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行政体制的诸多优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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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行政体制的诸多优点
重庆直辖市下属的区属于什么行政级别
级别分类:
一、各区正职领导为正厅级,比各省、自治区同级职务高一级(万州区为副部级,双桥区为副厅级)
二、各区副职领导为副厅级(双桥区为正处级),比各省、自治区同级职务高一级;各县、自治县正职领导为副厅级,比区低半级,比各省、自治区同级职务高半级,与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同一职务平级
三、各县、自治县副职领导为正处级,比各省自治区同级职务高半级,与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同一职务平级;各区下辖镇正职领导为正处级,比各省、自治区同级职务高半级
四、各县、自治县下辖各镇正职领导为副处级;各区下辖镇副职领导为副处级
重庆直辖市的成立使原来的行政编制,行政级别必需打乱,就行成了我国现有直辖市行政级别最复杂的城市。
重庆直辖市市区所管辖的区域都上升一级,市区以外的区域保持原行政级别不动。
下面是全国人大对成立重庆直辖市的批文。
1997年3月24日
全国人大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
重庆直辖市
1997年3月2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决定:
一、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撤销原重庆市。
二、重庆直辖市管辖原重庆市、万江县、涪陵和黔江地区所辖行政区域。
三、重庆直辖市设立后,由国务院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其管辖的行政区域的建置和划分作相应的调整。
重庆直辖市的成立使原来的行政编制,行政级别必需打乱,就行成了我国现有直辖市行政级别最复杂的城市。
重庆直辖市市区所管辖的区域都上升一级,市区以外的区域保持原行政级别不动。
庆渝中区区长,区委书记的行政级别是正厅级,重庆其他区的区长,区委书记的行政级别也是正厅级。
一般情况下县长和县委书记是正处级,但重庆是中央直辖市,一般情况下直辖市的县长和县委书记是高配,所以,重庆的县长和县委书记的行政级别是副厅级。
比如重庆大足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的行政级别就是副厅级。
2008-09-01
重庆直辖市行政体制的特色及启示
罗德刚
一、行政体制的形成
1997年3月14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撤销重庆市,设立重庆直辖市。
(一)特殊市情与总体工作思路。
新诞生的重庆直辖市具有以下特殊市情:
第一,重庆是目前我国面积最大、行政辖区最多、人口最多的中央直辖市。
重庆东西长470公里,南北宽450公里。
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占第26位。
直辖之初重庆市辖43个区县(自治县、市),1502个乡镇及街道办事处。
1996年末全市总人口3022.7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445.67万人,占总人口的80.91%;非农业人口577.10万人,占总人口的19.09%。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67人。
少数民族人口170万人,占总人口的5.72%。
第二,工作任务重。
要完成移民、扶贫、老工业基地改造、生态环境保护“四件大事”的任务,还要探索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新路子、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移民涉及16个区县,324个乡镇,445个村,1397家企业。
扶贫人口366万,其中赤贫人口30万;万、涪、黔地区22个县,其中21个为贫困县,被称为“西部现象”。
重庆是雾都、火炉。
浓雾的一半源于污染。
浓雾、酸雨、污水、水土流失、地质灾害,构成重庆环境保护的五大难题。
重庆是一个老工业城市。
直辖之初,在全市184家大中型企业中,1949年前建厂的有80家,1950至1957年建厂的有41家,两项之和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二。
国有企业占全市工业资产总额的85%以上,亏损面超过60%。
第三,经济文化发展总体水平不高。
1998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34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67元,农民人均收入1720元。
全年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85.59亿元,其中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70.98亿元。
预算内财政支出137.70亿元,其中地方性财政支出128.25亿元。
第四,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非常突出。
重庆直辖市的经济区域呈现主城区、近郊区、三峡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四大板块态势。
主城区经济较发达,近郊区发展较快,三峡库区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较为落后,移民任务重。
黔江地区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都是贫困县。
600万城市人口,2400多万农村人口,发达城市经济与落后农村经济落差十分明显。
面对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重庆市委市府根据中央设立直辖市的战略意图,确立了做好“三篇大文章”的总体工作思路:
一是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是探索适应直辖市特殊市情的行政管理新路子。
三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二)调整行政区划。
第一次调整。
直辖之初,重庆有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三个地级管理层次。
1998年2月,按照中央提出的“思想领先,平稳过渡”的要求,对万、涪、黔体制进行了调整。
撤销涪陵市,原涪陵市所辖四县由市直管;撤销万县市,设立万州移民开发区,代管原万县市除梁平、城口以外的六县;撤销黔江地区,设立黔江开发区,代管原黔江地区五县。
这次调整,对确保当时全市大局的稳定和体制的平稳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运作中暴露出许多矛盾和问题。
第二次调整。
为减少管理层次,1999年12月,市委市府在中央指导下,按照规范的直辖市行政体制要求,对全市行政区划体制作了进一步调整。
撤销万州、黔江代管体制,实现了全市所有的区县(自治县、市)由市直接管理。
相应明确了区县干部的职级待遇,理顺了区县干部的思想和情绪。
同时,设立市委移民工委,并在万州设立移民工作部,强化市民族宗教委员会的工作职能,加强了对三峡库区移民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第三次调整。
为进一步减少行政层级,2000年,重庆市结合市县乡机构改革,将县的派出机构区公所全部撤销。
至此,重庆市地方行政层级为市、区县(自治县、市)、乡镇三级或市、区(下设街道办)两个行政层级。
(三)改革党政机构。
2000—2001年,根据中央关于全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全国市县乡机构改革的部署,先后进行了市级机构和区县乡机构改革。
市委设工作机构11个,精简15%。
市府设工作机构45个,精简17%。
市府各内设机构减少23.1%,裁并部门32个。
编制市委精简10%,市府部门精简25%。
职数局级领导精简16%,正副处长精简10%。
区县党政机构由原来的40—50多个减少为23—38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设立1—2个或5—6个综合办事机构,行政编制平均精简20%以上。
人大、政协、群团机关、事业单位、法院、检察院也进行了相应改革。
2003年9月,重庆市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启动。
重点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方向是建设服务型政府。
此次改革市级机构除设立直属特设机构国资委外,主要致力于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
今年将进行区县乡机构改革。
(四)理顺行政内外关系。
在行政外部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的关系,撤销了对企业进行直接微观管理的专业经济部门,取消了政府部门与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实现了政企分开;政府把资源配置等市场能做的事交给市场,发挥市场、社会中介组织和事业单位的作用,职能得到进一步转变。
在行政内部,市进一步下放权力给区县(自治县、市),区县(自治县、市)进一步下放权力给乡镇,部门职能交叉重叠的问题基本解决,市与区县、区县与乡镇、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理顺,政府的区域经济调控、执法监管和社会服务职能得到加强。
处长实行竞争上岗,部分厅局级领导职务实行公招,进一步强化了公务员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机制。
(五)建立新的行政运行机制。
围绕做好第二篇大文章,重庆市各级党委和政府为建立新的行政运行机制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市委对各层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总体要求。
要求市级领导做到“三个强化”,即强化领导责任、强化科学管理、强化工作指导;要求市直部门实现“三个转变”,即转变工作职能、转变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要求区县干部增强“三个能力”,即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统揽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增强解决自身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是市级领导带头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建立并执行联系区县制度、现场办公制度,深入基层开展专题调研。
制定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的“八条规定”。
通过以上两条措施,机关作风得以改变,深入扎实的工作机制得以建立。
三是加强以交通、通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并组织实施“8小时重庆”、“半小时主城”和“重庆信息港建设”三大工程。
直辖后,重庆市行政管理“构架”在空间上呈点射状管理格局。
多数区县离主城区的路程在100千米以上,最远的城口、巫溪、巫山、秀山等区县路程都在650千米以上,从主城区到秀山行车要14小时左右,到巫山、城口要17小时,到巫溪要18小时。
管理时空半径太长导致市级行政管理的及时性、通达性差,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率不高。
要在没有中间层次的直管体制下,对全市实施科学高效管理,必须具备较好的物质技术基础条件。
这对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这种市情,重庆组织实施了“8小时重庆”、“半小时主城”和“重庆信息港建设”三大工程。
至2003年12月26日,“8小时重庆”已变为现实;“半小时主城”即将实现;一个覆盖全市的网络共建、资源共享的格局正在形成,初步实现了行政管理信息化的要求。
四是组织实施发展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1999年组织实施“规范政务管理,改善投资环境”即“1+6”工程,在此基础上开展发展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从2000年起连续三年实施“十个一批”:
废止或停止使用一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停止施行一批许可项目,停止施行一批审批项目,取消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破除一批行政性垄断和行业垄断,宣布一批政府主管部门与所办中介机构脱钩,综合整治一批重点窗口地区和行业,公开评价一批市政府职能部门,宣布一批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表彰一批促进我市发展环境的人和事。
在此基础上,开展综合行政执法试点,重点解决执法扰民问题。
与此同时,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一年重点突破,三年基本到位,五年完善规范的时间表和目标任务:
更新行政理念,改革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工作方式。
五是划分三大经济区,实行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以及重庆的自然地理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市委、市政府把40个区县(自治县、市)划分为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大经济区,并提出建设三大经济区的发展思路。
形成依托特大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小城镇,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网状开发态势。
六是推行政务公开。
至2002年底,全市全面推行政务公开。
市级和区县政务公开的内容为“10+8”,即政府10项,部门8项。
乡镇政务公开的内容为“16+5”,即向群众、企事业单位公开16项,向机关干部职工公开5项。
政府部门工作好环,由广大市民说了算,定期接受老百姓的公开评价,评价报告在媒体公告。
与此同时,推行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增加了行政工作的透明度。
七是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
重庆市辖区面积大,各种灾害事故频繁发生。
为了提高预防、处置突发事件和灾害事故的快速应变能力,按照科学、规范、高效运转的要求,建立了突发事件和灾害事故应急处置中心,在万州、涪陵、黔江、永川等地设立分中心,以应对特大交通、火灾、建筑施工安全、特大生物化学灾害事故和重大爆炸事故、重特大集体中毒等安全事故、地质灾害事故、恐怖活动、事发地政府难以控制局势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突发事件和灾害事故。
八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培训。
二、重庆行政体制的优势和特点
(一)行政层级少,行政效率高。
行政层级由原来的市——地(市)——县——(区)——乡减少为市——县——乡三级或市——区两级。
直辖之初重庆行政体制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是管理层次多而乱,不利于全市行政管理。
重庆区县干部常常流行“直管”、“弯管”的说法,用来比喻市与区县的复杂关系。
“弯管”带来种种弊端:
行政资源截留,行政信息失真,不利于发挥县级政府积极性。
通过三次行政层级调整,使行政层级呈扁平状态,增强了全市工作的融合度和凝聚力,为全市集中精力抓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体制基础。
(二)机构和人员精简,行政成本低。
经过2003年机构调整,重庆市政府设工作机构46个。
其中办公厅和政府组成部门29个,直属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6个。
这些机构,实际承担着一个省和一个省所在市的政府职能,即既要管理40个区县(自治县、市),又要管理6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与面积和人口相当的省相比,少了省所在城市和地(市)两类政府机构,实现了行政管理效益的最大化。
从人口与公务员的比例看,全国平均是30∶1,西部地区平均是20∶1,而重庆仅50∶1。
(三)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行政外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和中介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尊重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
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新的收入分配制度、区域经济调控体系、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
在行政内部,进行纵向权力结构调整,层层下放权力,实行“重心下沉”,充分调动各行政层级的积极性主动性。
同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横向权力结构调整,形成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各司其职的良好政治格局。
(四)行政运行机制不断创新。
市委对各级领导干部高标准严要求,市级领导带头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树立了注重调查、求真务实、热情服务的领导作风。
缩小管理半径,有效地解决了管理幅度问题。
在搞好一般管理的同时,持续6年开展发展环境整治行动,变管制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为企业和各种市场主体提供发展环境和平等竞争的条件上来,转到为社会提供安全和公共产品上来,转到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上来。
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入WTO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不相适应的法规得以清理,大幅度减少了行政审批事项,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培育了有效率的市场。
三、重庆行政体制的启示
(一)我国行政层级亟须调整。
我国行政层级多而乱。
现行地方行政层级有的为2级,有的为3、4级,有的多达5、6级。
管理层次多,幅度小,尖三角形行政体制一方面增加机构和人员,一方面造成权力集中,这种体制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格格不入。
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和我国省辖行政区平均为10.9个显得不合理,建议撤销市管县体制,使地级市成为不管县的市,把县从中间层次的管理中解放出来。
鉴于乡镇政府的职能逐步萎缩的现状,建议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撤销乡镇政府,设立县(自治县、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乡公所,精简乡镇工作人员,减轻农民负担。
这样,在我国就可以建立以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区、县级市)三级为主干的精干高效的纵向行政层级。
(二)机构人员一定要精简。
要实现我国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需要改变“吃饭财政”的现状,需要增加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投入,使纳税人真正享受到纳税以后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权利。
重庆实现了“50∶1”,在这方面探索出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三)权力结构要合理调整。
省级政府如何克服自身阻碍,省级政府部门如何正确对待自身利益,实行真正的权力下放而不是权力上收;如何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精神,规范党委与政府、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的关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进行横向权力结构调整,重庆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3期
重庆人也曾贵为首都人,他们从1937年开始,接纳了无数逃难而来的上海人,称他们为“下江人”,这是这个城市的第一次自豪。
虽然现在官方更多的会提起白公馆、渣滓洞、重庆大轰炸,但是上清寺这个地名仍然在重庆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是国民政府的行政中枢。
关于这段历史,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如此写到:
“历史上的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像慕尼黑和凡尔赛一样。
重庆是一个成千成万人分享过的插曲……”。
插曲很快嘎然而止,重庆在短暂当过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驻地后,就成为四川省管辖下的一个市。
重庆人一直愤愤不平于自己的收入被收归四川省,进而建设成都,而自己的建设因此而落后,这造成了成都和重庆之间没完没了的口水仗。
一直到1997年,为了解决大批三峡移民的问题,重庆得到了直辖的机会。
从那时起,这个城市开始了看起来非常迅猛的发展。
重庆直辖10年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是解放后至直辖前的7倍。
一个政策的变化,可以如此深刻地改变一个城市,所以使得所有的中国省份、城市都会没完没了地等待政策的眷顾。
发达地区的人,感谢中央政策;不发达地区的人抱怨中央没有政策支持。
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某某实验区的幸运儿,每一个城市都想成为万众瞩目的直辖市。
2007年,在重庆直辖市成立十周年时,他又成为了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
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认为,“如果说中国是新社会模式的大型实验室,那么重庆就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项目。
”王正杰显然属于其中的一员,他建议我去南滨路的酒吧街,让我见识一下重庆的发展。
我对他说,我看见发展了,还有即将开始的发展。
在嘉陵江的北岸,一个叫做江北嘴的CBD正在建设,不知道和陆家嘴是不是巧合,反正重庆人喜欢说,明日的江北嘴就是今日的陆家嘴。
规划上,这里要建10几座五星级酒店,以及各种天花乱坠的美好描述。
在重庆,我不是看见高楼,就是看见在建的高楼。
2007年,重庆房地产税费占全市财政收入的50.8%。
而与此同时,重庆还有着100万三峡移民、300万贫困人口和100万下岗职工。
与其说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不如说他是中国最大的农村。
朝天门顺长江而上,到13号码头。
去往长江索道的路上,我终于见到了我喜欢的石板路,伴着巷子里的泡菜味道,混合着雨水,浸在空气里。
这是渝中半岛的下半城,长在高楼大厦的边缘。
方大路坐在出租房的外面看着天空落下雨点,慢慢地洗锅,锅已经显得陈旧不堪,但仍然可以为他和他的妻子提供一顿还过得去的晚餐。
方大路是这个城市的搬运工,每年有大概50万人像他这样,从重庆的周边搭乘火车、汽车、轮船,来到这座繁华的都市。
有的人留下来,和方大路一起工作,还有的人见识了重庆的繁华后,沿江而下,到武汉、上海,追赶自己的幸福。
“我们一家都和建筑有关。
我弟弟在上海拆房子。
”据称,重庆的工人承担了上海每年80%的拆房重任。
问到重庆直辖后,生活改善了多少,方大路点了点头,路修好了,回家的时间短了。
去年,方大路和弟弟多赚了一些钱,“但还赶不上东西涨价。
”虽然如此,他仍然在春节回万州时,给父亲买了双新鞋。
他追赶的梦想是能和弟弟在万州开家小店,“这样可以照看在家念书的娃儿。
”
重庆仍然需要面对3200万人口中超过一半的农村人口。
1996年,重庆市民的人均年收入为5323元,农民为1692元。
2006年,这里市民的人均收入达到11570元,而农民依旧只有2873元。
相对于中国683元的贫困线,这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根据国际上一天一美元的标准,则刚刚及格。
市民和农民收入比已经从3.15:
1扩大到4.03:
1。
朝天门前,青色的嘉陵江和黄色的长江融汇在一起,清是清,浊是浊。
朝天门的方向是海的方向,“上海,上海”,上海就是用来追赶的。
王正杰已经上了开往上海的船,他属于这个城市经常出现在电视镜头里的群体,游荡于繁华的解放碑前,作为追赶上海的城市背景。
而在这个每天晚上八点亮起霓虹灯的城市里,你很少能感觉到方大路的存在。
在一个个追赶繁华的城市中,希望看到重庆不一样的故事,它可以这样书写:
某年某月某日,方大路回到了万州,开起了他的小店……让居民的梦想成真,重庆的故事才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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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红卫兵幽灵(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重庆红卫兵公墓已经成为“文革”纪念碑,它所沉淀的历史内容远远超过公墓本身。
随着岁月流逝,这座全国唯一完整的“文革”公墓的意义还将继续显现,它令世人警醒。
在文革武斗中,重庆的武斗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年重庆的武斗除了飞机没有动用以外,动用了当时我国正规部队几乎所有的轻重武器,因为重庆的兵工厂从抗战时期开始就赫赫有名。
想当年,大街上是横冲直撞的坦克和装甲车,江面游曳着炮艇,大桥两端是重机枪和高射炮——这些杀人的武器对准的是同胞、是邻居、是同学、是同事甚至是亲人和恋人!
一切屠杀者和被杀者都以为自己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然而杀戮带来的并不是那个企盼的结果,并没有获得他们向往的荣光,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躺在一个被飞快遗忘并即将彻底遗忘的角落,可怜那些父母,那些恋人……而他们的父母却不知流落到何方,当年的恋人也不知泪撒何处了——
有很多冤魂,有很多屈辱的脚步在这里无声地杂沓,然而更多的是未醒的灵魂,一如我们大多数人的酣睡,不知今夕何年!
如今,墓地外面的林荫道上,四处悬挂着“红歌会”的招牌,每天都有人在这里合唱红色歌曲。
殊不知,墓地里的死者当年就是唱着红歌去赴死的。
四川美院摄影教师田太权被认为是用镜头解读这个墓群的第一人。
在他的红卫兵墓的摄影作品里,墓碑像庄稼一样从年轻的躯体上生长出来;鬼影幢幢的纤细身体,穿行在坚硬、冰冷的墓碑之间。
有一天下午,田太权正在墓群间创作,一位年轻的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意外地闯了进来。
老师以为这里是一个烈士陵园,他带孩子们来接受革命主义教育。
但进来之后却发现是一处“文革”武斗罹难者墓群,便赶紧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田太权迅速捕捉了一群少年穿行于墓碑的瞬间,在后期处理时,他让这些21世纪前后出生的孩子,行走于40年前死于非命的躯体之上。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孩子必须直面他们父辈的历史。
”田太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