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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
[内容摘要] 官僚制度是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治制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思考，运用所学知识，从分析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入手，对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主要表征、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系及其对后代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论证，揭示了我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
以史为鉴，可明得失。
在提高政府创新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此课题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 封建官僚制度 背景 过程 影响
官僚制度作为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它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官吏直接受权于君主，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
在这样的古代国家中，官僚的行政管理控制着全社会。
各种诏书律令的颁布，行政文书的运转使官僚制度得以发挥其功能。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性质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发展，直到我国封建社会末期趋于终结。
在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突出特点的中国皇权政治中，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一定的背景和根源。
一、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生背景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中国，这种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的若干因素。
据史书记载：
在贵族制度下，大夫或士以上才能称为官，庶民或奴隶出身的家臣是不在官的范围之内的。
而官僚一词初见于《国语·鲁语下》：
“今吾子之教官僚。
”其义为官奴。
可见，中国古代的官僚由君主的家臣发展而来。
因此说，这种政治制度是由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化的产物。
1、封建的经济基础是其孕育滋长的“温床”。
官僚政治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形态。
其产生的原因首先应当从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中去找寻。
对封建制有全面决定作用的因素，乃是主要由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
特别是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
它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
同时，广大、分散的私有小生产者无法团结起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客观上必须要有封建官僚阶层进行分派贡税、徭役的武断统治。
这一切的变化都促使非集中的贵族政治形态向集中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的转变，促使“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向“履田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转变。
随着这种转变，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便诞生了。
秦虽只有短短十五年寿命，但它却开了中国封建专制官僚政治的先河。
李斯“废分封，行郡县”的建议彻底地将领主经济和贵族政治的余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专制官僚政治统治的时代。
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其滋生的“助产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它是在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冲击下，地主阶级的政治与血缘宗法势力进行长期的斗争中完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生气、光彩夺目的年代。
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变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以家族土地所有制代替宗族土地所有制，它的政治表现就是以君主集权制代替贵族制，从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到海内一统的秦汉，分封制的废除可以说是加强中央集权所走过的最重要的一步，但是，秦朝虽然废分封而行郡县，但是相权却难以制约，难怪会出现赵高指鹿为马的一幕；而西汉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中央集权一度削弱，而后的削藩和推恩等措施，又使集权加强；到了东汉，宦官和将军专权、地主豪强横行，中央集权又是岌岌可危，再到后来魏晋南北朝，战争和政权变更频繁，中央集权严重削弱。
隋唐建立起来的三省六部制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唐末的藩镇割据却又大大削弱了了集权。
宋通过剥夺统兵大将的兵权、任用文官做之州等措施再次加强了集权。
元代统一以后，建立起了行省制度，经历了从早期的家长制贵族制到家国一体的官僚政治的发展历程。
明朝废丞相，设三司和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
清朝一方面，官僚制度继续沿着宋元以来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也给新的制度以深刻影响。
至此，通过若干朝代的不断继承和改造，中央集权体制不断成熟，达到了时代顶峰，封建官僚制度也随着它的灭亡走到了末日。
在皇权不断加强及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得到承认的同时，它也成为官僚政治的权威来源和观念支柱。
法制法规是官僚体制理性行政的命脉。
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而各种对皇权的制约是相对的，包括宰相的权力也是由皇帝赋予的。
但是，皇帝与宰相在政治体制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并非固定不变。
随着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国家机器的完善，不同时期的君、相权力的实际行使情况各不相同。
官僚机器对皇权的制约越来越大，原本属于皇帝侍从的人员成为了宰相之下制约皇权的官职。
特别是后来的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加以制约，以避免君主过于独裁造成的失误，是统治经验不断丰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是官僚政治发展成熟的必然要求。
3、人才择优选拔原则是其存活的“营养源”。
古代中国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但是，统治者还是需要一定的社会阶层做自己的统治工具。
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后，地主阶级不断要求建立和完善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镇压农民的反抗。
这就需要有一个载体来满足他们的政治需求，这个载体就是官僚集团。
前面说过，最初的官僚集团主要是“臣仆用事”，可是，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中央为控制地方，统治者越来越重视对地方官员的任用和监督，也越来越重用无血缘关系的士人和近臣，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政治体系。
这是古代官僚制国家统治与古代非官僚制国家统治在政治上存在的重大差别。
而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为了自己的生存，积极地对政治加以干预。
而统治者也需要有一批维护自己统治的知识分子，二者之间的相互需要一方面产生了统治者控制知识阶层的企图，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知识阶层靠拢统治者的愿望。
不过，双方缺乏一个有力的制度作为维系的保障。
多元化选官制度的推行，把知识阶层最大限度地吸收到官僚集团之中，从而使在歧路上徘徊的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与专制阶层最大限度地合流，并源源不断地被充到官僚机构中来，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官僚集团。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世卿制的衰败，官僚制逐步兴起，出现了许多新的选官方法，许多没有继承权的“士”通过荐举、学校、游说自荐、招贤、军功等途径取得了任官资格，有的还受到重用，以至在战国时游说纵横之士遍布天下，其中被擢为大臣、声名卓著的有荀况、商鞅、张仪、苏秦、李斯等人。
这些士都是以自己的才能和取得的业绩博取到重用的，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官僚制度。
此外，以功授官也是这一时期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之一。
因为“功”比较容易看到，以此为标准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因此“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功在军事上最好表现，各国多以军功提拔人才为将领。
后演变为军功入仕制度。
当时，在官僚制度中还有世官的遗存，且这种荫子制度也是比较普遍的。
隋朝时，开创了科举制的先河，这种以追求公平竞争为特点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官僚选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队伍可以吸收各阶层的优秀人才，使官僚队伍得到不断流动和更新，防止官僚的世族化、贵族化，同时，也使官僚政治建立在子一个更深更广的土壤之上。
4、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伴其成长的“摇篮”。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阶层，各种政治势力在各种领域用各种形式进行着反复的较量，这种局面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学说纷纷问世，形成了“文吏”和“学士”这样两个主要的社会群体。
文吏群体的发达与国家机器官僚制化，呈现为同一过程；学士群体的发达也不仅与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文化，而且与其时与此后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
就整个中国古代史而言，王朝以学士为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政治特点，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态。
因此，忽略了政治的文化方面，就无法透彻理解传统古代官僚政治的发展与变迁。
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它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它自认为各种合理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在这一点上，周的统治者继承了殷商的做法，利用神权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提出了“敬德保民”这一思想，愚昧了被统治者，强化了自己的统治。
这种天道观念对后世专制官僚政治的形成与强化有很大的影响。
但官僚政治者并不会自己去将这些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统治的法律思想，毕竟它们是贵族政治这种自身所取代的政治形态下的产物，自己去拿过来似乎在面子上过不去。
于是，儒家便充当了这个中介者的身份。
但是，“替天行道”的工作是纷繁复杂的，皇帝一个人又怎么做的了呢？
而这时贵族已经被众多的官僚所取代，众多的官僚显然是皇帝得力的助手。
但是，这里有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天道观念只是解决了皇帝统治的合法性，而并没有证明众多的官僚们也具有管理人民的权力，也就是说这种专制官僚政治的统治秩序还并没有取得像天子或帝王那样先天的存在依据。
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的出现使之得到了圆满解决。
他说：
皇帝选拔一些官员帮助他管理国家，就如同“天之分岁之变”一般正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一通所谓的正统理论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将皇权和专制官僚政治的统治合理化和天意化，让被统治者觉得这是上天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安于现状，才能有安定幸福的生活。
后来，其思想被儒家所继承并完善。
事实已经证明：
那些旨在维护专制官僚政治制度的儒学正是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得以长期存活的“摇篮”。
二、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过程
1、萌芽阶段
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早熟性。
三代政治社会中已经初步具备官僚制度的早期发展模式，尽管它们与后代官僚制度差异明显，但商周政治体制的若干制度因素，其实已经开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先声。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专制官僚政治开始形成的时期，当然这个形成的过程在各个诸侯国的进程是不一致的。
特别是战国时期，各个封建国家为了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扫除旧贵族残余势力的羁绊，进行激烈的兼并战争，都加强了国家机器，初步形成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官僚政府。
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使早期官僚制度渐渐脱离了贵族政治的纠缠。
在贵族政治下，行政机构混溶于血缘家族，政治活动与非政治活动交杂在一起，官吏职能交叉，分工不明。
官僚制所要求的是“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群臣守职，百官有长”，反对“兼官”和“越职”。
因此，在官僚制度下，行政、监察、财政、军事、考绩管理等部门日益专门化。
用家臣管理国事，是官僚制度的开始。
这种制度始于春秋初年，从齐、晋、秦等国首先建立并发展起来，到战国时期便成为各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
官僚制度是贵族制度的对立物，它和贵族世袭制度的不同点主要在于：
官僚是由君主随时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甚至处死；官僚领取傣禄而无封地；君主授予官僚的权力，用印、符、节等作为信物，授予这类信物就有权，一旦收回就失去了权力。
从春秋开始，建立在宗法分封制基础上的周王朝开始崩溃，各诸侯国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政权。
到战国初年，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在更加剧烈地进行，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以皇帝为核心，以三公九卿为主体的新型封建官制，这种新型官制在中国官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就整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而言，都有是秦朝官僚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由于官僚制度的趋向是皇帝任用亲信随从以取代和驾空庞大的官僚机构。
皇帝相信的是身边的仆从，而不是正常的决策行政系统。
针对相位即外朝亦即正常的行政办事机构，常采取两种方法以制约其行政职能：
一是架空，二是分权。
因此，秦汉时代建立的丞相，魏晋时代就被尚书取代；魏晋后期更是出现了中书省，取代了尚书；东晋时代出项了门下省，取代了中书省；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同样是内朝挑战外朝的例子。
2、形成阶段
秦汉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这一时期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秦帝国的建立是专制官僚政治最终形成的标志。
秦始皇在掌握了统一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君主专制制度神圣化、绝对化。
定名号、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等都是具体的表现。
到了汉代，官僚机构大体沿袭秦制，不过更加充实，并有新的体制上的变化。
汉从初期的崇“黄老之学”到后来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能不说是专制官僚政治不断学习和完善的过程。
3、发展阶段
东汉至魏晋，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新阶段。
豪强大族利用由经济实力而形成的文化优势，利用官僚政治发展的不完备、不成熟，利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某些环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入主中原，民族融合，战争频繁；南方政权更迭频繁，门阀势力当道。
这个时期中央集权是衰落的，但是在衰落之中却酝酿着进一步的集权。
这种集权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者阶层，总是要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官；皇帝总是要和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贵族集团或豪强大族联姻，以加强皇权和他们的联系。
4、成熟阶段
隋唐及宋元时期是官僚制度的成熟及强化时期。
在隋唐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一是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化和制度化。
皇帝虽然是决策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但其决策都是建立在集体讨论、决议的基础之上的。
变化之二是在行政权力扩大的同时，国家对行政的监察也逐步加强。
变化之三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唐宋虽然属于过渡，但为后代官僚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规划了基本的构架和运行模式。
而其核心内容则为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而不断加以调整，这种不断地调整成为唐宋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例如唐朝时的“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此时的“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
科举制度还深刻改变了古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
科举制度确立后，知识阶层作为统治者的成员之一，丧失了自主权，更丧失了与专制君主平等对话的资格。
就以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变化为例，宋代以前，三公坐而论道，大臣在皇帝面前可以坐着议政；到了宋代，三公群卿只能在皇帝面前站着议政；明清时期，大臣不但不许坐着，站着也不行，只得跪着奏事。
这样，从中央集权到君主集权，封建官僚政治日益成熟。
宋朝官僚政治制度从体制上看，最重要的变革是军政和行政的分离，财政使司的设立以及宰相被定位为行政首脑，而包括枢密使、副使在内的宰执则构成中央决策群体。
5、终结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时期。
一方面，官僚制度继续沿着宋元以来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满族以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也给新的制度以深刻影响，注入了新的活力。
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一就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
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大国，大一统又是历代统治者的首要政治理想和目标，那么就需要一个庞大有效的行政系统，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财税到军事，层层叠叠的机构设置，大大小小的官员，各种利益交织其中，各种力量盘根错节，形成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
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其内在的生命周期和惰性。
当一个政治系统中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沉淀其中，形成巨大的寄生于系统上的食利集团时，这个系统就会变得效率低下，逐渐偏离原来的目标和功能。
当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已经不能完成自我纠偏时，大的动荡就不可避免了——反抗、暴动等各种形式的革命就会爆发，外部力量会摧毁这个系统，并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系统来行使必须的管理功能。
中国古代许多朝代的政治新政、变法与改革，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系统内部自发的自上而下的修复行为，是为了避免系统被颠覆所做的努力。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生、形成及演变主要受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三个条件的制约，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其变化的决定因素，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则是其变化的直接因素。
三、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主要表征
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结构性缺陷在于：
家天下的皇帝制度下，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是一元集权的结构。
皇帝在这个结构的最上端，神圣不可侵犯。
对于其下行政官员的官僚机构也是在皇帝的领导下，因而无法形成建立在权力分立基础上的多元权力结构。
1、以皇权为核心，由专职官吏组成。
在整个封建社会，官僚制度终究是建立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王权基础上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皇权的权威和统治阶级的利益。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机构、职官的设置，官吏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要围绕巩固皇权这个核心。
皇帝之下的官僚和各种机关，都不过是为皇权服务的工具。
在初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人身依附和雇佣关系的基础上的。
君主运用礼法、刑德、赏罚、爵禄和诛杀来控制群臣，群臣在名分上虽然还是按等级划分，还是拥有不同特权的大小贵族，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以贵族身份来行使权力，而是以君主臣仆的资格来进行治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管理集团，演变成为国家行政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官僚集团内部，按等级严格划分官职。
古代官僚制度不仅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它还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
官僚制度下的各级官僚本身虽然不是一个阶级，但他们附属于国家机器，是一定社会形态下国家机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本身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
官僚制的设官分职，运行方向等无不体现着一定阶级的利益。
在官僚等级制度下，官吏除了不能世袭之外，还可能随时受到升迁或罢免。
例如：
在隋唐时期的官僚机构中，官品最高的是所谓的“三师”与“三公”。
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
三师与三公都是名位高而无实权的虚职，不置僚属。
宰相是从贵族制度时期君主的家臣发展而为君主专制时期的最高执政官的，在官僚机构中地位最为重要。
3、封建官僚按官阶高低享有特权，特权成为官僚制度的核心。
古代官僚制中的官僚权力的拥有，是社会等级的标志。
政权力的等级隶属往往体现着人身关系的依附。
经济地位、文化地位、封号爵位的世袭性占有，也有力地促进着官僚对政治权力世袭化的渴望。
官僚的世袭化、贵族化倾向广泛存在于古代官僚制国家中。
但是，封建时代的古代官僚制国家中皇权是唯一的正统权威，官僚政治权力直接来源于皇权，官职一般是非世袭的，权力也往往只是及身而止。
四、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综观中国古代历史长河，封建官僚制度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与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古代官僚制政治体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强盛时期，它都发挥了应有的功能。
对维护地主阶级封建统治，促进封建社会向前发展都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主要起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深远。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其消极作用也越来越大，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造成了生产力的停滞，这是中国长期滞留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因。
同时，由于官僚政治具有明显的特权性和严密的等级性，造成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现象，多次导致爆发农民战争。
再者，长期实行官僚制度，“官本位”意识使一些人产生了权力的异位，正是在这种落后的封建意识支配下，一些人为谋官、保官、升官，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弄虚作假，甚至不顾人格，丧尽廉耻。
这些消极影响至今还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
以史为鉴，可明得失。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左传》
②《韩非子》
③吴宗国：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④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⑤韦庆远：
《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2版。
⑥朱瑞熙、张其凡：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⑦孔令纪、曲万法等：
《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3月第三版。
⑧《浙江学刊》：
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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