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福利模式转换看金融危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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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福利模式转换看金融危机

从西方福利模式转换看金融危机

　　摘要　当今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与福利模式转换的若干联系。

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变革中，从财政性福利转变到信贷性福利，形成了一种西方社会特有的消费模式和文化模式，由此奠定了西方国家经济运行高层面的结构。

然而，这些都是建立在虚拟有效需求基础上的，本身就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而这一切的根本性原因毫无疑问地归咎于资本的本性。

这次危机为我国福利建设提供了借鉴和警示，要求发挥国家的作用，对资本进行约束并使其服从社会宗旨。

　　关键词　财政性福利；信贷性福利；虚拟有效需求；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　F8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09）04-0061-（04）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可以从多方面追溯其原因，但是从一个侧面看，也是西方国家福利模式转变的伴生产物，即由财政性福利转变到信贷性福利后长期积累的一种社会负效应，是由实体福利转向虚拟福利所衍生的后果。

　　一、财政福利模式的建立及其变革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推行财政福利政策，这种福利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国家主要承担个人的福利责任，其根由为1929―1934年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件重大事件的严重后果是，人权被肆意践踏，人的尊严受到严重损害，人的价值极度贬值，因此，建立公正、人道的社会成为强烈和普遍的要求，也成为二战后各国重建的主要目标。

同时，这场经济大危机也使人们看到市场并非完美，意识到个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有限性，国家必须转变职能对经济作必要的调控，分担个人风险，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

凯恩斯为此提出了国家干预的经济学依据，贝弗里奇则在政治层面完成了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

在贝弗里奇报告中，明确提出当时社会改革目的就是消灭社会中存在的“五大恶魔”：

贫困、疾病、愚昧、肮脏、懒惰，并申明在社会福利建设中国家和个人共担责任。

与此同时，各国社民党左派政府将上述经济理论和制度设计全部转化为施政举措。

蒂特马斯对这种普遍的政治选择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指出：

“现代工业社会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国家福利制度……政府不仅应该提供国家福利，而且应该提供普及型的而非剩余性的社会福利。

”上述情况说明，以国家为主体的全面社会保障建设成为时代的要求。

从1948年开始，建立在财政供给基础上的福利制度逐步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制度。

　　财政性的福利是以国家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承担者，通过政府财政支出为公民提供全面保护，这种长期和稳定的财政福利，产生了两方面社会效应：

　　其一，创造了新的社会有效需求。

按凯恩斯的解释，社会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平衡状态下的需求，也可以说是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和供应商愿意出售的最低价格交接点，反映了消费者的平均支付能力。

当普通消费者的收入一定，因而支付能力一定，若要进一步提高社会有效需求只能另辟蹊径。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凯恩斯开出的药方，就是通过政府财政投入提高社会有效需求。

西方国家通过大量财政投入刺激了生产，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拉动了经济增长，从而使福利国家步入40年的黄金时代。

　　其二，形成了一种稳定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

财政福利提供的“从摇篮到坟墓”全面保护，其宗旨是塑造国民体面，一方面是为了与社会主义体系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是在纠正过去“人为灾害”中树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政治标识，以此彰显其制度文明。

然而，恰恰是这种福利模式把国民生活消费结构推到一个较高的档次，形成一种高层面的经济运行体系：

高收入――高税收――高成本――高价格――高消费。

并且在这种高层面的经济运行中也形成了西方社会较高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

这种运行机制在全球化还未到来时尚可维持，当全球化形成潮流时，这种福利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并对福利国家形成越来越大的冲击。

　　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爆发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批判也始于此。

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强调市场的本原性和个人自由，谴责福利计划与国家干预破坏了市场秩序，主张个人责任和私有化，认为市场这一精妙机器可以解决自身的一切问题。

20世纪80年代新右派政府上台后，按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对福利国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削减福利项目，降低福利水平，国有资产私有化，一切都纳入到市场轨道，为效率让步。

至此，完全依赖财政支持的福利模式被打破，新的福利模式一市场福利模式（信贷性福利）――建立起来。

　　二、信贷福利模式的建立与虚拟有效需求

　　长期的财政福利在改善西方国家居民物质生活状况之外促进了消费，拉动了生产，催化了一种新的经济时代来临，即大众消费时代。

大众消费时代是相对过去精英群体消费时代而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华尔特?

惠特曼?

罗斯托（WaltWhitmanrootstown）在他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与《经济成长的阶段》两部著作中把人类社会发展所经历的过程分为六个阶段：

传统社会、起飞前的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罗斯托认为，任何社会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在经过现代化起飞并达到成熟后都要经过一个“高额群体消费阶段”，他所说的“高额群体消费阶段”就是指大众消费时代。

　　大众消费时代的主要特点是，过去价格昂贵的耐用消费品由于技术成熟、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而价格下降，使以往只有王孙贵族使用的物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少数精英阶层的高额消费转向了大众消费，最具有代表性的商品就是汽车和住房。

而普通百姓对耐用消费品的不断需求成为经济持续繁荣的保证，从而使经济增长的重心从生产转向了消费。

当这种需求达到一定饱和状态时，设法创造新的需求就成了资本的强烈欲望。

美国经济学家里夫金指出，大工业时代需要大众消费，资本周期性出现的生产过剩局面给人最直接的启示就是建立大众消费机制和消费观念，而这种观念形成的关键是“有组织地创造不满足”。

这种新需求快速生成的有效途径就是大规模的商业信贷。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自由主义改革，但是，长期形成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已经积淀成为一种文化模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物质基础。

这种文化模式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对它的任何方式的削减，必然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补充。

因此，财政性福利削减后留出的空白必然为另一种福利模式――信贷性福利模式填充。

　　信贷福利模式是一种市场福利，按着新自由主义的说法，市场是个人福利的主要来源，只有在市场无法获得任何机会的个人，才可以获得国家最低限度的生活资助。

信贷福利的主要特征是消费者通过信贷方式获得个人充足的支付能力，进而转换为个人效用，然后再以劳动收入偿还债务。

信贷福利与财政福利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是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还保持原样，这对维持原来的生产能力非常重要，它可以推动社会经济正常运转。

不同之处在于，这种福利模式下的支付能力主体由国家转向个人，由于个人实际支付能力要低于消费需求，因此只能将未来的支付能力进行变现。

　　信贷福利模式之所以能在西方国家普遍地建立，并且能够在收入极差的群体中也得到实施，与原有的福利结构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有密切关系。

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基础上搭建起较为完备的文明体系，如普遍的高层次的国民教育、周密而严厉的法律体系、民主和平等的社会关系，特别是道德意识渗透到各个阶层与职业，使社会信用发展到较高水平，这又为经济信用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和思想基础，使金融资本在风险与收益的比较上，偏重于这种文化的考量，加上市场竞争激烈的程度更加催化了金融资本的冒险行为，促使过度放贷和普遍负债消费成了西方国家经济运行的新动力。

如美国国民储蓄率在20世纪70年代平均为10.3％，80年代改革开始后，储蓄率就呈下降趋势，1990年为5.5％，2005年变成负数，到目前美国家庭负债率高达15％左右，也就是说，美国全民都在负债状态。

然而，信贷福利模式中隐藏着巨大的隐患，这就是普遍的信贷构筑了虚拟和不确定的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维持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

西方20世纪80年代进行自由主义变革后，正是依靠信贷性消费支撑了20年的经济增长。

然而，由信贷构成的有效需求实际上是虚拟的有效需求，所谓虚拟有效需求是指这种需求并不是真正的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平衡，而是以可预期收入转化为当前的效用。

然而，当信贷水平不顾消费品的实际价值并远远脱离收入可预期性时，膨胀起来的信贷泡沫所构成的表面供销繁荣，犹如一座内部正在翻滚熔岩的活火山一样随时都可能爆发成经济灾难。

　　三、福利制度对资本的屈从

　　福利制度是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和调控市场危机的制度安排，是劳动对抗资本的重要成就。

然而，福利国家几十年的制度演变仍然服从资本运行的规律，并且不断地产生着经济危机，由此可以看出资本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中的决定性作用。

　　关于资本的性质和作用马克思曾给予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资本具有两面性，因而具有两大社会作用：

一方面是它的建设性作用，资本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更新，冲破民族和地区界限将世界连为一体。

马克思说：

资本“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新的使用价值……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

”资本“既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话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

”另一方面是资本的破坏性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天然本能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的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

”资本创造了历史文明，但是，由于它的本性决定，又不断地破坏自己创造的文明和秩序，他在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的同时又使它无法适应现存的一切关系，因而危机不可避免地，并且周而复始地发生。

危机使“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的战争，使社会失去全部生活资料，仿佛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

”

　　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赚取剩余价值，并且尽量采取最有效的方式。

大众消费时代导致的经济结构重心从生产转向消费，致使资本逐利的重心也从产业领域转向了金融领域。

马克思指出，资本通过信用达到垄断是资本集中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个途经是竞争），这种依靠信用制度建立起来的垄断资本“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

”信用制度“再生产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

信用制度加速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暴力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因素”。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对资本的生动描述仍然是对当前西方国家金融资本行为的最好解读。

　　西方国家为了纠正资本的破坏作用，不断加强国家干预和调控的力度，从资本榨取的剩余价值中扣除用于劳动补偿越来越多，特别是福利制度的建立，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反抗资本运动最为广泛的计划性安排。

然而，福利制度在几十年的变迁中仍然服从着资本运动的规律，从倾向公平逐步转向倾向效率，由此看出，不论在是什么时代，资本的本性是改变不了的，由这种本性决定的经济运行趋势和结果也是无法改变的。

　　四、金融危机给我国福利建设带来的警示

　　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内在因素和背景，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后，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与西方国家同样的因素和背景，但是由于根本制度的不同，我们必须通过国家手段避免这种危机在我国的重演。

　　1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运行必须服从社会宗旨。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和多元化的所有制形式是必经阶段，资本逐利的特性也会存在，其破坏性不可避免。

但是，我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社会根本宗旨和目标是实现劳动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社会公正是我国的核心价值。

因此社会的一切设计、安排和运行都要服从这一根本宗旨。

对资本的两面性，可以通过国家权力利用其建设性，控制其破坏性，不可任由资本肆意妄为威胁社会安全。

　　2　国民福利的增进应主要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来实现。

提高国民福利是改善民生质量，实现社会宗旨的根本要求，但是国民福利除了依赖财政支出外，根本性的解决途径主要在于实实在在地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

然而，在整个分配环节上不仅要在第二次分配上注重公平，在初次分配上也要讲公平。

防止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巨大差距，然后依赖再分配进行调节，而后期的调节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还会产生某些负效应，如依赖心理、不满情绪，以及社会成本的提高等。

因此，应当在初次分配上加大制度合理性的设计，使劳动群众的福利增长主要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并由此提高人民群众的支付能力，而建立在这种实实在在的支付能力上的有效需求，以及由此带动的消费和经济增长才是健康的，安全的。

　　3　注重实体福利建设，避免虚拟福利危害。

资本逐利的本性使资本运动正如马克思预见的那样有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发展的趋势。

金融资本逐利模式不像产业资本那样必须经过“货币资本――商品生产――货币资本”三个阶段，而是“货币资本――（货币运作）――货币资本”，二个阶段即可完成，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经济效率。

因此信贷扩张和金融衍生品泛滥成为现代资本运作的重要特点。

为了使货币资本能够产生较高收益，资本家往往编造美好的福利预期诓骗群众，就如同中世纪天主教皇利奥十世为了敛财到处兜售“赎罪券”并对教徒说的那样：

“当捐助的金币投到钱柜里里叮当作响时候，罪人的灵魂就可以立刻从地狱升到天堂”。

时下西方人唯恐赶不上当代福利快车而又要用更高的价格为以后的福利买单，不惜一切地贷款消费，并期望增值转让，对未来的幻想性预期使信贷成本和消费价格膨胀成为越来越大的泡沫，最终导致破裂。

　　我国现阶段国民福利提高的过程中，信贷消费是提高人们福利的途径之一，然而，这种虚拟福利极不确定，若不进行有效控制也会形成泡沫危机。

前期房地产泡沫已见端倪，万幸的是中央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控制，同时西方国家信贷泡沫的爆裂又为我国敲响了警钟，从而使我国金融危机得到抑制，这些都提醒我们在福利建设中要注重实体福利建设，避免虚拟福利带来的危害。

实体福利建设，一方面在于提高劳动收入在生产要素总收入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在于加大基本公共福利上的投入（如教育、医疗、廉价住房等）、降低这些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商品化程度，置换出百姓在这方面的过多付费，转化为实际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形成真实可靠有效需求。

　　责任编辑：

郑洪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