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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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
晚清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
这里所说的晚清，系指同治至宣统，即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的五十年间。
这时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时期，出现近代化的问题；这时华侨大量拥向南洋，是清朝政府逐渐改变华侨政策和华侨祖国意识强化的时期，因而这个题目的研究应当很有意思。
一、华人大规模移民南洋的状况、原因及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中国人向南洋迁徙，明朝初年业已兴盛，此后络绎不绝，比如，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六十年间，每年进入西加里曼丹的就在三千人以上，到1820年在那里居住着十五万华人。
又如1832年（道光十二年）在菲律宾有几万名福建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清朝政府同英、法等国订约，允许华工出洋，跟着出现华人出国的热潮，及至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海禁旧规，出国的人员骤增，纷纷进入美洲、非洲、澳洲，南洋地近中国，更是华人奔赴的处所。
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讲，每年到南洋的华工有十余万人，几年后，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出使俄国的王之春说，每年去南洋的华人多达十五六万。
王、薛的不同数字说明南洋的华侨在逐年增多。
我们知道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1860年（咸丰十年）为二十二万一千；1870年（同治九年）增至二十六万，平均每年增加三千九百人；1880年（光绪六年）华侨三十四万四千，自1870年以来每年加多八千四百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华人四十六万一千，自1880年以来年增一万七千人；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华人达五十三万七千人，自1890年以来年增七千六百人。
华侨的增长在前三十年呈现出直线上升的势态。
在缅甸的华侨，1861年[][]咸丰十一年[][]有一万人，1891年[][]光绪二十七年[][]增为四万三千，年平均增加一千一百人，1911年（宣统三年）达到十二万四千人，自1891年以来，年增四千余人华侨数量迅速上升。
华人不断地流出，到1890年（光绪二十六年）在南洋华人有300万，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达到400万。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五十年中，华人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流入南洋各地，是真正的出国潮。
这样使得这个时期的下南洋，人数多，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且有持久性，这就使它与前此任何时期具有了不同的特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西方殖民主义者之间采取“合作政策”，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派遣驻军，设立租界，拥有领事裁判权，但是共同维系清朝政府，保持中国的“独立”。
清朝政府在殖民者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面前，被迫接受列强的宰割，逐渐被殖民国家控制，请外国人管理海关，做军事、财政、经济、外交顾问，允许殖民者在华驻扎军队，从而丧失一个独立政府必备条件。
殖民者扩大经济侵略，一面向中国倾销商品，继续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为此强迫中国增设通商口岸，由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的五口增到1911年的八十二个；另一方面是实行资本输出，在中国开办银行、工厂，修筑铁路。
在列强经济掠夺下，中国资源外流，入超严重，1901年一1910年入超十二亿一千多万两，平均每年一亿二千多万两。
中国封建社会等级的对立，贫富的严重分化，人口的膨胀，迫使广大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在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人民灾难更加深重，无法维生，闽粤沿海人民只好出洋谋求生存，学者陈述指出：
“光绪末，国政日非，民俗日下，携眷而出，势如奔涛，不可复遏”。
中国半殖民地化加速了华人的流向南洋。
十九世纪下半叶南洋土著居民不多，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为实现资本输出，更多地掠夺南洋财富，深感劳动力的匮乏，希望用华人去补充，为此，英法两国政府于1860年十月，分别强迫清朝政府在中英北京《续增条约》、中法北京《续增条约》中承认它们来华招工的权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大量被招往南洋做苦工。
光绪间修撰的《闽县乡土志》写道：
“膂力强者，用应洋人之招，为苦工于绝城，彼族以牛马视之”。
民国间编写的福建《永泰县志》讲：
“同治初年，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资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
都是说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华招劳工的事实，晚清华人的大量移民南洋，正是西方资本输出、扩大在南洋殖民的时期。
中国被迫半殖民化的同时，人们也以争取实现近代化为中国寻找出路，并与殖民者抗衡。
在经济建设方面，从官僚办洋务开始，到民间资产者兴办机器工业、矿山，进行资本义式的商业经营，建设铁路、航运和邮电；在政治改革方面，出现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创办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编练新军，但是变法失败，人们懂得了改良不行，准备革命，谋图推翻清朝政府，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生活方式方面，受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制约[][]崇本抑末方针的限制，纲常伦理观念和迷信思想的束缚，改革起来更不容易，只有极少数的人采取文明婚姻仪式，改变着装，剪掉辫子。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要摆脱困境，必须实行近代化方针，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变革生活方式以促进政治、经济改革，否则只能沿着半殖民地化的道路走下去。
所以中国近代化任务的提出，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加深及半殖民地化是因果关系，社会矛盾越严重，实现近代化的任务越迫切。
在中国面临实现近代化任务的时候，华人大量移居南洋的过程，与中国半殖民地化加速进程，与南洋殖民地化加深进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三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华侨流寓南洋，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化，也是一种因果关系，后两个因素继续产生南洋移民；华侨身在南洋，与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植根于中国，出入境虽然不自由，但短期内可以返乡，时间长了也可以偷着回国，家乡有亲眷，有宗亲姻亲，有乡邻，到新居地还要利用这些关系；本身受中华文化薰陶，并把它带到移居地。
中国近代化任务的提出，与华侨迁徙南洋产生于同样的社会原因，加之华侨的根在祖国，这就使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产生内在联系，华侨必然会关心亲人的、祖国的命运，清朝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也会对他们采取一定的政策和态度。
笔者正是考虑到这种联系，才选择十九世纪最后四十年、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出国热时期，考察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华侨怎样才能有助于中国近代化，中国政府又怎样才能利用华侨的帮助实现中国近代化。
二、南洋华侨对国内的经济援助及与近代化的关系
晚清南洋华侨同国内经济联系密切，渠道甚多，诸如侨汇，在家乡举办公益事业，兴办工商企业，向清朝捐饷等等。
华侨多系只身出洋，怀念父母妻子，把省吃俭用节余的银钱汇寄回国，赡养亲人。
驻德大使杨晟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估计，南洋侨民每年寄给亲属的银钱在一千万两以上。
1890年薛福成就新加坡一地而论，说在前此十三年内，华侨携寄回国的钱财不下—、二千万两。
近年林金枝估算了福建华侨汇款数字，列表如下
福建南洋华侨侨汇[][]1871年—1911年[][]表
年度
侨汇款数字（元）
1871－1884
1885－1898
1899－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43，540，000
14，540，000
60，000，000
20，534，000
19，898，000
19，156，000
19，368，000
21，700，000
23，396，000
19，368，000
福建的华侨90％以上在南洋，所以侨汇主要来自南洋华侨。
从福建一省看，自1885年（光绪十一年）以来，每年侨汇一千万两以上，甚至二千多万两，数字巨大，杨晟等的估计一点也不过份。
华侨热心于家乡的公益事业，赈灾，修桥，办学，建善堂，乃至于修家庙，建寺宇。
福建同安县华侨杜文艮在缅甸经商，于1887年至1908年用三十多万两银子在家乡行善，赈济灾民，修缮双溪书院考棚，又给慈禧太后献玉佛，因此使其父母、祖父母得到二品诰封，李鸿章为他建立“乐善好施”牌坊；同县菲律宾华侨陈谦善，先后捐款赈济山东、顺天、直隶、福建灾荒，清朝给予一品封典；同县朥律华侨柯祖仕，“置祀田为祖祠祭费，设义塾供人来学，每值故乡荒年，购米平粜，……捐修庙宇，舍药施茶，刊刻善书，及筑桥造路，诸善举悉彰彰在人耳目”，清政府给予道员职衔；同县印度尼西亚华侨黄志信，在本县筑路，平粜，重修凤山庙，赈济直隶河间府，受到清朝中宪大夫的封赠。
广东嘉应州印度尼西亚华侨李步南在家乡修桥，筑路，设茶亭，给松市口育婴堂、梅安书院、李氏私塾经费；同县贡生陈国宝，于1867年（同治六年）往暹罗贸易，同时向该处华侨募捐，回乡重建县育婴堂，收养弃婴百名。
番禺县新加坡华侨胡璇泽赈济山西灾荒，在家乡建宗祠，周济贫乏，助人丧葬，1877年（光绪三年）被清政府任命为新加坡总领事，等等。
少数南洋华侨开办机器工厂和建筑铁路。
中国最早的机器缫丝厂即由华侨创设。
众所周知，南海县继昌隆缫丝厂是民营的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它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由华侨陈启源创办。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梅县人、苏门答腊华侨张煜南出资五十万元，与谢荣光等办潮汕铁路有限公司，1906年铁路筑成，全长四十二公里。
潮州籍的暹罗华侨组织华暹公司，购买轮船四艘，从事汕头与曼谷的航运业务，以免这段航运为外国人操纵。
不过，华侨办实业不多，徐珂指出：
华侨“于祖国之振兴工艺诸端，鲜或措意及之”，因此才有陈子宣到新加坡游说华侨办工业，不要受人愚弄，爱好虚荣，用捐赈捐饷获得诰封。
清朝政府为建设海防和进行一些战争，派人到南洋向华侨募捐，华侨也是慷慨解囊。
左宗棠在福州创办造船厂，资金不足，福建海澄籍暹罗华侨陈金钟捐银一万两，陈又有捐赈事，所以被清朝授予道员衔，另一海澄籍的槟榔屿华侨邱忠波亦从事海防捐献，也获得道员虚衔。
前面说过的陈谦善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捐银助饷，胡璇泽捐献银两，供给清军镇压太平军余部。
南洋华侨对国内的经济资助，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解决侨眷的生计问题，帮助侨乡人民安排生活。
我国在十八、十九世纪人口大增，而耕地增加及劳动生产率提高极其有限，因而在封建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同时，使人民生计问题来得特别严重，几百万华侨到南洋谋生，解决了自身的衣食问题，就给国内减轻了人口压力。
不仅如此，他们还以每年上千万两的银钱赡养亲属，使得相当部分的侨眷得到温饱，如侨乡潮州人仰赖侨汇为生的占到全部人口的40－50％。
华侨在家乡兴办的公共福利事业，惠及了乡亲，人们得到一些救济，有利于改善生活。
1894年（光绪三十年）以降，嘉应州接连遇灾，米价腾飞，南洋华侨立即从暹罗、安南、缅甸运回大米，平价出售，遏止了米价的上涨，相比之下，1832年大灾，那时华侨少，无人进行平糶，潮州人吃了苦。
这是侨乡人民得益于华侨援助的显例。
其次，促进海外贸易的开展，增加出口，多少弥补了严重的入超。
因为南洋华侨，国内的对外贸易经营有了两项业务，一是专为华侨生活服务的营业，一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众的。
南洋华侨众多，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还是中华式的，因此需要国内物品，侨乡的出口，相当部分是对华侨进行的，潮州出口商，“凡（华侨）潮人日常生活所需，皆以配运出口销售”，为进行此种贸易，组织了南商公所等专门机构。
福建向南洋输出茶叶，光绪后期每年行销十几万石，或二十多万石，获银五百多万两。
上海出现南洋庄，专做对南洋华侨的进出口贸易，出口的主要是药材、丝绸、日用百货。
1910年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组织南洋劝业会，促进对南洋贸易，由于华侨及南洋土著居民的需要，南洋市场充斥着中国货物，如西贡市场到处是中国食品、杂货、绸匹、药材。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在三宝垄佐哈尔市场，有二百四十家商摊，大多是华商，出售碗碟、布匹、杂货、铁器。
菲律宾从中国进口的物品是：
丝绸、伞、瓷器、瓮、罐、碗、盘、蛋类、通心粉、粉丝、水果、火腿、茶叶、药材、药品、皮箱等。
侨汇和因华侨而开展的对外贸易，使中国外汇收入增加，多少弥补入超带来的经济损失，薛福成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说：
“中国贸易与各国相衡，亏短甚巨，然尚有周转者，以华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苴也”。
饶宗颐等在《潮州志》中指出：
“海外华侨输回之金额，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中占一重要项目”。
他们还是仅就侨汇而言，加上海外贸易的收益，华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就更大了。
光绪间编修的《嘉应州志》写道：
“……今日则谋生愈艰，所幸海禁已开，倚南洋为外府”。
倚南洋为外府不是嘉应一地的事，所有的侨乡皆是如此，它反映了南洋华侨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意义：
弥补入超，平衡国际收支，赡养侨眷，减少中国的人口压力。
南洋华侨出去时大多为“猪仔”，等于是国家的弃民，但他们功在祖国，千古不会磨灭。
复次，开办新式工商业的作用。
前述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创设后，获利丰厚，反响应时而生，三、四年内在南海、顺德两县出现百十家丝厂，其中有机器缫丝厂三四家。
机器缫丝厂规模较大，雇佣工人多达八九百人，生产提高，使丝的出口增加，在国际市场与日本丝抗衡。
但是这种企业太少，影响力大为减弱。
当时少数人有办实业的愿望，广东阳山县人朱学发，在光绪间深感国势衰弱，认为开矿以救国，打算到南洋矿场当工人，学习经验后回国开办矿业，然因已经五十多岁，不能成行，派儿子朱海均前往，海均在南洋致富，却没有回国开矿。
当时中国的国情还不允许华侨大规模回国兴办新式工商业。
说明了南洋华侨与国内经济的联系，现在考察华侨的政洽态度。
较长时间内华侨拥护清政府，它的上层人物更以接受清朝的封赠为荣耀；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印尼华人官员出行，学著清朝官吏，令人身后打伞，以表示其身份和威严；南洋华侨尊奉清朝正朔，使用清帝纪年，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三宝垄陈峰烟、马荣周重修大觉寺，立碑署“道光乙巳年正月”，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去，印尼中华商会设灵堂祭奠，做功德，华人团体成员穿孝服吊唁。
反清的力量也有，如1851年（咸丰元年）海澄归侨江源与同安人黄得美等在闽南发动小刀会起义，且影响到上海小刀会运动，但他们只是反清，还不懂得改变国体政体，只有到辛亥革命才提出这个问题。
辛袁革命中及其前夕的历次起义，南洋华侨捐款，派人参加，做出不少牺牲，在推翻清朝事业中立有功勋。
我们权衡南洋华侨与中国经济、政治、公益、工业、交通事业的关系，特别是从中国近代化任务的角度来看，得出下述观点：
第一，华侨帮助侨属和侨乡人民维持生活，部分解决这些人经济贫困的痛苦。
第二，稳定清朝固有的封建制度，因为华侨的经济援助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使得生活没有着落的人不致于起来造反。
诚如杨晟所说，如果闽粤没有华侨的接济，“不难化为沟中之瘠，而内乱且作”；同时清朝得到的捐饷、捐赈和侨汇的种种实惠，使它的经济得到补充，从而有益于它的统治。
第三，从经济改革的角度看，华侨所办新式工商业甚少，并没能在中国近代化的经济建设当中起到多大作用。
他们办的学校还多是私塾，修桥补路还不是近代交通，如若建立新式学堂，筑铁路，开海洋航运公司就不一样了。
第四，华侨参加辛亥革命是清末短暂时期的事，从长期看，华侨对中国近代化的政治改革所起作用也不大。
第五，归结一句话：
晚清华侨的经济援助，对中国主要起着稳定现存秩序的作用，而对中国近代化缺乏贡献，当然这不是抹煞他们在支援当时人民经济生活方面的积极意义。
三、中华传统文化限制南洋华侨促进中国近代化
晚清南洋华侨的日常生活，社交，风俗习惯，都同中华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
穿着、饮食、居住方面。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的华人“衣冠语言礼仪风俗，尚守华制”，西贡华侨“衣冠风俗皆守旧”，直到1920年，印尼网甲华人的“衫裤式样，俱属华装”，用中国产的蓝黄绺条布制作的。
前此更应是这种情形了。
华侨的中国式着装，影响着所在地的居民，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时代，黄色服装供贵族专用，蓝色服装为平民所用，“这个风俗习惯起源于中国”，因为中国历来是以服装的颜色、质地、式样区分人的贵贱，华侨把这种衣装习惯带到了菲律宾，可见华侨自身采用中华装束的牢固性。
华侨的饮食保持在国内的习惯，1866年西贡醉乡楼饭庄，“所有菜蔬肉食果面皆中华味，菲律宾的华人，吃食中国饭菜馄饨、杂碎、烧包、米线、烤乳猪、春饼、白菜、粉条、芹菜、豆豉以及荔枝、蜜饯，所用的炊具也是华式的锅、平锅、钳锅。
华侨或者把中国式的建筑移植到南洋，或者使自己的居处具有一定的中国建筑风格，在十九世纪末的菲律宾，华侨“屋宇皆华式，店肆皆华款”，华人住宅和在国内一样，雕刻飞龙、彩云、悬桂匾联，穷人家门口也贴对联，富人家花园，多有中国江南园林的假山、水池。
新加坡、槟榔屿华人的花园已多是西式的了，但“楹联匾额所在皆有”，保持一定的华风。
发型与服饰联为一体，男性华侨在南洋和国内一样梳辫子，三宝垄华人二十世纪初才有人剪掉辫子，辛亥革命后与国内同时出现剪辫子运动。
拥有清朝职衔的人，在一定场合，还穿起官服，1866年出访西欧的官员斌椿路过新加坡，侨商陈鸿勋因有都司虚衔，“顶帽补服”地去拜会他。
家庭、家族、祭祖。
华侨有大家庭观念，凡成家立业者，多组成直系家庭，以代数多为荣。
家庭内讲究夫唱妻随，父慈子孝。
华侨出洋，往往是同宗族的人互相招来，团聚在一地，虽是这样，宗亲毕竟还是稀少，于是认同宗，凡是同姓，就以为是亲骨肉，互相帮助。
同宗族的人建立家庙，槟榔屿的林、杨、邱、李、谢、黄、王、胡、梁、陈等族都有宗祠。
印尼有汾阳世家、高阳公祠、杨氏联谊会等。
各个家庭、宗族极其重视祭祖，逢年过节必祭，清明扫墓，娶亲拜家庙。
婚丧。
婚姻由父母做主，一部分在国内结婚。
侨乡有所谓“填房婚”，即男子在外经商或出洋，一时难以回家，就由家人代为迎娶，或者让姊妹拜堂。
有在侨居地华人间联姻的，还有娶土著妇女的。
华人间通婚，采用“六礼”的方法，其实在国内亲迎之礼许多地方都不实行，而槟榔屿的华人信守不惑。
华人把中国丧葬方式带到侨居地，守丧时孝子按照古训睡在地上，枕土块；请和尚做功德，烧纸钱；孝子百日以内不得理发、剃胡须；送葬时亲属穿孝服，用锣鼓喇叭吹打，讲究典礼隆重，送葬的人愈多愈好；相信阴阳风水之说，葬期要选定吉日，葬地要风水好的，因为选吉地需要时间，而印尼荷兰殖民当局不许停尸超过一天，华人为时间宽裕，经过强烈要求，获得延期出殡的允准。
重视夫妻合葬。
墓地立碑，刻字如同国内：
“某处诰封某某之墓”。
会馆。
前述宗祠是小的社会群体，会馆，依华侨的原籍建设起来，或为一省，或为一府，或为一县，或为所有华侨的组织，是规模较大的群体。
它有不同的名称，在会馆之外，或称作公司、公所、公会、同方会。
这种组织很普遍，所谓“南洋随地皆有会馆”。
西贡有福建会馆、广（州）肇（庆）会馆，堤岸有潮州、嘉应、琼州三会馆，河内有福建会馆，海防有华商会馆，槟榔屿有平章会馆，新加坡有福建会馆，吉隆坡有闽人会馆，仰光有宁阳会馆，巴达维亚有中华会馆、华侨公会、广肇会馆，棉兰有福建公所，三宝垄有洪义顺会馆，印尼还有嘉应州、潮州、惠州、琼州、永春、福州、焦岑、大埔、石扇、中山、漳州、玉融（福清）、晋江、安溪、金厦、同安各地会馆，江浙公馆，梅县同乡会，永定公会，山东公会，等等。
华侨设立会馆，是用群体的力量谋求商业发展；保护自己利益，如由会馆聘请状师（律师），代打官司；进行慈善事业，如设立义冢，办义学，赈济贫病同乡。
教育。
华侨在南洋办学，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经过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前期实行私塾教育，完全模仿国内的办法。
新加坡有萃英书院，槟榔屿有槟城义学、闽义学、粤义学。
义学规定：
学生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塾师先以礼仪进退应对教育学生，每逢朔望，要把圣谕和孝悌忠信的故事讲给学生听，令他们“心体力行”。
这种学习四书五经，采用背诵的方法，灌输孔孟之道，与国内没有两样。
戊戌变法之后，国内情况有所变化，学堂出现，南洋华侨跟着兴办学堂，取代私塾。
这些学校请清朝留学生做教员，采用日本小学教育制度，使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改变了专习儒学的教育状况。
宗教信仰。
中国沿海居民多崇信天妃（天后、妈祖），建造祠宇拜祀，南洋华侨也是这样，到处建立天后官，1889年三宝垄华人开始建立妈祖庙，新加坡的福建会馆设立在天后宫内，西贡穗城会馆后殿供奉天妃娘娘，这就是说会馆所祭祀的神灵就是天妃。
明清时期中国人特别信奉关羽，在在皆有关帝庙，华侨在西贡、海防设立了关帝庙。
土地祠遍及中华各个村庄，印尼的华侨也敬奉土地神，称它为大伯公庙，祈求它的保佑。
光绪间，巴厘岛附近的华人村有祠宇，春秋报赛，在国内春祈秋赛所敬的就是土地神，这里不会例外。
中国人相信各种神灵，传说有保生大帝，能给人治病，印尼华侨从国内定做保生大帝塑像运去供奉，直到十九世纪末人们有病还去求它。
南洋华侨信佛的甚多，建设寺庙，不断重修，往往从国内运去菩萨塑像。
文娱。
华侨也保持了中国人的习惯，侨民中多广东人，他们爱看粤剧，西贡有粤人剧团，白天黑夜开演，上演的是些三国戏。
新加坡的戏剧，也是由广东人演出。
华侨爱读中国历史小说，英雄演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印尼出版爪哇文译本《薛仁贵》、《杨忠保》、《狄青》、《贵夫人》，随后印行了马来文译本《乾隆君游江南》。
1894年刘永福黑旗军守台湾，消息传到三宝垄，华人说黑旗是法宝，就像东周列国时代孙膑的旗子一样，只要黑旗一挥，全世界就要变黑，日军不易打败它，显然传说这些话的人们知道春秋战国的故事，而这种知识可能来自《东周列国志》。
此外，《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也在华侨中流传，人们利用它分析事情，做出判断。
由此可知古典小说、传说故事对南洋华侨影响的深远。
华侨中缺少健康的文化娱乐，不少人沾染上赌博[][]吸食鸦片的恶习，有的华侨上层人物以包卖鸦片，并设赌场作为增加财富的渠道。
节庆日。
南洋华侨与国内一样，重视元旦端午节、中秋节以及清明节、中元节，家庆的生日和忌日。
元旦守岁，贴对联、拜天地；元宵节提灯夜游；端午节坐船；八月节晚上赏月。
娶亲，做生日搭喜棚，摆设象征吉祥的物件。
此外，华侨大多使用汉语，沿袭汉人称谓，读书人喜作诗文，送往迎来也多保留中国人的习俗。
上述晚清洋南洋华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中国民族特点，中国文化精神，这就是：
（1）乡族观念。
认同乡，认同宗，崇拜祖先，不忘故乡家族，笃信各种神灵，信仰各种神话传说中的善神，所以建设祠宇种类多，但缺少宗教哲学。
（2）纲常伦理观念。
尊崇君主，追求封赠、顶带、职衔，男尊女卑，家长统治，严格等级区别，讲求衣着品级，仪仗形式。
（3）历史意识强烈。
谈古论今，以古为鉴，崇拜古人，这是中国历史悠久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
从华侨的生活现象，到它所反映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使我们认识到：
华侨的群体生活、生活方式和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中国式的，是中华文明的体现，是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主体和精神移植到海外。
当时的清朝官员、学人及西方人士都与我们有共同的看法。
写于光绪间的《游历笔记》谈到新加坡的中华街：
“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园、酒楼、茶店，盛备其间”，这与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了。
1893年薛福成说：
南洋华侨“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姻宾祭，亦沿旧俗”，从服式婚姻这些主要文化特征，指出华侨生活仍保留中国人的固有文明。
1921年出版的《荷印百科全书》关于爪哇华人写道：
“土生华人，从他们的祖先算起，已是中国人和土著居民的混血种了，但他们仍然持久不变地保留着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他们虽然同土著居民杂居，但并没有同化。
……在荷属印度的华人中，祭祀祖先的风俗习惯是最牢固的。
他们的家庭生活仍然像在中国国内的一样”。
在荷兰人的眼里，华侨依然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看来我们的印象不是虚幻的，是从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产生的。
我们说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基本上体现了中华文化，而不是全部都是中华文明，它毕竟与中国本土的人们生活环境有许多不同。
华侨在使用中国传统文化时对它有所改变，如宗族观念、崇拜祖先是相同的，但国内还强调族长的统治权，而华侨中却做不到，国内乱认同宗是被耻笑的事，华侨则把同姓为宗视为当然，这是难于遇到真正同宗而又要广交朋友的需要的产物。
华侨对于中国文明的态度，在十九世纪末叶有个变化，一方面是祖国意识加强，他们过去同故乡联系多，这时由于清朝政府有意识加强同华侨的联系，华侨又从长期受殖民地统治者的压迫中，深深感到中国政府保护的重要，因此加强了祖国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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