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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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个政府凝聚民心。
树立权威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也空前提高。
但是，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攻坚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加强行政管理，清楚认识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信用行为、巩固升华行政文化，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意义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
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完善的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不讲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和信任。
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
由此可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
其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
政府公信力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
信用政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政府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第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
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分析
—些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表现在行为信用、政策信用、绩效信用三大层面。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没有摆正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位置
—些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由于法制及民主观念淡薄，仍受权力本位、官大于民的传统观念的支配，认为政府的权力是可以不受约束和任意行使的。
极少数^甚至认为，政府是为着公共利益行使权力。
因而可以享有不守信用的特权，以至于滥用公共权力I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多头执法、执法扰民以及执法监督不严等问题致使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威性。
特别是个别政府l机关及公务人员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公共权力进行钱、色交易。
极大的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在普通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令出多头以及腐败的存在，是造成政府行为信用上降的直接原因。
2没有正确把握公共政策的各项原则
一些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制定出违背民众利益和意愿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与民众相背离，盲目制定出某些脱离实际的公共政策，并造成严重失误之后，拒不兑现其承诺的责任。
如一些地方政府基于所谓的“逼民致富”，盲目出台政策，强制农民种植某种经济植物，对违反行政命令的农民进行粗暴的处罚，同时又不切实际、不计后果地大开空头支票，一旦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无力支付农民的损失，不得已就以“打白条”的方式，推御责任。
由于领导班子的变换，—些地方政府规制无度，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缺乏必要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形成“—个班子—套思路，一届政府—个政策”的局面。
公共政策变更的随意性很大，导致公众无法对政府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
甚至基于地方及自身利益，—些地方政府随意制定同上级政府的政策相抵触的土政策，导致公众因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相互矛盾而逐步失去对公共政策的信任。
3没有准确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和科学发展的关系
片面追求发展，而忽视科学、持续、协调发展，—些地方政府致力于所谓的“政绩”和“发展地方经济”。
追求的价值取向背离公众利益，以及这种绩效本身的真实性受到公众怀疑所导致的政府公信力下降。
如—些地方以简单的经济增长数字作为官员业绩考核的主要参数，导致—些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短期绩效，行为取向惟经济指标是从，为了在经济绩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些官员在行政过程中重索取轻服务，甚至置百姓生活实际于不顾，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使公众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不断加剧。
更有甚者，少数地方政府官员为达到个人升迁的目的，大搞所谓的形象工程，熟衷于做表面文章，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这些都严重破坏了地方政府的信用形象。
三、加强行政管理提高政府公信力
1行政“文明”——加强行政法制化建设
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
各级政府及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纲要，继续加强行政立法，努力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政府法律责任机制。
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审批事项，继续推进审批方式改革，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
要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
要强化行政监察，及时处理和纠正行政不作为、滥用职权、执法不公、以权谋私等行为。
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加强信用法规建设，加大失信惩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2行政“科学”——加强行政规范化建设。
要改革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要规范决策程序，健全决策制度，优化决策环境，强化决策责任。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制定涉及全局性、长远性和公众性利益的重大行政事项，都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措施的要求和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决策。
要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渠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面推广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制定重要经济社会决策事项公示办法，对事关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必须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要强化行政决策责任制。
对因违反决策程序和决策失误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部门主要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同时，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政府与公众对政府有关信息的互动回应机制，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能力。
3行政“人性”——加强行政文化建设
政府的公信力，应主要通过其代表—公务员自身的行政品性来表现。
诚信廉明、公道正派、甘于奉献的公务员队伍，才能很好地代表政府，获得公信力。
行政管理需要先进的文化领航，要明确行政队伍的文化素养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
要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来规范行动，创建文明有序的行政环境，营造诚信和谐的人文环境，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建设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础。
政府的—切工作，都要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有诺必践，讲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起良好的诚信形象。
要在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中树立诚信观念和责任观念，加强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使其恪尽职守。
同时，还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通过文明、科学、人性的行政管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正廉洁、透明公开、讲究实效的政府形象，才能获得公信力，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政治的文明、社会的文明。
你拿什么来挽救社会公信力
资料图片
中国红十字会：
本报实习记者 吴芸
献血，捐款本是件公益的事情，可如今，这种以自愿为原则的道德行为，正被某些公益机构以胁迫的形式强制扭曲。
事件聚焦：
事件一
南京市民王先生向记者反映， 他在国庆期间，从新街口商业圈想去总统府游玩，由于路线不熟悉，看到地铁口停有一辆红十字会献血车，于是上前询问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然而却被告知：
“献血就告诉你怎么走！
”
事件二
南京某高校贾同学告诉记者，近日，学校领导在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的情况下强制要求他们加入中国红十字会，并要求缴纳会费。
此事件在同学中反响强烈，很多同学无法理解这一做法，公益自由不知从何体现？
事件三
在成都坐出租车，车顶上都有捐一元献爱心字样。
车内也有如是标牌和发票。
司机师傅说，公司规定，这一打一百元（1元一张）的发票如在规定期间卖不完，司机个人承担。
成都红十字会出台的新硬性指标。
成立于1904年的中国红十字会，在郭美美高调炫富系列事件的负面报道下，作为一家从事慈善事业、极需公信力的机构，清白遭受了公众的质疑。
在此后的舆论轰炸中，中红会并未在诚信危机中寻求公信良药，而又三番四次的挑战公众道德底线，是中红会的自身机制问题还是社会公益机构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值得深思……
中红会作为中国慈善事业的成功典范，从各大负面报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大致有三块，垄断捐款、垄断血液以及垄断公益类房地产。
7月，中红会决定内部建立监事会，对红十字会财政等各项事务进行监督。
从本质上来看，中红会内部建立的监事会，虽然在性质定性上是内部的监督机构，享有监督职能，实行内部监督。
但是，这样的内部监督机构在实质上起不到监督作用，没有实际监督效果。
后是捐赠信息平台迅速上线，这样的一个平台从表面上的确做到了信息公开、透明，可真正的数据与真正的落实情况是否真实可信？
救灾款及救灾物资是否能及时准确的送到受助人的手里呢？
这些我们却无从得知。
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在信息公开方面都是缺乏经验的，因为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传统，就是政府的秘密是秘密，公众的秘密不是秘密。
”
综上所述，自我监督及自我公开都存在很多的漏洞弊端，引入第三方监督才是建立真实，公开，透明的利器。
中红会在社会公信力严重缺失的同时，不积极采取相关措施重塑社会公信，反而抱政府及相关行政机关“大腿”，采取走捷径的方式，获取善款。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认可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七项基本原则：
即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统一、普遍，中国红十字会应是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宗教势力、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人道组织，从而确保其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不加歧视地对任何伤员进行人道救助。
由此可见，此行为首先就违反了中红会的七项基本原则，中红会在自身机制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现实的体制下，公众或许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无法监督或改变“主管者”的工作。
要挽救社会公信力，公益社团组织机制改革也势在必行。
此外，血液垄断，公益类房地产垄断仍然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管，血站工作人员用血浆浇花的；公众无偿捐献的“爱心之血”，经了“血站”的手，竟然变成病人医疗帐单里的高额数字；本该建的公益类房地产却被中红会拿着政府划拨的免费的地块建立商业项目，并进行对外销售谋取高额利益，为何无偿变有偿？
这一系列的事件产生的背后，不难看出真正的爱心和公益正在利益的驱使下沦陷，这种爱心传递，到了主管者那里，却变成了让人心寒的营利工具。
主管者的“惟利是图”，不但损害了相关事业，更使得公众信任的力量逐渐沦丧。
公益机构的生命在于公信力，社会舆论对于公益机构的不当行为进行高度关注。
任何一个伤及公信力的公共事件，都可能对公益机构形成负面影响，乃至造成重大创伤。
在这一点上，红十字会过去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只有确保人们享受到更好的社会福利和更专业的公益服务，同样需要做的还是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促进良好的竞争、进行有效的监督，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危机才不会继续上演。
什么改变公信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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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6|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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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灾改变公信力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在公众的质疑后，社会组织经过考验后，公信力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在公益领域由弱至强，而且即将蔓延整个中国。
■本报记者李小健
与以往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相比，在四川地震救援中，社会组织行动迅速，第一时间协助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在救灾过程中，来自社会的捐赠源源不断，每分每秒都在刷新，善款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社会组织手中。
截至6月14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455.78亿元，实际到账款物437.96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140.58亿元。
这些赈灾捐助的规模和数额在中国史无前例，凝聚着数以亿计人的爱心。
在接收善款过程中，社会组织未能及时公布所有捐赠信息及开具捐赠收据，因此，其公信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中国红十字会在赈灾募捐中功不可没，但还是受到种种质疑，“与网易终止合作”、“万元帐篷”、“虚开发票”、“6.5%管理费”等问题在网上热炒，种种疑问考验着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在公信力危机的压力下，5月30日下午4时，国家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出面回应：
对于捐赠款物的调拨、分发、使用情况，中国红十字会和其他接收捐赠的部门一样，接受政府部门的审计及社会监督。
国家审计署已于5月14日进驻总会进行跟踪审计，审计结果将每月向社会公布。
在继中国红十字会后，国家审计署进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审计和监督捐赠资金。
中华慈善总会被问及捐赠情况时，该会负责人也向媒体承诺，百万元以上大额捐赠者的捐赠信息通过该会官方网站等媒体发布出去，并每日更新。
下一步随着电子统计录入技术的改进，将及时把捐赠信息予以发布，不受金额限制。
同时，接受国家审计署和国际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双重审计，并欢迎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
南方雪灾、台风灾害，以往任何一次自然灾害，公众都未掀起如此高的关注度，而在此次四川大地震中，每天几万笔、几十万笔捐赠流入大型社会组织的账号。
人们对慈善捐赠流露出越来越高关注度，这表明人们对社会组织公信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事实上，无论任何时期的慈善捐赠，信息透明永远都是被社会组织摆在第一位。
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在遭受公众质疑之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在公益领域由弱至强，而且有望波及更多领域。
决策改变公信力
“政策大棒”发挥了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对有问题的社会组织严惩不怠；一方面又在规避和防止社会组织出现问题。
■本报记者李小健
政府决策客观上对社会组织公信力的提升不言而喻。
6月13日，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就社会组织开展救灾募捐活动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管理使用的通知》（国办发〔2008〕39号）要求，慈善会等公募基金会开支的管理费用要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其自身章程的规定，并尽可能少提取或不提取管理费用，管理费用提取使用情况要向社会公布。
”
在抗震救灾中，全国人们万众一心，积极为灾区贡献自己力量，同时，数亿双眼睛也在高度关注着善款的走向，而且这种关注度堪称史无前例。
公众层面的广泛关注，政府层面的监督决然不能令人太失望。
在抗震救灾系列法规政令中，有《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关于加强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管理使用的通知》、《关于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通知》、《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信息公开办法》等。
除了“特殊时期”的法规政令外，即便在“平常期”的慈善捐赠中，也有相应政策法规，力促社会组织行业规范。
它们是《中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
这些“政策大棒”毫无例外均涉及捐赠信息透明，从法律层面，也向善款接收单位释放着信号：
“善款是高压线，谁碰谁倒下”！
这其中，就有不少社会组织“冒死”犯险，结果可想而知。
实际上，这些“政策大棒”都发挥了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对有问题的社会组织严惩不怠；一方面又在规避和防止社会组织出现问题。
社会组织中非常活跃分支——基金会，则必须依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和《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每年接受登记部门和主管单位的年检。
显然，年检信息公开，即向社会透明捐赠信息，能够大大提高基金会的公信力。
活动改变公信力
社会组织用自身的活动能力，回应各种社会问题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即正当性和合法性，从而树立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本报记者徐辉
社会组织对5·12大地震的迅速回应，让“社会组织”彻底地从书本坠入人间，从概念变成鲜活的案例。
正如在地震中的回应，社会组织用自身的活动能力，回应各种社会问题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即正当性和合法性，从而树立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社会组织自身的特性决定其对社会问题的应对，拥有政府所不具备的优势：
“船小好掉头”，针对社会突发事件可以及时迅速行动。
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中，在政府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才能调到军事力量的情况下，美国的NGO早已赶往灾难现场，开展救援活动。
另外，社会组织可以满足特殊群体的不同需要，涉及领域广泛，这是更倾向顾及宏观性领域的政府所无法比拟的。
再者，在未经过充分论证的新领域，社会组织可以在小范围内探索性的尝试，即使失败，付出的代价也会比政府冒险的介入所付出的代价小的多——社会组织更易于创新。
尽管社会组织拥有上述特性，可以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不断开拓自己的新天地，从而为更多的公众所认知和接受。
但在实际中，基于机构看得见的利益考虑，某些社会组织对出现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闭口不谈，经常是为募捐而募捐，为与资助性的基金会关系融洽而开展活动，为了个人名望而曝光——这失去了社会组织存在的价值，遑论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只有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不断回应，对突发事件迅速应对——而不是社会问题出现时的身影难见，保持沉默，才能赢得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的认同。
在美国，成熟的NGO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经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形成竞争关系。
行动迅速，而又服务周全，遍及领域广阔的NGO已经充分赢得美国公众的认同与信赖。
在这次地震中，社会组织的表现已为公众和政府所认知，但社会组织绝非自此可以一劳永逸。
要想在政府和公众心目中拥有公信力，必须继续作为，在优势领域不断开展活动。
某知名公司曾言：
“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
”社会组织一旦在公众中树立起公信力，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也必将指日可待。
企业改变公信力
在国内慈善发展的初步阶段，企业仍然是资助的主角，资助方在很大程度上在利用外部力量制衡着公益组织的公信力。
■本报记者于佳莉
一场汶川大地震震憾了大半个中国。
一张企业赈灾排行榜单引发了信任危机。
面对着巨额捐赠数字，人们似乎看到了中国企业承载着强大的社会责任。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天性，但利润就如《基业常青》一书中所说，它就像人体需要的氧气、食物、水和血液一样，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目的。
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生命。
事实上，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与社会良性生存和发展紧密相连。
企业的财富从社会中来，也意识到财富终究要回归社会。
在国内公益事业茁壮成长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商界和非政府领域频繁联姻。
但是，当付出与风险超过了回报本身，企业主们自然缺少动力去从事捐赠事业。
在此之前，深圳彭年集团董事长余彭年给湖南捐赠10辆三菱救护车被改成领导专用车，盛怒之下，他将车辆悉数收回，转赠给某县医疗机构。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转赠的救护车再次被挪用。
与余彭年有类似捐赠经历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
行善渠道不畅和对公益组织的不信任是他们不愿意捐赠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表面上看，似乎他们除了盛怒外，很难做出任何有效举动。
其实不然，在国内慈善发展的初步阶段，企业仍然是资助的主角，资助方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外部力量制衡着公益组织的公信力。
其中，庞大的资金更是牵制社会组织提高公信力的砝码。
只有资助方——企业协助社会组织解决“公信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监督社会组织，最终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虽然我们并不认同“谁有资源谁就有话事权”，但在国内慈善事业不发达的今天，只有企业主动推行对各种公益财产运作主体的社会监督，保证公益财产的公开和透明，才能真正迎来慈善事业的春天。
女人改变公信力
很多人说，女人与公益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平日的接触中，我们也会惊奇的发现，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中，也以女性居多，以至于有“NGO是女人的NGO”这样的说法。
■本报记者于佳莉宋扬
改变似乎是女人的天性。
装束，个性，生活，男人——女人们用极其精巧的手段掌控着每张王牌。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女人现在也改变着公信力，这个看似与其毫无瓜葛的理性东东。
几个公益组织的女人，正在改变人们对于公益组织公信力的看法。
这个现象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
很多人说，女人与公益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平日的接触中，我们也会惊奇的发现，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中，也以女性居多，以至于有“NGO是女人的NGO”这样的说法。
其实，1995年，从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以来，中国女性的号召力便得到空前的发展。
尤其在公益组织领域，自世妇会以来，很多领袖女性以其特有的魅力组建了大量的民间组织，活跃在慈善领域的各个角落。
地球村发起人廖晓义、绿家园创建者汪永晨、农家女的谢丽华——当一个个精英女性杀入公益领域重围时，我们似乎真正看到了“女人的NGO”.
她们对中国慈善事业造成的重大影响，让业内外人士为之惊叹。
以中国最大的公益组织中国红十总会为例，会长彭佩云、常务副会长江亦曼，副会长苏菊香皆是女性。
这些公益组织精英女人以其聪明睿智正带领中国的社会组织向前迈进。
国内如此、国外亦是如此。
在公益领域内,女人已经占据着大半壁江山，她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影响着整个领域的发展。
网民改变公信力
公益组织的工作，已经不仅仅是机构内部的事务，经过网民们的力量和放大，暴露于网络这个巨大的、任何人不可操控的平台上，已经完全上升为全民事务。
■本报记者宋扬
今日中国，有谁还敢轻视网民的力量！
网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任何谎言在他们面前，都会被一层一层剥去伪装的外衣，最终“赤裸裸”的露出庐山真面目。
去年年底的周老虎事件，网民利用强大的网络力量已经将这一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而经过此次抗震赈灾活动，人们惊讶的发现，平时隐藏于电脑屏幕前，一贯被认为只会“网聊”、“沉迷游戏”，动辄抵制商家的“网络暴民们”，却以另一种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尤其在中国公益组织公信力建设方面，更是发挥着自己独特功能和无可低挡的强大作用。
前方灾情第一时间通过网络进入大众视线，政府救灾物资发放管理部门、红十字会等慈善单位的一举一动随时出现在网络上，谁也没有想到几亿网民却用网络敏锐的触角盯着近500亿元救灾款物的落实。
没有统一的口号，没有专业审计部门的职业，但却用一颗颗炽热的爱国之心紧紧团结在一起。
用“职业的网络精神”坚守着慈善网络这块圣地。
在网民们的火眼金睛下，海南省三亚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骊“不幸”成为了最先中招者，随即，第一场“战役”在网络上拉开了帷幕。
一车友会将其态度恶劣索要手续费的视频传到网上，成为善款处置风波导火索，随后，全国大面积就公益组织是否该收“手续费问题”进行轰炸。
而后，红十字会“买高价帐篷”、“虚开发票”等疑问被热心的网友们一个个抛出，立刻引来轩然大波，紧接着，传统媒体蜂拥跟进，迫于强大的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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