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并流地区贫困成因分析》孙智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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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并流地区贫困成因分析》孙智明
孙智明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031）
摘 要：
三江并流地区区域的特殊性和脆弱性，决定了该地区农村反贫困任务的艰巨性和持久性，本文亦是该地区的贫困现状进行探讨，分析造成该地区贫困的原因，以期为当地的反贫困提供有效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三江并流地区;贫困;原因
Abstract:
ThreeJiangBingliuthearearegionparticularityandthevulnerability,haddecidedthislocalcountrysidecounter-impoverisheddutydifficultyandthedurability,thisarticlealsoisthislocalimpoverishedpresentsituationcarriesonthediscussion,theanalysiscreatesthislocalimpoverishedreason,counter-providestheeffectiverationaleimpoverishedtakethetimeasthelocality.
Keywords:
ThreeJiangBingliu；Impoverished；Reason
中图分类号：
F3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089（2010）08-0001-05
三江并流区属典型的边疆（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除玉龙县外，其他七个县一直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怒江傈僳自治州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882元的贫困人口还有27.53万人，低于637元的未解决温饱的人口还有13.38万人，分别占全州农业人口的60%和33%。
全州有12.7万人需要易地安置，有4.5万特困户居住在茅草房内，占全州农户总数的47%；迪庆藏族自治州包括1988个自然村，其中，461个不通电，1027个不通公路，全州35万人口中，失去生存条件的接近10％，多数人居住在半山甚至高山区域，土地贫瘠，水资源缺乏，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比例远远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玉龙县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5%，而且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山区、半山区，贫困人口比重大。
全县年人均纯收入在620元以下，人均年有粮在365公斤以下，绝对贫困人口有57，2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7%。
[1]
一、地理区位原因:
边疆（远）地理区位，自然环境恶劣
边疆（远）地理区位是三江并流地区的典型特征。
首先，它们位于青藏高原边疆（远）山区，远离国家政治核心区和经济核心区;其次，它们又位居于各省、区的边远地带，远离主要经济中心和交通干线，交通通讯的通达性差，导致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造成闭塞的环境、闭塞的社会和闭塞的人。
再次，这种边疆（远）区位还表现在，该地区大都处于国界、省界、陆界的三界地区。
这种区位边缘性和地理分散性导致了社会运行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
一是基础设施的落后造成居民的社会运行成本增加。
二是人口稀少，教育投入成本高。
三是经济活动交易成本高。
其运输路程较远，且运输工具原始，造成社会活动交易费用增加。
同时，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环境恶劣也是三江并流地区的典型特征。
三江并流地区多属高山、峡谷、高原、丘陵和盆地交错地貌，地形复杂多样，干早与湿润相互交错与过渡，气候类型多变，光、热、水、土资源等组合常常不匹配，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较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水土流失严重，泥石流、滑坡经常发生。
这种地形的复杂性和气候的恶劣性是造成三江并流地区落后的客观原因。
二、社会历史原因: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
建国前，由于各种原因，三江并流区各少数民族历史上社会经济都比较落后，傈僳族的共耕制残余直到民国年间尚有保留，纳西族的土司制度和地主势力盛行，而白族的领主经济逐渐向地主经济转化，藏族的土司、寺庙及地主的特权直到解放后才解除。
虽解放后，该地区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还有相当多的民族地区仍然保持原有的生产力水平，平均主义盛行，等靠要思想严重，“刀耕火种”还是很多地方主要的耕作方法。
首先，历史上三江并流地区的自然资源开采和利用一直是过度、过分使用，致使生态环境恶化，土地质量下降，粮食产量变低，进而造成越穷越破坏的恶性循环。
其次，传统的平均主义和“等、靠、要”思想严重，很多扶贫项目得不到群众支持，严重制约和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再次，保守封闭的生活方式和封建迷信思想，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部分贫困地区农民“乐于天命”，崇尚“老死不相往来”的习俗;
四是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忽视生态系统资源供给与净化能力有限性，为了促进一时的经济发展，大量消耗资源，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迅速耗竭，土壤肥力下降等一系列生态经济问题，这种经济增长观给三江并流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
基础设施供应不足也是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劣势之一。
尽管扶贫开发已使广大三江并流区的贫穷落后状况明显改变，但贫困农户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还没有质的变化，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观。
西部贫困地区缺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金融服务设施等条件，农业生产低而不稳，饮水、交通、能源、通讯条件无法满足生产发展和经济开发的需要。
三、人力资本存量不足:
人口数量增长快，人力资本水平低
贫困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与人口的快速增长、极低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关的。
研究表明，劳动力文化程度的高低与贫困发生率及家庭的人均收入有着密切关系，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家庭的人均收入也越高，而贫困发生率就越低。
据《200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70年代是三江并流区人口增长的高峰时期，80年代及以后人口增长得到控制。
1990年西部所有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3.39%;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西部地区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为3161万人，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2.07%，比全国平均水平9.08%高出近3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三江并流区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力资本水平低。
造成该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缺乏，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影响到了西部人口受教育的程度。
就我国情况来看，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本来与国际社会存在较大差距，上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平均为5%以上，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也达到了4％，而我国的这一指标长期在2.4左右徘徊。
200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为2.5，按我国理想指标占GOP的4%（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来计算，缺口竟高达1000亿。
很显然，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是严重不足的。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教育资源还严重的分布不均衡，西部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更少。
、
第二、西部地区人才流失与人才浪费并重，导致各类人才的缺乏。
首先西部经济不发达，工作待遇与生活环境与东部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西部大量人才流向东部。
其次，西部地区生产科研资金缺乏，人才结构不合理，用人机制缺陷较大，存在人才大量浪费，降低了人力资本存量。
根据人事部调查，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人才在东部能力发挥指数1.25，在中部能力发挥指数是0.83，在西部这一指标才0.68，这等于说在西部的两个人的作用才能抵上东部一个人。
这就使本来人力资本不足的西部雪上加霜。
四、贫困文化
贫困实际上表现为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也就是贫困文化。
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结果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诸如屈从意识、不愿意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等，也就是说贫困人口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所形成的一套特定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
如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自卑感、目光短浅，视野狭窄等等。
曾以研究反贫困理论而闻名并获诺贝尔经济奖的缪尔达尔认为：
“不发达国家民众巨大的贫困至少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宿命论、他们的麻木和他们对于改变观念和制度、维护现代技术、改善卫生条件等努力的冷漠。
”这是一种比经济贫困更深重、更难以摆脱的贫困。
他们消极无为，听天由命、得过且过，安贫乐道，并且这种文化在三江并流区地区还表现为教育、科学技术水平低下。
正是这种文化贫困，极大束缚了该地区农民的开拓进取精神。
他们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也不愿冒险外出经商打工，长此以往养成一种好吃懒做的习惯，不去寻找脱贫致富的办法，而是寄希望于国家支援救济，等、靠、要依赖思想严重，甚至以吃救济和拿补贴为荣，无法从贫困泥潭中解脱振作起来。
换句话说，贫困不仅是一个用各种指数罗列出来的标准，同时也是一种心理状态。
这表现为缺乏效率与个人效能感、缺乏突破陈旧方式的创造性想象和行为、自信心差甚至对现状麻木不仁、被动地接受命运等。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期望失落感、精神价值上的幻灭感和物质生活上的不公平感。
造成改革的消极社会心理环境，引发与改革政策走向相背离的逆向社会行为，使改革难以持续和深化；并引导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趋向消极，往往导致人们在认知上的随心所欲和非理性主义、在行为上的盲从化和在生活格调上的庸俗化。
二是相对剥夺感。
由于各式各样的“能人”、个体户、专业户等与一般的农产的收入在不断拉大，从而在“后富”的农村贫困群体中普遍产生了相对剥夺感。
强烈影响人们对改革的评价，剥夺感越强烈对改革的评价越低；从而阻碍了社会公众对发展的参与，损害了民众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助长了国民无责任化的倾向，使国家集体的凝聚力下降。
三是焦虑心理。
由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变迁，使得社会从相对稳定转向相对变动，利益的调整、竞争加剧，人际交往范围变大、形式多样化，这对广大农民来说，很难快速地适应过来，对个人命运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和无把握感。
四是怀旧心理。
其产生的原因是：
客观上，这是社会转型期利益的调整，一些分配不公、腐败、某些基层政府的不依法行政等社会病态问题的增加，使人们产生怀旧心理；主观上，这是由于以农为本的小农经济意识与改革开放大潮发生冲击而产生的主观错觉[2]。
这种思想是在长期的封建文化、宗教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内陆文化，其保持了人和人之间的伦理与和谐，这在建设封建文明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长期的贫困、环境的恶化以及政府一直实行的“输血式”扶贫，养成了不利于他们脱贫的落后的思想观念。
一是导致了“等、靠、要”的懒汉思想的逐渐形成，并且逐渐被当地政府所接受，“农民靠政府、政府靠中央”，很少考虑如何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双手、自己的智慧和辛劳彻底摆脱贫困。
二是“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一方面，由于传统封建观念的束缚，妇女的作用经常被低估，她们的角色被固着在家庭当中，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家长往往忽视女童的教育问题，导致大多数女性的低素质，这更强化了落后文化。
三是当地干部和群众在思想观念上养成了相信自己的经验的思维方式，对于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经营模式、新的技术运用、创新的思想观念具有很强的抵触情绪，他们往往不愿意吸取、学习外来经验，这就产生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内耗”，阻碍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四是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妨碍了三江并流区的企业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外来资本的进入设置了无形的“进入壁垒”。
五、制度性贫困
造成贫困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很大程度是由制度性因素造成的。
制度性因素指制度缺陷和制度缺失。
制度缺陷指现行制度不公正不合理或应该有的制度迟迟不能建立[3]。
由制度性因素造成的贫困就是制度性贫困。
“穷人太穷”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安于贫穷，而是因为他们获取的机会太少，更是因为他们以各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被不断剥夺。
（一）户籍制度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户籍制度已成为制约三江并流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其带来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迁徙的权利。
在我国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下，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自由迁徙被人为割裂，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得不到有效的转移，阻碍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能享有和城市人同等的权利和机会。
二元户籍制度强化了城乡观念，使农村人产生了低人一等的贫民心理。
如果占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这种自卑心理长期得不到纠正，势必会影响社会正常价值观的形成。
（二）土地制度阻碍了农民的自由迁徙。
土地对农民工来说成了鸡肋，耕之无益，弃之可惜。
在农村贫困地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明晰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的产权，明确承认农民拥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出租权，允许双方在自愿互利、确保国家、集体利益的基础上自由转租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增加土地要素的流动性，使土地、资本、劳动实现最佳组合，提高土地的生产率。
这样才能增加土地的价值，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
同时，对贫困地区的“四荒地”，以拍卖、出租、承包等形式，交给农民个人或企业开发经营，保护其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
这不仅能增加农村集体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而且能调动个人和企业开发贫困地区自然资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开发，加快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三）贫困者的权利保障机制迟迟没有建立。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
一个处于贫困状况下的农民何谈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生存权是发展权的基础，没有生存权就谈不上发展权，而发展权是生存权的延续，没有发展权的生存权则是一种消极的生存权，是贫民永远处于贫民状态的生存权，这是广大贫困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就必须从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个高度设计贫困者应有的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等等。
应该有必要的制度保障贫困者的基本权利。
贫困者的发展权主要可以通过开发性扶贫等方式保障；而贫困者的生存权则主要通过以政府为主的主体对其直接的资源配给来实现的，这种权利的实现也是贫困者进行良性行为的前提，很难想象一个时时处于饥饿状态的贫困者在行为时会时时考虑国家利益、他人利益和自己的长远利益。
所以如果没有对贫困者生存权的保护，则不仅贫困者自己不能脱贫，还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我国目前在城市中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这种制度在农村还没有充分实现，所以应该考虑在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任何贫困者能满足最基本的温饱，因为这是贫困者彻底脱贫的前提。
当然，农村与城市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建立的只能是适应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最低生活保障机制，这里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即农村人与城市人作为人都有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只不过是实现的形式不同而已[4.5]
（四）扶贫制度及扶贫模式存在不少问题。
扶贫开发缺乏相应的立法保证和制度约束。
由于反贫困斗争范围广、规模大、耗时长，所以必须有权威性的法规保证和强有力的制度约束，确定扶贫开发的主体、对象及其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扶贫开发工作的运作程序等，才能使扶贫开发工作规范有序地运行，也才能使贫困地区及其贫困人口的发展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确认和保护。
我国推行扶贫开发工作以来，一直没有出台过一部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权威性立法，有效的制度供给亦显得十分不足。
实际上，扶贫开发既是一种政治工作，也是一项经济工作，而且政治工作最终都要体现为经济工作。
因此，加强对扶贫工作的行政领导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过分强调对扶贫工作的行政领导，则会使扶贫工作变为纯粹的政治工作，而且用政治工作来解决经济问题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得太多了，根本无须多言。
相反，承认扶贫工作的经济属性，则必须要有调整和规范这一经济现象的权威性立法和有效的制度安排。
对于西部农村反贫困，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是救济式扶贫，1978年以后，以经济体制改革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为特征的反贫困，经历了四个阶段。
1979-1985年农村经济改革推动减贫阶段；1986-1993年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阶段；1994-2000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阶段和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简称《纲要》）实施的新时期。
其主要的扶贫模式主要是：
1、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模式。
中国政府的扶贫政策实施始于西部。
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农村贫困人口呈区域性集中连片分布的特征，我国在西部开展了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工作。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以项目为中心，政府主导，扶贫要素投入力度大，能够在贫困地区集中力量建设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等项目，发展支柱产业，解决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
瓶颈问题，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奠定基础”。
其不足之处在于扶贫对象瞄准性低；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容易造成追求政绩的短期行为，忽视贫困农户的主体性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强化其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的依赖性。
2、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
进入21世纪，我国贫困人口分布已由区域性大面积分布变为小范围相对集中于贫困村，扶贫基本瞄准单位由贫困县转向贫困村。
将参与式扶贫和整村推进相结合，开创出“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其核心内容是以村民的广泛参与为基础，由贫困户全程参与项目的选择、实施、管理和监督，政府以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为主，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以村为单位综合规划，力求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教育、文化、卫生和社区文明共同发展，达到脱贫致富目标。
经过参与式整村推进项目的实施，该模式得到《纲要》的肯定，在全国推广应用。
截至2008年底，在西部3.5万个贫困村实施了整村推进扶贫规划。
该模式在实践中存在整村推进的目标要求与资金投入保障的矛盾突出、资金和项目规模小和无力解决区域性贫困等问题。
3、山区综合开发扶贫模式。
山区综合开发扶贫指的是根据某一特定山区地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围绕特色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和有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山区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模式[6]。
在我国，山地虽是地理上的“隆起区”，却是经济上的“低洼区”，占国土面积70%的山区，其地区生产总值只占GDP的3%。
我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有10个分布在山区[7]。
三江并流区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山区，因此，该模式对于西部扶贫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部，贫困山区拥有大量的荒山、荒地和充足的光、热、水资源，丰富的森林资源、矿产资源和动植物资源。
山区综合开发扶贫就是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综合开发这些资源，实现贫困山民脱贫致富。
1996年，我国在30个省区市确定114个山区开展了以“改土、治水、植树、修路、办电”为基本内容的综合开发工作，大力推进山地资源综合开发和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4、生态建设扶贫模式。
生态建设扶贫模式是指，通过加快贫困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带动扶贫开发、生态建设，实现人口、经济、生态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脱贫致富。
三江并流区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
贫困地区分布与生态脆弱区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在西部实施生态建设扶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等方式，摆脱人口——生态——贫困的恶性循环怪圈，探索出一条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之路。
5、特色产业开发扶贫模式。
特色产业开发扶贫模式，是指在一个乡、村或聚落范围内，依据地方特色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建立农产品基地，逐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体系，持续带动贫困农民快速致富。
在实践中，该模式已经形成了“公司+农户”、“市场+中介+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组织形式。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克服单个农户小规模经营导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有利于集中连片地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取得稳定长期的脱贫效果。
这种模式在实施中需要注意技术、市场信息、营销等问题的解决。
6、乡村旅游开发扶贫模式。
乡村旅游开发扶贫是指贫困地区以当地旅游资源为依托，借助各种力量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从而实现贫困居民脱贫致富，促进乡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种模式。
该扶贫模式在实践中需要激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并协调好政府、旅游产业组织及居民的利益关系，是一条符合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可行道路。
7、移民搬迁扶贫模式。
移民搬迁扶贫模式是指将环境脆弱的不宜开发地区、环境保护区等地域内的贫困人口搬迁到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异地开发扶贫。
三江并流区很多地区都属自然资源贫乏、生态极度脆弱的自然障碍地区。
在这些地区，无论开发式扶贫还是救济式扶贫都难以解决贫困问题，而开展异地移民开发的效果较好。
8、对口扶贫模式。
1996年，我国政府作出了东西部合作的战略决策，沿海发达地区的6省、3直辖市和4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贫困省区。
这是动员全社会扶贫，逐步缩小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东部与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一项战略举措。
对口帮扶首先有利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通过帮扶，贫困地区顺利地得到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急需的资金、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有利于增加贫困农户的就业机会和劳务收入。
对口帮扶也是东部省市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与西部合作，可以拓展其发展空间。
对口帮扶模式实施的主体是外地政府、非政府组织，受体是农村贫困农户。
据统计，东西对口帮扶10年（1996-2006年）来，东部共向西部贫困地区捐资44.4亿元，援建学校2462所，安排劳务输出150万人，人才培训34万人次。
西部贫困地区共获得劳务收入82.7亿元，引进先进技术1351项。
该模式的长处在于，从统筹区域发展角度，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
该模式的不足之处，是主要依靠政治热情和行政计划手段，带有明显的计划性、任务性，缺乏科学性和持久性。
除以上扶贫模式外，西部农村扶贫中还摸索开发出以工代赈、小额信贷、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国际项目扶贫等扶贫模式。
西部农村贫困地区选择扶贫模式时，应该首先分析当地贫困的根本原因，其次考察当地的资源优势，然后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考虑来确定其扶贫模式，亦可将几种模式结合实施。
例如，那些没有明显特色资源优势的贫困村，可以考虑通过实施参与式整村推进系统工程来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某些具有特色资源优势的贫困村，可以实施特色产业开发扶贫或乡村旅游开发扶贫等模式。
而小额信贷和劳动力转移等模式则是一种有效补充，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和前几种扶贫模式结合实施[8]。
六、资本贫困
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上亿贫困人口，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虽多，但平均到个人，依然是一个资本穷国，而对于地处三江并流区的人民来说，发展资金不足、资本形成困难、资金外流严重、资本市场不完善等原因已成为反贫困的重要制约因素。
（一）发展资金不足。
三江并流区的发展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划拨和直接投资，以及国家银行的政策性信贷、引进的外资、东部和中部流入的投资和自身积累的资金等。
在改革开放后，国家更多关注东部，而对三江并流区事实上采取了一种后发展的做法，各种资金量相对减少，甚至有的途径受阻，使原本就发展资金不足的三江并流区显得更加缺乏资金，成为三江并流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1、国家直接投资有限。
由于西部地区生产力总量少，资金效益比较低，低收入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多，因此，资金短缺问题更为突出。
2、银行投资进入困难，银行贷款难度加大。
随着国家四大专业银行转化为商业银行，经营目标转为利润和效益最大化，银行的风险意识大为增强。
而三江并流区的风险承担能力比东、中部小，投融资的风险比东、中部大，因而贷款必然向东部倾斜。
3、内部资金积累能力弱。
三江并流区的大多数省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补贴来维持正常运行，因此，拿不出太多的钱用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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