和工业大都市。
这些区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不同“城市”的社会特征和影响差别很大。
对城市生活行之有效的定义不仅应囊括所有城市（至少是我们文化中的城市）的基本特征，而且应有助于发现这些城市的不同之处。
在社会意义上，工业城市根本不同于商业、采矿、渔业、旅游、大学或金融城市。
单一的工业城市呈现出与多工业城市不同的社会特征，正如下列城市之间的区别:
工业平衡的城市与不平衡的城市、郊区与卫星城市、居住型的郊区与工业型的郊区、大城市地区内的城市与以外的城市、老城市与新城市、南部城市与新英格兰城市、中西部城市与太平洋沿岸城市、发展中的城市与稳定和衰亡的城市。
城市的社会学定义显然应能包容这些被视为共同体的不同类型的城市共有的基本特征，但却明显不能详细到包含上述多种分类隐含的所有变化。
在确定城市生活的本质时，大概某些城市特征比其它特征更重要。
显然，城市社会生活的突出特征随城市的规模、人口密度和功能的不同而变化。
此外，我们可以断定，通过与城市的接触和通讯，城市影响乡村，城市生活在乡村生活中留下烙印。
这有助于澄清如下观点:
当然，能满足我们用以定义城市的条件的地方存在典型的城市生活，但是城市生活并不局限于这些地方，城市影响所及的任何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城市生活。
城市生活（或构成城市独特生活方式的综合特征）和城市化（标志着这些因素的发展和延伸）并不仅仅局限在有形的、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城市地区。
诚然，在这些地区，尤其是大都市，它们的表现最显著。
在给城市下定义时应小心谨慎，避免将城市生活方式等同于任何独特的受地方和历史制约的文化影响，尽管这些可能是显著地影响共同体的独特特征，却不是共同体城市特征的基本的决定因素。
特别重要的是，不要将城市生活方式与工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混为一谈。
现代世界中城市的兴起无疑得益于现代能源驱动机械技术、大规模生产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
但是它们却与早期城市不同。
一方面，那些城市在前工业和前资本主义秩序中存在发展，与今天的大城市不同;另一方面，它们仍旧是城市。
都市生活理论
我们试图寻找一种将与城市社会实体有关的知识系统化的理论。
可这上徒劳无益的。
我们拥有的某些理论对某些特殊问题有着精彩的论述，如将城市的发展看着一种历史潮流、一个一再重复的过程。
我们拥有的各种资料提供了关于城市生活许多独特方面的详细信息，提出了中肯的社会学式见解，其研究以经验为基础。
然而，尽管涌现了大批关于城市的研究成果和教材，但是我们却没有与此相关的提纲挈领的假设——从城市的社会学定义隐含的一套基本条件得出的假设。
我们也不是立足实证研究证实的综合社会学知识来概括出这些假设。
我们发现马克斯•韦伯见解精辟的论文《论城市》和罗伯特•E•帕克有纪念意义的论文《城市:
关于在城市环境中探求人的行为的建议》中的观点非常接近城市生活系统理论。
但是这些精辟的论述远不能形成我们可以借鉴的整齐、连贯的理论构架。
以少数几个鲜明的城市特征为前提，我就能借助综合社会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更好地检验其结果或其它特征。
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得出城市生活理论的基本命题。
大量现存可用的研究材料可支撑某些这类命题。
同时，可将其它的命题看作拥有一定数量的假定证据的假设，尚需更充分、准确的验证。
这样，在系统了解城市的过程中，我们至少了解目前拥有什么，将来研究的关键，以及富有成效的假设是什么。
城市社会学家发现大量不同种类的个体相对持久、紧密的居住区呈现出典型的社会行为和组织形式。
这是他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也同样可以推断，都市生活具有自己最独特的、极端的形式，其衡量标准（是否与现存条件适合）是现存的。
因此，社区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个体种类越多，与都市生活相关的特征就越突出。
然而，应认识到，社会机构和实践的接受和延续的理由可能并不是那些最初使其存在的理由。
同理，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城市生活方式仍有可能延续下去。
这样就有理由遴选出构成城市定义的主要条件。
这个定义应尽量具有包容性，同时应尽量具有丰富的外延，却没有不必要的假定。
我们说，大量人口是构成城市的必要条件。
自然，这意味着与有限的地区或居住区高密度的人口相关的大量人口。
然而，也有充分的理由将大量人口和人口密度理解成单独的因素，因为每一个都可能与其它社会结果有着重要关系。
与此相似，我们可能会质疑，是否有必要在人口因素之外将差异作为衡量都市生活必要、明确的标准，因为我们知道差异的幅度随人口数增加而增加。
可能的辩解是，城市显示了不同类别、不同程度的人口差异，而大量人口这一原则并不能完全说明这一点，正常的分布曲线也不能充分描绘这一点。
城市人口不是自我繁衍，它必须吸收来自其它城市、农村和国家（在美国直到最近都是如此）的移民。
因此城市历史上是不同种族、民族和文化的熔炉，是有利于培育新的生物和文化混合体的温床。
它不仅容忍而且鼓励个体差异，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的凝聚在一起，因为是差异使他们彼此有用，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同类或思维相似。
在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系列涉及下述几点关系的社会学命题:
（a）人口数，（b）居民密度，（c）居民和群体生活的差异。
人口集合体的规模
自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问世以来，人们一致的看法是:
某地人口的增加超过限度将危及居民与城市特征的关系。
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大量的人口意味着个体差异的变化幅度更大。
其次，参与互动的个体人数越多，个体间可能的差异也就越大。
因此，与乡村地区的居民相比，个人特性、职业、文化生活和城市社区成员的理念可能在差距更大的两极间浮动。
依理类推，这些变化形成个体空间上的隔离。
原因是肤色、种族遗传、经济和社会地位、品味和嗜好等方面的不同。
城市集合体成员的来源和背景各不相同，血缘纽带、邻里关系、世代生活受同一民俗传统影响等形成的情感荡然无存，或变得非常淡薄。
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和正式的控制机制代替了民俗社会赖以存在的坚实纽带。
如果居民人数超过数百，个体间彼此认识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马克斯•韦伯意识到这一事实的社会意义。
他解释到，从社会学角度看，居民人数和人口密度的增加意味着个体间缺乏熟悉了解，而这通常在邻里居民间存在。
人数的增加涉及社会关系的特征的改变。
格奥尔格•西梅尔指出：
小城镇的人几乎都彼此认识，每个人之间有着确定的关系。
[如果]城市里不停地与外部接触的人的数量等同于小城镇内部交往的人数，那么城市居民彼此完全隔绝，陷入不可思议的精神状况。
在无法实现人际交往完全个性化的条件下，处于互动状态中的人数的增加使人际关系分化成不同部分。
研究城市精神生活的学生借此解释都市人的“精神分裂”性格。
这并不是说城市居民认识的熟人比乡村居民少，因为也可能存在相反的情况。
事实是，相对于日常生活中见到并与之交往的人数，他们认识的人所占比例很少，他们对这些认识的人缺乏广泛深入的了解。
彼此接触的都市人都是典型的高度分化的角色。
自然，与乡村人相比，为满足生活需要他们得依靠更多的人，但是他们却更少地依靠某些特定的人，他们对他人的依赖局限于所有活动被高度分化的方面。
其基本意思是，次要（而不是主要）接触是城市生活的一大特征。
城市人之间的接触可能是实际的面对面的接触，但是归根到底这些接触是非个人的、表面的、短暂的，因此也是部分的。
因此，可将都市人在交往中表现出的不坦诚、冷漠和腻烦，理解为提高抵制他人的要求和期待这种能力的手段。
都市社会关系的特征是肤浅、淡薄和短暂。
因此我们也容易理解常加给城市居民的性格特征——老于世故、刻板机械。
我们的熟人习惯与我们保持实用关系，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自我目的的手段。
一方面个体摆脱了亲密群体对个人和情感的控制;另一方面他失去了传统有机体社会中人自发的自我表达、自信和参与意识。
这根本上导致社会反常状态或虚无状态。
在试图对技术社会各种形式的反常现象进行解释时，杜克海姆提到这种现象。
城市中人际关系的被分割特征和功利本质在体制上表现为专业化任务的增生——其最发达的形式就是各种职业。
金钱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掠夺关系。
如果不是专业规范和职业礼仪的制约，社会秩序就无法有效运转。
要追求有用性和效率，就要付出代价。
因此，社团策略有利于组织企业，个体只能以群体身份参与其活动。
在城市―工业世界中，企业比个体企业家和合伙人占有更多优势。
这不仅得益于将成千上万的个体资源中心化的可能性或有限的责任和永久继承这类合法权利，而且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企业没有灵魂。
亚当•斯密指出，只有以扩大了的市场为基础才能将个体专门化（尤其在不同的职业中）。
这反过来强化了劳动分工。
城市中心只能部分地支撑这个扩大了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从城市自身容纳的大量劳动力可以发现这一点。
城市生活引起并推动劳动分工。
由此我们意识到城市相对于周围腹地的支配地位。
高度的相互依赖、城市生活不稳定的平衡与劳动分工和职业的专门化密切相关。
每个城市最占优势的功能的专门化趋势增加了相互依赖和不稳定的程度。
在拥有更多个体的共同体内，人们彼此不了解，无法聚集在一个地方，因此有必要通过媒体的间接作用相互交流，通过代表团程序来表达个体利益。
尤其是在城市里，利益通过代表制生效。
个体无足轻重，可是代表的意见受到的尊重基本上与所代表的人数成正比。
尽管对都市生活的描绘（以大量人口为基础）没有穷尽以群体的规模和成员的典型行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学推论，但是简洁地讲所做的判断也许有助于例证进一步得出的观点。
人口密度
正如以人口为基础的分析那样，立足有限空间的人口密度，对城市的社会学分析产生了某些相关结果。
这里只涉及其中的某些问题。
达尔文在谈论植物和动物、杜克海姆在分析人类社会时指出，地理范围稳定不变，人数增加（即人口密度的增加）会产生差异和专门化，因为只有这样该地区才能承受增加的人数。
因此在将人及其活动多样化、提高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方面，人口密度增强了人数的作用。
如西梅尔所说，在主观方面，无数个体紧密的身体接触必然使媒体发生转变，这样我们就能适应都市环境，尤其是适应我们的同伴。
我们能进行亲密的身体接触，可是我们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却很疏远。
在都市世界中视觉认知意义重大。
我们注意到标志职员身份的制服，却忽略了制服下隐藏的个体追求个性的古怪行为。
我们努力发掘并培养自己对艺术世界的敏感。
可是我们在不断进步的同时离自然世界越来越远。
我们感受到光彩与琐碎、财富与贫困、智慧与无知、秩序与混乱之间强烈的对比。
争夺空间的竞争如此激烈，我们竭力让每一块地方都有使用价值，使之能产生最大的经济回报。
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分离。
这是因为工业和商业设施彼此临近，使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无法满足居住要求。
人口密度，土地价值，租金，实用，有益健康，声望，审美关注，以及噪音、烟雾、尘土这类危害的消失，使城市里不同地区成为适合不同阶层的人居住的地方。
地方和工作性质，收入，种族和民族特征，社会地位，习俗，习惯，品味，嗜好和成见等重要因素使我们对人口进行分类并将他们安置到具有不同程度的鲜明特征的居住区。
因此，尽管居住在同一个紧凑的居住区，不同个体却彼此隔离。
他们彼此相互敌视，在需要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越大，隔离程度就越严重。
与此相似，地位和需求相同的人居住在同一地区。
这可能是无意识的结果（或有意识地选择）或外在环境所至。
城市的不同地具有不同的专门功能。
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城市恰似一幅浮华世态的镶嵌画。
不同个性和生活方式重叠交织，形成相对主义视角和对差异的容忍意识。
这被视为理性的先决条件，导致生活的世俗化。
彼此缺乏情感纽带的个体紧密地生活、工作在一起，培养了一种竞争、扩张和自利精神。
规范控制手段被体制化，其目的是祛除人们缺乏责任感的弊病，消除潜在的混乱。
如果不严格按规范办事，就无法维持巨大、高密度的社会的运转。
时钟和交通信号象征着都市世界的社会秩序基础。
高频度的近距离身体接触，加上巨大的社交距离，加重了不同个体相互排斥的程度。
人们如果没有其它机会摆脱这种困境，就会倍感孤独。
在拥挤的生活环境中，许多个体无法避免的经常活动引起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使他们情绪愤怒。
高节奏的生活和复杂的技术加剧了个体的沮丧感，并导致精神紧张。
异质
都市环境中不同类型的人的社会交往瓦解了刻板的等级界线，阶级结构变得更复杂。
与有机社会比，都市社会的等级结构被分化，更充满了差异。
个体生活灵活多变，受到许多其它个体的影响。
构成城市社会结构的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变化不定。
人们对不稳定和不安全现象习以为常。
这也是都市人内心复杂、倍感生活居无定所的原因。
个体不对任何群体抱有归属感。
他们所属的群体没有自发地形成单一的等级结构。
不同的社会生活形成个体不同的利益，个体加入各种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只能满足他个性的某一方面的需要。
这些群体排斥向心结构，因此相对严密的群体分散在更具包容力的群体周围。
在农业社会或原始社会更是如此。
事实上个体认同的群体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相互交叉重叠。
部分因为人口的身体缺乏归属感，部分因为人口的自由流动，通常组成群体的成员变化很快。
居住地、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收入和利益经常变化，很难将群体成员凝聚在一起，维持并促进成员间亲密、长久的关系。
在城市的某些地区尤其如此。
人们不是通过选择同类相吸，而是由于种族、语言、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彼此隔离。
都市人没有家，居无定所使他们缺乏传统和情感，几乎没有真正的邻居。
个体很少有机会完全了解城市或确定自己在整个城市中的定位。
结果他很难判定什么是自己的“根本利益”，被大众舆论左右，无法分清事物的主次。
因此，个体与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组织团体分离，大批居无定所的个体使城市共同体的集体行为变得无可预见，问题重重。
让不同类型的人来完成不同的任务，通过竞争、怪异、新奇、有效和创新等观念来突出个体的独特性。
结果城市人口组成内部充满了差异。
但是它也产生均衡影响。
哪里有大量个性迥异的个体聚集，哪里就存在非个性化过程。
城市的经济基础中部分存在这种均衡趋势。
至少在现代，大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蒸汽机的聚集力。
工厂的出现使为非个人市场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然而，只有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标准化，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劳动分工和大规模生产的潜力。
金钱经济与这种生产体制联起手来。
随着以这种生产制度为背景的城市向前发展，以服务和物的交换为基础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以联结基础为核心的个人关系。
在这些情况下，种类取代了个性。
当许多人都使用设施和机构时，设施和机构满足的是大众、而不是某些独特个体的需要。
公用设施和娱乐、教育、以及文化机构的服务必须适应大众需求。
与此相似，诸如学校、电影、广播和报纸这类文化机构，由于客户众多，必然发挥均衡影响。
只有考察大众借现代宣传技术进行的呼吁，我们才能理解都市生活中出现的政治过程。
如果个体要真正参与城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就必须部分地牺牲个性来满足大众的要求，使自己完全投身于大众运动......
都市生活理论与社会学研究的关系
都市生活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社会学通常将下述几点描述成都市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
次要接触代替主要接触，血缘纽带式微，家庭的社会意义变小，邻居消失，社会团结的传统基础遭到破坏。
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通过客观指数得到证明。
例如，低且呈下降趋势的都市人口繁衍比率表明，城市对传统的家庭生活没有益处，包括抚养孩子和维持家庭这个所有重要活动的场所。
工业、教育和娱乐活动转到家庭以外的专门化机构。
这剥夺了家庭独具特色的历史功能。
城市里，母亲更有可能成为职业妇女，房客更多地是整个家庭的一部分，婚姻常后延，单身、独立的人比例增大。
与农村相比，城市家庭更小，更多情况下不承担哺育后代的义务。
作为社会生活单位的家庭从农村特有的庞大血缘群体中解放出来。
个体成员追求职业、教育、宗教、娱乐和政治生活方面的不同利益。
作为维持健康的手段，减轻与个人和社会不安全感、教育设备、娱乐和文化进步相关的方法，这些功能形成社区、州、甚至全国范围内高度专门化的机构。
城市个体间更大的差异包含着相同的带来更大的个人不安全感的因素。
在瓦解前工业社会严格的等级界线的同时，城市加剧了收入和地位群体的差异化。
总的来说，与农村相比，城市成人人口中从事赚钱职业的人的比例更高。
由贸易、文秘和专业领域的雇员构成的白领阶层在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中心地区的比例比农村地区更高。
总的来说，城市不提倡那种个体在危机时刻仍有可依靠的维生基础的经济生活，也不鼓励他们自谋生路。
城市居民的收入虽然一般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但是大城市的生活开支似乎更高。
养家糊口意味着更大的负担，因此更多的人不愿成家。
更高的房租占收入的比例更高。
尽管都市居民享有社区服务的便利，但是与饮食方面的开支相比，他们在娱乐和个人提高等方面的开支十分可观。
社区服务不能提供的项目，都市人必须购买。
实际上所有人的需要都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
因此，迎合刺激心理，提供逃离繁重的工作、单调乏味和刻板机械的生活之途，成了都市娱乐的主要功能之一。
这极大地提供了创造性的自我表现和自发的群体联系的手段，同时导致城市不容忽视的被动观众病或追求刺激的破记录表演狂热。
个体意义上的都市人实际上被已变得软弱无力，只有与其它兴趣爱好相似的人结成群体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发挥自己的作用。
结果产生的许多自愿组织以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和利益为目标。
一方面，传统的人际联系纽带削弱了;另一方面，都市生活意味着人们相互依赖的程度更高，在许多状态下人际关系更复杂、脆弱、不稳定，而个体对此几乎无能为力。
通常最持久的关系:
经济地位或决定城市个体生活的其它基本因素与个体组成的自愿群体的关系。
在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通常可根据某些已知的因素来预测各种生活关系中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的相互关系。
但是我们只能预测城市共同体总的群体组成和联系模式，这种模式存在许多不可避免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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