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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社会学理论导读

课程报告(10分)

1、小组中两位同学合作完成。

可以一人负责原著阅读,一人负责文章检索及阅读,文献必须来自于中外核心期刊,如《旅游学刊》、《旅游科学》、《旅游论坛》、《人文地理》、《地理研究》、《地理学报》、《地理科学》等。

2、各组提交阅读报告一份,内容包括:

(1)原著提要及核心理论内涵;

(2)该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3)在旅游社会现象中选取一例,运用该理论进行独立分析。

字数3000-5000字。

3、报告提交时间:

2016年4月28日之前,过期不候。

报告成绩优异者需另做ppt汇报发言。

 

社会交换理论发源于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思想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思想,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

这一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因此,人类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从根本上归结为一种交换关系,因而主张从人的行为、人际互动的最基本形式,即交换中去发现形成社会结构的动因。

社会交换理论最初由霍曼斯创立,主要代表人物有布劳、埃默森等。

而布劳克服了霍曼斯只注重个人层次上的交换行为的不足,提供了非制度化的人际互动和制度化的结构关系的分析框架。

Ap(1992)最早将社会交换理论引入旅游研究中,用于探究社区居民对于旅游发展社会影响的感知。

此后国内学者刘赵平(1998)通过对河北野三坡旅游发展跟踪调查对其这一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评估,认为社会交换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可以用于解释各种与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相关的现象。

社会交换理论在旅游领域的最新进展呈现为Nunkoo(2012,2013,2014)关于社区支持旅游发展的系列文献中。

Nunkoo将“权力”、“信任”纳入其社区支持旅游发展研究模型,从而弥补了以往的旅游研究者在应用社会交换理论时普遍忽略或缺失这两个重要维度的缺陷。

但是,社会交换理论的最大弱点,是它依赖于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即“理性经济人假设”。

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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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曼将个人经验观察和舞台演出艺术原理相结合,提出了有名的“拟剧理论”。

戈夫曼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戏院;社会行为就是社会表演;社会成员在社会舞台上扮演多种角色,使自己的形象服务于欲达目的。

人们为了表演,可能会区分出前台和后台。

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

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

后台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的场合。

在后台,人们可以放松、休息,也会把他人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引发了旅游领域关于真实性(authenticity)的研究和表演(performance)理论两个分支话题。

MacCannell(1973)最早借用此理论和戈夫曼的“前台/后台”理论提出了“舞台真实”的概念,Cohen(1988)又在此基础上结合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批判观点(见后文),继续探讨了真实性和商品化的问题。

国内学者王宁(Wang,1999)更进一步区分了客观真实性(objectiveauthenticity)、建构的真实性(constructedauthenticity)以及存在主义真实性(existentialauthenticity),从而使学界对于真实性的探讨达到一个顶峰。

虽然此后仍有关于真实性的陆续探讨,但随着后现代游客的兴起,以及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94)等学者对于原真(originals)的质疑,真实性话题的热度逐渐衰落,继而被流动性(mobility)所替代。

相比真实性话题的研究,拟剧论的另一分支话题表演(performance)理论在旅游研究中备受冷落。

尽管这一理论在民俗学研究中被看作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也只有Kirschenblatt-Gimblett(1998)和Bruner(2005)等少数旅游学者从文本的角度考察旅游吸引物和文化表演以及各类事件的动态形成过程,国内旅游研究者更加少有涉及。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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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的诞生》是二十世纪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早期著作。

福柯认为,“凝视”在临床医学知识的演变中充任了重要的角色。

它参与到医学符号体系的形成中,与医疗档案、图表,和医院空间、病人身体共同构成了决定医学知识体系的权力关系。

因此,临床医生的凝视实质上成为医学这一知识型产生和形成的一种权力机制。

以福柯的“临床医生的凝视”为基础,英国社会学家Urry(1992)提出了“旅游凝视(touristgaze)”概念。

Urry认为,旅游凝视同样是旅游者施加于旅游地的一种权力,它是旅游者的需求、动机和行为融合并抽象化的结果,是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以及旅游景观塑造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国内学者刘丹萍(2007)在其关于元阳梯田的研究中,率先应用了“游客凝视”这一理论工具。

以色列学者Maoz(200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向凝视(Themutualgaze)”的概念,他将Urry的游客凝视扩展为当地人与旅游者之间相互凝视的关系和结果,被认为是旅游凝视研究的2.0版本。

介于福柯的思想向来被认为是高山仰止而令人生畏。

各位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读下去,也可以阅读Urry的《游客凝视》。

关于旅游凝视的3.0版,可见之于Larsen(2014)的总结性文献中,留给大家自己去发现。

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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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初开始,被认为是现代民主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模式——代议制民主因其理论的缺乏而备受批判。

代议制民主危机下,一种能够激发公民的公共精神,以公民参与和对话为核心的民主观——参与式民主在当代得到了复兴,并成为一个影响越来越大的民主理论流派。

美国学者Pateman(1970)《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正式兴起。

佩特曼认为,民主既不是多数人的统治,也不是民选代表的统治,它是公民的自治;只有在公民普遍参与的氛围中,才有可能实践民主所欲实现的诸如负责、妥协、个体的自由发展、人类的平等这些基本价值。

本杰明·巴伯在《强民主:

新时代的参与政治》一书中进一步将民主分为弱民主和强民主。

他认为,弱民主是指一种作为动物管理的政治;而强民主则主张公民的自治、公民的自我管理、公民的政治参与,而不能只是消极被动的和被管理的动物;公民们通过共同讨论、共同行动、共同工作来解决共同体(社区)的问题,这就是参与型的民主的根本特征。

受参与式民主思潮的影响,1985年,澳大利亚学者墨菲(Murphy)出版了《Tourism:

ACommunityApproach》一书,将社区参与理念引入旅游规划中,至今仍然是学界孜孜不倦的话题。

2000年,国内学者保继刚、孙九霞等在桂林旅游规划中首次运用这一理论工具,并在此后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Tusun(1999,2001,2006)是继Murphy之后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者。

社区参与最新进展表现为对社区增权的研究。

它由Akama(1996)最早提出,并经由Scheyvens(1999)和Sofield(2003)而发展。

笔者从2008年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变化,并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探讨,继而基于中国国情提出了制度增权和为吸引物权立法等观点(左冰和保继刚;2008,2011,2013)。

Boley等(2014)最近基于韦伯的实质理性回应了对社会交换理论的批判,提出了为社区居民心理增权等问题。

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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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是最先对符号互动理论(TheoryofSymbolicInteraction)进行系统阐述的现代思想家,这一理论不仅受到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的重视,而且对现代哲学探讨思维起源、人类本性、社会交往等问题,也有重要启示。

米德认为自我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逐渐获得的;自我的形成要经过“主我”(I)与“客我”(me)的相互作用过程,包含了主—客体的关系并且是在与其他自我的互动中产生的。

“我们对在持续不断的社会过程中我们自己认识得越清楚,我们的‘类意识’就增加的越多”。

用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的话说就是“镜中我”。

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L.Smith)出版了《东道主与游客:

旅游人类学(Hostsandguests:

Theanthropologyoftourism)》一书。

作为旅游人类学的先锋之作,该书确定了主客关系这一旅游人类学的核心主题。

此后的探讨涉及文化掮客(CultureBrokers)以及恐怖主义等。

国内学者彭兆荣(2004)在《旅游人类学》一书强化了“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主题。

不过近年来,“主-客”关系备受争议(Sherlock,2001),因为游客眼中所谓主人往往也是不发达地区的客人,如小生意人、劳工移民等,外来者常常介入旅游交往之中(Cohen,2006)等。

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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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通过解放、个性、时空、工作和共同体这五个概念来考察现代社会从沉重的/稳固的/硬件取向的现代性向轻灵的/流动的/软件取向的现代性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给人类状况带来的深刻变迁。

鲍曼认为当前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就是流动性。

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没有固定的规则,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差异性、变动性成为后现代的根本标志。

人们憎恶、躲避持久性的东西,并珍爱短暂性的事物。

人们的生活策略也变得非理性、短暂易变和碎片化。

不稳定和不安全极大地摧毁了人的自信和自尊,也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和集体精神。

Cohen(2012)指出,近十年来旅游研究领域中最具包容性和发展潜力的研究范式就是流动性研究范式。

Hannametal.(2006)甚至称其为“流动性转向(mobilityturn)”。

转向的倡导者是新西兰的Hall(2004,2005)及英国的Coles等学者(Coles,Hall&Duval,2006)。

笔者曾在《旅游流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左冰,2010)一书中对于流动性略有涉及;吴悦芳和徐红罡(2012)基于流动性视角开展了第二居所旅游的研究,不过距离流动性的精髓差距甚远。

关于西方人文地理学流动性的研究进展可参考杨茜好和朱竑(2014)。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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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理论(TheTheoryofWorldSystem)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提出。

沃勒斯坦用中心—边缘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从而解释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

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

通过对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次的分析,沃勒斯坦深刻揭示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

受此思潮的影响,Turne&Ash(1975)将国际大众游客涌向边缘地区比喻为成吉思汗横扫欧洲的“金帐汗军(GoldenHordes)”,Nash(1989)进而将旅游看作是一种帝国主义形式(TourismasaFormofImperialism),而Britton(1989)则通过对边缘地区发展国际旅游的分析指出,飞地旅游(Enclavetourism)必将导致空间经济不平等和二元经济结构的结果。

Palmer(199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旅游与殖民主义(colonialism)联系起来;Oakes(1995)基于对中国贵州的研究,提出了内部殖民的观点(internalcolonialism),之后由Hall&Tucker(2004)发展为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

保继刚和左冰(2008)在研究西部A地旅游招商引资个案是曾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上述研究的一个缺陷在于对发达地区资本与不发达地区两者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研究是静态的,没有揭示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权力资源的来源或相互间权力不平等关系可能随时间产生的变化。

即便是沃勒斯坦本人,也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是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中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些能为自身创造有利条件的半边缘地带可以通过劳动分工等机制实现位置上的流动和结构升级。

国内对于核心—边缘理论的应用聚焦于其技术维度,北京大学的吴必虎(2001)和华东师大的汪宇明(2002)最早对这一理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运用进行了讨论。

这一理论至今仍然是指导区域旅游规划的有用工具。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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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是现代法国思想大师,西方学界公认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

其《空间的生产》一书初版于1974年,原文为法语,以“口授体”的方式写作而成,但直至1991年该书的英译本面世(遗憾的是列斐伏尔于当年逝世),才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并推动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即所谓的“列斐伏尔转向”。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只关注于时间而忽略了空间,而商品世界既存在于时间之中,也存在于空间之中。

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详细论述了其“空间辩证法”,并指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每一种特定的社会都历史性地生产属于自己的特定空间模式。

列斐伏尔眼中的空间是空间实践(可感知的物理环境)、空间表征(特殊的符号抽象)和表征的空间(实践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三个层面的统一体。

空间的生产不仅是对“空间”的生产,也是对“空间感”、“空间的心理印象”的生产,最终也是对一般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空间生产理论目前已发至成为城市地理学的主流理论工具。

一些旅游研究者将其应用于城市旅游研究(Gotham,2002)、旅游者空间的生产(Edensor,2001)、文化的空间化(Low,1996)以及空间政治(Hall,2004)等问题。

曹国新(2005)虽然率先开展了大众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空间的影响研究,但其理论路线与之截然不同。

左冰(2010)在《旅游流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一书中对此理论略有提及,并提出“景观就是资本,旅游者就是现金”的观点以分析利益相关者对旅游空间以及空间权利的争夺问题。

对这一理论的深入应用与最新进展可见中山大学孙九霞等(2014,2015)的系列研究。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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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论的早期形态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SSK)。

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皮亚杰被认为最先提出了建构主义一词。

建构主义本来属于科学哲学范畴,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从哲学向社会学延伸。

知识社会学家伯格和拉克曼1966年出版的《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被认为是社会建构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该书延续了其老师舒茨的社会学现象学,强调对常识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可以加深理解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

在伯格和拉克曼看来,社会实在可分为客观实在和主观实在。

所谓“社会”也就是主观实在(意义)的客观化(外化)以及透过外化过程而建构出的互为主体性的常识世界。

换言之,社会世界是通过思想、信念、知识等主观过程社会地建构出来的,这个建构的社会实在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客观实在,但它除了由行动者及其角色构成的客观内容之外,还包含有由信仰体系加以合法化的各种制度等主观过程。

国内学者王宁(Wang,1999)在其关于游客体验真实性(见本文上篇)的讨论中最早涉及建构主义(其论文中也有提及列斐伏尔),并提出了建构主义真实性观点。

马凌(2009)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对旅游吸引物符号化过程进行了分析。

对于建构主义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缺陷和前景的探讨,可参见Hollinshead(2006)和Pernecky(2012)。

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点。

在这本书中,霍克海默•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批判了文化工业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所带来的文化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

阿多诺认为,在文化工业的背景下,文化、艺术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物,而成为了纯粹的商品、消费品,成为供人们闲暇时间娱乐和消遣的东西。

通过迎合市场消费的需要,文化工业蜕化为一种“大众欺骗的启蒙”,变成处于强势的统治阶级兜售其意识形态的工具(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就是商品拜物教),它造就了虚假幸福感和人的异化状态,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导致“启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倒退”。

承继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Graburn(1976,1984,1999)最早谈到了旅游艺术品(touristarts)的民族文化表达问题。

Cohen(19841988,1992)则将对旅游艺术品商品化与真实性探讨结合,讨论旅游的社会影响。

随后,Greenwood&Smith(1989)发表了题为“文化按磅出售(Culturebythepound)”一文,批判旅游成为商品化的手段,当地人为钱而表演的现象。

对此话题的探讨一直延续至今。

国内学者张晓萍(2002)、李正欢和黄远水等(2002)很早便关注到社会学和人类学者对于旅游商品化、舞台真实的探讨,并翻译了相关文献和开展了具体的研究。

保继刚和苏晓波(2005)将商品化的概念延伸拓展到丽江古城商业化的研究(虽然其英文用词为commercialization,但其讨论的内涵与commodification具有一致性),近期,保继刚和林敏慧(2014,2015)还探讨了历史街区商业化及其控制问题。

霍克海默·阿多诺.文化公业:

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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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这之后,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1970)指出“服务经济的下一步是走向体验经济”。

1999年,派恩和吉尔摩出版了《体验经济》(TheExperienceEconomy)一书,证实了托夫勒的预言。

派恩认为,当人们购买商品时,获得的是具体物品;当人们购买服务时,是购买“一组按自己的要求实施的非物质形态的活动”,而当人们购买一种体验时,“他是在花时间享受某一企业所提供的一系列值得记忆的事件—就像在戏剧演出中那样—使他身临其境”。

派恩进而将体验分为娱乐体验、教育体验、逃避现实以及审美体验四种类型,并认为,消费者对体验享受的评价越高,越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

因此体验的出现将使原有物品增值,成为企业一种新的价值源泉。

Oh等(2007)基于派恩的四维体验开发了量表,将体验经济理论运用于住宿业管理和营销;Stamboulis&Skayannis(2003)提出了基于体验的旅游(experience-basedtourism)的概念。

国内学者邹统钎(2003)和王兴斌(2003)最早关注到这一动向,并分别探讨了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景区管理模式和旅游服务创新问题。

目前,基于体验经济理论的旅游研究仍然局限在技术层面,关注于如何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以创造游客体验,并主要运用于景区/点的旅游规划与策划之中。

B·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吉尔摩.体验经济.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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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identity)是由美国心理学者埃里克森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也被称之为“自我同一性”。

认同理论历经嬗变,已经超越了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原初意义,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将自我认同放置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关注自我认同的塑造过程中,外在的全球性社会制度(现代性)对个体的冲击以及个体对这一冲击的吸纳和强化作用。

王宁老师(1999)认为,旅游是现代现象,只有放在现代性这一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充分、恰当的解释。

旅游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就成为旅游社会学者孜孜不倦的核心问题(Wang,2000;Graburn,1995;Okes&Minca,2004)。

但国内研究者对此探讨较少。

左晓斯(2004,2009)对此有所涉猎。

旅游领域对于认同的研究方兴未艾。

Light(2001,2006)通过对罗马尼亚共产主义遗产旅游的分析揭示了东欧各国在解体后试图融入西方社会面临的认同困境;Frew&White(2011)关注到了旅游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国内学者杨慧(2003)和孙九霞(2009,2010)探讨了民族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认为适度旅游对于民族文化传承具有积极效应。

左冰(2014)基于井冈山实地调查探讨了红色旅游与旅游政党认同之间的关系。

此外,旅游与性别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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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学理论包括:

现象学理论,应用于谢彦君《旅游体验研究:

一种现象学的视角》(2005);《旅游体验研究:

走向实证科学》(2010)。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92;胡塞尔《现象学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符号学理论。

应用于张骁鸣《月亮妈妈》。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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