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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陵近代人物记忆选录
松陵近代人物记忆（选录）
沈昌华
松陵镇地虽不大，但人杰地灵。
近代也曾经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人物，有北伐烈士钱涤根、抗战志士王祖壎、抗日烈士倪淑英、中科院院士刘建康、钱慈严、唐昌言、费伯埙、王菼、赵安民、钮泽全、李鉴澄还有民国女画家唐蕴玉等。
随岁月流逝，有一些人物仍留在人的记忆之中，而有些人物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今先就倪淑英、刘建康、唐蕴玉三人写成本文，供参考。
革命烈士倪淑英
倪淑英（1916～1943）女，原名宋维，松陵镇人,1916年10月20日，倪淑英出生在吴江县松陵镇下塘23号。
先后就读于松陵镇城西女子小学（三多桥）、同里镇女子小学、吴江县立中学。
1928年，她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到罗琼（解放后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确立了爱国爱民的志向和信念。
毕业后在吴县新阊小学（现在的学士中心小学）和上海市中振小学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件前后，正在上海教书的倪淑英主动接近进步人士，参加党领导的各项抗日活动。
随后，受党组织委派，她从上海回到吴江，组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她带头走上街头，与同伴们一起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文艺节目，以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倪淑英无法返回上海，于是她留在吴江积极从事抗日后援工作，主动为前线撤退下来的伤病员服务。
是年9月倪淑英来到当时的严墓区钮家汇担任校长。
在教书之余，她深入到当地的农民群众中，宣传抗日。
钮家汇小学当年的校舍。
11月，她和家人一道离开吴江向浙西撤退，年底到达湖南长沙，再赴汉口，那时汉口是大后方，倪淑英到汉口以后，找到了当时的老师地下党员罗琼。
民国27年春，1938年1月8日，倪淑英与家人拍下一张全家合影，随后填写《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职员登记表》，放弃了与家人共度春节的机会，与几位有志青年一起，离开长沙，北上汉口。
在罗琼的牵线下，1938年3、4月间，倪淑英一行取道西安，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倪淑英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当年5月，她在宝塔山下留下了生前最后一张单身照。
进入陕北公安武装青年训练班学习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训练班为提高学员素质经常进行野外训练，据当时同学回忆，倪淑英是女生队长，精明能干，但眼睛近视三XX。
一次，过一小河，河上有一行“搭脚石”，还有一座小板桥。
指挥员说：
“男同志跳石头，女同志走桥”，女生抗议“为什么？
女同志就不能跳石头吗？
”指挥员连忙说：
“好，好，女同志自愿跳的也可以跳。
”一个，两个，第三个是倪淑英眼睛近视一下没看准，一只脚掉进河水，大家一阵笑。
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去陕西省栒邑县陕北公学分校，之后又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党委负责妇委工作。
在延安倪淑英与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印度尼西亚华侨、冀中公安局长张国坚结婚。
后来倪淑英安排到陕西枸邑县织田镇工作。
1939底，夫妇二人一起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她历任冀中公安局副主任秘书、机要秘书，晋察冀公安局主任秘书、机要党支部委员等职。
在1940年10月，24岁的倪淑英生下一名男孩，后寄养在河北定县的老乡家里。
1940年底，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1943年秋，日军对晋察边区发动扫荡。
倪淑英怀孕不能随大部队行动，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参加由9名同志组成的战斗小组，坚持在河北省阜平、涞源两县交界的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活动。
1943年9月中旬，倪淑英所在的战斗小组爬上海拔三千多米的神仙山最高峰，在神仙山一带与敌周旋了二十多天。
倪淑英拖着沉重的身子，但她从不吭一声不拖后腿。
10月12日，倪淑英和同志们正在涞源县桦木沟村宿营。
这个山村四面环山十分隐蔽，是晋察冀边区较为安全的抗日根据地，驻有军区医疗队、休养所、抗大二分校、后勤仓库、边区银行等，还有边区政府。
而担任警卫的只有冀中军区22团的两个步兵连，由团长左叶亲自率领，掩护由600名伤病员组成的五个伤病连。
凌晨三四点钟，300多日本鬼子在内奸的带领下，伪装成牧羊人，摸黑窜进村来。
当哨兵发现时，情况已十分紧急。
倪淑英立即组织同志们烧毁机密文件和干部名册，沉着冷静地指挥大家翻过院墙撤退到后山。
然而后山已无退路，山下敌人正包围上来。
此时，倪淑英为掩护战友突围，她一面向敌人扔手榴弹，一面带领同志们突围，迂回了两三里路，撤到一条干河沟边上。
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倪淑英的右手，她的警卫员杨志毅赶紧替她包扎伤口，催她快撤，由他们来掩护。
当时已近清晨，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倪淑英要战斗小组里受伤的战友和杨志毅快走，“要留个人好给机关报信。
”杨志毅不忍撤走，“我命令你撤！
”倪淑英用左手用力把杨志毅推下了山坡。
随后，她继续和留下的三位战友一道，坚守在一块大石头后面阻击敌人，接连击毙了十几个鬼子。
这时日本鬼子调来机枪和小钢炮，向他们滥扫猛轰……。
战斗小组的五位战友安全转移了，村里的700多名战友和老乡顺利突围了，终因弹尽无援，于12日凌晨倪淑英与其他三位战友全部壮烈牺牲，这就是“桦木沟村惨案”。
战斗结束后，杨志毅等人奉命前来掩埋并安葬战友们。
他们在老乡家收购了几口薄棺材和一个衣柜，将战友们入殓安葬。
入殓前，杨志毅将倪淑英烈士脸上的血迹擦干净，还理了理她的军装，细心地数着，一、二、三……从头到前胸、再到后背共有七个弹孔，加上手上的一个，全身共有八个弹孔。
反扫荡战斗结束后，部队在河北省阜平县石家寨为倪淑英等革命烈士召开追悼大会。
1956年国家颁发给倪淑英烈士证书，并—笔抚恤金。
倪淑英的父亲倪孟长先生把发给革命烈士倪淑英家属的“抚恤金”，全部捐给了家庭困难的烈士家属。
1992年，松陵镇城区改造，烈士故居也在拆迁范围内，倪淑英的二弟倪明将祖屋拆迁款全部捐给吴江中学作为“倪淑英奖学基金”。
2016年初，倪淑英的二弟倪明的儿子倪冈将他父亲留下的现金和遗产，全部捐赠给苏州学士中心小学作为“倪淑英奖教基金”。
而今倪淑英烈士任教过的吴中区学士中心小学（原新阊小学）校园内立有一尊烈士的半身塑像，供师生瞻仰，学校号召师生向倪淑英老师学习。
在倪淑英烈士的家乡松陵镇，她的名字有多少人知道？
科学院院士刘建康
刘建康（1917～2017），是我国著名鱼类学家，淡水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江苏吴江松陵镇人，可是鱼米之乡的吴江人对刘建康知道多少呢？
1917年9月1日，刘建康出生在松陵镇垂虹桥畔的航前街。
他的父亲刘振奇在上海外国洋行任文职人员，给他起了个名字为刘家骧（xiang），骧是骏马昂首飞奔之意，这是刘振奇对儿子的期望。
刘建康出生三天后，由母亲陶漱六带到上海住所，刘振奇工薪丰厚，刘家生活比较富足。
刘建康6岁那年即1922年春天，进入上海毓贤小学，那是一座教会学校。
一天放学，他和同学相伴回家，同学见两个身材高大的洋孩子很好奇多看了几眼，岂不知洋孩子竟打了同学好几介耳光，嘴里还不停地辱骂。
国家贫穷，政府无能，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受洋人欺凌，这深深地伤了刘建康幼小的心。
刘建康从小在租界里长大，后来又上了很长时间的教会学堂，从小接触英语环境，英语基础很好但国文却一点也不好，父亲对他的学业成绩和品德修养要求很严格，为此给他请来中文老师在家中补课。
刘建康从小喜欢上动物课，初中时喜欢生物课上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标本并自己参与采集。
他特别喜欢小学老师教唱的《青蛙歌》，在工作后还专门买关于青蛙的书，到晚年还参加青少年保护青蛙的活动。
刘建康在家里爱玩各种玩具，特别是父亲买回来的新玩具，他对玩具的构造充满好奇，往往新买的玩具很快便被他拆得七零八落。
—次父亲买了一只上了发条便会蹦蹦跳跳的玩具青蛙，他玩着玩着竟拿工具将它拆开，最后又意外地被他还原装好，上了发条还会跳。
小学毕业后随父母迁居苏州，考入苏州中学初中部，到了初中他开始迷上无线电收音机，花很多时间去弄磁铁、线圈等等零件。
刘建康在初中因为生病辍学一段时间里，在家里成天摸索无线电，还自己装成了矿石机、单管收音机甚至电子管二管、三管收音机。
父母盼他早日恢复健康，把他的名字改为刘建康。
初中毕业后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在高中读书时，每到周末总是独自骑自行车从苏州顺着公路到松陵航前街看望祖母。
1934年，18岁的刘建康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
东吴大学的教育理念，生物系的徐荫祺、刘承钊、陆近仁等教授既搞科研又教书育人，使他深受教益。
1935年，学校生物系决定到上海举办一个纯属科普性的淡水生物展览会，活动由刘承钊教授负责，教授把大二学生刘建康选为助手之一。
展会期间参观的人很多，参观者对鱼类很感兴趣提出的问题也最多，而刘建康对鱼却知之甚少，使他非常尴尬。
展会结束在回苏州的路上，刘建康忍不住向老师说“我很想研究鱼。
”1936年，时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的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到东吴大学作讲座，刘建康知道后早早在教室等候，讲座结束刘承钊教授让刘建康留下来，和他一起陪同伍献文教授吃晚饭。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知名教授，刘建康既兴奋又紧张。
吃饭时，刘承钊向伍献文介绍说：
“伍先生，这可是我很优秀的弟子啊，他就是前不久我给您提过的那个一心想从事鱼类研究的学生，今天特地让他来陪您聊聊。
”这次陪吃饭成为他和伍献文的第一次相识。
伍献文给他推荐一些书目，其中有诺尔曼的《鱼类的博物学》的英文原著、Copeia杂志和BashfordDean编著的英文书ABibliographyofFishes（《鱼的文献》）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吴大学部分师生被迫经浙江省湖州迁到四川成都，后并入华西协和大学。
刘建康在战乱中读完了大学。
他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鲤鱼的骨骼系统》，从此和鱼类研究正式结下了缘。
大学毕业后，经刘承钊教授推荐，1939年刘建康到当时迁至四川北碚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成了伍献文教授的研究生，其间曾充当李约瑟来华活动的翻译并译李氏《战时中国之科学》。
当时，研究所所在的重庆北碚镇，生活十分困难，想吃鱼但又买不到，于是师生们晚上打着手电筒到农田中去捉鳝鱼。
在捉鳝鱼的时候，刘建康想：
如果采用人工养殖，就可以让大家吃上更多的鳝鱼。
于是，他挖了一个鱼池，并从市场上买来一些大鳝鱼放进池中。
养了一年，池中的鳝鱼没有生殖；第二年，情况仍然如此。
“为什么这些鳝鱼都不生殖呢？
”他将这些大鳝鱼杀掉一看，发现全为雄性。
“怪了，为何是这样呢？
”他从市场上义买了数百条小鳝鱼，宰杀后发现：
小鳝鱼全是雌的。
通过研究，他得出结论：
鳝鱼刚生下时全是雌性,长大以后,就逐渐变成雄性了。
1944年，他将这一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受到国际动物学界的高度关注。
1947年7月5日，英国皇家学会博洛博士在世界顶级的科学杂志《Nature》上写了一篇专题评论。
文章开头便说：
“从1944年一篇描述黄鳝性腺论文的发表，刘提供了新的和有趣的有关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机制的证据，并打开了一个新颖研究领域之门。
”这一评价对只有30岁的刘建康真是极大的鼓舞。
从那时起刘建康坚定了一生为鱼、为鱼类栖居的生态环境而潜心研究的信念。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中英科技合作馆馆长李约瑟博士介绍，1946年1月刘建康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先后就学于实验胚胎学家H.霍尔弗雷特和N.J.贝锐尔，1947年秋天获得博士学位。
此后，他应美国伍兹霍尔实验细胞实验室主任R.钱勃斯之聘，任该实验室副研究员，从事微操作和组织培养实验。
一年后应麻省北安普顿史密斯学院M.罗士之聘，任动物癌症研究基金项目研究员。
钱勃斯和罗士对刘建康的才干极为赏识，多次劝其留在美国，并说刘建康的未婚妻也可到美国进行研究工作。
刘建康谢绝了他们的劝留，明确表示他的科研事业应在自已的祖国。
1949年2月，刘建康克服重重困难，坐海轮回到上海。
他的行李中只有一些重要的鱼类学文献和一台英文打字机，没有一件时尚的家用物品。
刘建康归国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刘建康任该所研究员，在研究所设在无锡的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工作；1951年兼任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
其间编著10万字的《鱼》一书，所得稿酬全部捐献出来支持抗美援朝战争购买飞机大炮。
1954年秋，水生物研究所迁到武汉，刘建康继续任研究员，先后担任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
1979年担任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任所长，1987年起任名誉所长。
1989～1993年任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80年，刘建康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任生物学部常委。
他还担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197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物科学部第一届、第二届学科评审组成员（1986年8月～1990年6月），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专题”专家组成员（1984年～），国家科委、水利部、能源部“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生态与环境专家组专家（1986～1991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6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老师（1981年～），中国科学院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委员（1984～1987年）。
刘建康是湖北省科协第二届、第三届主席（1984年1月～1992年4月），1992年起任第四届名誉主席；1980年～1993年任政协湖北省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93年5月起任政协湖北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
曾提交《关于开发湖北水体生物生产力的战略设想》报告，提出开设湖北“四湖”地区，组建湖北省环境与国土研究中心等建议，均被采纳并得到落实，对湖北省经济建设和科学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86年至今先后任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1988年当选九三学社第六届中央委员，1992年当选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0年刘建康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代表。
刘建康是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1979年～）；中国鱼类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1979～1989年）、名誉理事长（1989年～）；曾任《水生生物学报》主编（1984～1990年）、《海洋与湖沼》学报副主编（1984年迄今）、英文版《中国海洋湖沼学报》编委（1982年～）、德国《应用鱼类学杂志》（JoumalofAppliedIchthyology）编委（1985～1992年）、中美《生物医学与环境科学学报》（BlomedicalandEnvironmentalScienees）编委（1997年～）、德国《FRESENIUS环境快讯》顾问（1991年～）。
刘建康曾作为我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出席“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议，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还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报告论文。
他还非常重视培养年轻的科技力量，先后招收培养研究生14名，其中博士生11名。
1992年，刘建康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国际知识界名人录》（第9版）。
民国女画家唐蕴玉
唐蕴玉，江苏吴江松陵人，生于1906年，定居上海。
早年毕业于上海神州女子学校美术科西画专业。
创作勤奋，活跃画坛。
1927年7月出版的《妇女》第二十五卷第七号（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辑号），其中关于她的评价为：
“唐蕴玉女士，吴江人，性极和顺，擅西洋画法，为我国画学界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曾留学日本研习多年。
去冬开个人展览会一次，深得社会之嘉许。
与潘玉良女士相伯仲。
作品崇尚写实而近于后期印象。
笔触老健，轮廓正确，尤长风景，近更注意于人体画，精研不息，所作大幅人像甚多，有突飞之进步。
”1947年出版的《美术年鉴》，对唐蕴玉评价为：
“女士作风，构图极新颖，色彩淡泊而宁静，尤以善绘肖像与风景名于时。
”在‘洋画运动’的过程进行中，以蔡威廉、关紫兰、荣君立、唐蕴玉、方君壁、潘玉良、孙多慈、丘堤、范新琼等为代表的女画家，成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创作类型，她们之所以受到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她们是新文化运动中获得自由和平等的女性艺术家，而且本质上是由于她们自身艺术的实力和才情。
”
唐蕴玉与柳亚子有交往，柳亚子曾多次为她的早年中国画题诗，其中有一首七绝为：
“参天峭壁绝跻攀，爱听松涛镇日闲，写尽胸中灵气来，无双丘壑几春天。
”1927年春，柳亚子和他家人东渡日本，正遇唐蕴玉再次去日本而与柳家同行，她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亚子先生为逃避国民党右派的迫害，化名‘唐隐芝’，作为我的阿哥，与其夫人郑佩宜还有她的妹妹郑光颖和女儿无非、无垢一同东渡日本。
我们乘的是邮船‘长崎丸’，由于初次航海，我们均尝到晕船之苦，到达神户，住在一家旅馆，每日旅馆费按当时的货币需要四日元，我们觉得太贵，就迁居京都，住在一家日本式‘宿屋’。
承当时有名的日本画家桥本关雪等人的热情招待，我们品尝了日本的料理、冰薄鸡片及生鱼片、鳗鱼片等和日本的‘正宗’酒，并导游金阁寺、银阁寺、岚山等名胜古迹，泛舟琵琶湖。
京都为日本故都，风景优美，文物丰富，尤其春天盛开的樱花、秋天满山的红叶更使世界旅游者陶醉，亚子先生诗兴大发，写了不少美丽的诗篇。
”
在东京，唐蕴玉与郑揆一相识，并确认了恋人关系。
郑揆一，又名启圣，字体仁，1905年4月14日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仙夹乡夹漈村，其父郑玉书（字崇瑞）系清朝秀才，曾任厦门道尹，是菲律宾著名侨领。
郑揆一在厦门桃源小学毕业后，即东渡日本读中学、大学，昭和四年（1929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
1930年，唐蕴玉与郑揆一同赴巴黎，郑揆一入巴黎大学历史系留学，专攻太平洋近代史，后获博士学位。
唐蕴玉到巴黎后，每日往罗浮宫临画，午时即以面包充饥，晚间去画苑学速写，不久考入国立巴黎美术学院，在莱勃及沙巴物教授的画室学正统油画，又去洛特等新派画家处进修。
1930年，唐蕴玉与郑揆一在巴黎结婚，何香凝夫人为他俩证婚。
每年暑假唐蕴玉与郑揆一同赴比利时、荷兰、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处的美术馆观摩各派的杰作以增加见识。
唐蕴玉在法国创作的画参加法国春秋两季美术展览会，作品为《巴黎蒙马特》、《巴黎旧居》等，其对光线和色彩多端变化的处理，明显较在日本时表现出更为自由娴熟的油画技法和表现力。
在法国期间，郑唐夫妇生了一女一男，由于小孩子的羁绊，再加上时局的动荡，影响她事业的发展。
1938年底，一家人先回到香港，1940年回到上海，他们从巴黎带回的许多珍贵的油画留在九龙寓所里，可惜在香港沦陷后，九龙寓所被日本兵霸占，藏品全部不知去向。
唐蕴玉归国后在上海多所美术学校执教西画，同时致力创作。
1946年5月，在上海大新公司画厅举行第二次个人西画展，作品有一百几十幅，作品构图多变新颖，色彩淡泊而宁静，人物肖像和风景为其创作特色，成为民国时期活跃一时的女画家之一。
唐蕴玉回国之时，正值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趋向繁盛之时。
她的艺术活动是先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等校任教。
在“艺苑绘画研究所”（简称“艺苑”）时期，唐蕴玉艺术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艺苑”是上海的重要西画团体，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绘画学术机构，位于西门林荫路，江小鹣、王济远两位画家将其合作画室提供作该所的活动场所。
“五楼五底还带厢房，所以很宽大，楼上南面二间便是济远的画室，北面是江小鹣的造铜像小模型的工场兼画室，二处布置都十分精美，壁上悬不少洋画，有的是他们两位佳作，有的是东、西洋名家的作品，令人目迷五色”。
经过集资、申请立案、聘管理人员、装修画室、添置设备，正式成立“艺苑绘画研究所”。
在“艺苑”成立之后，唐蕴玉、金启静等画家加入“艺苑”，从欧洲归国返沪的潘玉良不久也加盟“苑”，成为中坚骨干之一。
醇厚的学术空气与和睦的自由探讨，使“艺苑”在上海西画界产生了良好的声誉和影响。
唐蕴玉的艺术获得了充分的施展和运用，进一步强化了"艺苑"所特有的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相结合的风格取向。
20世纪30至40年代，唐蕴玉的艺术逐渐受到广泛的关注。
作为一位活跃于中国西画界的女画家，唐蕴玉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画展，比如第一届全国美展中，她的《静物》入选，成为一幅引人注目之作，同时刊登于当时《美展》期刊中。
在当时的诸多的艺术期刊中，时常会见到唐蕴玉作品的出现。
事实上，在“洋画运动”的过程进行中，以蔡威廉、关紫兰、荣君立、唐蕴玉、方君壁、潘玉良、孙多慈、丘堤、范新琼等为代表的女画家，成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创作类型，他们之所以受到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她们是新文化运动中获得自由和平等的女性艺术家，而是由于她们自身艺术的实力和才情。
20世纪40年代后期，唐蕴玉曾经在上海大新画廊举办了一次个人油画展。
作为三十年代上海商界四大公司之一的大新公司，地处南京路、西藏路口（即今上海市百一店大楼）。
《上海市大观》（1948年出版）记载:
“特设二楼一隅为书画部，经常租给名人艺人作各种文化展览，这是大新特别重视文化与经营有同等地位的。
”书画部下设画廊，位于四楼。
1947年，曾经举行过一些重要的油画展览。
其中有关良水彩画、油画展、李铁夫油画展、唐蕴玉油画展（1947年5月）等。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唐蕴玉虽然还坚持绘画，也有《西安大雁塔》《青岛海滨》《长城》《桂林》《泛舟》《学校》《风景》等作品问世，但她已经淡出了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先后在上海向明中学、建春女子中学、长乐中学等处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直至退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飙席卷而来。
郑揆一是华侨资本家，他在上海有一家工厂，是公私合营的资方厂长，曾任全国侨联一、二届委员，上海市侨联一、二届常委，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常委，长宁区民革筹委主任等职。
在“红色恐怖”中，郑揆一受到巨大冲击，被抄了家，家中的画作、雕塑统统作为“四旧”捣毁。
郑揆一被勒令到翻砂车间劳动，唐蕴玉被揪斗游街。
1980年，郑揆一和唐蕴玉离开上海到菲律宾去探望郑揆一年近百岁的母亲，唐蕴玉在马尼拉也曾作画多幅，其中有《菲律宾国父里萨的纪念碑》《菲律宾风景》等。
之后，郑揆一和唐蕴玉移居美国，唐蕴玉已年超80岁，但参加肖像班作画，迎来她绘画创作的第二春。
她不顾年迈乘坐公共汽车到绘画班，结交了不少中外画友，创作许多作品，参加各种美术协会，她曾参加南加州美术学会展览及其他画展。
有一次，天雨路滑她不慎跌跤，大腿骨骨折打上钢钉行走不便，但她仍坚持每星期去TrinityChurch画室绘画，绘画已是她生命的一部分，晚年时绘画是她精神上的慰藉，这段时间她主要进行人物肖像的创作。
她说“我对于洋画不敢说有什么深刻的研究，但是自己的兴趣却可以说是很浓厚的。
后来渐经陶冶，觉着绘画的兴趣比什么都纯洁，能够把一切烦恼消除，画的成功，当然以取材、色调、结构为根本，我尤感觉到绘画的色调，可以表示各人的个性。
”后来，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她仍在家里绘画，直到因患癌症而作化疗。
她是个很坚强乐观的女子，她始终不跟家人谈疾病痛苦，在她去世前两天，她的小儿子送来一束花，她的次女问她想画吗？
她说：
“要！
”然后，她几分钟就完成了一幅最后的遗作。
在她逝世后郑揆一把她最心爱的画笔陪伴她去天国，让她在那里继续绘画。
白朗宁说：
“死亡使一个伟大的声音沉寂之后，他生前平淡无奇的话，都成了至理名言。
”
唐蕴玉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出名的中国第一代女画家，也是惟一一个有留学日本和法国经历的中国第一代女油画家。
潘玉良女士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有小说、电影、电视剧诉述她的传奇故事而使她闻名天下，而相比“与潘玉良女士相伯仲”的唐蕴玉一生并无传奇色彩，她一生做人低调不张扬，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只在上海普通中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渐渐地淡出公众视野被历史所遗忘。
1993年8月16日，“唐蕴玉遗作展”在美国洛杉矶中国文化中心揭幕；9月11日，南加州华人美术学会、美国加州中华艺术研究会、美国中华书画学会等主办的“唐蕴玉油画遗作展”举行；在美术界友人的不懈努力下，2009年，李超主编的《中国油画系列研究·唐蕴玉》精美画册在国内正式出版，这些用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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