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的处事与经商智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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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的处事与经商智谋
胡雪岩的处事与经商智谋
前言
“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一句流传清朝民间百年的经典谚语，道出了一个深谙中国智慧权谋的传奇商人在国人心目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在封建皇权时代，为了一个红顶子，读书人要皓首穷经多少年，即使侥幸中了进士，还要熬资格，小心翼翼不出纰漏地熬到须发皆白，顶子才可能红。
这还只是贵，至于富，还要能放出去做实缺、肥缺的地方官，还要敢于贪污受贿。
而胡雪岩没读过多少书，却能既富且贵，名满天下，还得到慈禧太后钦赐匾额、黄马褂，其人是天才，其际遇是异数。
说到底，源于胡雪岩的几条过人长处：
一是有眼光，能够识人，因人成事。
先是结交王有龄起家，后来又在左宗棠这棵大树下乘凉，结交漕帮成了小爷叔，得到了漕运的便利，而开钱庄、当铺、药店、丝坊，做军火生意，联合商界与洋人抗衡，无一不是因人成事。
令人敬佩的是，胡雪岩那么大的家当基本上是靠朋友做的，自家子女并没有介入，在清朝那样的时代居然没有办成一个家族企业，可见胡雪岩的心胸之大。
心胸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二是为人诚信，重视信誉，一诺千金。
胡雪岩是个胳膊折了吞袖筒的人，他常说，信誉就是钱。
实际上，信誉比钱还要值钱得多。
钱庄不消说，就是偶然下海玩出来的胡庆余堂，也是与同仁堂南北辉映的百年老店，用料之精，用工之细，享誉海内。
我们现在知道的“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就是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
三是有政治头脑，深谙官场之道，恪守官场的潜规则。
胡雪岩每次见官，袖管里必揣上数额或大或小的银票，逢人便投人所好，善拉交情，好交朋友。
为摆平巡抚黄宗汉，不惜将自己的小妾忍痛割爱。
如此心机，偌大投入，自然是左右逢源，抬头见喜，既平步青云，又日进斗金。
这才是胡雪岩最根本的成功之道，他遵守潜规则，不断寻找官商利益的契合点，不断实现花花轿子人抬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双赢或者多赢的目的。
对胡雪岩本人而言，也无可厚非，本来在商言商，赚钱是目的，打不通的路要想办法打通，摆不平的人要千方百计摆平。
当时的中国商人就是在这样的夹缝里生存的。
然而，很多人将胡雪岩奉为圭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说，却是不正常的。
因为胡雪岩的飞黄腾达是熟谙、遵守、利用潜规则的结果，是对市场经济规则的践踏，也是与同行的不公平竞争，这种潜规则充分说明当时市场经济体制的匮乏。
胡雪岩一人的高效率是整个社会经济效率低下换来的。
很多人喜欢读描写胡雪岩的书，可能对潜规则的接受也变得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实在不是健康现象。
容器什么形状，倒进去的水就是什么形状。
官场潜规则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把从商者规范成这样一个形态：
只要遵守潜规则，就可以在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依赖许许多多的邪门歪道发财。
从而，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对市场规则的遵守，从商的敬业、敬畏、诚信、勤奋、谨慎，都可以置之不理。
胡雪岩以他卓越的圆通能力在夹缝里生存发展，在官场漕帮黑白两道的夹缝里，在民族经济与西方经济的夹缝里，在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夹缝里，踢打出了一个世界，一方天地。
但遗憾的是，这个夹缝最终毁了他，左宗棠的死使他成了官场倾轧的牺牲品。
从白手起家到富甲天下，再回到一文不名，走完了他人生轨迹的圆圈。
胡雪岩曾经说过，本来我什么都不是，现在有钱了，吃过，见过，玩过，乐过，最多赤条条来，再赤条条去。
信口之言，竟成谶语。
的确作为名动天下的商界大亨，虽然是胡雪岩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但是胡雪岩作为一位商业奇才，他叱诧商场的经营智慧和圆融人生的处世哲学是值得现代人借鉴品味的。
第一章胸怀宏大，志存高远
ＮＯ．１
做生意，
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
“五谷生在肥沃的土地上，不生在石头田里。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没有碰到机会的时候，就好比在石头上求谷，哪里会得到？
等到运气来了，就好像在自家的园子里摘果实，随取随得。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就是他经商大成的“运气”，因为这种时代为其大行官商之道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胡雪岩生于道光三年（公元１８２３年），卒于光绪十一年（公元１８８５年），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交替、纷纭复杂的大变革时代。
首先，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库极度溃乏，时势需要商人扶危纾难。
近代以前，华夏民族虽与周边少数民族几经逐鹿，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威胁，相反，在与周边的冲突中不断维护和扩大了大一统的局面。
这使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文化优越感、固步自封。
近代前的二三百年间，明清专制政权实行闭关锁海和抑商政策，使中国错过了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有利时机。
到了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进入“悲风骤至，日之将夕”的封建社会末期，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国力大增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个时代。
胡雪岩十八岁那年，即道光二十年（公元１９８４年），鸦片战争爆发。
大不列颠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和绿营，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元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
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二千一百万元赔款（不包括六百万元广州“赎城费”）；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
“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乘虚而入，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此后的十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中国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榨这一沉重的负担，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
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公元１８４２至１８５２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就有９２起。
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建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
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等也纷纷举起反清大旗，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
中国内乱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这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向来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兵燹之后，死亡枕藉、流离皆是。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再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空虚必使百业受困。
１９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因财政捉襟见肘错失良机。
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为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西方列强大量商品的输入，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农本商末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
自秦汉以来，都有轻商的传统，以后各朝均奉行不变。
传统的崇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更是导致了“商为末业”、“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悫”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
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
加上封建政权租赋仰给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荡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
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已悄悄萌动。
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为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
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出现“力田稀、服贾繁”的局面。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人中国，这至少从以下两方面对中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方面，欧潮东渐与商品经济联合冲击传统社会安贫守道、默奢尚俭的固有观念，致使去朴从艳、斗富竞奢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时尚。
由此导致了从商获利成为了一种趋势。
另一方面，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泛传入中国，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们通过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强弱之本，越来越感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条即是借鉴西方国家以商立国的经验。
人在创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造就了人。
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岩游走官商两界的一个社会平台。
但仅有这一条那是远远不够的。
重要的是，胡雪岩能在这个时代中把握变幻莫测的时势大局，这一点是胡雪岩能够成为商界巨子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善于驾驭时局，首先体现在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情上。
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
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
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种特殊驾驭才能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
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
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
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
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
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
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却可怜又可悲。
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无非是一厢情愿而已。
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以理持家，主张对洋人采取强硬态度。
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免得洋人得寸进尺。
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得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合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另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
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
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何桂清、王有龄见解相近，都是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
利用洋人，这是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则是曾国藩的态度。
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受惠者。
到了后来，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
特别是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之洋人观得以有了更坚强的依托。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从来都紧紧依靠官府。
从王有龄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
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
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活动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
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
而且由于投入太大和消耗太多，他的经．营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气候。
由此可见，胡雪岩对那个时代的时事大局有独到的、超出一般人的把握和应对，这也直接决定了胡雪岩事业的巨大成功。
ＮＯ．２
沉住气，才能成大器
经商总要承受压力，遇到这种情况，胡雪岩该怎么办？
一句话要沉住气！
“气，乃神也；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圆。
”这句古训道出了一个人沉住气在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胡雪岩因此而受到启发，把“沉住气”作为自己生意场上的一个手段。
他常说：
“千万要沉住气。
今日之果，昨日之因，莫想过去，只看将来。
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只想着我今天做了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就是了。
”
但现实生活中，人有时候很容易沉不住气，危机出现的时候容易沉不住气，事情太顺了也容易沉不住气。
比如王有龄，进京捐官成功，由于有何桂清的保荐，回到杭州很快就得到了海运局坐办的实缺，而在胡雪岩的全力帮助下，涉及王有龄自己以及整个杭州官场人物前途的漕米解运的麻烦，也一举圆满解决。
这个时候又恰逢湖州知府出缺。
湖州为有名的生丝产地，丰饶富庶，是一个令许多人垂涎的地方。
王有龄由于漕米解运的事，已经在杭州得了能员之称，这使他一下子又得了湖州知府的肥差。
不仅如此，他还同时得到了兼领浙江海运局坐办的许可。
一切如意，他实在是太顺利了。
如此顺利，使王有龄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的运气会如此之好，他对胡雪岩说：
“一年工夫不到，实在想不到有今日之下的局面。
福者祸所倚，我心里反倒有些嘀咕了。
”还是胡雪岩大气得多。
他对王有龄说：
“千万要沉住气。
今日之果，昨日之因，莫想过去，只看将来。
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只想着我今天做了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就是了。
”
胡雪岩的这番话，不外乎是说人要不为荣辱得失所动，不要过多地去想自己面对的得失，而应该把眼光往远处看，更注意该做必做的事情。
这番话虽然是具体针对王有龄的沉不住气说的，但却也实在说出了一番应对人事的大道理。
人确实要有一点这种不为荣辱所动，不被得失所拘的大气。
一时的得失荣辱虽并不能都轻轻松松全看作过眼云烟，但比较而言，一时的荣辱得失无论如何比不上该做必做的事情重要。
人总是要往前走则只有做好当下该做必做的事情，才是往前走。
再说，一时的荣辱得失，其所得所有，必有它该得该有的缘由。
俗话说，没有无由的福祉，也没有无由的灾祸。
所谓“今日之果，昨日因”，即如王有龄的“运气”，其实也是他与胡雪岩的一系列努力“做”出来的。
从这一角度看，也就没有必要去为这得或那失犯“嘀咕”了。
在生意场上，要“沉住气”，还表现在能够遇事不惊。
遇事不惊，必凌于事情之上；达观权变，当安守于糊涂之中泰然处之。
不泰然处之不能平息事端，只能生事、滋事、扰事、闹事；不泰然处之不能力挽狂澜，只能被卷入漩涡之中，抛于险浪之巅。
遇事不惊，要做到独自一人时，能超然物外；与人相处时，能和蔼可掬；无所事事时，能语默澄静；处理事务时，能雷厉风行；得意时，能淡然坦荡；失意时，能泰之若素。
胡雪岩就是一个很能沉得住气的人。
阜康挤兑风潮波及杭州，在杭州主事的螺蛳太太本来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能干的人，但她也被突如其来的灾难“震”得不知所措了。
就在这时，胡雪岩回到杭州。
他来到钱庄的时候，正遇店里开饭，他居然还有一份“闲情逸致”去看伙计们的饭桌。
见伙计们的饭桌上只有几个平常的菜，他居然还有心思嘱咐钱庄“大伙”谢云清，说是天气冷了，该用火锅了。
他要谢云清把冬至以后才用火锅的规矩改一改，照外国人的办法，以气温的变化做标准，冬天寒暑表多少度吃火锅，夏天寒暑表多少度吃西瓜。
虽然这种关心店员生活的情形以前也有，但在面临破产倒闭的关头还能如此沉得住气，连那些伙计们都感到十分惊异。
胡雪岩能够如此沉得住气，就在于他能够将得失心丢开的大气。
他知道事业不是他一人创下的，出现现在的局面，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过失，今日之果得自昨日之因，这个时候陷于得失之中不能自拔，不仅于事无补，甚至更加坏事。
他告诉自己，不必怨任何人，甚至连自己都不必怨，只想现在该做什么，怎么做，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事实上，他由自己沉得住气而来的冷静，使他在危机来到的时候选择的措置手段大体都还是有效的，比如他那使伙计们惊异的“看饭桌”，对于稳定军心就起到很好的作用。
只是客观情势已经不允许也不能够起死回生，再好的手段也只能维持一时，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罢了。
在商言商，生意人当然不能不计得失。
但许多时候，特别是危机出现的时候，生意人又确实比任何人都需要将得失抛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沉得住气。
如果为眼前得失所拘，甚至斤斤于得，不能自拔，就很可能被眼前得失所惑而陷于一种迷乱之中，对于眼前该做必做的事情都看不清了。
ＮＯ．３
大自信，方能有大作为
一个商人的成功性格是什么呢？
这就要从立志说起。
胡雪岩认为，一个商人为什么立志？
因为你要去争面子，求成功，这是人的本性。
一个生意人应该有志成为大商贾，才能成大事。
胡雪岩有句名言：
“立志在我，成事在人。
”这与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本质的差别，一个成功的商人必然有“立志在我，成事在人”的大自信。
胡雪岩正是具备了这种非凡的自信。
胡雪岩创办阜康钱庄，从外部环境来说，当时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国家正处于战乱之中，而且太平天国活动的主要区域，也正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东南一带。
当时国内的金融业主要还是山西票号的天下，在东南地区后起的宁绍帮、镇江帮经营的钱庄，无论业务经营范围，还是在商界的影响，都远逊于山西票号。
从自身条件看，胡雪岩此时除了在钱庄学徒的经验外，实际上是一无所有。
但他踏入商界之初第一件为自己考虑的事情就是创办自己的钱庄－－即使此时还是两手空空，也要热热闹闹先把招牌打出去。
此时的胡雪岩所凭籍的也就是他的那份大自信。
他相信就凭自己钱庄学徒的经验，凭自己对于世事人情的了解，凭自己精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手腕，当然也凭借已人官场可做靠山的王有龄的帮助，他足以支撑起一个第一流的，可以与山西票号分庭抗礼的钱庄。
就凭着这股子自信，他的阜康钱庄说办就办起来了。
再比如在他的生意面临全面倒闭的最危急的时刻，他也决不肯做坑害客户隐匿私产“拆烂污”的事情。
他相信自己虽败不倒。
胡雪岩曾经豪迈地说过：
“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
不仅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
只要我不死，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
”这更是一种能成大事者的大自信！
一个有大成就者必须具有这样的大自信。
当然，我们并不能以为只要有了自信就一定能够成功，有大自信就必定有大成功。
能不能真正获得成功，确实还需要许多方面的条件，比如主体是否真正具备能成就大功的能力，比如是否具备某种必不可少的成就一番事业的客观情势，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地利、天时或时势、机遇。
但是，不可否认，有没有相信自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自信，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人能否成就一番事业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在胡雪岩看来，古往今来，凡是想成大事、能成大事者，都有大自信，所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所谓“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所谓“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这些名言展示的都是有大成就者的豪迈胸怀。
胡雪岩相信这样一句常言：
自信方能自强。
能自信，才能有知难而进的斗士勇气，才能有临渊不惊、临危不惧的英雄本色。
说到底，一个人的自信心，实际上是他能为某个高远的人生目标发愤忘食、奋力拼搏的内在支撑。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胡雪岩当初没有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份自信，他也许根本就不会想到自己也能开钱庄，那他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巨大的成功呢？
怎么能成为名震天下的“红顶商人”呢？
ＮＯ．４
敢做别人之不敢做
有果敢性格的商人，相信这样一条原则：
冒风险才能获大利，因此他们敢做别人之不敢做。
所谓“敢”与“不敢”其实质乃是以胆识与谋略为后盾的。
“敢”是因为有勇有谋有胆识，“不敢”是因为无勇无谋无胆识。
敢于冒险，也正是在这“敢”与“不敢”之间的差别，产生出的结局会截然相反：
一个是胜，一个是败。
胡雪岩能在商场上势力张扬迅速，常常立于胜地，就是因为他“敢”字当头，有勇有谋有胆识，敢于冒风险。
这是他果敢性格的有力体现。
有一次，胡雪岩探知青帮要替太平军护送从上海购来的一批军火。
由于当时战火纷起，军火买卖利润十分巨大，回扣也不菲。
胡雪岩早就垂涎军火生意，苦于无处着手，如今凭空知道了这条消息，正可捷足先登，虎口夺食，把这笔生意夺回来自己做。
若是一般人来说，绝对不敢去冒这种大风险。
但胡雪岩却当机立断，决定大干一场。
想罢，事不宜迟，他立刻打轿赶往王有龄府宅。
王有龄听他述说，高兴道：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刚才抚台黄大人召见我，商议要海运局拨一笔款子购置五百条毛瑟枪，加强浙江绿营兵的装备，我正愁差谁去经办，你若有兴趣，可应承下来。
”
胡雪岩心算一下，毛瑟枪每支约五十两银子，五百支需二万五千两银子，回扣一分以上，起码可获利三千两银子，是一笔好买卖。
当下他立刻应允，请王有龄开了一张三万两银子的官票，预备到上海花费。
然后收拾行装，雇了一只小火轮，急急连夜奔赴上海。
你知道胡雪岩为什么这样匆忙？
他深知商场如战场，稍有懈怠便坐失良机。
胡雪岩算定太平军购军火不会很快，洋商必定讨价还价，延宕时日，把太平军追到最后关头，好敲一笔高价。
胡雪岩得知太平军欲购五百支枪，这批军火数量巨大，洋商不可能有现货，待从外国运来时，时间又过去一个月了。
故而胡雪岩满怀信心要把这批军火半道易手，为己所用。
最后，胡雪岩轻松地获利五千多两银子。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胡雪岩有胆识，敢冒常人不敢冒的风险去做生意，也正是因为胡雪岩常常“敢”字当头，才使他生意一直红火。
ＮＯ．５
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
胡雪岩涉足商界，一心想打开自己的人生局面。
他认为一个人要有打开一片天地的理想，要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但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
有些人之所以处处失败，是因为没有一个远大的抱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因此，胡雪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立门户。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就是要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就是树立自立门户自做老板的意识，其实这也是一种强烈的自主意识。
这种自主意识，体现着一种不肯甘居人后的强烈的进取精神，也体现了一个人敢于冒险开拓的超人魄力。
这种自主意识，也正是一个可能取得大成就的商人必不可少的素质。
胡雪岩幼年即人钱庄，从倒便壶提马桶干起，仗着脑袋灵光，机敏能干，没几年就爬到“档手”位置，相当于银行办事员。
少年得志、风流倜傥，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然而，青年胡雪岩胸襟开阔，手笔恢弘，胆识过人，善于抓住每一次成功的机会，后来成就清代第一富商。
要是胡某也和其他钱庄档手一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恐怕下半辈子也不过继续在钱庄里，一辈子没啥子起色。
立志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正是胡雪岩立足商界，不断地打开市场，最终成为一流大商贾的内在动力。
胡雪岩父死家贫，自小就到钱庄当学徒。
由于他勤快聪明，熬到满师，便成了信和的一名伙计，专理跑街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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