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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台关系词中的同源层探讨
紀念李方桂教授百年誕辰暨中國歷史語言學研討會論文（2002年8月15日至17日，美國西雅圖）
漢台關係詞中的同源層探討
上海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潘悟雲
一、確定同源關係的一種新設想
在東亞各語言中，侗台語的系屬一直爭論紛紜。
自從白保羅1944年發表了“台語、加岱語和印度尼西亞語”一文，特別是1975年出了《澳泰語言與文化》（Austro-ThaiLanguageandCulture，下簡稱AT.）一書，越來越多的學者贊同白保羅的意見（AT.p.485）：
白保羅上述分類的主要依據是，侗台語與漢語、藏緬語之間可比較的詞語中大多是文化詞，基本詞匯少見。
而侗台語與南島語的基本詞匯之間則有許多可比處。
白保羅的觀點在中國學者中也引起相當大的反響，當然也存在不同的意見。
因爲同源詞與借詞之間一時難以分得清楚，爲了謹慎起見，學界通常把它們總起來叫作關係詞。
不過這也只是一種權宜的辦法，侗台語與漢藏語是否同源，最終還是要對這些關係詞進行甄別，看它們當中有沒有同源詞的成分。
進行甄別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這些關係詞中有沒有基本詞，特別是核心詞。
漢台關係詞中果真都沒有基本詞嗎？
印歐語的歷史比較往往首先拿數詞與代詞作爲同源與否的甄別標準，因爲漢藏語與侗台語的這兩類詞沒有可比處，於是就成了它們不同源的最重要依據。
但是，這兩類詞語産生得比較晚。
在漢語的先秦文獻中，第三人稱代詞都還沒有産生。
自然數在原始人中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列維-布留爾1986），它們往往從另外具體意義抽象出來，在古漢語中還可以看到這種語義的殘跡。
如“一”表示完整，“二”表示分裂，“三”則是“增加一個（或幾個）”的意思（詹鄞鑫2002）。
漢台同源的時代比共同印歐語的時代要早得多，如果在侗台語與漢藏語分裂以前代詞與數詞還沒有産生，用這兩類詞來甄別它們是否同源，當然不會合適。
那麼用哪類詞作爲甄別詞語最合適呢？
馬蒂索夫（Matisoff1976）認爲“身體部位領域的詞是詞匯核心中的核心”，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人類認識世界總是從認識自己本身開始的，而且身體部位名稱都是非常具體容易形成的概念，在原始人的思維中一定很早就已經産生。
再説許多身體部位名稱也不太容易借用。
語詞的借用總是有一定原因的。
例如，“心”這個詞有許多相關的文化詞語，如“心情、心理、心態、心思”，如果一個族群中還沒有這類文化詞，就會向其他語言借用，通過類推作用，就會把“心”也借用過去。
如龍州壯語的固有詞“心臟”爲tau2，因爲有許多漢語借詞包含“心”：
an1im1（安心）、pinq5im1（變心）、tsin1im1（專心）、kwan1im1（關心）……於是就使龍州的“心臟”增加了一個借詞形式im1。
但是與“肺”有關的文化詞語比較少，“肺”也就不需要到漢語中去借用。
奧德里古爾認爲“肺”是“不必借的東西”，很有點道理。
在東亞許多語言中，“肺”都有pop之類的形式。
漢語是*pops>pots>MC.pii，車旁語pop，景頗語*pop>55，卡林語。
侗台語大多是pt，但是榕江侗語爲pup，錦屏侗語爲pap7‘，顯然保留更古老的形式，説明侗台語有過與漢語相同的音變*pop>pt。
南亞語中也有相類似的形式：
布朗語甘塘話、布朗語胖品話、德昂語硝厰溝話。
“肺”的這個形式在亞洲大陸上分佈得這麼廣泛，難道都是借用的結果？
它們都向哪種語言借？
這些民族爲什麼都覺得自己語言中的“肺”不好，要借用人家的？
馬蒂索夫（Matisoff1976）從AT.詞表中摘用80個與身體全部或部分有關的詞根，發現在澳泰語與漢藏語之間有好些相似點“似乎是反映了某種發生學上的親緣關係”。
但是最後他還是認爲這些都是真正的接觸關係。
如果連核心詞中的核心都不算數，那麼靠什麼才能斷定其親緣關係呢？
所以，下文的同源詞討論中我們主要舉身體部位名稱以及與之相關的動詞作爲主要的討論對象，同時也包括一些其他的核心詞。
分子人類學近來的進展告訴我們，東亞人群可能在六萬年前來自非洲。
他們在中印半島兵分兩路，一支南下成爲南島語的祖先，一支北上在南中國定居下來。
在南中国的一支中有部分越過長江北上，在黃河流域形成漢藏語的祖先。
下圖根據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最近對基因測定分析的結果繪製。
如果按照這種關係，漢藏、侗台、南島在某個時期一定來自同一種母語。
南島的先民從來沒有越過長江同黃河流域的漢藏先民有過接觸。
當黃河流域的漢藏先民重新南下的時候，南島的先民已經遠渡重洋，也不可能與漢藏族有過任何接觸。
所以，如果南島語與漢藏語中有關係詞的話，這種關係詞可以斷定爲同源詞。
我們重新檢查了AT.中的詞表，白保羅所舉的澳泰同源詞中有許多也可以在漢藏語中找到可比較的形式。
既然南島與漢藏的關係詞都是同源詞，同時按白保羅的説法這些詞在南島與侗台之間也都同源，那麼這些詞在漢藏與侗台之間自然也一定同源。
所以，我們似乎找到一條判定漢台關係詞中哪些屬于同源詞的標準：
當漢台關係詞在南島語中也是關係詞的時候，它們屬于漢台同源詞。
歷史比較語言學確定語言同源關係的主要方法是尋求基本詞匯之間的語音對應關係。
但是當兩種語言從母語分化出來的時間過於久遠的話，語音可能變得面貌全非，其間的同源關係就很難辨認，加上各種非語音因素的干擾，語音對應關係逐漸模糊。
此外，語詞的創新，也使同源詞的數量越來越少，很難從少量的同源詞中得出語音對應關係來。
漢藏語與侗台語之間的分化至少在一萬年以上，在這麼深的時間深度，已經很難運用語音的對應關係來確定它們之間的發生學關係。
對於這些語言間的同源關係的確定，本文提出另一種方法：
基於音變規則的核心詞匯比較法。
以往的歷史語言學一般是通過親屬語言的歷史比較構擬古代的語音面貌。
但是如果無法進行歷史比較，用音變規則的內部擬測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
例如，我們通過某種語言的內部比較，知道這種語言曾經發生過音變：
u>u>u>eu>au。
假如這種語言的一個核心詞帶有韻母-au，在親屬語言中已經找不到同源詞可以與它進行歷史比較了，因而也不可能通過這種比較來構擬它的古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根據上述的音變律推定它在古代曾經讀-u。
通過音變規則把所比較的語言的古代面貌還原出來，等於把它們之間的關係提早了幾千年，原來因爲時代久遠而模糊了的語音關係又凸現了出來，因而可以拂去歷史的灰塵重新發現同源詞。
如果通過這種方法發現的同源詞基本上都屬於基本詞匯，甚至是核心詞匯，而不是普通的文化詞，我們大致上可以確定這些語言間的發生學關係。
白保羅的《澳泰語言與文化》實際上就是採用類似的方法，不過本文更明確地提出這種方法應該基於音變規則。
在方法論上，我們還得對這種方法作更深入的討論。
音變規則雖然來自語言的普遍現象，但是其普遍性是不一樣的。
有些規則對所有語言都適用，有些規則受時空的制約，不一定在所有語言都發生。
所以，我們把一條音變規則運用於某種語言的時候，往往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根據這條音變規則，這種語言的甲音，可能從古代的乙音變化過來。
請注意，這裏只是一種可能性，要使我們的推論得到確定，還必須結合其他的方法。
例如，泰語的“頭”爲klau，根據上述的音變規則，它有可能從klu變來，不過還不能就此肯定它一定從klu變來，因爲我們還不知道這個音變在泰語的歷史上是否發生過。
如果結合泰語中的上古漢語借詞材料，我們就能得到比較確實的結論了。
泰語的“酒”爲hlau3，地支名“酉”爲lau4西北方言雞年，“九”爲kau3。
這幾個漢語借詞在上古漢語中都是幽部字，上古漢語的幽部爲*-u，由此可以斷定泰語這幾個詞剛借入的年代爲-u，後來才發生了音變u>u>u>eu>au。
既然泰語的歷史上發生過這個音變，我們就比較有把握地認爲泰語的“頭”klau可能從klu變來。
不過到這一步還是無法作出百分之百的確定，因爲我們還無法排除泰語的-au是否有多種來源的可能，如果-u還有另外一個來源，我們就不能確認klau的來源一定是klu。
在某些情況下，音變規則運用於古音的推導，其不確定性比這還要大，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這裏所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
不確定性本來就是經驗科學的特點，所以會有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方法的出現。
讓我們先來討論一個類似的現象。
我們把一個硬幣上拋，掉下來文字面朝上的概率只有50%，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因爲每個硬幣上拋下掉，朝上一面都有不確定性，所以把10個硬幣同時上拋，掉下來每個硬幣的文字面都朝上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現在假設有n條音變規則R1，R2，R3……Rn同時運用於某一組語言，其中的某條規則可能適用於這些語言，由它可以推導出正確的古代讀音。
另一個音變在這些語言中可能沒有發生過，通過這條規則推導出的古音就不一定正確。
我們雖然還無法知道通過每一條規則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推導出古代的讀音，但是如果通過這n條規則推導出來的各語言的古代讀音構成一個有序的結構，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爲這些音變規則中的大部分是適用於這些語言的，因爲從一堆無序的規則是不可能推導出有序的結構的。
下文的30組同源詞，通過8條音變規則推導它們的古音。
所推導出的各語言的古代形式竟然是如此的相似。
更重要的是，具有這種語音相似性的都是核心詞，而不是普通的文化詞。
這些同源詞之間語音形式上的可比性，就是一種有序結構。
本文就是通過這種方法來推導侗台語與漢藏語之間的發生學關係。
二、幾條音變規則
音變規則1
塞音的成阻時間不能小於某一個值，否則就會聽不清楚。
小舌音的成阻部位與聲門之間所構成的聲腔很小，氣壓很快就會達到一個極限。
如果要有足夠長的持阻時間，可以有兩種音變達到這個目的：
一是成阻部位前移成了舌根音，這等於是增加了聲門與成阻部位之間的聲腔容積。
一是擦化或變成通音，氣流外泄使成阻部位與聲門之間的氣壓減小。
我們在許多語言中都碰到這種變化，如：
侗語水語毛難語侗語水語毛難語
鳥鴉山洞
雞青蛙田雞
屎祖父
粥割
舊
在侗語中-變成了-，在毛難語中變成了-。
苗瑤語中的qh-在有些方言中變成h-，在另一些方言中則變成kh-。
捆乾枯包洞眼
高坡qhe1qh3qh3qho3
宗地he1bha3bhou3bho3b
長垌khai1khei3khau3kho3
比較普米語中的菁花土語與魯甸土語，也可得到這種音變的證據：
菁花土語魯甸土語菁花土語魯甸土語菁花土語魯甸土語
痰針乾
小尖
牛肉Ƨ國王
項圈牛糞
互助苦
頭
濁塞音容易產生擦化（朱曉農2003），所以魯甸土語中的-全部變成了-。
清的不送氣塞音q-則變成了k-。
送氣清塞音qh-處於兩者之間，它不像濁塞音那樣擦化，但是它帶有送氣成分，比較起清塞音來容易擦化，所以有個別詞擦化爲x-。
潘悟雲（1997）論證過，上古漢語的小舌塞音q-、qh-、-到中古變成-（影）、h-（曉）、-（云、匣）。
在南島語中Batak語的“火”爲qapuy，Itbayaten語爲hapuyReid1971，印尼語爲*apuyBenedict1944。
其中的h-或-顯然來自q-，南島語中的q沒有送氣不送氣的對立，所以有兩種不同的變化。
音變規則2u>u>u>eu>aui>ei>ei>ai
與都是發音部位最高的音，在元音高化的推拉鏈的作用下，產生裂化。
上古漢語的幽部是*-u，侯部是*-o，到中古侯韻高化作-u李榮，原來幽部的-u就被推出位，發生了裂化，變成-u。
這個時候另一條語音律在起作用，高本漢（Karlgren1940）把它叫作“區分律”（）：
由於區分律，i變作中古的ai，就像德語Geist讀作gaist，e跟i的性質太近，聲音太像了，都是前高元音，爲了強調它們之間的對立，互相之間產生了一種區分作用：
ei>ai。
這裏也產生同樣的現象。
和u都是很高很後的圓唇元音，要結合成一個發音清楚的複合元音，它們是過於接近和相似了。
於是在區分律的作用下，第一個元音變開變前，成爲a一類的元音。
帶長元音的ku變成ku。
齊韻上古屬於脂部*-i，到中古變成-ei，在廈門、廣州方言中進一步變作-ai。
我們在上文討論過泰語中的“頭”klau3從klu3變來，把它與其他侗台語中的“頭”相比較，正可得到從-u到-au的變化過程：
水語佯黃拉珈侗北泰語
3313klau3
音變規則3塞音加流音的複輔音Cl-有以下幾種變化方向。
①Cl->C-。
這是一條最普遍的音變規則，流音的語音強度（phonologicalstrength）比塞音弱，所以首先失落。
試比較泰語與老撾語：
魚空的螞蟥芭蕉鹽怕爬行汗垢
泰語252322n22
老撾語1‘51’41‘1’22
泰語中的Cl-在老撾語中都變成了C-。
漢語的以母上古音是*l-，但是下面的以母字又都有塞音聲母的異讀，這些帶塞音聲母的異讀在上古只能是*Cl-，否則我們就不能解釋它們爲什麼與以母*l-有異讀關係。
鄭張尚芳1987：
鬻姬穀益
居六切*居之切*kl古祿切*伊昔切*
余六切*與之切*l餘蜀切*弋質切*
根據這條音變規則，Cl-的流音失去以後會與C-合流，所以現代形式C-有可能來自古代的*C-，也有可能來自古代的*Cl-。
②Cl->Cj->t-。
“老虎”緬甸古碑文爲kla，在緬文中是kja，現代仰光話讀ta。
下面是一組壯語方言，它們反映同樣的變化：
秧頭鼓癬蛋
橫縣
邕北
平果
田東
橫縣是比較古老的形式，邕北是kl->k-，平果與田東的變化是kl->kj->t。
③Cl->C->T->Ts-。
與橫縣壯語比較，大新壯語的ts-顯然就有這種來源。
秧鼓癬蛋打鼾
橫縣
大新’’
我們一時還找不到壯語中t-的中間階段，但是在苗瑤語中可以找到它：
四胃稻子舌頭光滑
高坡
七百弄
塞音帶r的複輔音有相類似的變化：
Cr->C->CƧ->TƧ-，如“裂縫”藏文phrag，拉薩話讀作tƧha，仙島語pak35，是音變的中間階段。
④Cl->Tl->T-。
下面侗台語中有些語言的舌尖塞音對應於另一些語言中的Cl-，顯然是Cl-經過Tl-的中間階段變作T-
拉珈邕寧泰語布依侗南
眼睛11’211
蚱蜢778-57
死11’211
斷繩斷5———4
蛔蟲—6—6—
草木灰4636—
瓣花瓣—797—
拌拌豬食—2—22
但是，在侗台語中很難找到Tl-的中間形式，我们可以在苗瑤語的例子中找到：
殼蛋殼葉子舌光滑毛心
高坡phlo1mplo2mple8mpl6plo1pl3
瑤里tla1ntl2ntlja8ntlei4tlja1tlou3
C如爲鼻音，則有ml->mn->n-。
下面侗台語中的n-顯然來自ml-。
邕寧拉珈布依毛南
累65n5n5
顆粒88n8—
蟲子飛蟲22n2—
蝨子n2n1nn2nn2
鳥n872n8
月亮、月份n1’n2n1nn2
耘耘田1’—1n2
音變規則4*l->->d-
流音的塞化除了規則3討論過的Cl->Tl->T-以外，在某種條件下流音也會通過閃音化而變作塞音。
蒲立本（Pulleyblank1973）指出，上古的*l-在A類音節（一四等）變成中古的定母，B類音節（三等）變作中古的以母。
潘悟雲（2002）進一步指出，這是由于*l-在長元音前，時長縮短，變作閃音-，以後進一步塞化變作d-。
藏文“月”zla，到拉薩話中變作ta，也是由于流音音長在前接擦音z的侵佔下縮短，發生了閃音化，進而變作塞音。
下例是侗台語中*l-變作d-的例子：
泰語老撾傣語德宏壯語武鳴布依侗南水語毛南莫語拉珈
梁敏、張均如（1996）把這個詞的原始侗台語聲母擬作*，他們並不認爲從l-變來，而是認爲變作傣語的l-。
鄭張尚芳（）討論過一個很有意思的地名，這個地名可以説明這裏是l-變作了d-。
《左傳·襄公五年》經文：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谷梁傳》：
“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稻”是“道”的同音假借字。
秦代將善道改名“盱台”，後來把“台”字加了一個“目”旁，就是現在的江蘇盱眙縣。
照侗台語語法，名詞的修飾成分後置，“好-道路”的語序應爲“道路-好”，所以“台”就是古越語“好”的譯音。
“緩伊”*和“盱台”*是魯國與秦國對古越語地名的不同譯音。
這兩個譯音都說明古越語中的“好”的聲母是*-。
音變規則5侗台語的3、4調來自喉塞韻尾。
王敬騮、陳相木（1983）指出傣語的第3、4調與南亞語的喉塞韻尾對應：
傣語佤語傣語佤語
情妹塗抹
山羊佤族
喜歡天
衣服肉
壞克、勝
稀泥
这两个调還對應于越南語的銳聲與重聲，
傣語越南語
脾（銳聲）
簸箕（銳聲）
李子（重聲）
泥濘（重聲）
H（1954）曾討論過越南語的重聲、銳聲與南亞語的-尾對應。
所以王敬騮、陳相木（1983）認爲傣語3、4調來源於韻尾-。
傣語的3、4調在其他侗台語中也爲3、4調：
漢義泰語老撾版納傣語德宏傣語傣拉語龍州壯語
伯母343333
搓搓繩子n3n2n3n3n3n3
提提水333333
魚刺343333
蝦343333
稻秧343333
天444444
肚子444444
如果我們認爲上表中的侗台語詞同源，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其他侗台語的3、4調也來自喉塞韻尾。
規則1證明過，侗台語中的聲母-來自q-，那麼侗台語的韻尾-是不是也來自-q呢？
下文討論到的許多例子中，侗台語的-確實與南島語、漢語的-q相對應，但是我們在沒有找到侗台語的內部證據以前，只認爲這是一種可能。
音變規則6->-（-），->-（-），->-（-），->-（-）
這條音變規則是圓唇韻尾受圓唇元音的異化，變作非圓唇韻尾。
如漢語“風”從“凡”（-m）得聲，所以它的變化是*plum>MC.piu。
“會”應從“合”得聲，古文就作“彡合”，所以它的變化是*>>MC.i。
在瑤語中可以找到這種變化的證據：
樑子瑤語湘江瑤語三江瑤語
熱ƿ
鬍鬚’
庹
音變規則7->-->-。
如“誰”在嘉興話中說“啥人”Ƥ，又說“哈人”Ƥ。
“場所”在上海說成“場化”za，都是s->h-的變化。
不过也有倒过来的：
汉义泰语仫佬水语
姜
仫佬语的-有兩種可能的來源。
它或者由kh-变来，就像广州话一样；或者它与-共同来自-，犹如音变规则1。
h-绝对不可能来自s-，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泰語kh-的來源，所以這裏只能是s-来自h-。
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定下一條規則，如果h-、s-与另一个语言的塞音或塞擦音组成一组同源词，那么只能是s-来自h-，而不是h-来自s-。
音變規則8
東亞的許多語言中，有鼻冠音加上塞音組成的複輔音，這種複輔音後來如果變成單輔音，一般有以上的兩種變化。
大多數語言是第一種變化，這是由於鼻音的語音強度比塞音弱，容易失落，這就像-中的容易失落一樣，如藏語中的N源頭>>。
但是另外一些語言會走另一條道路，鼻冠音把後頭的同化爲：
N->N->-，上古漢語就走這一條路，如“元”顯然是*N>N>>MC.，這可解釋與見母字“冠”*kon的諧聲關係，也可解釋與藏文頭、-保護者，首長，主人，保護神和N首領，最初，第一，源頭的同源關係。
以下組漢台同源詞的語音變化如果符合以上的的音變規則，就不一一解釋。
上古漢語的構擬採用潘悟雲（2000）。
三、漢台同源詞
一、頭。
AT.p.311
南島語：
Tagbanwa（Kalamian）、Kallahan（Keleyqiq）語，Agta、Batak、Bilaan、Gaddang、Kalagan、Manobo、Tagbanw、排灣語，Tagabili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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