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走近顾准12.docx
《易中天走近顾准12.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易中天走近顾准12.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易中天走近顾准12
易中天：
走近顾准1、2
走近顾准（1、2）易中天
1、2"name="image_operate_80251356189565434"alt="易中天：
走近顾准1、2"src="action-type="show-slide"action-data="http%3A%2F%2F%2Fmw690%2F43f46e25gd1727d3345e9%26690"real_src="
一，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
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
但不管怎么说，早在1974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
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
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旷世奇才。
早在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
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兼任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
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
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如果他象陈寅恪、钱钟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
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
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愼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
早在三十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1935年入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
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
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
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
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都不知收到多少。
如果说真有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
孔子说：
“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
顾准呢？
十五岁当校长，三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二，才气与骨气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他了。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遑论其他？
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
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干，无非两种人。
一种是确有罪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拉出来凑数的了。
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下令“限期展开斗争”，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
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
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
但没依据归没依据，该完成还得完成。
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
没法子，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狼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新概念。
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
因为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
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反还很廉洁），又没浪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作“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贪污、思想上浪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这就是“草菅人命”了。
事实上，没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标，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
问题是即便要凑数，也多少要有点“谱”。
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运动员”。
把他揪出来，无非是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
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抓大老虎”。
黎玉官居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可以算是“大”；“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可以算是“虎”。
把他揪出来，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无话可说，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认倒霉。
又比如《解放日报》社长惲逸群，“将报社资金借给他人办企业”，算是有“贪污”嫌疑；市府副秘书长曹漫之，“用美国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墙壁”，算是有“浪费”嫌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程公琪，“一贯家长式作风，影响干部团结”，算是“官僚资本主义严重”，马马虎虎好歹还算交代得过去（其实这几位都是深受党内外尊敬的优秀干部，且均已平反）。
顾准有什么呢？
既无“前科”，又无“现行”，既无“罪言”，又无“劣迹”，为什么要拉他出来凑数？
更滑稽的是，顾准所受的处分，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当然也就没有半点“正当理由”了。
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实在太离谱了一点。
事出有因。
一种猜测是：
某些方面对顾准很有意见，早就想干掉他，这一回不过有了机会而已（《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即持这种观点）。
这是有道理的。
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来头这么大，又这么强硬，连陈毅也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要说顾准早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则完全可能。
顾准实在太“扎眼”。
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
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其二；才气逼人，此其三。
顾准实在太聪明了。
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有三个大脑”。
唯其思路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员、当领导、当学者时，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
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
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恭顺。
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
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
因为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
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
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
“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
顾准的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维护党的威望和领导，但在他人看来，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
顾准的“狂妄”同样也是出了名挂了号的。
早在三十年代，胡乔木便对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说：
“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
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
他会掂量你的斤两。
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
徐雪寒说：
“我不把自己当作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
”结果，徐雪寒和顾准谈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5年春召开的“顾准八十诞辰纪念会”，这就是徐雪寒和顾准的另一位老友骆耕漠联合倡议的。
徐雪寒没有被顾准“看不起”，不等于别的干部没在他那里吃过瘪挨过训碰过钉子。
许多熟悉顾准的老干部都说：
“他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有时与人说话，显得得理不让人，又耿又倔，争辩时甚至言语尖刻，容易伤人”。
这大约是确实的。
因此，当有人举报顾准扬言“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时，就连陈毅也信以为真。
顾准本人是一再否认的，而且多次辩诬。
以顾准之真诚耿直，如果当真说过，不会不承认。
但尽管是谣言，却谁听了都觉得“像”。
第一，顾准确有这个能力，至少当市长没有问题。
第二，顾准确实敢于任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看着不对劲或者有了想法，也敢于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样子。
更重要的是，口气像。
怎么个“像”呢？
还不是平时说话向来口气就大，而且一贯口没遮拦，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说！
的确，顾准总是“忍不住”。
即便当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本性难移。
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农村劳改。
下放干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和“技术革命”，他却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热讽：
“什么土法炼钢铁？
一场蛮干罢了！
”“不经过生产实践，怎么改革农具和磨子？
这也是一场蛮干！
”说完还不算，还要加重语气冷冷甩出一句：
“哼！
我不能不反对你们的蛮干！
”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你想，顾准翻到沟底了还这么“猖狂”，“高高在上”时还不定怎么样！
所以，要整治顾准，真是太容易了。
因为他的“辫子”实在太多，一抓一大把。
1951年，中央财政部要调他去担任预算司长，陈毅找他谈话，他却表示愿意留在上海。
不去也就罢了，何况陈毅也同意。
可是，当同事问他“何时入阁”时，——那时把调入中央部门戏称为“入阁”，他却说什么“入阁以后就成了盆景，长不成乔木了”。
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盆景”，什么又叫“乔木”？
中央部门都是摆设啊？
中央部门是限制人才发展的地方啊？
你把党看做了什么，又把自己当成什么人？
如此胡说八道，不下拔舌地狱才怪。
要命的还不在于他的口出狂言或者信口开河，更在于他的“得理不让人”。
他这个人，平时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还了得？
自然是死都不让。
他顶撞上级部门，顶撞苏联专家，就因为他有理么！
甚至在沦为阶下囚、俎上肉时，只要他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也“不向恶魔让寸分”。
这就坏事了。
在顾准自己，是“坚持真理”，在别人看来，则是“顽固对抗”。
好嘛，那就先杀杀你的威风，打打你的气焰。
这是顾准在“同类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别厉害、挨打次数特别多的原因之一。
顾准总是书生气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讲道理。
他哪里知道，整人可并不一定要有理。
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要什么理？
自然是“整你没商量”。
甚至，当整人被视为“革命行动”时，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事就变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
因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权威。
“革命”这个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顾准的那些小道理。
你有理，他还有理呢！
你不让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脚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会让？
你和他们讲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全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转变态度”，“低头认罪”，至少也做“低头认罪”状。
再起码，沉默，不吭气，什么也不说，哪怕少说两句，总可以吧？
然而顾准不。
只要有机会，他就说，而且还要大声说，当众说。
1961年11月，顾准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对欢迎他的家人大声说道：
“我不反对三面红旗？
胡说八道！
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
”1964年，在批判所谓“张（闻天）孙（治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都一边倒地慷慨陈辞，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以略带嘲讽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队伍，铿镪有力地宣布：
“我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
”结果怎么样呢？
“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头上。
而且，因为他“态度恶劣”，这回定的是“极右”。
是顾准不识好歹不知厉害吗？
否。
如果说“少年得志”时的顾准，确实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在吃尽了苦头并被整得死去活来以后，他对自己言行的严重后果应该有着足够思想准备。
但在他看来，真理和人格比肉体更重要。
因此他决不肯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
不就是孤立吗？
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不就是毒打吗？
那好，干脆把脸送过去，让你打个够，反正打死也不就范。
不就是低头弯腰“坐飞机”吗？
哼！
“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啦！
”在“文革”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动权威”都紧紧夹着“尾巴”。
不少人逢人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
起码，也要穿得“朴素”一点，“普通”一点，甚至衣衫褴缕，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
然而，在明港“五七干校”，“罪行”最重的顾准，不但从不讨好任何人，还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烂衫时，身着西方绅士的背带裤，配西装背心，戴玳瑁眼镜，在众目睽睽之中昂首阔步，一脸对人爱理不理的神态。
顾准的傲气、傲骨，并不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敛。
顾准“出格”的事情还很多。
“文革”初期，当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时，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
“读史”。
而且，亲手贴到布告牌上后还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
如此公然对抗运动，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没有一身正气一身傲骨一身虎胆，岂是做得出来的？
当然，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里，顾准也曾违心地写过“认罪交代”，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
`比方说，他可以承认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却断然不肯承认自己在劳动时“偷奸耍滑”。
其实“偷奸耍滑”云云，原不过是“革命左派”为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胡乱找的借口；而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阶级斗争观念强”，时时都在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这类批判会，是最没有道理可讲的。
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以谁为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随心所欲，心血来潮，无非显示“革命左派”有权任意处置“牛鬼蛇神”而已。
而且，在“革命左派”看来，“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人。
说你“偷奸耍滑”，那还是轻的。
然而顾准都认为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极大侮辱，因为他一生正直认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什么叫“耍滑”，凭什么要认帐？
不认帐，那就打。
打也不认，那就再打。
如是者三，一直打到顾准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但是，面对法西斯淫威，顾准却死活不认这个鸟罪。
当“革命左派”揪住他，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服不服罪”时，顾准高高地昂起头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态度大声喊道：
“我就是不服！
”在场的劳改队员和干校人员，都无不为之深深震撼。
这就不是傲气，而是骨气了。
正是这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使我们一想到顾准这两个字，就肃然起敬，心潮难平。
古人云：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顾准就是。
他一身都是才华，而且都长在外面。
一身都是骨头，而且也都长在外面。
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条，便几乎注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顾准却兼而有之。
那么，他不受磨难谁受磨难，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