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首都功能疏解下的北京市产业转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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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首都功能疏解下的北京市产业转移

非首都功能疏解下的北京市产业转移

　　内容摘要：

依据新经济地理学（NEG）产业转移及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本文把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看作单中心经济体的再平衡过程，放宽了空间经济学中多国多产业模型的原有假设环境，首先测算了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联系强度，在改进市场潜力函数的基础上模拟出城市群整体集聚效益函数，实证分析模拟了非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北京市产业转移的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

科技服务业等高端现代服务产业在京津冀区域内尚没有承接城市，天津应通过增加制造业的总类维持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唐山和沧州需淘汰落后产能并与北京进一步加深产业互动，深化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合作，有效推进未来经济发展。

　　关键词：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转移路径集聚效益

　　引言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城市密集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极点”之一。

其地域范围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邢台及邯郸11个地级市，截止到2014年，城市群建成区总面积为3206.29平方公里，常住总人口为11059.28万人。

其中，北京和天津常住人口密度为1641人/平方公里和1301人/平方公里，河北省域范围内的唐山市、石家庄市和邯郸市常住人口密度相比于省域内的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密度大，其余城市常住人口密度相对较小，总体呈现“两横一纵”的格局。

　　京津冀地区2014年生产总值达66474.47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10.45%，从综合实力来看，北京市和天津市的人均GDP分别为99995元和103655元，河北省与上述两者差距较大，人均GDP仅为37557元。

从产业结构来看，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由2000年的58.3%提高到2014年的77.9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天津的工业与服务业比重分别为45.05%与49.32%，呈现双业并重的局面。

而河北虽然努力发展工业，但农业占比依然较高，仍需通过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与京津两地的协同对接。

　　目前，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发展正逐步由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向心集聚阶段向多中心集聚与核心城市腹地扩散并存的阶段转变。

而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不同的集聚与扩散模式。

在当前时期，随着执政层对北京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京津冀的战略意义不断凸显。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本质上是一个产业转移的过程，是一个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依据新经济地理学（NEG）产业转移及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与研究，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更是一个城市群单中心型经济体的再平衡过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

　　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

（一）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是指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发展变化后，某些产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的经济过程，其本质上是经济活动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循环累积的结果。

不同区域在人文环境、要素禀赋及经济结构上具有很大差异，因此，产业在区域之间的转移不可避免。

早期对产业转移的研究是从国家层面出发，主要研究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机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从产业转移的动因、模式和机理方面提出了一体化模式和网络型产业转移模式，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试图用定量的方法刻画出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模式。

　　如符正平、曾素英（2008）以广东省佛山市陶瓷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已有的研究基础，通过访谈、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讨论了企业社会网络对集群产业转移中企业转移模式和行动特征的影响，并从网络联系强度、网络异质性和网络中心性3个维度对企业社会网络进行测量，其研究结果对于政府实施产业转移相关政策、集群中的企业制定转移战略决策以及集群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如何提供更好的服务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丁建军（2011）从产业转移机制、产业转移的特征与规律、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以及促进产业转移的政策效应四个方面总结了产业转移的NEG相关解释；沈惊宏、孟德友、陆玉麒（2012）构建了综合测算模型，利用各类区域联系数据测算出皖江各城市与长三角城市综合联系值，从区域联系角度评估皖江城市带各城市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可能规模梯次，评估得出承接产业转移的规模梯次；康正发、江雯（2013）在产业集聚的视角下，对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刘红光、王云平等（2014）从广义的产业转移内涵出发，借鉴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定量分析了我国2007-2010年省区间的产业转移，并通过对不同类型产业区域间转移的机理分析总结出了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梯度模式。

（二）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

　　结合空间经济学产业扩散理论可知，地区间的产业化进程是沿着一系列波状轨迹向前推进的，当一个地区的产业化规模达到临界点时，各个地区都依次经历快速产业化进程。

同时，由于高工资导致产业重新选址，劳动密集度最高的产业会首先迁移，但劳动密集度较低的产业会比先迁移产业更快的进入其他地区；分析投入产出矩阵的产业间结构可知，消费导向的产业会首先从集聚度迁出，其总体发展模式与劳动密集度相似；从关联强度上来说，关联最弱的产业最先迁出，关联最强的产业最后迁出。

　　（三）产业集聚

　　集聚效应的概念最早源自于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但韦伯只是考察了厂商内部的规模递增，对于城市区域范围的产业集聚并没有做深入探讨。

经过理论的不断发展，克鲁格曼（1991）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前提，利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证实了集聚产生于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在市场间的流动。

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集聚度与集聚效益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集聚度表示城市群中单城市节点或城市中产业部门的集聚程度，而集聚效益是从规模报酬的概念引申而来，一般指由于集聚而引起的规模报酬收益或外部性收益。

集聚度与集聚效益的区别表明集聚度不是越大越好，城市的发展存在一个最佳集聚度，该结论可从城市集聚程度与城市GDP的回归分析结果得出，在此不做过多赘述。

　　基于已有理论及实证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集聚效益视角下的城市群内部产业转移模型，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分析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背景下京津冀城市群内部产业空间演化路径，从而实现整个城市群体系的集聚效益最优，为北京市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提供基础依据。

由于是构建理想状况下的城市群经济模型，本文假设理论模型在研究区域内不存在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分割，因劳动力素质的差异难以界定及评估，故在研究过程中同时假设区域内的相同产业内的劳动力同质，且农业部门既不能跨区流动，也不能跨部门流动。

　　研究方法

（一）经济联系强度

　　区域间各种经济现象间的功能联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经济联系研究的缘起。

之后，经济联系强度经历了从地区联系、中心地联系、城市等级联系、商品流联系、相互作用联系到扩散联系的演变过程，期间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本研究确定的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包括基础模块和核心模块两部分。

　　由冯?

杜能经济体模型可知，如果经济不满足非黑洞条件，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总是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增加。

然而，若经济满足非黑洞条件，当人口从低水平开始增长，城市支柱产业获得的利益占主导地位；随着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现代服务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差异化程度越来越大，二三产业最终品在消费中所占的份额越高，最终达到城市承载能力之内的极限稳定值。

类比原有单中心经济体模型中制造业生产只发生在城市中的情况，假设现代服务业只在核心城市从事活动，那么从核心城市迁出的产业厂商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会比原来高，但产业工人获得的效用要高于原有效用，这样才会趋于形成一个稳定的城市群体系产业均衡。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5-201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统计信息网站及中国统计信息网，图形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国土资源年鉴》、《天津市国土资源年鉴》及《河北省国土资源年鉴》。

　　产业转移路径分析

（一）城市联系强度分析

　　从经济距离来看，北京与廊坊、天津、唐山、保定和沧州的经济距离最近且都在100km以内，实际值分别为34.16km、54.21km、78.85km、86.24km与93.19km；与邢台的经济距离最远，达到273.28km；其次是邯郸为251.44km。

与北京经济距离在200km以内的城市为张家口、承德、衡水、秦皇岛与石家庄，经济距离具体值分别为109.28km、118.72km、151.2km、161.28km和162.4km。

利用公式计算北京与各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和场强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经济联系强度方面，北京与天津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大，达到1213.93，廊坊与唐山紧随其后，分别为186.33和152.12，以上三个城市与北京的经济联系强度都超过100，可认为城市间联系非常紧密。

经济联系强度低于100但超过10的城市有保定、石家庄、沧州、张家口和承德，强度分别为41.81、27.39、24、18.2和10.05，与原有测算数据对比来看，承德与北京的经济联系有显著增强。

其余城市与北京的经济联系强度均小于10。

从场强来看，北京与天津的场强最大，达到22.39，廊坊与唐山次之。

其余城市与北京的场强均小于1，其中邢台的场强值最小为0.01。

使用ARCGIS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可得各城市在京津冀区域空间与北京的经济联系强度如图1所示。

　　由以上分析可知，京津冀地区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总体较为松散，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

两大直辖市的经济结构相对于城市群来说自成体系，与河北省域其他城市产业结构不相匹配的问题严重突出，产业转移难度较大，已实际形成了“虹吸效应”，制约了核心城市的经济扩散能力。

（二）城市群内部产业转移评估分析

　　以实际情况为依托，假定产业劳动力会流向实际工资高的地区。

政府可以改变企业的区外环境，但不能代替企业进行区位选择，因此政府应采取措施引导企业做出符合社会效益和自身利益的选择。

由微分得出集聚效益函数在城市所在经济区位的斜率为：

　　由导数公式可以看出，当达到某阀值时，满足不等式：

的行业会迁出中心城市。

在这样一个单中心经济体中，核心城市以外区域的产业人口初始规模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规模会逐渐增加且所有行业的市场潜力曲线向上移动。

一般来说，拥有较高替代弹性和运输成本的行业会首先迁出核心城市。

　　此外，当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增加时，要使新城市的中心体系达到均衡，需要所有行业的集聚效益函数在城市节点处的斜率为负值且集聚效益不超过1。

依照2011年国家行业分类标准给定一组行业并按照交易成本和替代弹性进行排序，假设所有其他参数不变，选取交通运输仓储业、制造业、科研技术服务及金融业作为示例产业并计算各产业支出份额，将各产业占比份额及产业替代弹性带入集聚效益函数方程及其导数方程，使用RStudio对城市群内部集聚效益的结构进行数据模拟可得各产业集聚效益临界点为：

179.3km，76.6km和121.1km（近似值）。

由以上可得各城市的集聚效益曲线如图2所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行业经济体的增长会趋于平衡，同时在城市体系中的每一个单经济体，必定有所有行业支出份额与替代弹性标准值之比的和为1。

由图示可知，科研服务业的集聚效益在京津冀区域内随经济距离的增加而减小，没有可以承接的城市节点；交通运输仓储业在179.3km处会形成集聚效益均衡点，表明该产业厂商在此处可重新定位，城市行业组成变化产生分叉。

另外，交通枢纽对城市群集聚效益曲线具有显著影响，随着非农区域的增加且人口规模达到临界水平，临界点处城市的集聚效益会产生集聚极值，且超过该区位的城市交通运输业会逐渐失去集聚能力；制造业临界点位于天津附近，表明该城市可通过增加制造业种类维持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推动经济继续增长，而金融业与制造业在距离核心城市近距离内具有一定的平行关系，距离临界点最近的城市为唐山和沧州，结合产业发展周期理论，可知两地区在当前的发展重点是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并与北京进一步加深产业互动，深化多领域合作，才能有效推进未来经济发展。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建议

　　城市群是我国未来继续推进区域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城市群内部产业空间演化过程及集聚效益的研究有利于为区域内部资源要素合理有序流动以实现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京津冀城市群担负了国家经济增长的“极核”作用，但三方经济实力与发展环境的差别使得津冀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时的竞争力是有差异的。

本文推导了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集聚效益函数，并实证分析了基于集聚效益视角的产业空间演化路径，为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定依据，并对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消除制度障碍，实现区域内部产业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主要推动力，通过改革户籍政策及社会福利政策增加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性，重点推进区域内教育均等化和医疗、社会保险一体化，提高产业部门内工人的净产出水平与生产效率，提供城市间统筹发展及让更多人分享改革红利的机遇。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促进资源要素的优化平衡。

　　第二，继续完善京津冀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周边地级市的经济辐射能力。

基础设施建设应至少包含交通运输系统与信息通讯系统，以北京为中心用高速公路和信息网络把各个城市连接起来，提高城市群的整体通达能力和信息沟通能力，加快城市群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及信息沟通，促进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第三，明确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发展定位，继续增强北京在城市群中的核心增长极地位，同时改善次中心城市的服务能力，使核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完善配套衔接，提高城市群总体服务能力。

把产业规划与人文环境建设、生态资源建设结合起来，积极采取措施打破行政空间壁垒。

各城市在发展自身支柱产业的基础上自觉遵守统一的市场竞争秩序，促进相互渗透与合作，形成城市群内各具特色而又紧密结合的产业格局。

　　研究的不足

　　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在测算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时没有进一步考虑产业部门之间的上下游联系。

若从产业链的角度在模型中加入对各城市间的产业联系进行评估的模块，并根据评估结果在计算集聚效益时赋予相应权重，经济联系的实现结果会更加精准；二是在设定模型时剔除了土地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来看，城市间的资源要素流动与土地价格有很大的关系。

具体来说，就是高附加值的产业一般位于高地价的土地上，低附加值的产业位于地价较低的地块，地价与产业效益应是互相匹配的。

若产业部门不能产生较高的附加值，那么其在高地价土地上进行生产经营会有较高成本，获得的收益也会大大减少。

三是只考虑了中心城市与各城市之间的纵向经济联系，没有深入考虑非核心城市之间的横向关系。

在一个城市体系中，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收益递增与收益递减的相互作用使得城市的规模收益是可变的。

当规模收益突破承载极值，就会打破原有的中心经济平衡，使得区域产业重新进入动态调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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