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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关资料
《马》有关资料
【作者介绍（鲍文蔚）】
布封（１７０７～１７８８），法国博物学家、作家。
生于勃艮第省的蒙巴尔城。
贵族家庭出身，父亲曾为州议会法官。
从小受教会教育，爱好自然科学。
２６岁入法国科学院。
１７３９年起担任皇家花园（植物园）主任。
１７５３年被法兰西学院接受为院士。
他用毕生精力经营皇家花园，并用４０年时间写成３６卷巨册的《自然史》。
布封的主要著作《自然史》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形成史》《动物史》《人类史》《鸟类史》《爬虫类史》《自然的分期》等几大部分，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他根据大量的实物标本作推论，反对“权威”的臆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为后来的科学家引路。
经他解释的宇宙里没有上帝的位置，宇宙的主人不是上帝而是人。
人是自然界的中心，决定他周围的一切。
作为科学家，布封颇受诋毁，作为文学家，却受到普遍的颂扬。
他写的《自然史》，笔锋富于感情，其中《自然的分期》是一部史诗，他对狮、虎、豹、狼、狗、狐狸的猎食，海狸的筑堤，用形象的语言，作拟人的描写，生动活泼，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
布封在法兰西学院入院仪式上的讲演《风格论》中提出，一个作家必须将自己的思想载入不朽的文字，始能不为他人所掠夺，而垂于久远。
思想是公物，而文笔（即风格）则属于作家自己，科学在不断进步，科学论点肯定要被新的研究成果超过，而文章风格却是后人无法代替的。
法语中一般所说的“文如其人”或“文即其人”，就是从布封的名言“风格是属于个人的”中引申而来的。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法国文学史》对布封的评价】
布封以卷帙浩繁的《自然史》而闻名。
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根据气质、性格等次要原因，把布封视为与启蒙运动作家“截然不同”“游离于１８世纪之外”的作家。
但是，从布封所宣传的唯物宇宙观、重思想内容的文艺思想，以及属于人文主义传统的社会政治理想来说，他与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完全合拍的。
他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工作，但他的贡献汇入了启蒙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的主流。
他的《自然史》，以其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巨大的规模，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有某些相似，当然，其战斗性远远不能和《百科全书》相比。
布封生于法国勃艮第省蒙巴尔城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父亲是法院的推事，以继承关系获得封地，成为一个穿袍贵族。
布封从小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但他爱好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
中学毕业后，他还学过法律和医学。
１７２３年，他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公爵，一同在法国南部、瑞士和意大利游历。
他在这个公爵的家庭教师、德国学者辛克曼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博物学。
１７３２年，他回巴黎以后，勤奋学习，刻苦钻研，１７３３年进入法国科学院，翻译了英国学者关于植物学的论著和牛顿的《微积分术》。
１７３９年，他担任皇家御花园的总管，一直到他逝世。
他利用御花园的条件，毕生进行博物学研究。
１７４８年，他开始写作《自然史》，他在几个助手协助下，辛勤地进行工作，每天埋头著书，数十年如一日。
最后，完成了３６册的巨著。
《自然史》的头三册出版后，由于它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世界的起源，被巴黎大学神学院斥责为“离经叛道”，险遭“宗教制裁”。
布封采取了妥协的态度，恭敬地写信给神学院，声明自己“无意‘反驳’圣经”，但此后，他在《自然史》中仍坚持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
这部论著在布封生前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1753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入院时发表的那篇演说，就是著名的《风格论》。
《自然史》是一部博物志，但它的语言优美，又不乏艺术的形象描绘，因而也有文学价值。
它包括《地球形成史》《动物史》《人类史》《鸟类史》等几大部分，对整个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描述和解释，清除了宗教迷信和无知妄说。
如在地球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问题上，它离宗教之道、叛《创世纪》之经，描写从太阳分裂出来的火团如何冷却为地球，地球上物质如何变化而有了植物与动物，最后有了人类；人类的发展也不是像圣经所说，是由于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之果，而是在生产斗争中增长了才智。
在整个《自然史》中，上帝是不存在的。
把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驱逐出去，这是《自然史》的一大贡献。
由于布封坚持以唯物主义解释世界，而且，他进行研究是根据大量的实物标本得出结论，反对先验主义的臆断和猜测，因此，他在科学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创见。
他是现代地质学的先行者，他关于生物的描述，对后来的进化论有直接的影响，在物种起源方面，达尔文称他为“现代以科学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
布封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宣传者。
在他所描绘的世界图景里，上帝不是主人，主人是人；一切不决定于上帝，而是决定于人的双手。
他这样热情洋溢地唱着人的颂歌：
凭着他的智慧，许多动物被驯养，被驾驭，被制服，被迫着永远服从他了；凭着他的劳动，沼泽被疏干，江河被防治，险滩急流被消灭，森林被开发，荒原被耕作；凭着他的思考，时间被计算出来，空间被测量出来，天体运行被识破；凭着他的由科学产生出来的技术，海洋被横渡，高山被跨越，各地人民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个个新大陆被发现，千千万万孤立的陆地都置于他的掌握之中；总之，今天大地的全部面目都打上了人力的印记……大自然之所以能够全面发展，之所以能逐步达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完善，这样辉煌，都完全是借助于我们的双手。
这种热烈的赞颂，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自然史》中有文学价值和较高的艺术性的，是对动物的描绘。
布封不是用完全客观主义的态度去介绍这些动物，而是带着亲切的感情，用形象的语言替它们画像，因而描写生动具体、饶有兴味。
在他笔下，小松鼠善良可爱，大象温和憨厚，鸽子夫妇相亲相爱。
布封还往往把动物拟人化，赋予它们以某种人格，马像英勇忠烈的战士，狗是忠心耿耿的义仆，都受到布封的赞扬；啄木鸟像苦工一样辛勤劳动，得到作者的同情；海狸和平共处、毫无争斗，引起他的向往；他把狼比喻为凶残而又怯懦、“浑身一无是处”的暴君，他把天鹅描绘为和平的、开明的君主。
布封通过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眼光，将动物拟人化，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表现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不满，寄托了他对“开明君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理想。
他的动物肖像具有寓言的含义，而其中的寓意又渗透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选自《法国文学史》上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马》赏析（王光）】
作者以流畅优美的语言，细腻的笔法，栩栩如生地描写了马的形态、习性、生理功能以至马的用途。
马在作者笔下不是画，却是舞台上的角色，一神一情，一举一止，仿佛历历在目。
那细致与逼真，可以令与马为伍的人为之倾心、赞叹，令不曾接近过马的人发现许多新奇的知识。
更能引人感兴趣的，还是写驯马时的传神和写野马时的赋意：
驯马是忠勇屈从的形象，野马是自由的象征，然而，布封的细腻绝非琐细。
无论描写什么，于品质有益者予以描写，于品质无益者概不入文；与品质关系密切者放开细描，与品质小有关系者一笔带过。
全篇下来，细而不繁，丰而不杂，实而不赘，风貌秀丽舒展，犹如一株依主干风姿修剪枝叶而成型的观赏植物。
布封的马给人以不寻常的亲切感，读者有时甚至自感与马亲切了许多。
这正是布封的高明之处。
他一开始就心照不宣地写道：
“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和人一起“共欢乐”。
他的意图已经流露：
要把马当作人的同类来写。
马在战场上本是被迫冲腾蹿跃的，但作者却说它是“喜爱”并“追求”兵器的撞击声；马是受人摆布和约束的，但作者却指出它“知道克制”自己；马被驯服，这种驯服却被作者说成是一种“教育”。
驯马在作者笔下变成了具有文明意识的生物。
同样，作者在说野马能够因为不受羁绊而“感觉自豪”，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不愿意“作战”，过着“和平生活”。
总之，凡能够用写人的语言的地方，作者都力避使用动物学的语言；即便是本来并无“意识”的本能动作，作者都写成具有人一般意志的自觉行为。
马被人性化了。
人性化仍不足以令人产生亲切感。
作品字里行间还散逸着比人性化更能催动人心的气息，这就是人格化的描写。
马具有“无畏的精神”，能在危急面前表现出“慷慨以赴”的凛然大义，具备“舍己从人”的风格，在险恶关头能“奋勇当先”。
这一切，使得由性灵之物跃入“文明者”之列的马，再一次升华到了“崇高者”的境界。
塞万提斯着力刻画过堂吉诃德游侠骑士那匹晦气的老马，吴承恩悉心描写过唐高僧西天取经的白龙神马，拉伯雷不厌其烦地勾勒过巨人卡冈都亚的带传奇色彩的大牝马，李贺曾一口气写成表现迥异特征的《马诗》二十三首，许多游牧民族的诗人们也留下了无数歌颂马的优美赞词。
他们或是描摹，或是臆想，或是刻画，或是塑造，或是礼赞，将马的形象存入了文学的宝库。
那些马都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引起人们的喜爱，但是它们往往局限于某一感情、某一氛围、某一性格或某一人物精神。
布封的马在这一点上与它们极为不同，这就是，他的马是与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布封比之前人有其幸运条件，他处在现代科学起步、腾飞的时代，科学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并引起人们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这个时代背景也为《马》打上了印记：
布封赞美马，不仅赞其自然美、灵性美，而且还要赞其“人格”之美；布封将人类的美德赋予笔下的马，然而决不给它们加上人类的陋习与恶念；布封同情驯马的品格，然而却赞美野马的精神……
《马》里面，与其说含着人类对马的赞美，不如说透着马对人类的感化。
──选自《外国散文名篇选读》
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如果我为马（梁晓声）】
马的命运像狗的命运猫的命运一样，区别是很大的。
军马的一生是豪迈的；赛马的一生是荣耀的；野马的一生是自由奔放的；役马的一生如牛，注定了是辛劳的。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卓越作家布封，写过大量的动物素描式的散文，其中较著名的一篇就是《马》。
布封这篇散文简直可以说精美得空前绝后。
因为对于马，我认为，不可能有第二个人比布封写得更好。
布封认为：
“在所有的动物中间，马是身材高大而身体各部分又都配合得最匀称、最优美的。
”我也这么认为。
我觉得马堪称一切动物中的模特。
布封是那么热情地赞美野马。
他写到：
“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跃着，既不受拘束，又没有节制；它们因不受羁勒而感觉自豪，它们避免和人打照面；它们不屑于受人照料，它们能够自己寻找适当的食料；它们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游荡、蹦跳……所以那些野马远比大多数家马来得强壮、轻捷和遒劲。
它们有大自然赋予的美质，就是说，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
是的，如果在对生命形式选择时，我竟不幸没了做人的资格，那么我将恳求造物主赐我为一匹野马。
如果我的渴望得不到更大的满足，那么就让我变成一匹野马，在行动上去追求更大的自由！
我知道是野马就难免会被狮子捕食了。
在我享受了野马那一种自由之后，我认野马不幸落入狮口那一种命。
做不成野马，做战马也行。
因为在战场上，战马和战士的关系，使人和动物的关系，上升到了一种几乎完全平等的程度。
一切动物中，只有战马能做到这一点。
它和人一样出生入死，表现出丝毫也不逊于人的勇敢无畏的牺牲精神。
“不会说话的战友”──除了战马，没有另外的任何动物，能使人以“战友”相视。
人对动物，再也没有如此之高的评价。
当然，军犬也被人视为“战友”。
猎人对猎犬也很倚赖。
但军犬何曾经历过战马所经历的那一种枪林弹雨、炮火硝烟？
再大的狩猎场面，又岂能与大战役那一种排山倒海般的悲壮相提并论？
不能如野马般自由地生，何妨像战马似的豪迈地死！
大战前，几乎每一名战士都会情不自禁地对他的战马喃喃自语，诉说些彼此肝胆相照的话。
战马那时昂头而立的姿态是那么的高贵。
它和人面对面地注视着，眼睛闪烁，目光激动又坦率。
它仿佛在用它的目光说：
人，你完全可以信任我，并应该像信任你自己一样。
战斗结束，若战士荣归，战马生还，战士总会对战马表示一番友爱。
战马此时的神态是相当矜持的。
它不会因而得意忘形。
不会犬似的摇尾巴。
它对夸奖历来能保持高贵的淡然。
这是我尤其尊敬战马的一点。
倘做不成战马，做役马也行。
布封对役马颇多同情的贬意。
他在文中写道：
“它的教育以丧失自由而开始，以接受束缚而告终。
对这种动物的奴役或驯养已太普遍、太悠久了，以至于我们看到它们时，很少是处在自然状态中。
它们在劳动中经常是披着鞍辔的……它们也总是带着奴役的标志，并且还时常带着劳动与痛苦所给予的残酷痕迹：
嘴巴被衔铁勒得变了形，腹侧留下一道道的疮痍或被马刺刮出一条条的伤疤，蹄子也都被铁钉洞穿了。
”
但某些人身上，不是也常留下劳动者的标志吗？
手上的老茧，腱上的死肉疙瘩，等等。
只要那劳动对世界是有益无害的，我不拒绝劳动；只要我力所能及，我愿承担起繁重的劳动；只要我劳动时不在我头顶上挥鞭子，我不会觉得劳动对一匹役马来说是什么惩罚……
正如我不情愿做宠犬，我绝不做那样的一类马──“就是那些奴役状况最和婉的马，那些只为着摆阔绰、壮观瞻而喂养着、供奉着的马，那些不是为着装饰它们本身，却是为着满足主人的虚荣而戴上黄金链条的马，它们额上覆着妍丽的一撮毛，项鬣编成了细辫，满身盖着丝绸和锦毡。
这一切之侮辱马性，较之它们脚下的蹄铁还有过之无不及”。
是的，纵然我为马，我也还是要求一些马性的尊严的。
故我宁肯充当役马，也绝不做以上那一种似乎很神气的马。
因为我知道，役马还起码可以部分地保留自己的一点儿脾气。
以上那一种马，却连一点儿脾气都不敢有。
人宠它，是以它应绝对地没有脾气为前提的……
我也不做赛马。
我不喜欢参与竞争。
不喜欢对抗式的活动。
这也许正是我几乎不看任何体育赛事的主要原因……
马是从不互相攻击互相伤害的动物，“它们从来不发生追捕一只小兽或向同类劫夺一点儿东西的事件”。
马群是最和平相处的动物群体。
即使在发情期，两匹公马之间，也不至于为争夺配偶而势不两立你死我活。
我们知道的，那样的恶斗，甚至在似乎气质高贵的公鹿之间和似乎温良恭让的公野羊之间，也是司空见惯的。
如果我是马，我愿模范地遵守马作为马的种种原则……
──选自《人民论坛》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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