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协商民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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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协商民主
国外的协商民主
从词源学意义上考察，民主（Democracy）一词源自古希腊词，由demos和kratos两个短语组成，demos指人民，kratos意指权力和统治，因此民主的原意是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的权力。
随后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民主”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出现了诸如自由民主、代议民主、理性主义民主、经验主义民主、选举式民主、参与式民主、竞争式民主、合作式民主等有关民主理论的解释或派别。
关于民主内涵的概念性把握难有定论，正如乔·萨托利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1]，然而“民主获得若干意义我们尚可容忍，但它若是可以无所不指，那就太过分了”[1]。
因此，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民主必然存在客观内容和具体所指。
从应然和实然的双向维度来考察，民主在根本上是作为一种协调和解决社会利益矛盾的相对文明的政治机制而存在的。
第一节国外的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又称为审议民主、商议民主、审议式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是指具有多元文化特征和利益相关性的公民，自由、平等、公开地运用理性，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不受限制地交流各种观点；通过辩论寻找能信服于人的方法，促进参与者偏好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或共识。
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竞争性选举、票决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票决民主的缺陷。
20世纪末，随着人们对自由民主（LiberalDemocracy）和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Democracy）等民主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以及世界各地普选、竞选等竞争性民主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的日益增多，单纯强调选举的竞争性及普遍性的民主价值取向日渐为诸多现代政治学家所质疑。
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把研究的焦点逐渐转向了对“协商性民主”的理论探究，期望在现代社会中建立起以公共协商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民主政治形式。
约瑟夫·毕塞特（JosephBessettle）较早从学术视角提出了这一概念，之后罗尔斯、哈贝马斯等许多西方学者对协商性民主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研究。
詹姆斯·D.费伦指出：
“公共讨论而不是遵循更机械的投票程序可能会鼓励具有公共精神的理由和建议，它们将有助于促进所有人的利益。
”[2]罗尔斯认为：
“多数裁决原则的程序不管怎样被规定和限制，它作为一种程序手段显然只具有一个从属的地位。
”[3]“在立法阶段中，我们必须依赖立法阶段的实际讨论过程而在允许的范围内选择一个政策。
”[4]哈贝马斯在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西方传统民主模式进行批判反思的同时，提出了不同于自由派和共和派的第三种民主模式——建立在“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理论”基础之上的“商议性政治”，其指出“商议性政治的程序构成了民主过程的核心”[5]，主张通过建制化的方式和程序促使民主的意见、意志、法律及公共决策的形成和实现。
詹姆斯·博曼认为：
“协商是民主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以自由平等的公民实现理性一致为基础。
”[6]德雷泽克（Dryzek）认为：
“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是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基于批评理论。
”[7]
国外的协商民主是以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为基础的现代民主体制，它注重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协商，涉及不同党派、利益集团、阶级和阶层，强调通过不同形式参与到协商民主过程。
虽然人们对“协商性民主”尚无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但从整体上考察，协商性民主主要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特定的政治主体通过对话、讨论、商谈、妥协、交易、沟通和审议等协商性的方式及机制参与政治的一种民主模式，其基本理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参与协商的主体是平等的、理性的、自由的、知情的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或组织，协商主体的态度、行为一般不受先在权威的操纵、限制和影响，参与协商的主体主要是基于理性的审视作出公共判断。
（2）参与方式的协商性。
协商性民主政治中的参与主体主要是通过互动式的对话、讨论、商谈、辩论、谈判、沟通和审议等协商性方式参与政治生活，通过相互妥协达成理性共识。
（3）协商过程的公开性。
协商性民主强调知情参与（InformedParticipation），协商主体必须拥有充分、多元的资讯和信息，于公开的场合检验不同意见和理由，在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公开透明的协商过程参与政治协商。
（4）协商程序的建制化。
协商主体之间进行的并非漫无目的、不限时限、不计成本的协商，参与各方要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程序进行公开商议。
（5）协商结果的共识性。
参与各方应认同和遵循通过协商形式形成的决定或意见，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还必须就所形成的政策和决定对社会有所交代，以提高民众对协商结果的认可程度，从而提升公共政策的政治合法性。
作为现代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在满足公民参与需求、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为完善和发展现代民主政治指出了重要方向。
第一，从代议民主到协商民主，既是民主本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是现代民主政治逐步走向完善的必然趋势。
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民主总是在理想与现实、价值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冲突中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的。
古典民主是人类赖以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原始版本，但直接民主导致的多数对少数权利的侵害，参与无序导致的混乱、冲突和动荡，以及更大规模人口和广阔疆域导致的直接民主的非现实性，使现代民主选择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人民行使主权的主要方式是选举自己的代理人，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政治较为稳定的治理形式。
但是，在人民投票选举自己的代理人之后，民主理论不再集中关注“人民”的参与，不再关注普通人的参与活动。
民主实践更多的是关注促进个人自由，而不是保障公平正义，关注增进利益而不是发现善，进而颠倒了个人自由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
[8]协商民主在批判既有民主模式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公民有能力参与政治过程。
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可以直接、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活动。
只有在大众普遍参与的氛围中，才有可能实践民主所欲实现的基本价值，如负责、理性、自由发展、人类平等等。
只有以扩大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为核心，以协商共识为特征，以促进公共利益为最终目的，才能真正落实民主精神。
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是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
第二，协商民主能够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渠道，有效地促进公民政治参与，从而使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协商渠道得到反映和解决。
稳定的公共生活和繁荣的民主政治是以社会中多数人的积极参与为前提的。
公民参与既是我们公共生活的晴雨表，又是我们改善它时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政治参与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
随着世界范围内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政治参与的领域已经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具体生活领域。
人们更加关注自身权益、关心公共事务。
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政治环境，更加关心政治、投身改革、参政议政。
在西方，近年来一些国家出现了公民政治参与诉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的趋势，移民、少数族群、失业青年等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导致发生一系列新社会运动。
在公民政治参与诉求日趋强烈的背景下，如果缺乏有效的、规范的利益表达渠道，缺乏构建共识的机制，那么，这种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就会因为缺乏社会安全阀而对既有体制形成巨大的冲击。
而协商民主能够建构起理性解决政治参与诉求、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诉求，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使个别的、分散的意见与愿望通过协商渠道得到反映和解决，有利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规范、有效地促进公民政治参与。
第三，协商民主能够有效推动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利益沟通和共识达成，能有效地提高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增强决策制定的前瞻性和战略性，使现代民主更加具有广泛性和兼容性。
决策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核心环节，科学民主决策，能够有效克服经验决策所带来的不足和负面影响。
政治决策只有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即在获得合法性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地加以实施。
[9]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以及现代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各国普遍面临着利益结构调整、权力滥用与腐败、环境恶化和生态保护、贫富分化严重与权利保障等各种严峻的挑战。
许多重大决策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利益调整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公共决策利益相关方更加多元，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也更加全面。
这些都对完善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推进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提出了迫切要求。
通过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经过充分的讨论、论证和协商，协商民主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能够使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最大化，从而形成普遍的共识；能够使决策程序更规范、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决策结果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止或消除决策的随意性、短期性、盲目性；协商民主能够通过协商过程使政策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保证政策实施过程更为顺利。
第四，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冲突、推动社会建设，充分体现了其作为现代民主发展方向的实践价值。
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国家、地区、领域和社会群体之间因为自然禀赋的不同、知识能力的差异、环境机会的区别而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并由此产生了多样性的利益诉求，甚至利益冲突，例如“占领华尔街”背后99%与1%的对立；不同民族之间，因文化、宗教、习俗和传统的差异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分歧，并进而导致了种族歧视、宗教歧视等文化价值冲突，例如法国因为种族歧视而产生的大规模骚乱，加拿大魁北克的分离运动，以及穆斯林大规模反美活动等；因为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社会价值选择的多样性，人们的社会认同也逐渐呈现碎片化的趋势。
协商民主的核心就是以承认利益多元化为前提，主张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更多地包容不同利益需要、更好地开展协商对话、更主动地寻求共识，能够在建设社会公共协商机制、平衡整合各阶层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
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
”[10]
第五，协商民主包容差异与多元，能够积极有效地推进全球治理的发展。
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的发展，使民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成为区域或全球性的政治体制。
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历史、传统、种族、宗教的差异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既是稳定的，也是随历史而变化的，并且日益产生着新的文化差异。
这些差异造成了普遍的冲突和分歧，从而使既有的民主体制无法应对其面临的挑战。
协商民主承认多样性并鼓励政治生活参与者利用理性，鼓励包容、参与、倾听、尊重、理解，为分歧和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共同合作的方法。
当今世界，依然存在分裂国家之间的和解、转型国家的发展、经济贸易纠纷、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等问题，各方可以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在遵从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就各自利益进行公开的沟通、交流，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广泛共识，从而化解暴力、冲突与战争。
在解决环境、安全、恐怖主义等问题上，协商民主不失为恰当的选择和安排。
第六，协商民主超越了对“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自然中心主义”的片面认知，形成了一种既尊重人类，也尊重自然，通过促进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尊重的生态治理模式，从而推动着生态文明建设。
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支配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给人类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灾难，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森林减少、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和荒漠化、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衰退等。
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人类必须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在这个意义上，对生态文明、绿色政治的探索，也就包括了对越来越偏离以人类为中心的政治形式的探寻。
“不仅在人类之间存在民主，而且在人类与自然界的交往过程中也存在民主，尽管并不是在自然世界，或者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任何简单模式中存在民主。
”[11]“建立生态社会的战略必须依靠合作型生态地区的方式，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以一种重新唤起的与社群利益休戚相关的意识替代对竞争优势的不懈追求。
与此相关，也应调动参与型民主制的政治艺术，因为这种民主制既力求平均分割权力、化解彼此冲突，又努力维护公民社群内的多样性。
”[12]生态文明预示着人类的政治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替代性选择，这种治理形式，就是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政治。
只有经由广泛参与的协商民主政治之路，通过生态治理，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飞跃。
建设完善的民主制度是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国家的共同选择。
与其他民主形式相比，协商民主为人类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第二节国外的协商民主制度与实践
国外的协商民主制度主要包括议会、政党、政府、司法及社会等层面的协商组织设置及其运作机制。
在具体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方面，在议会层面有美国国会协商委员会、韩国国会交涉团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德国和加拿大的议会听证会等；在政党层面，有英国工党内部的“全国政策论坛”、德国社民党的“纲领委员会”、巴西劳工党的“两阶段代表会议制”等；在政府层面，有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新加坡的“民情联系组”、德国联邦政府听证会、日本的审议会与行政对话制度、沙特阿拉伯协商会议等；在司法层面，有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等；在社会层面，有英国的工资集体协商、美国的城镇大会、丹麦的公民会议等。
一议会层面的协商民主形式
1.美国国会协商委员会
国会是美国的国家立法机构，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
国会的议案在众议院或参议院提出后将被编号，然后分配到负责相关事务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再将议案分到相应的小组委员会进行审议。
小组委员会对议案进行讨论和修改后，再将议案提交给该院的全体会议进行审议表决。
该院全体会议通过该议案表决后，要将议案提交给另一院的有关委员会审议。
如果另一院对议案进行了修改，并且该院的全体会议通过了议案的修正案，另一院就要将议案的修正案再送回提出议案的议院进行审议和表决。
如果提出议案的议院拒绝另一院的议案修正案，两院都可以提议成立一个联合协商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协商（见图1）。
两院正式同意协商某一项具有分歧的议案后，国会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从本院有关的常设委员会中指定“各自院的协商代表团（众议院一般为12人，参议院一般为10人），共同组成协商委员会”[13]，协商委员会是一个既有参议员又有众议员作为成员的特殊立法委员会。
两院派出的议员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各自的代表，但是两院中的多数党所占比例相对要大一些。
协商委员会成立后，双方通过协商在合适的时间召开协商会议，协商会议必须在公开的原则下举行，开会地点、议题等必须提前通知与会成员。
在协商会议上，两院以文字或口头的方式向对方陈述本院对议案的主张及理由，并且“协商委员会有权就法案两院文本中的所有分歧进行协商，拟出修正案，对文本中两院一致的地方，协商委员会无权修改”[14]。
协商委员会的表决以院为单位，两院各自派出的代表团分别只有一票表决权，代表团内部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议案的修正案表示赞成或者反对，如果两院的代表团都赞成议案的修正案，那么双方成员都在修正案的协商报告上签名。
国会的两院全体会议只能对修正案的协商报告表示接受或者否定，但是不能够再进行修改。
在国会两院全体会议表决协商报告时，首先提出成立协商委员会的议院要在另一院表决之后才能进行表决。
如果提出议案的议院通过了包括另一院对该议案的所有修改意见的协商报告，即提出议案的议院撤销了自己原来的议案并且同意另一院的修改，提出议案的议院也要将该院已经撤销原来议案的信息告知另一院。
如果两院协商委员会达成的协商报告，既包括提出议案的议院的意见，又包括另一院的修改意见，那么首先提出议案的议院作出审议决定后也要立即通知另一院审议。
国会两院的协商结果就形成两份格式和内容相同的协商报告，报告可以包括一个或者几个对该议案的修正案，该报告将作为两院的协商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推荐报告。
如果两院都接受协商报告，那么国会的两院就将协商报告送交总统签署批准，议案的修正案就成为国家的正式文本。
如果一院拒绝接受协商报告或者增加修正案，“两院再由协商委员会反复协商，直到两院大会表决通过”[15]。
如果在协商过程中，国会两院的协商委员会成员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未能达成协议，双方的协商委员会委员就要向各自的议院报告实情；或者两院重新任命成员组成一个新的协商委员会，对该议案再次进行协商。
图1美国国会协商委员会运作程序
2.韩国国会交涉团体
韩国的政治协商机制中最活跃的是国会交涉团体（ParliamentaryNegotiationBody）。
交涉团体是在议会中设置的政党和无党派的政派团体，不仅以法律为基础，而且与政党政治有密切联系。
交涉团体在议会制度中存在的目的是弥补议会运作的缺陷，听取所属议员的意见以便调解政党间的利益矛盾，提高决策效率。
是否建立政党交涉团体，对所属议员提出法案的议决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建立，其将在国会的本会议和常任委员会的构成与运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府将为组成的交涉团体提供国库补贴金，同一政党所属议员组成的交涉团体补助50%，拥有5个议席的政党补助5%，没有议席或5个议席以下的政党补助2%。
国会交涉团体能够参与主要国会运作方案的讨论。
例如，《国会法》第5条第1项规定：
“在翌年国会运作基本日程决定的时候，国会议长和各个交涉团体代表议员应该协议。
”交涉团体能担任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和常任委员会干事。
交涉团体的权限对议会政治内的政党地位和代表性有重要影响。
交涉团体拥有国会运作权和议会政治中的议题设定权。
交涉团体能够调整国会议题日程，参与国会内的协商。
通过交涉团体代表之间的协商来确定交涉团体的常任委员会委员长人选。
参与议会主管的委员会拥有据参与讨论的议员的人数对发言时间的决定权，委员会委员指名权，以及安排国会内办公室、行政和财政资助等事宜的权力。
3.德国联邦议会的听证会
德国联邦议会“从委员会内部来讲，只要有1/4以上的成员提出动议，委员会必须就正在审议的法案举行听证会”[16]。
决定举行听证会之后，联邦议会的网页至少在会前一周向社会公布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会议事项。
在议会党团推荐的基础上，委员会内各党团工作小组以协商的方式确定听证陈述人。
如果委员会没有限制听证陈述人的名额，必须邀请提议举行听证会的少数委员会成员推荐的听证陈述人；如果委员会限制听证陈述人的名额，各个议会党团就按照其成员在委员会的比例推荐相应数量的听证陈述人。
议会党团通常是选择在法案方面支持自己或反对其他党团的专家来参加听证会。
委员会通常不邀请联邦政府成员或联邦机构的雇员作为听证陈述人，除非委员会多数成员同意。
在举行听证会之前，委员会向听证陈述人提供详细的听证问题清单，并且要求他们对相关问题提交书面报告。
德国联邦议会的专门委员会主席或者委员指定的某位委员主持听证会。
听证会“按陈述人发表意见和讨论时间的顺序进行，先由2至3名听证陈述人发表意见，再由委员会成员向听证陈述人提问，进行一般性的讨论，然后再开始发表新的意见和讨论，直到所有的听证陈述人陈述完毕”[17]。
由于在发言之前，听证陈述人已经提交完整的书面报告，所以听证陈述人在听证会上通常只是简单地介绍主要的观点。
联邦议会通常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会议室举行听证会，并且要完整记录所有的发言和讨论；在联邦议院的网页上会公布听证会的完整记录和听证陈述人的书面答复。
听证会结束之后，专门委员会将讨论听证会上陈述人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议会全体大会将投票表决是否采纳听证会上陈述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4.加拿大议会的听证会
加拿大议会立法程序分为“一读”、“二读”与“三读”三个阶段。
议员提出立法动议，如果众议院同意，就可以成为议案，是为“一读”；议员对议案进行讨论和表决，然后呈给委员会审议，是为“二读”；最后议员对议案最终表决，是为“三读”。
加拿大议会立法的“公众咨询程序一般经历这样几个步骤：
咨询目标的确立、咨询计划的拟定、咨询通知的发布、公众评议的征集、咨询报告的形成以及咨询意见的反馈等”[18]。
在制定立法公众咨询目标时，必须明确草案要解决的问题，解释该问题及其原因，确定适用范围与注明法定来源。
在制订可实行的咨询计划时，必须保证咨询的准备时间不超出底线，确保咨询计划的质量；根据咨询事项的具体情况、参与咨询的人员、立法的规模与范围选择一种最合适的咨询方式；基于目标与利益一致性的原则挑选参与人，并且拟定相关策划，编制财政预算，保障财政的正常运作。
对外发布咨询的通知时，必须说明主要问题、解决的办法和必要的合理分析；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宣布公众评议的期限，让公众有充足的时间准备。
咨询结束后，负责人必须编写报告，说明咨询的原因与问题、解决的方案、公众的采纳情况、政府需要采取的措施与解决办法，并在最后附上所有参与人名单。
最后相关部门反馈公众的咨询信息，与公众互动交流，并且对外发布完成的咨询报告，供公众查阅。
完成基本的咨询程序后，立法部门要对此次咨询进行总结与评估，审视此次程序执行的效果与满意度。
加拿大议会的立法听证会的人员主要来自各党派推荐、议会委员会邀请和主动报名。
议会委员会充分考虑证人的结构问题，强调人员的广泛性，但是不刻意强调人员观点的差异。
所以公众申请报名的时候，工作人员只是登记他们的姓名与联系方式而不会了解他们的观点与利益倾向。
通常是法案在“二读”后，专业委员会要专门召开立法听证会，听取公众的意见。
听证会可以在驻地召开，也可到各地巡回召开，还可以采取视频会议的形式，委员会也可以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听取听证会证人意见。
“每一名证人拥有15至20分钟的发言时间，在此期间，证人可以充分地发表意见，并陈述自己的观点，听证人及其他证人不得干扰。
”[19]如果证人离题，主持人有权取消其发言资格。
证人发言完毕，听证人可以向证人提问，并且工作人员必须客观全面地记录证人的发言概要，整理分析后要交给听证人核实无误。
尽管工作人员会客观记录证人的发言，并且将发言记录提交给议会委员会，但并不是证人的所有意见都能被采纳。
加拿大议会的立法听证会听取和收集公众的有价值的意见以便委员会修改法案。
由于听证结果的处理问题会影响听证效果和公众的参与度，所以议会对每次听证会的结果都向外通过媒体发布，并作出合理的解释。
5.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
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简称“人协”）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协商会议负责制定、修改和颁布国家宪法和大政方针，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监督总统执行国家大政方针情况，并且在总统违背宪法时可以对其进行弹劾或罢免。
“人协共有议员700名，其中包括国会成员500名，地方代表135名和社会名流65名，任期5年。
”[20]其中国会的462名议员由选举产生，国会的其他38名议员由武装部队司令推荐，由总统任命的军警代表组成；省级权力机构选举人民协商会议的地方代表，社会各界推荐各阶层代表。
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内存在民主斗争党派系、专业集团党派系、建设团结党派系、民族觉醒党派系、新月星党派系、信徒主权党派系、关爱民族民主党派系等政党或政党联盟派系，以及军警、各阶层代表及地方代表派系。
人民协商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必要时可以召开特别会议。
印尼人民协商会议的职责范围比较广泛，涉及的事务是国家高层的事务，所以人民协商会议的协商结果能够对印尼的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人民协商会议的议员成分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国会议员、地方代表、各阶层代表、各党派代表都能够参与国家重要事务的协商，人民协商会议为各方代表提供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团结的制度平台，有利于吸纳参与人员的意见和智慧，避免国家重大决策失误。
人民协商会议的议员大部分由选举产生，会议定期召开的制度设计，表明了印尼人民协商会议较高的制度化和程序化发展程度。
二政党层面的协商民主制度
1.美国政党内部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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