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保持经济增长的重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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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保持经济增长的重点
目前保持经济增长的重点
魏杰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课程前言
各位老朋友新朋友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我就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的关注经济增长的问题以其做一些沟通。
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下行的状态。
去年第一季度我们的增长速度是9.7%,第二季度掉到了9.5%,第三季度掉到了9.2%,第四季度是8.9%,就是掉到9%以下。
今年第一季度8.1%,这个8.1%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的预期是8.5%左右结果掉到了8.1%。
四月份、五月份的数据没有出来,根据我们最近推算,这个状态比第一季度还要差。
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在不断的加大,如果过去我们还讲下行的背后是我们预调的结果的话,现在要改变这个提法,恐怕这个下行的状态已经不是我们的预调的结果了。
是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在加大,而不是我们预调的结果。
这个共识是否我们大致上我们的认识是统一的,增长速度风险的加大是统一的。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来稳定增长,尤其把增长稳定在我们今年要求的7%这个底线以上。
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增长的速度底线是7%。
目标是7.5%,怎么样稳定在7%以上,实现7.5%的目标,对这个任务的完成现在有两种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救市,对救市的呼声随着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加大,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
另外一种思路是强调对中国经济要进行深度调整,在对中国经济的深度调整中间来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现在学界争论的实际上是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希望能够救市,通过救市的方式把增长速度稳定在7%以上目标当然是7.5%。
另一种思路强调借这次机会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在深度调整中间实现稳增长目标。
我自己的倾向是激烈反对救市,恐怕在学界我最近也是反对救市的,应该讲对救市这个思维批评比较多的人之一。
我是坚决反对这次我们救市,为什么坚决反对,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这次实际上没有救市的能力,提出来救市也不可能救市,因为已经没有救市的能力。
在座的知道如果我们救市的话一定动用两个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
而这两个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首先是货币政策。
我们基本上已经动用了任何前提,原因就是我们2008年以后,当初为了保增长,对货币政策的使用,实际上已经超规模的使用。
现在我们货币供应量已经非常非常之大。
在座的可能知道经济学界评货币供应量多还是少,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货币供应量和GDP比例,是我们评价的最主要指标。
为什么使用这个指标,因为货币供应量是我们生产的货币总和,GDP是我们财富的生产的总和。
所以这个指标是一个评价货币是不是多的重要指标。
去年年底在座的各位知道,我们的货币的供应量是85.7万亿。
GDP是47.3万亿,比例已经是190%还多,这个比例已经远远高于2007,2008年的150%左右,已经非常偏高。
而且根据经济学界有的同志研究,认为发达国家GDP货币供应量比例达到一百以后开始回落了,像美国现在是51%。
很明显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看,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
如果要动的话只能调整一下存款的利率而已,把去年的21%调整到19%左右,这种状况是微调,这种微调不是救市。
真正救市就要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
而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空间,所以货币政策想救市也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种程度,很难。
再一个救市就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当然是就是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借债来刺激经济就是救市。
经济财政政策现在使用的空间也不大。
可能在座的知道,经济学家们对于使用经济财政政策有一个上限,就是我们借债的余额,已经借了没有还的债,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当年GDP60%。
我们实际上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的话,我们经济财政政策实际上空间也不大,我们现在借了多少债,有两个提法。
一个是国家审计署,国家书记数提出来地方债务一共借了十万多亿,不到十一万亿,中央政府差不多四万多亿不到五万亿。
加起来就是十五六万亿,相当于GDP的37%左右。
但是根据最近经济学的研究,比如说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我们现在各种债务加起来已经28万亿人民币,不是十六七万亿,而且里面还不包括两个,一个是BT项目,一个是社保基金的差额。
我们的借债已经是28万亿相当于我们GDP的70%。
如果上限是60%我们已经达到70%。
所以财政政策也没有救市的可能。
今年财政政策我估计借来的债用在两个方向上,一个是稳定中小企业。
就是对中小型企业进行兼顾性减税,另外中小企业解决就业的85%以上,所以兼顾性减税大致可能减税三千亿到八千亿之间。
另外财政政策借来的债只能是向民生倾斜。
就是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支出。
那么这样一支出对消费率会好一点,所以今年经济财政政策可能主要的运作,一个是稳定中小企业一个是民生。
所以对消费率是利好对中小企业是利好。
但是今年经济政策不管怎么样,最后都不可能像2009年那样大规模的启动基础设施统治,已经不可能了。
我们2009次保增长经济财政重点在基础设施,叫铁公鸡,今年财政政策预算的支出,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不可能像2009年2010年动用经济财政政策重点在基础设施包括房地产上。
今年充其量能动的方向一个是中小企业一个是民生。
今年的经济财政政策对于建材绝对是利空,所以最近出现了十三年没有出现的现象,比如煤炭价格掉下来了,煤炭开始压了,而且五大钢铁集团全面亏损,都是这个必然结果。
财政政策今年再讲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没有救市的可能了。
目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已经没有救市的可能了,因为它的运作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如果要救市的话未来的货币风险和财政风险将非常的巨大。
带来的后果想把增长速度往下降一点的后果还要大,所以恐怕财政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没有救市的可能。
这是一个原因反对救市。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这次经济出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深层次出了问题。
是救市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救市的话会延缓现在的问题,而且使现在问题更加严重,可能未来我们就更难解决问题。
2009年到现在我们经济之所以处于这样波动的状态。
为了增长我们只好加大投资,投资一增长马上通胀就起来,一收缩货币速度又掉下来。
说明中国经济深层次有了问题,所以靠救市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只有对中国经济深入调整最后可能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是坚定的反对救市。
5月1号到5月20号,发改委网站上审批项目的速度加快,我们看了以后非常是担心。
很担心又开始救市,这样一救市可能就忽视了对经济的深度调整,最后的结果可能不堪设想。
所以我是反对救市,坚持这次要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
这次唯一出路恐怕是对经济深度调整可能才能解决问题。
如果确定对经济深度调整,那么要讨论的问题是要怎么样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从稳增长的阶段来看,目前对中国经济的深度调整恐怕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深化改革
一个是深化改革,我们必须要对体制做大的动作才行,叫深化改革。
之所以要深化改革的原因是我们增长出问题,就是我们的体制红利已经吃完了。
现有的体制已经很难保证我们速度还有一个7%以上的增长速度。
只有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产生新的内在性的增长动力。
所以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化改革。
怎么样深化改革,我们从增长的阶段来看,稳增长来看中国目前的深化改革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要尽快调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必须要进行调整,真正把这个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才行。
目前我们的问题都出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要尽快的调整这个机制,怎么样调整,我觉得调整的重点是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把调整的重点是鉴定政府企业的关系上。
为什么把这个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重点放在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
因为核心是政府,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企业,只有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才能保证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所以我们的切入点应该是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怎么样重新鉴定,最近的调研中间我们逐渐形成八个要点。
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有八个要点我们必须要调整。
第一个要点就是政府企业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两大平等的社会组织。
它们之间不是谁引导谁的关系,是建立在法律上两大平等的社会组织。
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它们之间是以法律为平台的平等的社会组织。
可能在座的诸位了解现代人类社会。
现代人类社会是有三大构成社会组织构成,一个是企业,一个政府,一个是NGO,NGO就是我们讲的民间组织,非政府非企业。
现代社会就是这三大组织构成的,它们之间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平等的社会组织。
中国没有NGO法,我们民间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讲还没有法律的平台。
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组织。
它们之间的关系各司其职,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企业如果主犯法律和政府没有关系,政府如果没有主犯法律和企业也没有关系。
他们这间是平等的社会组织。
在德国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德国是这种典型的体制,调研的时候问到企业在政府里面,政府告诉我们他们不知道,你要调研企业到企业问,问我们干什么。
我才知道德国政府只对药品和食品加大监管,别的企业政府从来都不去,它完全是平等的社会组织。
我们恐怕也要鉴定这个关系才行。
我们的重点是政府在领导企业,政府是管企业的主体,实际上我们搞错了,它们是以法律为平台两大社会组织。
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
我们应该充分的释放企业的创造能力才行,要重新鉴定这个关系。
这样来看中国政府要出现第三次转变。
毛泽东时代我们是以阶级为斗争为纲,政府是搞无产专政的。
邓小平时代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是搞经济建设,下一步可能政府要退出经济建设的中心,政府是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它已经不是经济建设的中心,经济建设的中心是企业不是政府,政府将成为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
因此我们未来对政府的考核不应该以GDP作为目标,因为GDP是财富增长的概念,政府应该是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这就是政企管理要确定的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资源将不再是政府的事,资源配置是市场,市场是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机制。
所谓市场就是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资源在企业的平等竞争中得以配置,就是所谓市场配置。
所以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主体,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
政府要参与这种资源配置,政府也不能采取行政的方式,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
比如说中国政府参与资源有三项离不开政府,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公共建设项目一个是政府消费。
这三者其实离不开政府,但是政府的配置不能采取行政方式,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土地不能批必须拍卖,拍卖是市场经济方式,公共建设项目不能审批必须招标,招标是市场经济方式。
政府消费不能政府买东西走向政府采购,是市场经济方式。
未来我们要严格鉴定政府参与这三种资源。
土地公共建设项目和政府消费要彻底的走向市场经济的配置方式才行。
这样才能充分释放企业之间的这种竞争的这种活力。
这是政企关系的第二个要点。
第三个要点就是政府必须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
既然不是领导企业的主体,是社会公共主体,政府对企业不能搞审批制,要转向备案制。
备案制就是政府主要公布准入条件,公布之后张三认为我符合条件到政府备案就可以了,就可以干了。
李四认为我符合条件到政府备案那么我就可以干了。
所以政府应该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
比如说谁能办银行,政府只要发布准入的条件,比如资本金的比例要达到多少,就业人员中有两年以上从业经验的人占到多少等等等等,任何企业认为我符合条件都可以从事这种经营到政府备案就行。
在研究这个要点的时候,我们考察发达国家这个备案的依据基本上是第三方的证据。
就是邮局的邮戳,这个文件要送达政府的时候,企业交给邮局,邮局给一个邮戳,邮局送给政府的时候也给一个邮戳。
以邮戳作为备案的依据,前一段时间我们试点中间,有一个政府提出来说这么重要的文件通过邮局会不会出问题。
提出来是不是由企业直接送达,企业送到政府之后回执就是备案的依据,出了问题拿企业试问。
但是后来发现好多政府收到邮件之后不给回执。
反复讲领导最近不在过几天再来吧。
我们发现纯属变相审批,不给回执就等于没有备案。
所以我觉得发达国家试验的第三方依据可能比较准确,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所谓第三方依据,以邮局的邮戳为主,那么任何人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干,出了问题拿你试问。
所以政府审批的话出了问题政府不好试问,因为是政府审批的,所以要出审批制彻底转向为备案制。
第四个要点就是政府的公共权利要受到一定约束才行。
政府的公共权利必须受到应有的约束。
按照政治学对人类社会的划分,认为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公权体系。
公共权利包括两个,一个是行政权利一个是司法权利,都是属于公共权利体系。
那么人权体系,产权体系,公共权利体系应该是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利构成。
它们之间不能相互侵犯,比如公共权利不能侵犯产权权利的。
应该鉴定好它们的关系,这种鉴定大家看到,在人类社会里边有许多重要的这种创新和大家的共识。
比如说不具有司法机构的政府行政机构不能查封企业财产。
这是公共的一个鉴定。
因为财产权属于司法权,行政部门没有司法权当然就不能查封企业财产。
司法机构也不能随便查封,现在基本的原则是以立案为依据。
如果没有立案司法机构也不能查封,所以不具有司法机构的行政机构不能查封企业产权。
司法机构不立案也不能查封,这样是要保护企业,保护企业的产权权利,保证企业的经营。
我们国家对于这种公共权利鉴定恐怕也要强调这个问题,不能随便查封。
行政部门如果发现企业违法了可以起诉你不能动手,这是一个严格的鉴定。
我的印象我们国家人大赋予行政机构的司法权很少很少,我的印象好像中国海关赋予司法权,还有一个中国证券会曾经赋一个司法权查封上市公司帐号,非上市公司也没有权利。
所以我们要严格鉴定这个公共权利和产权的这种鉴定,在中国要进一步推动,要讨论这种权利的严格鉴定才能保证企业的这种经营,这是所谓政企关系的第三个要点。
从前四个要点推出第五个要点就是企业对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可以告政府。
既然我们是平等的社会组织,当然这种社会组织的任何一方都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可以告政府。
最近调研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不告收拾我,一告更收拾我了。
我觉得他可能搞错了,企业要制衡它才行。
既然已经赋予企业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就应该考虑维护自己的利益才行。
我估计这种状态在中国逐渐会起来的。
最近调研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企业在逐渐清楚这个问题。
第六个要点,政府不能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
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的话,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
一个问题是这种管理产权的政府机构和它管的这种企业永远是政治不分,就很难做到政企分家。
央企的机构叫国资委,我们的产权所有者代表,国资委是一个政府机构,市局长一年就几万块钱,而他管这些央企的老总们一年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我是管理的我怎么拿这么一点。
最后的状况非常难办,大家看到出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空降。
到央企到副总甚至到老总这个时候收入马上就提高,空降完了咱们再空降。
央企我去调研他们,一再告诉我,我们干的一定知道我们就到顶了,因为再往上走不可能要空降下来了。
最后的结果没有动力了,空降下来是政府人士,行为方式和企业都不同,经常会发生冲突,矛盾会非常多。
现在我们调研企业的内部,这种事情越来越多,这是制度性的涉及。
只要你坚持这个状态必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另外政府作为国有产权代表的话不能解决另外的问题,他是一些企业的后台老板,有的企业不是那个老板,最后它又是公共的主体,他在处理他当老板的企业和他没有关系的企业的关系的时候,很难做到公平公正的,这个永远解决不了。
所以政府不应该是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
我们研究发达国家发现,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自己财产权的都是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企业,而不是政府。
它对国会负责任,国会是监管作用它是一种企业,因此没有我们现在这种问题。
所以政府不应该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存在,说明我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深化才行,现在远远没有到位。
第七个要点政府对企业税收的收取,不应该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而应该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
政府到底收企业多少税,到底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还是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
应该是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不应该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
因为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体,它为我们服务的时候需要成本需要货币这样就应该收税,所以到底收多少税应该以政府提供的服务为依据,不应该以经济增长的速度为依据。
我们现在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九年前我们全年税收不到一万亿,而去年突破了十万亿,中国的税收越来越高,我们是以经济增长来收税的。
经济增长越高我们收的税就应该越高,实际错了。
政府收的税是用于公共服务的成本,你拿钱干什么,大家同意你干这个事了,就收多少钱收多少税,先有预算后有收税的问题,它不是投资,先有资本再有投资,是两个概念。
中国要解决企业的这种税收负担的问题要一定调整这个依据才行,否则我们企业很难再有继续这种推动增长的动力所在。
第八个要点政府不能与企业争利。
政府是一个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体,它不是一个盈利机构,所以不能与企业争利。
政府如果要投诉的话也是以公共产品为鉴,如果这种盈利项目应该企业来投政府不应该投。
比如修一条高速路,这条高速路不收费就是公共产品,谁来投,政府来投。
如果商业运作应该是企业投不应该政府来投。
鉴定它们投资的权限的重要问题,就是政府的投资内容就是公共产品,商务运作交给企业才行。
我们现在经常出现好的投资项目政府要抱在手里。
所以高速路收费已经到了收费年限背后一定是政府。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个事不应该干还有人干背后一定是政府。
所以它的权利必须要重新鉴定才行。
这就是从稳增长的阶段来看,政企关系要重新鉴定这八个要点必须要坚持。
我们如果按照这样八个要点来重新塑造政企关系的话,中国经济增长别说7%以上,可能更高的速度会迸发出来。
关键是政企感到的非正常的状态导致企业的创造力受到了很大的约束。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鉴定政企关系。
政企关系重新鉴定以后,我们政府主导型经济体系就必然转向社会经济体制。
这就是深入改革我们觉得最为迫切的第一件事。
要调整目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目前我们的认识状况大致就是这样。
深化改革的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
民营经济发展可能是我们现在深化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座的知道,我们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非常重视民营经济发展从中央到地方。
我的印象1月31号浙江省曾经开过一个振兴民营经济大会,前几年重庆也开了振兴民营经济大会,中央也很积极,中央六个部委发步了关于放开民营经济投资的这种准入的界限,要反垄断,把垄断部门向民营经济放开。
连温总理都讲,要解决民营经济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
应该从上到下对民营经济都非常关注。
因此民营经济一旦启动起来的话我们的稳增长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调研的结果可能大家会有点失望,民营经济目前的状况没有得到改观,我们最近越讲让他们进投资他们越害怕,觉得你出了问题才想到我了,过去怎么不想我。
现在你没有钱了才想到我了。
而且你们对我放开这个投资领域,你不放开控股权,你是放开我们可以参股而已,等于我把钱给别人,别人来运作。
这相当于封建社会招上门女婿,只有儿子责任没有儿子地位就是上门女婿,我们成了你们的上门女婿了。
因此越讲越担心不敢来。
我们调研情况发现实际上民营经济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起来的问题,民营经济要解决深层次问题了。
民营经济实际上遇到两个非常深刻的障碍,一个障碍是理论问题,什么是理论问题,按照政治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别的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尤其资本不创造价值。
资本不创造价值,让资本人分了那么多收入,所以他们叫是剩余价值就是剥削性质的。
按照这个理论民营经济放在了剥削经济的性质上了。
因为你说的就是资本,资本是不创作价值的,它是剥削经济性质的话一定会考虑自己的未来问题。
因此很担心什么是动手解决我们的问题,它就不是投资的问题是民营积极性的问题。
最近我们开了一个富二代的座谈会,专门找了十七八个都是要接班的人了,座谈会中间这些富二代对接班没有任何兴趣。
为什么没有兴趣,其中有一个跟我聊,说我是学经济学的,我知道你们现在发展我们是无奈的选择,你们不发展没有税收,不发展没有就业不发展没有GDP,但是消灭我们是你们伟大的理想。
因此我父辈可能因为穷没有办法吃不饱穿不好来干,我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我才知道创业一代和第二代的诉求不一样,创业一代因为穷只要干就行不管以后,现在第二代解决问题要的是平等民权民主的问题,诉求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告诉我魏老师,你们如果不改革这一条我不会去干,因为我大可不必为生存而忧虑,我一旦干了之后成了你们消灭的对象,因此我不愿意做这个事。
要做可以可以你们重新评价这个群体,理论上改革才行。
理论改革我知道很难,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重大的时刻。
怎么样在目前的状态下来推动这种调整可能是个大问题了。
所以理论上能不能有震撼人心的调整。
如果没有这种振奋人心的调整,我估计民营经济积极性很难创造起来。
因为它被放在对立面,所以他很明白你发展我就是这个状态,而且这种思维体系大家不要小看,这种思维体系并不是我们讲,有些人甚至很多人都用这种思维体系。
民营经济增长第二个障碍是法律障碍。
什么法律障碍首先有宪法障碍。
你们知道我们宪法里边有重要的一个法律规定,我们实行的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我们宪法一开始民营经济就已经不同了,就已经有区别了。
以公有经济为主大众经济成分并存,既然宪法有差别,民法刑法不可能做到平等。
一定是一个有差异的状态。
源于我们宪法的这种规定,我们是有差别的。
你是并存的那部分,因此你不可能有法律上的平等,一定是这个格局的。
这个问题最近争论很大。
有人提出来是不是我们修改一下这个提法,能不能修改成中国实行混合经济。
所有经济成分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任何一种成分都有劣势和优势,他们相互补充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法律上它们是平等的,就叫混合经济。
我觉得这个提法挺好的,而且我也研究了一下,如果我们继续提公有经济为主,多种成分并存的话。
我们对现制度解释不清楚。
哪一种经济成分为主有四个评价指标,一个是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个是它对税收的贡献,一个是对就业的贡献,一个是对技术创新的贡献。
按照四个贡献来评价的话,我们发现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到主体地位。
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是63%以上。
对税收的贡献是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是80%以上,对技术贡献的贡献,我们技术的专利局绝大部分是民营经济的。
这样以来民营经济不是并存好像是主体了,所以有人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违法宪法。
因为宪法规定我们是公有经济为主,多种成分并存的。
它已经这么多了为什么还要发展,之所以讲违法宪法的原因就是宪法规定所导。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志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谈到我们能不能考虑到修改这个提法,提出混合经济的状态,这个同志反问我一句,如果这样提的话我们和美国怎么样有区别,我们还能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哥们底线是不能违抗的,你要走到我们底线我就会收拾你的。
我才发现这个是有底线的,这个是不能动的。
但是如果不能动的话怎么样让民营经济获得一个完整的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竞争地位,要研究这个问题。
今年1月份我在浙江调研的时候,几个民营企业家和我聊天,说魏老师我们现在都成了两院院士了,什么叫两院院士呢,要么进法院要么进医院就叫两院院士,我们何谈发展经济。
所以你们看我们最近很热闹,媒体不断讲我们怎么放开准入条件,怎么鼓励他们发展,而我们研究的结果很失望。
因为他们没有激励的动作。
目前依然是移民的倾向高于投资的倾向。
为什么,背后有深层问题我们要考虑,就是理论障碍和法律障碍怎么解决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是一场考验。
中国人的智慧真是需要考虑。
最近无意间读到了王蒙同志的一本书,叫《中国天机》,经常讲天机不可泄漏。
它书里边的名字就叫中国天机。
我读完之后就深深感到中国这样走过来的这三十年,真是需要无穷的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给自己干,我们不是别人约束我们,是自己在约束自己。
所以最后要往前走的时候我自己干。
王蒙当过右派劳动改造过也当过文化部长,写了中国近三十年的这种变革和在改革开放前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民营经济也可能考验中国人的智慧。
怎么样来解决深层次的障碍,才能真正让民营经济激发活力得以发展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我们这次深化改革的第三件事就是二元经济的解决问题。
中国现在还是城乡二元经济,城乡二元经济的解决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