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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史料历史精品资料

音乐史料历史

一、亚洲音乐的史料及其性质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

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

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

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

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

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

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

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

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

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

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

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

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

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

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

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

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

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

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

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

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

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

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

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

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

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

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

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

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

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

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

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

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br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

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

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

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

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

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

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

《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

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

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

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

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

《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

《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ｙ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

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

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

《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

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

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

《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

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

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

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

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

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

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

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

）。

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

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

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

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

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

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

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

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

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

关于越南的史料有：

《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宪章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

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

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

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

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

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

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

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

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

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

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

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

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

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

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

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