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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懋征邹有云黄静华盘振玉林崇德五位模范教师的先进事迹

霍懋征、邹有云、黄静华、盘振玉、林崇德

五位模范教师的先进事迹

12月14日举行的全国优秀教师师德报告团首场报告会上,原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霍懋征,江西省永修县柘林镇黄岭小学太阳山教学点教师邹有云,上海市尚文中学教师黄静华,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塘溪乡五马垅小学教师盘振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以“爱的教育”为主题,先后作了精彩报告。

五位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师德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现将五位优秀教师的报告摘录如下: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霍懋征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我的内心很不平静。

我今年83岁了,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度过了60个难忘的岁月。

如果用简练的语言概括我一生从教的体会,那就是六个字:

“光荣,艰巨,幸福”。

  1943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毕业。

学校本来希望我留校,但我再三要求去当小学老师。

在那个“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年代,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选择小学教师工作,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许多人不能理解。

但因我特别喜欢孩子,知道小学教育是启蒙教育,只有基础打好了,才能盖起高楼大厦,我愿意去做打基础的工作。

于是,学校分配我到北师大二附小(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一口气干了60年!

  1956年,我被评为全国首批特级教师,许多单位请我去工作,但我离不开孩子。

这时我知道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爱孩子就是爱祖国,我要把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之情,倾注到我的学生身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小学教育事业中。

  “文革”后,组织上安排我做校长,但我仍然坚持要做教师,仍然坚持在教学一线,坚持搞教学改革。

只是我放弃了心爱的数学,改教语文,因为我当时认为,语文更有利于育人,所以我要用“文道统一”的原则,教会学生做人。

  我一贯主张把课外的时间还给孩子,做他们喜欢的有益的事。

在课堂教学中,我坚持“精讲多练,合理组织课文,讲一篇带多篇,向课堂要质量”,做到课外不留或少留作业。

  我在一个普通的三年级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首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孩子们喜欢听故事、学儿歌,我就用“破谜语”方式教给他们识字。

比如在教“聪明”一词时,我告诉他们,每人身上有四件宝:

上边毛,下边毛,中间一颗黑葡萄(眼睛);东一片,西一片,隔座山头不见面(耳朵);红门楼,白门坎,里边坐着个嘻嘻孩儿(嘴巴);小白孩住高楼,看不见,摸不着,他要一出来可不得了(脑子)。

我给孩子们板书:

一个耳朵竖起来,两只眼睛瞪起来,一个小嘴张起来,再加一颗心,组合起来就是“聪”字。

一次用不行,得要日日用、月月用,日月为明,人就“聪明”了。

  教学《七步诗》后,学生很感兴趣,自己学习作诗。

我给学生组织激发学习兴趣的活动,比如春游颐和园,我设计了找路标、捉特务活动,让他们以游戏的形式学习成语、谚语和诗歌,然后再让他们在欣赏颐和园昆明湖美景后,自己作诗一首,每个小队都作了诗,其中二小队的学生这样写:

  今日来到此山中,

  绿树丛中点点红,

  遥望昆明水如镜,

  无数轻舟水上行。

  这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触景生情创作的诗歌。

有了这样的兴趣,学习怎么会有负担呢?

  三年下来,这届普通班学生参加1981年北京市毕业升学统考,全班46人出现了44篇一类文、两篇二类文,语文平均分97.46分,而且所有试卷干净整洁,没有出现一个错别字。

这个结果如同放了一颗卫星,引起了全国小语教学界的普遍关注。

  我从教60年,没有丢掉一个学生,他们全都长大成才,我得出一个结论: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许多人问我秘诀在哪里?

我说就两点“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也没有教育”。

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真诚的、无私的、广泛的、一视同仁的。

尽管孩子情况不同,但要相信每个学生都能在老师爱的教育下长大成才。

  我的育人方法是“激励,赏识,参与,期待”八个字,激励每一个学生上进,赏识每一个学生的才华,让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期待每一个学生获得成功。

我始终认为我的学生“人人都是材,人人都成才。

”我常常把更多的爱,倾注在那些后进学生的身上,倾注在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

  2004年春节后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娘啊,娘,我的亲娘,我可找到您了,您答应一声吧,我要给您拜年去,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惊讶地说:

“请你告诉我,你贵姓?

”“我姓何。

”我立刻脱口而出:

“你是何永山吧?

”我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第二天,他就领着全家给我拜年来了。

  何永山当年是全校有名的淘气鬼,留过两次级,家长管不了他,很难教育。

只要他在班上,老师就无法上课;外宾来校参观,得把他藏起来,以免他到处乱窜;哪个班的老师都不敢要他。

学校万般无奈,决定送到他去工读学校。

  我听说后立刻去找校长,要求把何永山放到我班里。

校长回答:

“不行,不能让这么调皮的孩子毁了你们先进集体的荣誉。

”我对校长说:

“把他交给我吧,相信我能把他教育好。

  我把何永山领进班前,先统一全班的认识,然后“约法三章”:

不轻视他,不提他过去的事,不揭他的短处。

  一个孩子的转变和成长需要一个过程,期待学生成功要有耐心、有信心,教师要善于等待,善于寻找和挖掘孩子的闪光点。

  何永山进班后,我苦思冥想,寻找工作的突破点。

我发现他比别的学生大两岁,个子高,有力气。

我对他说:

“咱们班卫生责任区的清扫小组由5个人组成,我和你,还有另外三个同学,请你当组长。

”孩子看到老师让他负责,非常高兴,每天都认真打扫。

一天,何永山扛来一把长把儿扫帚,他看出我腰有毛病,就特意给我准备了一把不用弯腰的扫帚。

我非常感动:

谁说他是个坏孩子?

明明是个聪明、细心而又热心的孩子嘛。

  那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少先队员们都喜气洋洋地参加鼓号队的练习,何永山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

我明白他很羡慕别的同学,可自己还不是少先队员。

我就和大队辅导员商量,让他背起了大鼓,参加队列训练。

儿童节那天,我们要去景山公园活动,我给他买了白衬衫、蓝裤子,他背着大鼓雄赳赳地走在队列前边。

那一天,他特别遵守纪律,第一次在同学面前受到大队辅导员的表扬。

  第二天,他来还衣服。

我趁热打铁对他说:

“这衣服是老师给你买的,拿回家吧,只是你胸前还缺少一样东西呀!

”没等我说完,他就说:

“老师,我知道我还没有红领巾呢,您帮助我,我会努力的!

”在爱心的感召下,何永山进步很快,不久就加入了少先队。

  是什么力量把一个人见人烦的孩子,变成人见人爱的孩子?

是爱。

爱是阳光,可以把坚冰融化;爱是春雨,能让枯萎的小草发芽;爱是神奇,可以点石成金。

从事小学教师工作60年,我从没有对学生发过一次火,从没有惩罚过一个学生,从没有向一个学生家长告过状,从没有让一个学生掉队。

  班上有个爱下象棋的孩子,经常逃课,找人下棋,与人比高低。

一天,我对他说:

“听说你爱下象棋,放学后下一盘好吗?

”他惊讶地说:

“你行吗?

”我说:

“不如你的话,就向你学呀。

”第一盘我故意输了,他特高兴。

我说:

“我不服气,再来一盘。

”第二盘他输了,他不服气了,但第三盘、第四盘、第五盘都输了。

他服气了:

“老师,您真棒啊!

”我趁机说:

“我虽然下得比你好,但你看到我到处找人下棋了吗?

我不能因为爱下棋就不上课呀。

以后我们在课下交流,互相提高怎么样?

”从此,这个孩子开始好好学习,再也不逃课了。

  我的一个毕业生说,霍老师教我们做人,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我觉得孩子的眼睛就像摄像机,耳朵就像录音机,他们会把老师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

老师在学生眼里是一个榜样,是他们学习的楷模,所以我认为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

  60年代,我连续经历了两次人生重大打击。

1962年的一天,我正在上课,学校通知我22岁的二女儿病危,赶到医院时,可怜的孩子已经永远离开了我。

女儿临终前没能看见我,给我留了一张字条:

亲爱的妈妈,我要活啊!

40多年过去了,孩子的身影还常闪现在我眼前;1966年,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关押、批斗一年零九个月期间被押送回家。

我心里太想见到两个没人管的孩子了,可一进家门,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

13岁的儿子,无辜地被红卫兵用刀扎死,倒在了血泊中。

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儿子身上,大声地叫着他的名字。

就因为我保护过一些老干部的子女,我的孩子才受到了牵连。

我当时有一百个想不通,但我还是挺过来了,在这么沉重的打击下,我不但没有被击垮,反而更加坚定了对青少年教育的信念(停顿)。

  60年来,我的生活中经历过失去亲人、骨肉分离的痛苦,经历过被误解而受到的非人虐待,经历过严重疾病的折磨。

但这都没有摧垮我的意志,没有改变我从事小学教育的选择,没有改变我对孩子的爱。

这种爱还影响了我的子女。

如今我一家三代8人,都选择了“教师”职业,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1991年,我们这个教育之家,还光荣地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世家”,三代教师,四世同堂(停顿)。

  现在,我虽然离开了教学一线,但我的心永远都不会离开学校,不会离开讲台,不会离开学生,我时刻都在关注着祖国的教育。

这些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送教上门,应邀到西部贫困山区学校做义务讲学;二是教育科研,参与“霍懋征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课题组的工作;三是指导培训,对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工作进行指导。

  我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人民教师应该做的工作,可是,党和政府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和关怀。

50年代,我曾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90年代,我又受到过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同志的接见;特别是今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亲切看望我,还为我亲笔题词:

“把爱献给教育的人”。

  今天,我依然可以无悔地说,教师工作虽然艰苦,但最光荣、最幸福。

当看到学生一批批地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时,我所获得的成就感,所获得的欣慰,是一般人难以体会得到的。

  不久前,在一次毕业学生的聚会上,我们当年的小班长,突然下令:

让同学们举起双手,让老师检查卫生。

当几十名年过半百的学生,像当年一样伸出双手,接受老师的检查时,我眼前立刻浮现出45年前的情景。

当年那一双双小手如今已经变成了大手。

我多么期望我学生的手,永远干干净净。

我对他们说,同学们,人的一生很漫长也很短暂,实际只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

昨天已离我们而去;今天我们要加倍努力;美好的明天要靠我们共同创造!

  谢谢大家。

 

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柘林镇黄岭村小学太阳山教学点 邹有云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我来自太阳山,江西省永修县一个偏僻的教学点。

  多少年来,我们的山乡闭塞、落后、贫穷,山民们祖祖辈辈缺少文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要找个记工分的人都很难。

1972年,我从江西共大云山分校毕业,回到家乡,深感要改变山区的面貌,需要靠知识把沉睡的山乡唤醒。

1974年初,我成为一名山区小学的民办教师。

本来,我可以一直在条件较好的村小工作,但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村小走向大山深处的教学点。

 一天,我看见一名正在河边洗衣的妇女,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吓唬说:

“如果不去上学我就淹死你。

”那女孩哭着说:

“淹死我,我也不去上学。

”原来那女孩刚读一年级,因为上学路途遥远,只去了一次就说什么也不肯去了。

  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

太阳山的孩子们到村小上学,每天要翻过三个山头,山路崎岖陡峭,一个来回就是30多里,别说是年幼的孩子,就是大人也吃不消。

一到库区洪水季节,道路被淹没,孩子们就无法上学。

有些孩子每天要先坐20分钟竹排,再走十几里的山路,安全更让人担忧。

所以,许多适龄儿童上不了学。

  难道太阳山的孩子,只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永远被阻隔在大山深处吗?

我也是大山的儿子,我应该为父老乡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要让山里的孩子都知书达理,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

1974年秋,大队同意了我的请求,我离开村小,走进太阳山,办起了教学点,开始了我平凡而又艰苦的大山深处的教学生涯。

  教学点开办之初,只有12名学生。

也许是因为贫穷,也许是因为村民的观念问题,有些适龄儿童没有来上学。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一个女孩,睁着又大又圆的眼睛,偷偷趴在窗外听课。

下课后,我找到那个女孩:

“你这样喜欢读书,为什么不来学校上学?

”我这样一问,她伤心地哭起来,说爸爸妈妈不让她读书。

当天夜里,我找到这个女孩子的家里,劝她的父母送孩子上学。

可这位父亲说: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不读也罢。

再说,家里也困难。

”我连忙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男孩女孩都是宝,关键要把书读好。

你就忍心让女儿跟你一样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吗?

以后就是当农民没有文化也不行。

这样吧,如果是钱的问题,我给你垫上,你明天就送女儿来学校吧!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这学费一垫出去,收回来有多难。

我挨家串户做工作,学生猛增到40余人,做到了该上学的“一个都不能少”。

  孩子们早上出门至傍晚放学回家,这一整天都交给了老师照管。

学生上学时衣服被雨水打湿,我就生火帮他们把衣服烤干再上课;遇到下雪,在接送学生的路上,我总是走在前头,当“开路先锋”;遇到库区涨水,我就翻山越岭把孩子接到学校,放了学再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家里。

  面对一群质朴纯真的山里娃,我倾注了全部心血,帮他们剪指甲、梳头,教他们洗脸、洗手,还不断地告诉他们要讲卫生,爱整洁。

就在这天长日久的唠叨中,孩子们的衣服干净了,手上的泥土不见了,回到家里,看到大人的不良生活习惯,也开始做工作了。

山里民风强悍,常常是小孩打架大人助阵:

“哪个打你,你就打他。

”学生高山,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喜欢打架,结果是“小孩争斗不记仇,大人反倒成对头”。

我一次次调解,教育学生,也做家长的工作,讲为人处世之道。

高山进步了,大人和解了。

山民们都说,“还是读书人强,懂得就是多,办法就是灵。

  虽然地处深山,但多年来,我始终坚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每年都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坚持召开中队主题队会,办好班级墙报,把一个山沟里的教学点办得生动活泼,深受山民的喜爱。

  太阳山教学点是那种典型的“一师一校”模式,在山民们的眼里,我既是老师,又是校长;既是管理员,又是炊事员;既是保姆,还是维修工。

在村小当老师,我只要教一个年级的课程,而在太阳山却要教四个年级的全部课程,进行复式教学,工作量增加了许多。

我的生活像一只座钟,每天的弦都绷得紧紧的。

早晨不到6点起床,我和妻子一起挑水、喂猪、洗衣、做饭,料理好体弱多病的父母。

7点钟带着本村的几个孩子出发,翻过3个山头,走八里山路赶到学校。

上午四节课,中午先给几十名学生热饭,接着自己做饭,然后抓紧时间批改作业、备课,有时还要到山林中去打柴。

下午三节课,到4点钟放学,再带着本村的学生往回赶。

到家后,抓紧时间干农活,直到天黑才进屋。

吃过晚饭,又得准备第二天的课。

每逢农忙时节,我常常是和妻子一道,在月夜里割稻子、耕田、耙田、拔秧、插秧,一天下来的确是很累。

  常年在山路上来回奔波,我不知道磨穿了多少双解放鞋。

一个学年下来,大约要走1600多公里,30年,我算了算,足足走了4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有一年,母亲瘫痪在床几个月,而且病情不断加重,家里双目失明的父亲也需要照顾。

我只得利用中午的时间赶回家中,侍候两位老人吃完中饭,再赶回学校上课。

这样我每天需要来回走32里的山路,真是精疲力尽。

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头晕,一下子栽倒在地,昏迷过去。

过了半晌才苏醒过来,用手一摸,只见满手是血,这才知道额头上磕破了一个大口子。

第二天,很多村民要我到山外去缝合伤口,但我哪里有时间去呢?

我不能耽误了孩子们的课啊。

  1984年,太阳山教学点上“人丁兴旺”,学生数增加到47人,年级增加到4个。

我实在忙不过来,决定说服妻子来教学点帮忙。

我的话刚一出口,妻子就来气了:

“丢下家中一大堆事情谁来管?

我们一家大小喝西北风去?

”等她气消了以后,我还是耐心地说服她:

“为了太阳山的孩子,我们就多做一点牺牲吧。

”妻子被我对事业的这份痴情所感动,终于来到了太阳山上。

从此,教学点又多了个忙碌的身影,孩子们又多了份母爱的温馨。

妻子在教学点协助我工作整整20年,从没领取过任何报酬。

  不耽误学生的课,是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责任心,也是神圣的职责。

30年来,我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也没有请过一天事假,因为教学点就我一个教师,我一离开,学生就要停课。

1984年,我两岁的大女儿得了肺炎。

我让妻子请乡村医生给她打针、吃药,但不见效。

我想等周末再带她去大医院治疗,谁知病情恶化,女儿突然离我而去,我抓住孩子渐渐变凉的小手,叫着她的名字,心如刀绞。

1985年,二女儿又患骨髓炎,我也没有缺一节课,等到暑假才带她去外省的专科医院治疗。

  女儿生病,让我负债累累。

担任民办教师的时候,我的工资从几十元、百来元,到二三百元,对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确实有困难。

能不能安于清贫,坚守在太阳山上,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考验。

有些亲朋好友劝我:

“有云,你原来学过医,干脆跟着你舅舅去行医,别在学校里苦熬了。

”还有人开导我,去湖里捕捞银鱼,一天就能赚一百多块钱。

当时,我思想斗争很激烈。

村民家里陆续都有了几大件:

船、彩电、手机,只有我家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

是的,此时我太需要钱了。

走,还是留,这是多么痛苦的人生选择啊!

但我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下太阳山的孩子们,我走了,他们就有可能失学;我留在太阳山,孩子们就有欢乐,我也有欢乐。

清晨,虽没有音乐伴奏,没有标准的升旗台,但我和孩子们一起把五星红旗升上了晴朗的天空,嘹亮的国歌响彻了整个太阳山;课堂上,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如叮咚的山泉,让我心旷神怡;下了课,孩子们和我一起唱歌、奔跑、跳跃,那情景让我心醉。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太阳山的孩子受到教育后,有的读了大学,成了国家的专门人才,有的走向山外的天地,成了致富能手。

余先云,当年趴在教室窗外听我讲课的姑娘,早已是乡干部了。

细细数来,从太阳山教学点出去的孩子已有20多人先后上大学,光今年就有5个。

有人问我图个啥,我图的就是山区孩子有个好前程,山村有个好面貌,山民能过上好日子,自己能当个好老师!

30年来,我感到自己的辛劳没有白费,我的付出已经有了回报。

  党和政府的关怀更给了我坚守的信心。

多年来,省、市、县、乡各级领导部门给了我许多荣誉、鼓励,还拨款维修校舍,改善办学条件。

我觉得,在太阳山上越干越有希望。

  要教好学生,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更需要潜心钻研教学。

我长期不懈地总结经验,探索复式教学的规律。

在教学中,我注重发挥小助手的作用,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多年来,太阳山学生的成绩,多次在全镇名列前茅。

太阳山教学点升入山外高小的学生,大部分受到了学校和老师的好评。

县教研室曾组织全县复式教学教师,到太阳山教学点观摩我上的示范课,我还被邀请到县里,在复式教学研讨会上作经验介绍。

太阳山的教学质量也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我在太阳山上奋斗了整整30年。

由于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适龄儿童的就学情况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开始是我苦口婆心上门劝学,后来是山民想方设法让孩子入学,有的家长甚至藏着户口本,隐瞒年龄,要让四岁半的孩子来报名;有的学区外的家长,投亲靠友,要求让孩子到太阳山教学点来上学。

太阳山上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和合格率都达到100%,太阳山上没有出现一个新文盲,这就是我--一个普通山村教师最大的满足!

  淳朴的山民和孩子们总是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对我这位山村教师的感激之情。

看见我在盛夏的中午去山上砍柴,他们会主动把自家的柴背到学校来;有时,山民们把我家的稻谷运到镇上,碾成米后再送回来。

在生活中,我也许失去了许多许多,但也得到了许多许多,我的生命已经和太阳山融为一体。

为了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我愿意在太阳山上坚守一辈子!

  谢谢大家!

 

用心去爱每一个学生

上海市尚文中学黄静华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我常听人说,人的一生中能遇上一位好老师是莫大的幸福。

我很幸福,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遇到了许多好老师。

老师对我的关心和抚爱使我童年时代就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

长大后做一个像我的老师那样的好老师,让我的学生也能像我一样幸福。

  25岁那年我终于圆了教师梦。

当我满怀着喜悦和激动第一次踏上讲台时,我就知道,我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更是我魂牵梦绕的事业--神圣而伟大的教育事业。

  我当了33年语文教师,做了33年班主任。

在33年的从教生涯中,我把这样两句话作为自己刻骨铭心的座右铭:

“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

我努力以一个教师真诚的爱去理解、宽容、尊重和关心每一个孩子。

  我们的学校是一所普通初级中学,来到我们身边的孩子,不少是在家长和老师的批评声中长大的,他们很少体验过成功的喜悦,有些孩子甚至行为有偏差。

  有一年新学期开学时,班里来了一个留级的学生小群。

在开学第一天的早上,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操场,可这个孩子仍呆呆地坐在位子上,两眼木然地注视着地面。

  我走到他身边低声问他为什么不去操场,他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失声大哭:

“我不要留级,我不要留级。

”面对孩子悔恨的泪水和出自心底的呼喊,我感到这孩子还有求上进的愿望。

我必须热情鼓励他,使他充满进取的信心。

  我一面替他擦眼泪,一面劝慰他。

他止住了哭声,但看得出失望和懊恼仍交织在他的心头。

整整一天,他都沉默不语。

  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向小群家赶去,我怕他因为留级在家里受到太大的压力。

踏进他的家门,眼前的情景在我意料之中:

父亲打骂,母亲流泪,孩子在痛哭。

他的爸爸一见我就说:

“这个孩子我不要了,你们把他送到工读学校去。

  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怎么能振作起来呢?

我感到重要的是先稳定他们一家人的情绪,把家人对孩子的压力减到最低限度。

我完全把他当一个新学生看待,不提“留级”这两个使他全家感到伤心的字眼。

我一面替他包书,一面向他介绍班级情况,鼓励他振作精神。

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原先对孩子失望的一家人,态度开始转变了。

孩子此时的心情也平静多了,他表示一定要好好读书。

我趁热打铁,对他提出了第一个要求:

按时完成作业。

  从此,小群成了我重点关注的对象。

他学习上有困难,我请学习委员负责帮助他;班上组织篮球队,我毫不犹豫把队长的重任交给他;讲台坏了,我有意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他;去外地开会学习,我第一个长途电话总是打给他……师生心灵的相融唤起了孩子的自信,他有了想当一个好学生的愿望。

  春节时,他给我写了一封新年贺信,信中说:

“老师,自从我来到你身边以后,你没有看不起我,同学们也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瞧我,我感到生活在这个集体中很温暖,我不想再懒惰了,我也要当一个好学生。

  他在积极向上的氛围中对自己有了信心,并提出了入团要求。

毕业后他考入了一所重点中专。

  小群的进步告诉我,每个孩子都有求上进的愿望。

有的孩子之所以暂时比较落后,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和土壤。

我们的责任就是为每位学生开垦出一片他们得以成长的沃土。

只要我们用“心”执著地去爱,所有的孩子都是可爱的。

我们要以真情去创设积极向上的氛围,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使他们健康成长。

  工作实践又告诉我,我们要想学生所想,忧学生所忧,用我们的爱心创设宽松和谐的氛围,启迪学生的良知,为他们学会做人奠定道德基石。

  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得知班上三个小男孩在逛超市时,顺手拿了三支他们喜欢的笔。

尽管知道他们已知错、认错,但我还是急得寝食不安,因为这说明我平时对孩子的教育没有真正入耳入心,没有内化为他们的自觉要求和行动。

回到上海,一下飞机,我顾不得回家吃晚饭,匆匆赶去超市买了三支新型、精致的笔,分别送到了三个小男孩的家中。

孩子们见了我开始都很不安,低着头准备挨批评。

我知道,如果此时我狠狠地批评他们,反而容易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因为犯了错误的孩子更渴望得到成人的宽容和信任,这时要特别注意保护他们的自尊。

我把笔递到了孩子们的手里,并告诉他们,以后需要什么,可以对爸爸、妈妈讲,也可以对老师讲,可千万千万不能再干这种糊涂事了。

没有斥责,没有严厉的批评,三个孩子拿着老师给的笔,都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老师的真诚唤醒了孩子们的良知。

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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