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控制制度及其变迁迁移者与政府的博弈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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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控制制度及其变迁迁移者与政府的博弈精

城市人口控制制度及其变迁——迁移者与政府的博弈

柯荣住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标题注释】同丁利、钟鸿钧、李祥生先生的讨论使作者受益匪浅，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柯荣住，1977年生，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研究助理。

【内容提要】本文引进制度变量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修正，在博弈论的框架内讨论城市的就业控制与城乡人口迁移，指出这时城乡人口迁移规模是内生变量，就业控制和迁移规模其实是由政府和迁移者的Cournot博弈均衡决定。

然后文章分析了这种均衡在长期中的稳定性，指出了制度变迁的几种可能性特别是被锁定的条件，并用实证数据对模型的结论进行了检验和修正，对城市就业控制制度及其变迁的经济绩效作出了评价。

【关键词】城市人口控制/城乡人口迁移/制度变迁/锁定

    一、导论

    自刘易斯等人（刘易斯，1954；拉尼斯、费景汉，1961）的杰出研究之后，二元经济成为发展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和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们最为常用的术语之一。

与此同时，和二元经济密切联系的劳动力转移问题也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托达罗（1961）模型专门研究了二元经济中的劳动力流动问题，修正了劳动力迁移模型，把城市失业考虑进来，注意到人口迁移与进城劳动力在城市取得就业的机会有关。

但他没有考虑到制度的影响，所以在他的模型中人口流动规模是外生于制度变量的，从而也无法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人口迁移、城市人口控制制度之间的关系。

而在现实中，特别是转轨经济国家，城市化背后都伴随着深刻的制度变迁。

在这些经济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往往不是正常的“二元”现象（注：

纯粹由技术因素引起的二元结构被称为自然的过渡性二元结构（杨小凯，1997），它的一个逻辑结论是认为这种二元仅仅是分工的差别，不会带来太大的效用、或者说真实收入上的差别，尽管在刚开始分工时会出现收入差距。

而在转轨经济中城乡差别之所以拉大，恐怕不仅仅是这种“自然”的差别，更大程度上是由计划经济和制度落差造成的。

），而是具有许多人为因素的制度扭曲。

例如在中国，就是以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为核心的户籍管理、福利制度、工资歧视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人为地隔离城乡的经济联系和要素流动，形成二元格局。

城市的人口控制制度被赋予特殊的含义：

第一，建国初实行的“重型化”等现代化战略不利于大城市吸纳大量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劳动力剩余，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不得不关闭城门甚至遣散人口，即使是改革开放后，偏重大城市的产业结构还未调整过来，其就业创造率仍相当有限；第二，重型化战略所需的资本无法由粗放型增长的城市部门单独提供，大量的积累来自隐蔽性转移农业剩余，政府高树城乡门槛以保证这种超强度抽调方式的进行；第三，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以保障农业生产上充裕的劳动力从而保证农业基础的稳固（注：

60年代，连续三年的粮食产量下降使农村非农业劳动力由810万降至1963年的71万，减少90%；1980年比1979年粮食产量下降1166万吨，99.3万非农业劳动力又回到农业部门；1985年以来，粮食生产5年徘徊，又有近1000万非农业人口返回农业部门（见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四，可用来保护城市集团的利益专享以防止农民进城分享。

    这些制度安排显然扭曲了要素流动，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安排。

尽管它在1978年以来的改革过程中出现松动，但至今依然存在并继续发生作用，而且在改革以来的二十年中发生了反复和波动。

在这样的经济中，必须关注人口迁移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考虑就业概率、收入差距、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要问，为何这种低效率的制度能长期存在下去，变革的困难和契机何在？

显然，需要从农民和城市政府的博弈局面和信息结构的变化中寻找答案。

我们注意到由于追求利益的冲动，1980年以来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它对城市的就业控制制度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城乡人口迁移的经典模型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打算在托达罗（1961）模型的合理假设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

改进的要点包括：

（1）引进制度变量，认为农民在城市取得就业的机会不仅仅与既定技术下的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关，而且同样重要的它还受城市政府制度性歧视的影响，它是政府就业控制制度的一个函数；

（2）在博弈论框架中考虑政府的就业控制和农民的迁移行为，建立一个将人口迁移规模内生于城市政府的人口控制制度模型，然后分析在城市政府不知道迁移者的成本信息或人口密度的信息、进城农民可能知道或不知道整个人口迁移规模的博弈中，城市政府对迁移有何反应，其均衡点如何变动；（3）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考察这种均衡在动态过程中的稳定性，也即作为一种纳什均衡的制度控制水平对扰动的敏感程度，它的变迁路径、锁定和“合辙”的条件。

实际上，城市就业控制制度的变革正是体现在这种农民和城市政府的博弈之中。

这个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的方法与所研究的重点都有所不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决定城乡人口迁移的人口控制制度的绩效及其变迁。

我们先建立了博弈模型，然后用实证数据验证理论的准确性。

    二、模型

    假定有一个圆形区域，在除原点外的（x,y）处的人口为ρ（x,y），城市位于坐标原点，城市政府（或城市利益集团）的目标是追求城市的就业水平，它需要通过诸如户籍制度等“就业配额”来限制农村人口在城市取得就业的机会，但是这种限制要花费城市政府的财政收入。

政府需要在增加就业率的收益和增加就业控制带来的成本之间进行折衷。

假定期效用函数为：

    这里，L[,1]和L[,2]分别是城市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的就业岗位，S为城市的人口，F为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π为农村人口在城市求得就业的机会。

在没有歧视性的制度控制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在城市求得就业的机会应该和城市居民一样，但在有制度控制的情况下其就业机会为：

    当M=0时他选择不迁移。

    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信息不完全下的Cournot博弈。

政府事先并不知道迁移规模的信息，因为迁移成本τ是私人信息，即使政府知道人口的密度函数；但政府知道有多少人迁入及其对就业率构成多大影响。

农民知道自己的成本，但它并不是必然知道整个迁移规模的信息。

于是对农民迁移者来说，这里预期的就业概率π[e]因为信息不对称，它与（3）式就可能不一致，有两种可能：

（i）当人们的迁移决策是由分散的个人作出的时，每个迁移者不可能拥有关于整个流动规模F的信息，所以它在迁移时认为自己的迁入不会影响取得就业机会，此时

　　　　　L[,1]+L[,2]

π[e,1]=─────────i；（ii）

　　　　　　　S

    如果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迁入，例如组织“民工团”等形式，那么它们就会考虑自己的迁入给就业机会带来的影响，这时候

　　　　　L[,1]+L[,2]

π[e,1]=─────────i，

　　　　　　　S+F

    实际上的迁移决策可能是介于二者之间。

    那么考虑到政府的人口控制，只有在

    这就是流动人口对城市政府的政策的反应函数，如果农民是进行分散决策的，那么F显然是i的递增函数；如果农民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迁移，此时在相当广泛的条件下，F仍然是i的增函数，这时人口迁移规模与城市的人口S无关。

所以从以上分析可知，政府和迁移者彼此的两条反应曲线分别是两条单调的函数曲线，它们的交点便是Cournot均衡点，由反应函数的单调性可知它们肯定有交点并且惟一。

    三、模型分析

    我们主要关注均衡及其稳定性，这也就意味着制度及其变迁的可能路径及路径依赖和锁定的条件。

（一）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

    说明：

图中i、ii、iii分别是三种不同参数组合情况下的三条政府的反应曲线，Ⅰ是流动人口的反应曲线（Ⅱ是当分散决策时流动人口的反应曲线，有关情况后面的例子中还将讨论）。

三条曲线与Ⅰ交于三点O[,1]、O[,2]、O[,3]，当有一个偏离交点的人口流动规模F′≠F[*]时，政府将有反应i′；当政府反应i′时，下一轮的迁移规模为F″，于是政府的反应相应地为i″；根据政府的反应，迁移规模又变为F′′′；当F′′′＞F′时，最后将收敛于O[,1]（i[*],F[*]）。

否则，要么像O[,2]，将在F′、i′、F″、i″、F′之间形成周期循环；要么当F′′′＜F′时，将发散如O[,3]。

    资水平等因素有关。

    这个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纳什均衡为稳定的均衡点时意味着制度变迁将被锁定在i[*]＜1状态，也就是说尽管随着流动人口的冲击城市的人口控制配额有波动，但最后仍会趋向于有歧视的均衡，城市的就业管制制度将长期存在。

当出现第二种情形时，城市的就业控制将长期在某种歧视水平上循环，波动幅度不变，但不可能最后放松。

只有当纳什均衡为发散的情形即第三种情况时，制度变迁才不会被锁定，最后趋向于完全放松i[*]=1的状态。

为了更加方便地进行比较静态分析，下面我们以一个特例来说明各个参数对均衡的影响和实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条件。

（二）一个具体例子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均衡点的情况，我们不妨一种特殊的人口分布函数代入上式，这个函数尽管特殊，但它并不妨碍我们分析的实质。

    假定人口的密度函数为：

    差距越大（注：

在这里我们为托达罗模型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证明和解释，他只简单地认为流动规模随收入差距而增大，这里的解释要具体和现实得多。

），城市的就业创造水平越高，人口迁移规模就越大，而迁移成本越高，城市的规模越大，迁移的规模将越小。

    2.有组织的决策或迁移者对城市就业机会有理性预期时的情形

    比较两种决策模式有以下结论：

    ——和第一种模式比较，除F[*]与城市规模无关外，i[*]和F[*]与控制的难易系数a、人口密度、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的就业创造水平、人口的控制程度、迁移成本、城市的规模之间的关系仍然不变。

    此结论说明当人们对自己的迁移对城市就业率的影响有充分的信息时，城市规模的大小将不会影响迁移规模；除此之外，其他参数对迁移规模的影响两种模式类似。

    ——如果人口在直线上均匀分布，无论迁移者的决策是分散还是充分考虑了自身迁移的影响，只要存在工资率的差距，制度就会被锁定（篇幅所限，证明过程略）。

同时说明，如果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又有信息不对称，迁移者决策时不可能了解整个迁移规模的信息，也无法知道自身的迁移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只可能拥有政府的制度控制程度的信息，那么，决策者就只能按第一种模式进行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制度被锁定的可能性极大，除非有非常特殊的密度函数。

这提醒我们，在相当广泛的条件下，不管人们采取何种预期模式、事先是否考虑到自身的迁入对城市就业率的影响、是分散的还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迁移模式，一项帕累托有效的制度变迁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对决策者的影响而夭折。

更为危险的是，这种制度安排作为一种纳什均衡，其博弈结构对外界的扰动具有很强的抵御性，在动态系统中表现为“吸引子”，外在的冲击不会对制度长期变化构成威胁，制度因此被锁定，使得经济系统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

这也正是我们现实中的城市人口控制制度变迁的艰难所在，也正是城市人口控制制度的危险性所在。

    四、模型的验证

    我们运用建国以来的城市人口控制实际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验证前面的理论，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前的城市人口控制

    在改革开放前的26年里，我们认为城市的就业控制基本上没有变化，处于很严格的控制水平，即F（t）只与L[,1]+L[,2]及S有关，又因为

　d（L[,1]+L[,2]）　　　dS

─────────和───

　　　dt　　　　　　dt

    分别与（L[,1]+L[,2]）和S成正比（也即它们都是按指数增长），所以用前者替代后者可知，

    我们选取了1953-1978年的13个双年度数据（见附表1）进行回归（具体回归数据结果可向作者索要），结果表明，在就业控制制度基本上维持一种很严格的控制水平的情况下，城乡人口迁移能够由城市的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城市的就业创造率以及特殊年度的情况充分地解释。

这证明了前面的模型对改革开放前的严格的流劝控制制度下的迁移行为有很强的解释力。

（二）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迁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里，根据前面的模型，当人口迁移规模偏离均衡水平时，将引起本期的就业控制的从严，但会使下期的控制放松，从而形成周期性的波动；当然波动还与城市的失业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业创造率等有关。

根据前面的理论，在实际中的就业控制水平应该表示为：

    我们用经验数据（见附表2）来验证上述判断的正确性（回归的数据结果可向作者索要）。

结果表明，模型的性态是令人满意的，城市失业率、城市净就业创造率、人口迁移特别是两年平均的人口迁移对城市就业控制水平的影响显著。

上期的流动人口对下期的就业控制的影响果然为正，特别是如用两年平均的人口迁移规模代替上年迁移规模，效果更好。

两年平均的人口迁移规模对城市就业控制制度的放松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每增加一百万的劳动力流动规模，城市就业控制就会放松0.87个百分点，这比净就业创造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对制度放松的贡献还高0.7个百分点。

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确对冲击过高的城乡壁垒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从下图中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控制制度的变迁（如图2）：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1983年以前，当期的人口流动规模F（t+1）和制度变量i（t+1）基本上反向相关（1978年的情况较特殊，与许多政治平反返城有关），也即迁移越多，控制越严格，但1983年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制度的放松和迁移规模正向相关，这反应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i）城市国有部门的改革和非国有部门的兴起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ii）大量的小城镇截留了为数众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iii）最为关键的是市场化的改革要求矫正要素流动的扭曲，大量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对城市的就业控制制度产生巨大的冲击。

所有这些结果都支持了前面的模型和理论分析。

    五、模型的拓展和修正

    前面模型的有些假设可以作进一步的拓展和修正。

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几种重要的修正：

（一）农村人口迁入的滞留对模型的影响

    前面的假定里隐含上期迁入城市的人口没有滞留效应，但实际上由农村迁入的人口大部分滞留在城市，即使他们找不到工作；城市政府也考虑到这点，所以其控制就更严格。

那么模型在动态过程中要增加一个新的变量即滞留在城市的总迁入人口，城市政府将按照它来确定控制程度。

这样，根据判定非线性系统稳定性的原理得到的结论是，当城市较小时控制制度可能较为宽松，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即城市规模变大后则控制程度就会趋严，大城市的控制制度就会收敛于绝对严格水平，这是城市人口控制制度变迁面临的一个困境（只考虑分散决策情形，另一种情形类似）。

临界城市规模和各个参数之间有复杂的关系：

    当t很大时，人口流动很快会达到均衡水平，这时控制制度有可能趋于完全放松。

实际上流动人口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据推算，1992年豫、川、鄂等六省外出打工的农民创造的劳务总收入达280亿元，人均1200元，不仅增加了收入，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参见张兴杰等，1995）。

另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调查系统1993年底到1994年初对29个省、市、自治区的2万户的调查，1993年农村外出打工人员的平均收入为3649.33元，带回寄回农村的收入为2008.93元，如果1993年农村劳动力外出人数为5000万，那么其总货币收入为1825亿元，相当于农业国民收入的25%，这其中的55%被寄回带回农村（黄守宏，1996）。

    （三）考虑工资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的模型中假定城市工资是不变的，但实际上城市的私营部门在招收农民工时，付的工资可能比城市工人低得多，农民工也愿意接受一个较低的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有利于降低城市工业部门的用工成本，从而有利于现代部门资本的积累。

当然，如果和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联系起来，城市的就业制度的变革就还要与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私营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而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又受放开要素流动障碍、矫正制度扭曲、降低劳动力用工成本的影响，所以不仅仅流动规模受制度的影响，而且就业创造率也受制度影响。

实际上国有企业到今天已经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甚至它还释放了大量的下岗工人，就业创造率为负，城市政府将面临更多的就业压力。

但这样一来模型可能变得非常复杂。

    （四）考虑小城镇的影响

    再一个修正是把小城镇的兴起考虑进来。

小城镇的兴起改变了人口流动和分布的格局，为大城市截留了大量的劳动力，使城市的人口压力大为减少。

它可以使前面模型中的密度函数动态过程中发生不连续的变化，从而有可能改变均衡点的长期稳定性。

但是城市政府和农民博弈双方的最佳反应策略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修正，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六、结论和讨论

    我们将模型的分析总结如下：

    1.关于我国的城市人口控制制度。

城市人口控制制度体现了城市政府追求城市的均衡就业水平和控制人口流动所要的成本之间的折衷；迁移者则根据政府的政策作出迁移或不迁移的决策。

政府和迁移者之间展开Cournot博弈，政府不知道流动人口的私人信息，尽管它拥有整个迁移规模及其对就业的影响的信息；迁移者则知道成本信息以及政府的控制程度，但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整个迁移规模及其对就业率的影响的信息。

这样，政府将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来确定最佳的控制水平，迁移者事后知道控制水平以此决定是否迁移。

于是人口迁移规模便内生于就业控制制度，均衡的就业控制水平就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点。

这个均衡的就业控制严格程度一般随控制的难度系数、人口密度、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而增加，而随城市就业创造率、迁移成本、城市规模的增加而放松；均衡的城乡人口迁移规模却随控制的难度系数、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就业创造率的增加而增加，而随迁移成本、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减少（迁移者对自身迁入的影响有充分估计，则迁移规模与城市规模无关）。

这与我们的实际非常吻合，也从理论上证明了托达罗模型的某些结论。

    2.关于城市就业控制制度的变革。

我们的模型重点讨论了城市就业控制制度变迁的困难及其机理所在。

制度作为一种均衡策略的结果，它的动态变化的可能性取决于一些参数的组合和博弈的信息结构的变化。

从长期来看，制度将有四种可能性的变化：

（1）制度在长期的变化中将收敛于某种水平，无论外界的扰动如何，这被诺斯称为“锁定”；

（2）制度将会因为某种扰动而改变，最终实现有效的变迁，这称之为“合辙”；（3）制度将会在某几个水平上循环，反复波动，最后既不发散也不收敛；（4）制度也有可能高度依赖于制度的初始状态和参数的变化，虽然所有的参数一样，但稍微的变化就会使结果发生巨大的改变，这实际上可能是一种混沌系统。

我们以一种非常简单的密度函数为例分析了两种信息结构下的制度的长期稳定性问题。

无论当人们作迁移决策时无法估计自身迁移对城市就业机会的影响从而无法准确预期自己个人决策对政府的政策的影响时，还是充分考虑自身迁移对制度的影响，也即说人们拥有更多的迁移规模的信息、对城市的就业机会有更理性的预期时，在相当广泛的条件下，制度都会被锁定，特别是城市政府考虑到流动人口的滞留效应时更是如此。

    困难在于一种在长期内有可能避免被锁定的博弈均衡在短期内对应的可能不是一个帕累托有效的社会福利水平，而短期内能有更高福利的制度安排在长期上可能被锁定。

我们不得不在长期和短期利益中作折衷（注：

熊彼特曾指出：

“一个在每一个时点充分利用它的各种可能性知道发挥其最大优势的体制——不管是经济体制还是其它体制——都可能在长期内不如任何既定时点上做不到这一点的另一个体制，因为后者未能做到这一点，可能正是达到长期较好水平和速度的一个条件”（参见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这也是制度变迁的艰难所在。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某种机制对于打破均衡的作用，在城市就业控制制度的变革中，最重要的外在冲击就是迁移者的迁移了，必须重视它对冲击城乡就业壁垒的作用，哪怕它的冲击在短期内可能不是帕累托有效的。

我们的计量验证证实了这一点，人口流动每增加一百万的规模，城市的就业控制程度就会下降0.86个百分点。

    3.关于城市人口控制制度的变革的深远意义。

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城市人口控制制度的变革的深远意义，它不仅仅影响人口流动，而且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我们的城市化背后的制度和刘易斯等人分析的自然演进的二元经济（由共同体经济向市场化经济转变）背后的制度很不一样。

在刘—拉—费模式中，传统部门按共同体原则分配，而现代部门却按市场原则（利润最优化）分配剩余（为什么这样分配首先也是个制度问题），这对于保证现代部门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吸纳、最终吸收尽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的工为化（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具有关键性作用。

但我国的实际情形却是：

一方面，技术装备相对先进的现代部门也即城市国有企业按国有经济意识形态上的要求进行类似于共同体的原则分配；另一方面，倒是改革以来崛起于农村的乡镇企业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按市场原则分配，但他们技术装备落后，和传统部门即农业联系密切又有浓厚的乡土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分析和研究城市化问题，首先应分析这种二元经济背后的制度及其变迁。

原来由于“制度落差”而导致的价格扭曲、要素流动障碍要逐步减弱或取消，这里城市人口控制是一个核心的制度问题。

周其仁（1997）曾指出如果还继续奉行过分严格的城市就业控制，就会使城市劳动力价格因管制而上扬，从而使城市部门的用工成本提高，从而导致新的“资本深化”运动，这在长期内将不利。

而且同时，我们还认为人口的迁移也有利于提高城乡收入，这反过来又使城市政府的改革面对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形成良性互动。

    4.最后，我们想就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研究作些讨论。

制度已日益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主要话题之一，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制度变迁的重要性以及一项制度变迁发生的困难。

笔者（柯荣住，1997）曾经归纳了制度变迁的五个特点，并且指出了一项帕累托有效的制度变迁发生的困难所在，特别强调了制度变迁一般来说是人们在长期博弈中追求均衡和均衡的变动过程。

但是正如现实中制度变迁发生的艰难一样，要准确地描述和解释一项制度的变迁也颇不容易，现有新制度经济学经典文献（戴维斯、诺斯，1970；诺斯，1991、1993；林毅夫，1989）就忽略了制度变迁中的更细致的过程。

诺斯等人的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于我们分析现实中错综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显得过于简单，仅仅靠成本—收益分析显然是不能解释制度变迁的实质问题的。

在我们看来，哪怕是最简单的制度变迁理论也要先把制度理解为一种（组）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均衡结果，它是定义在知识和信息集里的映射；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信息结构的变化、获得信息的技术的变化通过影响人们的最优选择来影响博弈的结果；并且还要关注外在的不确定性对均衡结果的影响，特别是在均衡的策略集下，一种微小的外界扰动是否会对均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注：

现实中的很多制度变迁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制度变迁的耗散和巨涨落现象（刘世锦，1994；傅琳，1993）。

这种不确定性并没有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成威胁，因为，这种浑沌现象同样也是一定信息结构下的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无中生有的，以此来批评经济学的解释力是不得要领的。

）。

    然而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变迁的理论是异常艰难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是通过对某一项制度变迁的实例的研究来部分达到目的。

城市人口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