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华文文学语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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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华文文学语言

泰国华文文学语言

厦门大学　　张长虹

第一节泰国华文文学语言的环境

一、汉语在泰国语言格局中的地位

华侨华人移居泰国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中国的航船就到达过泰国。

[1]此后，因中泰关系的密切，中国沿海地区逐渐有人去泰国经商、定居。

[2]这些劳动力有较高的生产技能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颇受泰国统治者的欢迎。

[3]到19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有10多万中国劳工进入泰国。

[4]移居泰国的华侨华人既给所在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在与泰族人民交融彼此文化的同时，通过华文教育源源不断地传承着中国的文学和文化。

20世纪20年代末，泰国华族渐渐接受了从中国传入的现代汉语白话文。

当时，除了5家公立华校外，他们又陆续开办十多家私立学校和六七所华侨女校。

不少学校还实行男女同校，采取普通话教学。

[5]

在20世纪初，曼谷王朝对华侨华人仍偏重于自然同化。

自20年代以来，泰国华文教育开始受到打击，华文学校屡遭泰国政府的限制和查封，这与泰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初，在中国痛苦地探索民族发展道路的同时，泰国也在西方列强的持续威逼下，进入民族主义的自觉时期。

这一阶段，由于华族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和华族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男性华侨与暹罗妇女结婚的比例相对减少，华侨华人和泰族人的自然同化开始受阻。

1918年，拉玛六世皇首次颁布《民校条例》，对华校加强管制，并对华侨华人及其子女采取了一系列更急迫、有效的同化措施。

[6]1922年，泰国政府又颁布《强迫教育实施条例》。

上述条例在1932年废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后得到了切实的贯彻。

此后的30余年里，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呈现出封闭—放松—限制—放宽的反复状态。

鉴于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泰国政府做了适当的变通，然而，总的来讲，在这几十年间，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仍以抑制为主，汉语的地位几经沉浮。

1938年，泰国与日本签定日暹新条约。

为了帮助日本实现“大东亚文化圈”的战略目标，亲日的泰国政府展开了杜绝华文学校的活动。

次年8月，銮披汶政府封闭泰京八家华文报，并大规模查封华校。

到了1940年6月，全泰293所华校荡然无存。

[7]

二战以后，作为名义上的战败国，新组阁的泰国政府对华人暂时采取放任的政策。

1946年1月23日，中国政府与泰国政府签定《中暹友好条例》，是年7月，华校达500多所，学生人数超过17.5万。

20世纪40年代末，国际上的冷战气氛蔓延到泰国，受美国支持重新掌权的銮披汶成为西方牵制共产主义国家的一枚棋子。

在这些不正常的政治背景下，泰国政府的文化歧视政策致使华校教育难以为继。

自20世纪60年代起，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泰国放弃“经济泰化”政策，开始重视华侨华人的经济才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政治因素给华文教育带来的危机。

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追随美国的泰国政府与台湾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其间，数批台湾文人应邀先后到访泰国，他们对泰国华文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1975年7月，克立·巴莫总理访问中国，两国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中泰建交后，华侨华人在泰国的政治、经济地位逐步提高。

1989年到1991年，东欧、苏联相继解体，泰国的制衡作用随之消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的华文教育仍有所限制，但其重要性日渐昭然。

1992年，随着泰中两国的经济合作领域的日益扩展、泰国政府的重视、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华教开放，各类华校如夜校、民办学校和家庭读书班纷纷成立，泰国中小学的华文教育逐步兴起，华文在泰国的生命力渐渐激活。

至20世纪90年代末，泰国掀起一股“汉语热”，懂得汉语的人才就业机会增多。

2001年4月，曼谷市政府和中国教育部签定了培训中文师资的长期协议，并与中国多所大学挂钩培训。

[8]

除了普及性的华文教学之外，泰国有关部门正着手实施培养高层次的汉语专门人才的计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大学、艺术大学、东方大学、华侨崇圣大学、易三仓大学、博仁大学等学府相继设立中文系，学生人数在100～300人左右，泰国最高学府朱拉隆功大学和法政大学已设有中国研究中心，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还是泰国惟一有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权的学校。

[9]

华文教学的普及与高层次的汉语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为泰国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较为肥沃的土壤，在此基础上，泰国华文文学的写作者和读者的数量正呈上升趋势，其欣赏与创造水平也有所提高，泰华文学语言因之日渐丰富。

泰国是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

其中，泰语族包括泰族人和掸人，占全国人口的82%;汉语族的人数仅次于泰语族，目前约有600万，占泰国总人口的12%左右。

[10]其余的还有印度尼西亚语族，如马来人、莫肯人，占全国人口的4%;孟高棉语族，像高棉人、孟人和黄叶人，约占总人口数的3.7%。

泰语是泰国的国语，惟一的官方语言。

在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中，汉语获得了泰族的普遍认同，但是，汉语的地位根本上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牵制。

如今，在泰国，汉语正成为继泰语、英语之后的第三大语言，以汉语为泰华文学语言已逐渐受到泰国人民的欢迎。

二、泰国华文文学语言的形成与发展

泰国华文文学语言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主，吸收了广东潮汕方言和泰国华族作家创造的新词等多种语言成分。

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泰华文学语言还吸收现代泰语词语和泰国语言的语法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泰国本土文化、西方文化及周边国家文化。

泰国语言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逐渐影响泰华文学语言，使之具有浓郁的佛国风采的，另一方面，泰华文学语言亦从词汇、语法和文化等层面给予泰国语言新的资源。

随着泰华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泰国华文文学语言也经历了逐步成长的过程。

20世纪20年代，鉴于相近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泰国华侨华人渐渐接受了从中国传来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并由此滋生了以现代汉语为主要表达语言的泰国华文文学。

从泰华文学史来看，《中华民报》的文艺副刊《纪事珠》及其发表的数篇当地华侨华人的作品可视为泰华文学的起点。

但是，就目前存有的图书资料来看，最早的文学著作应是出版于1933年的林蝶衣的新诗集《破梦集》、短篇小说集《扁豆花》、符先开等人的新诗集《孤霞》、铁马的杂文集《梅子》。

[11]处于发轫期的泰华文学语言从一开始就有本土化的倾向，也有成熟化的表现，既平白、细腻，又具暗示的功能。

受“七七”事变的刺激，1937、1938年，泰国的文学团体及文艺刊物多达39个，支持这些专刊的中坚有100多人。

[12]前哨读书社的《前哨》、心声诗社的《心声》等大都借文学以宣传抗日。

1938至1945年，銮披汶政府采取排华政策，不仅推行“经济泰化计划”，而且逐一查封华校、报馆，仅剩一家由日人滕岛接收的《伪中原报》。

[13]不久，文化人星散，泰华文学界一片荒凉。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后，中国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自此，华侨社会迅速向华人社会转变，泰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因之发生变化。

泰国当局对华文教育采取时抑时松的政策使得华文日报相继复版，继而推动泰华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抗战胜利后，连啸吟主编的《光华报》首次登载了本地背景的连载小说《风雨京华》。

此后，泰华长篇著作相继问世，如1953年出版的姚万达的《一个嚼槟榔的绅士》、陈仃的《三聘姑娘》、谭真的《座山城之家》等等。

1956年，倪长游、沈逸文等7人合作写成第一部长篇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在丘陵主编的《曼谷公园》上发表。

1964年，亦非等9人联手写了一篇反映曼谷下层华族人民困苦生活的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泰华文学语言全面转向本土，有大众化、通俗化的倾向，出现不少潮汕方言，吸收了现代泰语语汇。

同时，少数作家如陆留、落叶谷等坚持文学语言的精雅化。

1975年，中泰邦交出现新的局面，中国开始增加对泰国的投资，双边贸易增长迅速。

此后，中国文学界、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地域文化色彩最为浓郁、社会历史背景特殊的泰国。

随着泰国华文教育的进一步开放，华文报纸副刊相继恢复并新辟了许多文艺副刊，各文艺团体、报纸还纷纷举办各种文艺创作比赛，组织联谊活动，这些均极大地刺激了新老作家的创作积极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华族文学社团不仅重视出版文学刊物，还加强同国外作家读者的交流，以活跃文坛气氛、扩大影响。

其间，不断有泰国华文文学作品传入中国，同时，也有大陆和台湾作家、学者组团相继访问泰国。

国际性的华文文学活动不仅扩大了泰华文学的发展空间，而且开拓了泰华作家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水平。

由此，泰华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据泰华作家曾心统计，1980年后出版的泰华文学作品近400本，比之前50余年出版的122本增了两倍多。

[14]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泰华文学语言日益丰富、规范，并从语汇、内涵、风格等方面展示出自己的特色。

三、泰国华文文学语言特征形成的环境因素

泰国华文文学的成长不仅得益于华文报业的扶植，而且与华文学校的兴盛密切相关，若进一步究其根源，泰华文学的繁荣与衰退实质上是由各个历史时期泰国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

换言之，泰国华文文学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与泰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

从19世纪下半叶起，泰国开始经历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由王室领导的启蒙思想运动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力量微弱，只局限于贵族阶层，无法从实质上触动封建旧势力的根基。

至20世纪初，泰国已逐步演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入侵破坏了泰国原来的自然经济。

土地的不断商品化致使大量农民破产，城市里的华族出现产业工人及资产阶级。

在泰国，泰族是当地的主体民族。

社会的上层由泰族的皇室、贵族、官员组成，拥有权力、威望、财富和较高的文化水平。

在他们以“民族主义”作为治理国家原则的情况下，华侨华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升迁，往往意味着从文化上向泰族人靠拢，以至于同化为泰族人。

[15]一些有机会跻身泰国上流社会的华泰混血儿，为了显示自己是“真正”的泰族人而常常否认自己是中国人。

在泰国近代史上，极力主张排华的政府官员多含中国血统就是明证。

[16]

如此一来，那些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华侨华人便以受封建权贵、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和无产者为主。

这些人在感到日益显明的民族歧视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以文言文为书面语言的旧文学已无助于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种种真情实感，便期望能有新的文学语言形式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帮助他们改变现实、摆脱苦难。

辛亥革命前夕，为了加强宣传教育，中华会所在泰国创办了《华暹新报》和益华学校。

不久，益华学校停办，复创明德学校和国文学堂。

民国成立不久，会员急剧增加，振兴阅书报社增至1万余人。

[17]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泰国经济迅速发展，新的时代更新原有的商业经营方式，商务往来及结算开始借助书面文字，各公司急需懂华文、华语的人才，这对华侨创办华校十分有利。

[18]到20世纪20年代末，泰国华校逐渐实施普通话教学。

与此同时，渐渐增办的华文报纸云集了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文化人，他们积极宣扬科学民主，提倡新文化新道德，那些发表的及转载的白话文作品给了泰国华侨华人极大的启发。

和华文学校一样，华文报纸不仅团结了来自中国的文化人，而且在当地培养了新的写作者与读者。

在20世纪的前40年里，不少泰国华侨华人相继回中国升学，接受了迥异于封建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新思想的洗礼。

他们返泰后即进入泰华报界和华校从事文化工作。

这些文化人和在泰国本土培养的华族作家一起尝试以现代汉语白话文来表达华侨华人的心声，其间的主要作品有林蝶衣的《桥上集》、《破梦集》，郑开修的《玫瑰厅》、《梅子》，方涛的《水上的家庭》。

鉴此，最初的泰华文学语言就与社会现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并有较高的水准。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泰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高峰期。

这一阶段泰国军事政变频仍，但历届政府都很重视发展经济。

同时，经济的腾飞像把双刃剑，也给优秀的东方文化传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一些腐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它们直接侵蚀泰国人民的心灵，致使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紊乱。

对此，有正义感的泰国华族作家以同情人民的苦难、讥讽道德的沦落为题材，叙述各式小人物在平凡生活中的苦乐酸甜，像野迅的《月光下》、《流浪者之歌》、《夜莺日记》，田夫的《活在希望中》，李栩的《火砻头家》，倪长游的《祖父的丧事》、《新的一代》，黎毅的《夜航风雨》等便是较为优秀的代表作。

这些以华族平民为阅读对象的作品语言通俗易懂，还吸纳了潮汕方言。

近20年来，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日益宽松，泰华作家不再单纯地执著于民族文化传统，而是在主动学习西方文化与泰国本土文化的同时，重新寻求和反思民族文化之根，以期培厚适宜于泰华文学生长的文化土壤。

其间，泰华文学体裁日益多样，文学评论受到关注，文艺论争接二连三，李少儒、岭南人、张望等人的现代朦胧诗渐渐风行，刘白、波子等的现代小说出现，饶公桥、刘扬、庄严等批判现实的文学创作依然振聋发聩。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华作家的思想越来越成熟，眼界益发开阔，他们在坚持优秀的泰华文学语言传统的同时，愈来愈重视语言的规范化，不少作家已在多年的辛勤笔耕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如司马攻、陈博文、曾心等，从而提高了泰华文学语言的特殊价值。

在泰国，华侨华人仍需依靠血缘、地域、业缘等关系来进行互助和自救，因此，他们依然保留着部分华族文化特征。

在这种文化氛围里，泰华作家写出了以中华文化传统为生活背景的佳作，像《家风》、《温暖在人间》，以及凝聚汉族文化精神的意象，如“屈原”、“苏武”、“水仙”、“茶”等等。

纵观泰华文学史，潮汕籍华文作家不仅人数多、成果丰，而且始终贯穿着整个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为泰华文学的萌芽、茁壮与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们对泰华文学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方言的加工运用上，其次是语言中包藏着丰富的地域文化特征，即地方性风俗和文化精神的地域色彩，这样的作品有李栩的《光华堂》、老羊的《横陇姆》等。

另一方面，特殊的文化环境也使泰国华文文学语言显示出迥异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的特点。

从根本上说，泰国文化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宗教。

这是因为一切艺术、文学、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都是围绕它的宗教而发展并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

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渐侵入，该地区的文化状况才有了某些变化，更加复杂起来。

在国内的先进地区，泰族文化已趋于世俗化，然而对整个民族来说，宗教文化仍然是一股现实的力量。

[19]这一文化环境使得部分泰华作品以佛教为背景，描摹相关的习俗，吸纳佛教词汇，如林光辉的《碧城风云录》、曾天的《微笑国度之歌》、刘扬的《心血》、司马攻的《水灯变奏曲》。

此外，泰国华文文学语言还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泰国东面与柬埔寨接壤，东北面邻老挝，西北部和缅甸交界，半岛南端与马来西亚毗连。

东南面向泰国湾，西南濒临印度洋的安达曼海。

地处热带的泰国一年分热、雨、凉三季，降水充沛，河流众多，纵贯全国的主要有湄南河，其动物、植物和矿产资源均十分丰富。

受独特的自然景色的熏染，不少泰华作家笔下的文学语言都散发着微笑国度的光彩，如陈博文的《雨声絮语》、饶公桥的《晨雾·石莲·荷花》。

泰华作家有从中国移居佛国的，像司马攻、梦莉、曾心，有在泰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如倪长游、许静华、方思若、何韵、沈逸文，也有中途到中国升学再返回出生国的，譬若林蝶衣、白翎等。

总的来看，他们的文学语言内容广泛，从家乡到所在国乃至其他国家，从世俗生活到文化审美宗教，无不涉及。

就作家个体来说，由于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经历、性格不同，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观念、关注点和情感表达方式也迥然有别，由此，泰华文学语言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例如落叶谷的语言委婉柔美，司马攻的语言较含蓄、文化意蕴深厚，梦莉的语言带有忧伤的蓝色调。

第二节泰国华文文学语言的特征

一、泰国华文文学语言的特点

（一）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主，吸收了潮汕方言、泰语等多种语言成分。

泰华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其文学语言成分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主，可从词汇、语法和修辞等方面看出来。

泰华文学语言的词汇丰富，同时，它们又是形象化的、富有表现力的。

作为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是规范化的现代汉语，在泰华文学语言中所占比重较大，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泰华诗人林蝶衣笔下的“古庙”有破败之相，背后隐藏着苦难时代带给人们的精神迷惘;到了四五十年代，陆留的“秃鹰”象征泰华文化界的消沉、死寂;80年代，司马攻的“只争朝夕”的潜台词是对华文前途无须担忧太多，多读多写，比空谈没有出路要好些。

关注社会现实的泰华作家通过词汇传达着具有时代特征的信息，像这类有着特殊意蕴的语言还有难戒的“侨领瘾”、让人失眠的“都市症”、重视父母教育的“终身职业”、“功夫茶”、“菩提树”、“抢镜头”、“麻雀公会”、“傻瓜机”、“佛跳墙”、“老字号”、“气功”等等。

泰华文学的词语也有从方言中汲取的，如“衰”、“衰迈”意为倒霉;“哭父”有叫苦之意;“相辅”即互相帮助;“精神”为清醒;“当鲜鲜”表示衣服穿得光鲜;“蜈蚣”形容公车走得慢;“称心死”是很满意、很快乐的意思。

同时，泰华文学也继承了一些古代汉语和熟语。

其中古代汉语以文言词、古

诗词最为常见，像“呜呼哀哉”、“福禄寿”、“扶乩”、“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江春水向东流”、“花事知多少”、“我家有女初长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剑霜寒十四州”、“破瓜年纪小腰身”、“观千剑而后识器”、“近水楼台先得月”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历史词语，它们大多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如“尚飨”、“主祭”、“未入流”、“巾帼”、“须眉”、“手谈”、“茶博士”、“如意”、“取经”，有的还包蕴着引人遐思的典故轶事，譬若“封神杀出鬼”讥讽的是随意篡改历史、歪曲历史人物的做法;而“没面目焦挺”、“对号入座中山狼”、“吴三桂所冲何冠”、“三原李靖”、“庄周梦蝶”、“秦少游与边朝华”、“囚首丧面”、“武家坡”、“赵公明”、“姜子牙”、“嫦娥和吴刚”等也各有所指。

泰华文学汲取的熟语包括成语和俗谚语。

前者如“见微知著”、“暮鼓晨钟”、“桴鼓相应”、“未雨绸缪”、“兵不厌诈”、“文不对题”、文章要写得感人就必须“为情造文”，要了解别人的文章，就应“知言养气”。

后者有“三个会说，抵不过一个胡说”，这是讥讽把宋干节与宋江扯到一块的书呆子;“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礼多人不怪”等等。

潮汕方言是汉民族语言的地方分支，为广东潮汕地区人们所使用，具有地域特色。

在泰华文学作品中适当地运用潮汕方言不仅能使表达习惯富有新鲜感，还能传达着一份份特殊的情感。

像“破毕舍”一词，其中“毕”是一种长方形的铁制煤油箱，“破毕”即破漏的煤油箱，“舍”为少爷，整个词被形象地引申为破家少爷;“鸭脯”意为烤干的鸭，形容其瘦。

这种根据职业、习性、绰号特征取名的词汇还有“卖菜婶”、“力落兄”、“乌鸟婶”。

潮汕方言词汇有两大类，一是音译，如“措理”即处理，“呵啰”意赞扬，“踢桃”表玩耍，“供”为敬。

二是与现代汉语相仿的表达，如“行”有走的意思，“存”表剩余，“赶热”为趁热。

这些方言表达方式新颖，已渐渐形成泰华文学的特色，譬如用水“滚”表示水沸腾、烧开的意思就很形象;“得失”实为得罪;“花猫白舌”比喻花言巧语，说谎欺骗;“看想”合眼睛的观察和内心的思想而成“看上”这一心理反馈;“幼”有年轻之意，从而引申为嫩;“堵”是碰巧遇见;“拼打”、“力落”是勤劳的外在表现;“受惨”直接可见遭罪、受折磨的苦恼之心;“鄙屑”转而成为说坏话;“来哥”则勾勒出一个不拘一格的倔强形象;“食桌”引申为赴宴;“上顶”有“封顶”之意，转为“最”……，皆生动之至。

除了上述词汇之外，潮汕方言还包括俗谚语和一些富有地域风情的歌曲，它们既活泼又有生趣，为泰华文学语言增添了几许灵动。

像俗谚语“到处草就干”比喻干什么都不行;“敢吃三升米，就敢饿七餐”说的是要敢作敢为——要敢于享受，也敢于吃苦;“神仙、老虎、狗”意味着卑微时如狗，得势如虎，荣华时似神仙;“弄险过挈齿”表示很险、很厉害;“衙门钱一蓬烟，生理钱六十年”告诉众人官场捞来的钱财只是过眼云烟，生意人的钱只守得住六十年，还有“亲生仔不如自己钱”;“油麻无枝鸟不歇”;“麻雀是富家鸟，要有米有粟的人家他们才寄住”;“嫁着过番安（丈夫）有安当无安”等等。

另外，催眠歌“去时草鞋共雨伞，来时白马挂金鞍”;梅县客家山歌“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

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潮州方言歌“天顶一只鹅，亚弟有牡亚兄无，亚弟生仔叫大伯，大伯听着无奈何，打个包袱过暹罗……海水迢迢，父母心枭，老婆未娶，此恨难消……”;“一只鸡仔呱（摇摆）亚呱（入声）。

呱（入声）到箩脚啄米箩，阿兄三十未娶亩（妻），阿妹细细（小）做太婆”，以及关于槟榔的潮州民歌“叶埔蝉，叫匀匀，大个拼欲衫，二个拼欲裙，三个拼欲槟榔鼓，四个拼欲铜面盆……”等细细品来，均有一种值得揣摩的韵味。

泰华文学作品中直接用泰文的少，基本上采用音译词，再作注释。

在具体的泰华文学作品中，多数泰语音译词都耐人寻思。

如陆留笔下的“萱园”并非意为菜园的一般词语，其间隐隐可见他对佛国风情与亲人的眷念。

“经过萱园曲径，垂垂椰叶是那样地拂人之肩，而且，圆圆的大月亮在椰叶里窥人，那仿佛是羞人答答的新娘子！

现在，家是在萱园，楼外，早晚全是椰树的丰姿”。

萱园不仅有宜人的景致，它的“泰式唐餐”也让人不由得垂涎三尺，可是作者“上午十点准时开市，下午二时收市”，其余时间“统统卖光了”，“一来手下人可以休息，二来回后园看眼花齿落的老母和贤妻娇儿”，因为他抱的宗旨是“你富是你的事”。

诸如此类藏着特定情韵与文化背景的词汇还有意为地狱寺的“越那洛”;本义是掉进水里，后引申为倒闭的“肿”;吃软饭者的别称“孟拉”;指一般的劫匪或杀人枪手的“虎字辈人物”等等。

泰语转译而来的单词较为简洁、贴切，往往能使泰华文学作品更生动、富有泰国风采。

像“昭披耶”是泰国历史上赐给贵族或有功勋的人的最高爵位称号，有喻湄南河壮大、美丽、富饶、崇高之意，若用意译就没有音译来得恰切。

这类词语还有“金果”——园农称价值高贵的泰国果王榴莲为金果，泰国华侨华人取“留念”的谐音，蕴流连忘返之意于其中;“匹气怒”，这是泰族人对最辣的小椒的命名。

部分泰国成语、俗谚、歌曲也有类似的文学效果。

例如“修锁领到耙”指原本简单的小事情，结果搞成麻烦的大事情;“猪尾糊泥”与中国的“狮子滚雪球，越滚越大”同一意思;“乌丁林”表示得意时便趾高气扬而忘形忘本，有讽刺之意，俗谚“烂泥糊不上壁”即朽木不可雕;“自己摆荡脚儿去碰木尖”意为自讨苦吃，这些语言在具体的语境里颇有文学意蕴。

泰国田园歌“甲挽老，乐罗俗……”的意思是回家吧，爱你的人在等你;“罢贞，罢贞鲁迈，田叻律骚罢贞……”旋律轻快，歌词大意是贞姆，贞姆你知否？

我爱上你的女儿呢……，它们更是别有风韵，让人迷醉。

泰国华文文学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在近80年的创作发展过程中，泰华作家们不仅吸纳了现代汉语和现代泰语，还创造了不少新的词汇。

譬如“龙船越”，它位于曼谷然于那哇地区的湄南河畔，历史悠久，有特殊的文化功能。

距今数百年前，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水陆交通，全靠一种大帆船，船身漆红色，船头两边绘着腾跃的蛟龙，俗称“红头船”。

及至200年前，华侨对泰国的建设，已从许多方面作出伟大的贡献，泰国节基皇朝为纪念这一历史功绩，特用钢骨水泥塑建一艘和实物仿佛的“红头船”，供人瞻仰;“詹奔花”，曼谷的詹奔花大小很像白玉兰花，不过包裹着一层像绒布的外壳，当花到了绽放的时候，外壳便散发出香气。

詹奔花的花瓣厚而且硬，不像白玉兰那样的开展。

此花香得骤急、浓烈，什么花的香气都给它遮盖掉，用它可形容兼有泰族女子性格和华族女子性格的少女。

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前，泰国的纸牌场的进门处有一条布帘，布帘两旁写有两行大字，左边是“长期消遣”，右边是“有”。

这“有”的前两个字是泰国潮州人的专利发明。

“”：

潮州话发“怕”音，表示空无一物，虚有其表;“”：

潮州话发“殿”音，表示空心的，坚硬不可摧。

“有”三个字串在一起，告诉人们，在打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