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docx
《三农.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三农.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三农
清华大学
三农问题
精94
2011/4/17
目录
什么是三农问题？
如何解决？
2
（一）．三农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
2
（二）．三农问题的重要性2
①影响社会稳定2
②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2
（三）如何解决“三农”问题3
①城镇化3
②国民待遇3
③减税3
④政府措施3
但是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又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4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4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4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4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5
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5
破解三农问题要有新思路7
（一）要在调整政策、协调城乡发展有上新突破。
7
（二）要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上有新突破。
7
（三）要在转移农村人口，提高城镇化水平上有新突破。
8
（四）要在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农民民主权利上有新突破。
8
三农问题的改革目标8
三农问题解决的成功案例11
（一）兰考乡11
（二）粤西小城推动流通商转型13
（三）江西农业产业化五彩纷呈13
个别地区的三农问题15
（一）．湖南省的三农问题15
（1）.“代管家长”制与“留守儿童”教育15
（2）.农民的精神需求与公共供给的缺位15
（二）．湖南省怀化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初探16
（1）、怀化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情况17
（2）、当前怀化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17
（3）、针对当前存在问题的对策探讨18
（三）.湖南省三农政策2009年有突破19
三农问题之高层声音，专家点评。
20
什么是三农问题？
如何解决？
（一）．三农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
我国加入世贸后，参与国际竞争，使得三农的矛盾更为突出。
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如加快结构调整，改革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等。
但都无法回避由于农业人口过多而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化需求不足、人均占有资源过少限制收入增长，以及转移支付由于人口基数太大形成的财政压力等。
因此，关键在于减少农民，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以此带动农产品的商品需求，促进结构调整，从增加非农就业和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两个方面，提高农民收入，降低中国加入世贸后对农业带来的风险。
（二）．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①影响社会稳定
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
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
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
“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②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
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
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三）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
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1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
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
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2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
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3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
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
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
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4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
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
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
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但是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又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
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
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
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
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
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
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
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
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
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
中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
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
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大约为3:
1。
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
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现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37．9％。
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
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
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
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
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
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
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
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
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
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
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
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
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
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
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
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
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
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
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
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
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
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
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
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
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
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
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
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
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
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
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
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
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
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
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
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
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
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
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
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
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
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
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
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破解三农问题要有新思路
“三农”问题的形成，是我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和特殊国情决定的，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
这就决定了“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战略全局出发，必须坚持系统和统筹的观点，必须采取经济、政治、法律、行政手段以及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等，既要支持“持久战”，又要保证每个阶段有目标、有成就，需要全社会戮力同心，更需要每届政府薪火相传。
（一）要在调整政策、协调城乡发展有上新突破。
抓紧调整不平等的城乡、工农发展政策如教育、卫生、科技、文化、金融、社会保障等综合性政策，特别是教育发展政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此外，还要积极研究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和优惠的问题，农业、农产品结构如何适应市场的问题，外向型农业、农业产品的经营体制问题等，切实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二）要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上有新突破。
1、以规模经营为基础，大力发展绿色有机食品产业。
一是狠抓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州。
要抓好封山育林，要抓好退耕还林，要落实林业管护措施，要抓好农村能源，要支持保护生态环境原则，对新建和在建工业项目进行环境评价，达到增加林草植被、减少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为推进农业产业化奠定生态基础。
二是做大做强水果业。
重点发展以椪柑、橙柚、猕猴桃为主的水果业。
突出规模经营，打造品牌。
三是做大做强烟草业。
四是做大做强草食牧业。
五是做大做强反季蔬菜、百合、茶叶等其它优势特色产业。
2、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培养壮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
一是积极扶持龙头企业，重点将老爹、鹤盛做大做强做优。
二是制定和落实有关优惠政策。
三是突出科技和体制创新。
重点是提升湘西州龙头企业的科技含量，增强体制活力。
3、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形成良好的利益联结机制。
一是加强乡镇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二是积极创办各种中介服务组织。
三是建立和完善各种利益联结机制。
四是按照“绿色消费”的要求。
实行一系列“绿色”认证制度。
4、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搞好农产品市场流通。
5、以优化发展环境为保障，加大对农业产业化引导、扶持和服务力度。
一是改进领导方法和创新领导体制。
把工作重心放在研究、制定、落实产业化政策，放在培育、兴建、扩大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和各类市场，放在提供、改善、协调、优化配套服务上来。
二是搞好统筹规划，强化服务，要制定出相应的产业发展规划，抓好龙头企业、基地建设、项目开发、资金协调、服务组织等工作。
三是进一步研究和制定农业产业化一系列优惠政策。
特别是加快制定出台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农业招商引资、龙头企业和项目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基层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各类经济合作组织建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三）要在转移农村人口，提高城镇化水平上有新突破。
一是要创新理念，布局一定范围内的小城镇数量，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和城镇化体系。
二是要突出特色，要依托自然禀赋和区位等特色优势，大力培育发展资源开发型、农产品加工型、工矿城郊型、商贸流通型、交通枢纽型、旅游观光型等各具特色的小城镇，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搭建平台。
三是要产业支撑。
（四）要在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农民民主权利上有新突破。
健全村民自治体制，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并对基层干部实行民主监督，稳步推进乡镇自治，同时，要完善农村基层重大决策的规划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通过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调动和保护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农问题的改革目标
我们的改革是全局性的改革,要达到"双赢"甚至多赢的社会目标,而非"零和"博弈.我们看到的现实是:
（1）中国有3亿农村劳动力离开了农业,其中半数人员并没有完全融人城市,他们要季节性地回归农村,依赖耕地生活;另一半虽然在城市里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但绝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窘迫.
（2）中国城市本身尚存在许多发展性问题,比如城市失业和贫困化,城市基础设施匾乏,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等问题,我们不能不顾及这些事实.郑州市在一段时间内曾尝试性地放开了城市户口,结果很快就出现了交通资源,教育资源和社会治安的窘状.这说明,无论是城市的硬件建设还是软件建设（管理）都跟不上去.
（3）由于城市的盲目扩张,占用了大量耕地,不仅使上千万被迫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也严重威胁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因此,就业结构的变化,不单纯取决于农民对城乡利益和成本的比较,还取决于城市本身的承受能力,取决于国家的农业政策.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也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城镇化建设同样需要占用大量耕地,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还要尽可能给获得了城镇户口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因此,城镇化工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地方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支持小城镇的大规模发展;或者,国家实施贷款和投资政策,帮助农村实施城镇化工程.然而,在我国,越是城镇化率低的地方,经济发展越落后;在国家财力不足的状况下,指望国家通过大规模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是国家政策有所调整,也不是所有的农村都可以平均得到实惠.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国家的贷款,投资政策向城镇化急剧倾斜,势必会减弱对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势必会延缓农业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从长远看,这也许是一个不划算的政策.
一．农村的城市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其次才是一个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
它内涵在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中,是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历史性衔接.在美国和日本,这个衔接主要的是自然力量的驱使.在中国有条件的地方,在不至于恶化矛盾,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有控制地推进城镇化建设,而那些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地方,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搞好农业上.
二,农业发展与土地集中农业的另一个问题是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品质问题.它关系到农产品的价格和市场竞争,进而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主流观点认为,农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问题,主要是土地规模和经营规模上不去,为此,必须加强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形成规模经营,提高机械化水平.现实的情况说明,规模经营并非必然带来效益.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吉林（我国玉米主产区）,黑龙江（我国大豆主产区）和新疆（我国棉花主产区）的农业状况.这几个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土地集中度和机械化水平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但最近几年由于国内和国际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它们同样遭受了重大冲击.比如,目前我国棉花,玉米的国内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而且品质较差,缺乏国际竞争力.造成玉米品质差,产量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严重制约;棉花的质量问题主要出在品种繁多,加工和收购过程中异性纤维的混人甚至人为的掺杂使假;大豆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我2005年们在转基因技术上保守,落后,致使大豆在数量上满足不了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在品质上也不尽如人意.相反,目前我国小麦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相差不大,[5]（P114）而我国的小麦主产区在东中部地区,那里的土地集中度要比吉林,黑龙江和新疆低得多.但是,小麦也存在品质差的问题,而且像面包粉这类专用小麦我们几乎全靠进口,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原因造成的.可见,规模并非必然带来效益.
其次,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多大合适。
显然,我们不能以美国的家庭农场水平作为参照系,对于我国的国情来讲这是不现实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均耕地面积仅是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的44%,存在着众多的兼职农民,土地集中速度迟缓,但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是我国的10倍之多,这是值得我们探究的.第三,我们还应该看到,除了经营规模和生产工具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如现代生物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劳动者的平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