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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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如何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质量【作者：
吉林医药学院副教授李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强调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民主的一大进步，也是“以人为本”理念在政治生活领域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尽管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制度设计也在不断完善，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公民参与度不高、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必须从以下环节着重加以推进。
一、加强公民意识培养，增强民主政治观念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自主、理性地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过程。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公民意识的养成为前提，公民意识的确立，尤其是公民政治意识的成熟，会形成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主动性，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主体性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公民意识不断增强，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成为越来越多公民的选择。
但同时应注意到，由于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政治民主、公民权利在传统文化中没有深厚的根基。
公民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虽然被不断唤醒，但是文化的传承性在人们心理上积淀下来的臣民意识仍根深蒂固。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仍然是一个公民意识欠缺的国家，公民意识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公民政治参与实践的缺乏又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低下，政治参与效果欠佳，公民政治参与处于低水平状态。
因此，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首先必须通过有效的公民意识培养，增强公民的民主政治观念，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
第一，应大力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建立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立体网络。
在学校教育中，实现小学、中学、大学各阶段公民意识教育模式间的有机衔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民意识终身教育体系；要注意区分个体差异，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公民选择不同的教育重点和教育方法，改变以往教育过程中重灌输轻养成、重义务轻权利、重道德轻法治的泛政治化教育模式，尊重被教育者的主体地位。
通过教育，不断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理性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使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内化为公民的内心信念，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内驱力，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顺利推进。
第二，必须通过经常性的政治参与实践，培养公民意识。
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树立公民本位的思想，正确解读“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由“为民做主”的思维惯性转变为“由民做主”，切实改变任人唯亲、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对公民政治参与给予真正的尊重、支持，通过动员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践来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
对于公民来说，要珍惜每一次政治参与机会，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实践，提高政治参与的技巧，积累参与的经验，发展参与的能力，体会参与的功效感。
二、进一步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设计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常态，实质表现为在现行的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法律制度两个制度框架内进行活动。
因此，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必然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机制作保障。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我国的法律制度体系日趋完善，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
按照实体法律制度，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不仅有权选举人民代表，反映和表达自己的愿望与要求，同时也可以通过立法听证、行政听证等形式，直接参与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制订；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公民还有直接参加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民主自治权利。
但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实践来看，由于现行的法律制度忽视了程序民主，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公民如何具体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政治参与权利，以及因各种原因没有及时行使权利或权利被侵犯后如何得到补救或救济等并没有较详尽的规定，导致公民政治参与缺少程序法律制度方面的“刚性”保证，严重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实效。
比如，在人大代表选举和各种基层民主的选举中，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公开制度和完善的竞选程序，选民不能真正了解候选人的素质和能力。
虽然选举法规定的差额选举为选民提供了选择的空间，但候选人的预先确定、选择范围的限制，甚至于相关部门的导向，常常会使选民感觉自己参与选举的行为无足轻重，自己的选举权利并没有得到较好的保障，从而导致我国政治选举领域一直存在高参与率掩盖下的被动参与和政治冷漠问题。
在公共决策方面，由于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高度依赖政府相关部门的体制缺陷以及公共权力人缺乏对公民参与的正确认识，使对话、协商、听证等公民政治参与在某些地方沦为了一种形式、一种过场。
对于公民意愿的真实表达，决策部门大多只是“听而不取”。
这些情况都大大削弱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功效感。
当公民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无法有效行使政治参与权利、满足政治参与愿望时，就容易求助于一些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
针对目前制度化设计过于原则、缺少操作性的现实，必须从实现实体民主的方式、方法、途径入手，即从程序民主的完善开始，不断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运行机制。
对各个步骤的具体注意事项和操作规程要有细则规定。
在人大代表选举中，要从建立和实施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两个途径入手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健全对代表的评议和监督制度，代表必须向选民述职，接受选民的质询；开展代表候选人之间的公开竞选，通过制度规范竞选活动。
通过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系列具体制度和程序、技术设计，为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利的有效行使提供程序支持。
三、重视并引导好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路径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日益多样化。
除了传统的参与方式外，政治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如各种学会、协会，新的传媒方式如网络等，日益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型渠道。
从理论上讲，社会组织通常都有自己独立的宗旨、规章等，公民参加这些组织一方面可以接受民主意识和习惯的培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形成非个人化的、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意志，从而强化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以及与其他组织和阶层的利益博弈能力。
概言之，社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对于综合、协调、表达公众意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受诸多因素影响，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已经内化为党和政府机构的“附属物”，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国公民权益缺乏自主性的群体表达机制。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网络在公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孙志刚案在网上引发了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大讨论；云南“躲猫猫事件”在网上引发了对政府公信力和群众知情权的追问。
然而，由于表达方式的隐匿性，参与主体的特殊性，网上言论情绪化过强、理性不足，虚假信息太多等问题也日益凸显，网络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无序与失范状态，严重影响了公民与政府间的政治沟通。
而政府应对这一新挑战的技术与策略没有及时到位，尚未出台网络参与的相关程序与规范。
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对这些新的公民政治参与形式给予足够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社会组织的自治发展，通过积极的规范引导，使社会组织、网络真正成为公民参与政治表达、政治监督的有效途径。
此外，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还要不断创新公民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新途径，这方面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表率作用。
要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以党内民主建设的经验为国家民主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员主体作用的发挥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之引导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民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然而，民主从来都不是自动生成的，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并达致有序的程度，必然要面临和应对许多的问题。
比如，在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推行村委会直接选举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贿选、宗族势力控制选举、黑恶势力破坏选举等违法现象，此时的民主成为引发无序、消解效益的“合法”外衣。
但是，我们能因噎废食，退回从前吗？
显然是不行的。
我们要做的是，加强引导，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把公民政治参与纳入民主、高效、有序的运行体系之中。
引导之一：
公民意识教育政治现代化进程也是公民文化的培育过程。
开展公民教育，可以消除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负面心理，传授公民知识，培养公民意识，造就合格公民，为政治参与制度化、秩序化、规范化早作准备。
强化公民的权利意识。
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权利观念和保护机制有所发展，但权利意识还难以真正进入民众的心中。
这样的民众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自然也缺乏主动性和参与意识，更没有能力承担民主政治建设主体应负的重任。
因此，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就必然要求强化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
虽然公民的权利是宪法确认和保障的，但这些法定权利并不会自动实现，需要公民以积极的姿态去争取、去实施，把“纸上的权利”转化为现实的权利。
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公民的个人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政治参与才会成为公民争取和扩大个人权利的有效途径。
培育和提高公民法治意识。
民主与法治是相生相伴的，没有民主，法治便失去了基础；没有法治，民主就失去了保障。
要扩大和引导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就必须培育和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
因为民众法律意识的启蒙和培育是一个国家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环节。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以公民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和文化素质为前提的，在公民整体法律素质较低的情形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而应对这一艰巨任务的举措之一，就是通过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对公民的法律宣传和教育普及，要注意宣传内容和教育方式的现代转变。
从宣传内容上讲，要从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从普及法律条文转向普及条文与精神并重，从简单宣传转向详细讲解；从教育方式上讲，要从恐吓式转向利益诱导式，从单向传播转向双向互动。
要通过教育以及教育内容与方式的转变，使公民人人都成为法治建设的参与者，真正融入法治之中，在法治实践中提高法律素质，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奠定法治基础。
引导之二：
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公民政治参与能力，是公民能否通过其政治参与，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的重要前提和衡量指标。
一般来说，参与能力越强，越能影响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从而扩大民主的趋势，增强民主政治的活力和潜力。
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是引导实现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性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因为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是一个实践问题，也就是说，公民只有通过民主参与的实践，才能切实提高其自身对政治参与的认知能力、操作能力和调适能力，体认并自觉按照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参与政治实践，从而推动民主政治健康、有序的发展，进而形成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不断拓展与民主政治不断完善之间的良性互动。
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是中国推行民主政治改革、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试验地和主要平台。
与广大农村相比，城市在政治民主化发展方面拥有更多的优势条件和丰富的资源，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市场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决定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
基层社会是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好训练基地，公民需要在基层自治组织中锻炼自身政治能力。
当然，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更加广阔，公民参与的领域已经从原来的参与村居自治活动扩展到参加各种政治组织、讨论政府政策、评议政府官员、举报违法行为、管理公共事务等更高层面。
十六大以后，一些地方大胆尝试，不断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深度和广度，这些尝试和探索本身已经生动地反映了公民在实践中的政治参与能力的有效提升，也为公民在新的实践中再提升自己的政治参与能力提供新的平台。
在实践中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不仅会增加公民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增强民主体验，内化民主理念，而且有利于增加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治稳定，因此，是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为有效的办法。
引导之三：
预防公民参与危机的出现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政治参与也会产生危机，要避免公民政治参与危机的出现，使公民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公民的权利，有利于维持政治稳定，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执政党的善治。
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导者和推动者。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是以党内民主带动全社会民主的渐进式发展的“增量民主”，党内民主发展的方向和步伐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向度。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作为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动员社会、组织社会和整合社会，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基层民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有效吸纳日益增长的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
政府的合作。
公民参与的直接目的通常是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要实现这些目标，公民与政府之间必须进行积极的合作。
由于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公民与政府在政治生活中能否良好合作，关键在于政府。
如果政府在行使国家行政权，从事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能够广泛吸收公民参与行政决策、行政计划、行政立法、行政决定、行政执行，那么公众在参与过程中，不仅体验了民主，而且也增加了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有利于政策的贯彻落实，从而形成了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这样就可以避免由于群众对政策不理解，阻碍政策执行从而引发政府与公众的冲突。
表达渠道的畅通。
应逐步建立健全选举、听证、信访、立法调研等制度，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工作机制，并开发新的民意传输途径，确保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是真正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把公众参与落到实处。
党的十七大对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强调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在政治和行政决策上的协商，包括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同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协商，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协商沟通。
这些具体举措将有效地保障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权和表达权。
要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性，既要注意正面引导，还要积极预防公民政治参与危机的出现。
决策者加强引导，使公众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才有利于双赢、多赢局面的形成。
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晨曦微露，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新兴社区选举现场已排起了长龙。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但在这里，南沙区新兴社区的居民一早开始就十分兴奋，因为他们就将迎来第四届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
这也是广州市首个社区居委直选试点社区首次采用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新一届居委会班子成员。
新兴社区的社区直选，是广州今年的社区、村“两委”换届选举年的开幕之作。
在全市1496个居委会、1142个村的换届选举中，广州选择了14个正在开展整合街道机构人员试点工作的街道推行社区“直选”试点，探索如何通过“直选”这种更直接、更透明的方式，更有效地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基层有民主，政权才有公信力，决策才有向心力，社会运转才能产生内生的强大动力。
近年来，广州市积极推进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保障，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加快建设法治城市，在全面推进社区直选、建立听取民意制度、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等方面探索了一系列可借鉴经验，为建设“首善之区”提供政治和法制保障。
全面推进社区直选基层管理更直接更透明“第一次把手中的票直接投给自己心仪的候选人，这种感觉挺不错。
”在新兴社区直选当天，街坊朱少娟早早从学堂街1巷3号的家里出来，兴致勃勃地参加选举。
以前，居委会通常采用间接选举的方式，通过户代表选举居民代表，再由居民代表投票产生社区居委会成员。
“这次试点直选，就是给予一人一票的权利和人人参与自治组织的机会，让民主体现得更充分。
”南沙区珠江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说。
直选减少了中间层级，加大拉票的成本，使选举更加规范透明。
选举期间，新兴社区共发出10份公告，从产生选举委员会、候选人提名到产生正式居委会成员，以及选举方案、选举办法、选举工作人员名单均按程序进行公告，并在选举的关键环节公开接受居民的监督。
“我们邀请了本社区的居民代表，还有其他社区的居民代表一齐现场监票，设置秘密写票间和代写间等，并拍摄了录像作为佐证材料，在计票和点票环节还引入了司法公证，当场公布结果，使选举结果更加公正可信。
”一名参与了多次社区居委会选举工作的街道工作人员认为，“社区直选顺应了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通过直选，社区居民选出自己最中意的候选人进入居委会，既充分表达了民意，提高了居民对居委会的认同感和信任度，又增强了居委会干部做好社区工作的责任感和危机感。
”新兴社区率先在广州顺利完成换届选举工作，为广州推进社区直选工作提供了有益尝试。
今年以来，广州陆续在越秀区北京街、荔湾区逢源街和海龙街等14个试点街道中推广居（村）委会直选。
近日，广州还专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街道、社区服务管理改革创新的意见”，提出将加快在社区推行直选，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到2015年，社区居民委员会直选比例将达50%。
建立听取民意制度“广州式对话”构建开放政治生态为了发动群众的力量，发挥民主的功能，广州通过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管理，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让居民群众实现“我的社区我做主”。
同时强化居委服务社区功能，让居委会成为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变管理为服务。
群众的“不满意”来源于3个方面：
对身边社会的丑恶现象不满意；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对自身生活遭遇不满意。
新市街党工委书记李恒丰介绍，为提高对居民的服务效能，新市街专门建立了听取民意制度，居委每个月举行两次以上社区居民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
并建立了“不让群众上第三趟门”制度，并出台新市街工作纪律五条规定，违者将严肃处理。
同时，还建立基层评议街道科室（部门）制度，评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现场统计票数，并公布结果。
不回避矛盾，听取民意，纾解民困，不仅是街道、社区各种创新式社区管理模式的宗旨。
在广州，各级政府部门还会不定期举行各种各样的接访，以及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千名干部大接访。
在8月11日举行的广州市“大接访”活动中，根据广州市信访局统计，广州全市各级领导干部1107人共接待群众来访3275批7522人次，71名市直有关部门领导、105名区县领导、939名镇街领导通过采取公开接访、上门探访、带案下访等形式，与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
敢于直面矛盾，用直接的政民互动体察民情、纾解民困，一直都是广州这座开放之城的政治生态。
据了解，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州就在全国率先开通了市长热线和免贴邮票的市长专邮；2005年，先后制订广州市政府领导接听群众来电工作方案等文件，使领导接访成为常态；从2008年开始，颇具广州特色的“大接访”活动已经举行了3次，在坚持以“不要等、不能推、不准拖”的“三不原则”妥善处理每一桩信访案件的同时，广州执政者也在思索：
如何让矛盾化解机制长效化，如何把不和谐的因素消弥在最基层。
“广州不回避矛盾，这么多人口的城市，敢这样（进行大接访）的，我看不多。
”在去年的大接访活动结束后，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曾这样感慨。
完善公众参与体系推进群众与党政部门直接对话广州人信奉“假若批评不自由,那么赞美则无意义”。
从LPG风波到垃圾焚烧之争，广州普通市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闻名全国。
即使是在筹备和举办广州亚运会这样的大场合中，政府和民众也从未停止过“不眠不休”的交流对话。
有媒体在亚运前如此评价广州：
政府敢于接受民众的质疑，敢于直面媒体的监督，这种开放和宽容的理念以及自信成熟的心态，有助于真正将亚运会办得大气、成功。
民可以畅所欲言，官能够闻过即改。
批评和包容，是广州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
也正因为政府能有如此度量和胸襟，才得以推动构筑起广州，这座充满人文关怀和文明进步的城市。
广州也是一个习惯了用包容的方式接受批评，用改变赢得掌声的地方。
今年2月25日，广州出台广州市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多项工作要点，并明确提出：
广州将继续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并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及提供公共服务，推进市民群众与党政部门直接对话。
不仅如此，就在上个周末，广州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街道、社区服务管理改革创新的意见”，对完善公众参与体系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制度性要求，明确将建立健全以社区为平台的民意诉求和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将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引入社区，扩大基层群众参与程度。
如何提高民众政治参与度一个国家的公民政治参与程度，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水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无疑是公民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参与形式。
对于我国广大公民而言，通过直接选举代表组成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来代表他们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最广泛、最现实、最直接、最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
本文将从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的构成情况着眼，对我国公民通过直接选举实现政治参与的总体状况进行考察，以寻求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已进行了5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全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
但是由于现实国情的制约，致使民主精神、民主意识还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成为一种集体意识。
一般来说，在经济文化落后、封建积习很深的国家，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的确立，民主习惯的形成，要比建立民主制度本身还困难些，而没有前者，某些制度往往会流于形式5。
虽然可以认为，“公民是为了利益才参加选举的，而不是基于对政治感兴趣和对民主所作的善意的理解而参加选举的；同样，他们参选欲望的强弱取决于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取决于政治觉悟的高低和民主意识的强弱”6。
但也要看到，如果没有对民主的真正理解，那么对如何在民主体制中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也就会缺乏准确的判断，从而影响民主参与热情。
因此，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从完善政治制度入手，更要从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抓起，培育公民的民主和法制观念，形成浓厚的民主氛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不仅关系其民主政治建设的走向，而且关系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稳固。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既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又有严谨的制度架构；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要求，又有符合国情的实现形式和可靠的推动力量，内涵丰富、体系完备。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指导地位，确保我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
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直接、系统反映社会政治现象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根本，决定着政治发展道路的走向。
与西方多元的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不同，我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矗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发挥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和作用。
政治发展以一定的政治体制为依托。
我们党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代表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动员全体人民以主人翁的地位投身国家建设，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又一重要形式。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三项政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框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出发点和归宿，遵循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规定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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