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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作者：
虞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也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
在1966年之前的17年中，它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全面展开而快速发展起来；在1967―1976年之间的10年中，它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被严重挫伤；1977年之后，特别是在1979年之后的20年中，它在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带动下日益走向繁荣，且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回顾这50年来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既有可喜的成果，也存在着尚待努力的地方；既有宝贵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
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为学术研究的专门学科，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
它随着本世纪前50年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反帝、革命运动的进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学。
在旧中国的近50年中，共出版各种有关著作和资料约524种。
提出了近代经济史学的基本概念，初步明确了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对象和任务。
研究的领域已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中国工商行会团体史、生产合作史、度量衡史、森林史、农村经济史、人口经济史、工人生活状况史、社会经济结构史、国民所得问题、战时沦陷区经济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
而且出现了具有中国近代经济通史性质的著作。
有些论著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的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但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全面繁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繁荣（1950―1966年）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与整个历史学科一起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呈现出一个新发展的高潮。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科研、工商管理和教育部门共同努力，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1953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具体负责。
1960年，毛泽东指出：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同年，周恩来亲自把这一编写任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的许涤新。
（1）这两项倡导性部署，有力地促成了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和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大学的有关教学和研究机构为核心的三支主力研究队伍，极大地推动了本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
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从1954年起，由严中平负责着手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1966年之前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以及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
并在编辑这些资料的同时开始了各项专题研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力量。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从1958年起，与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合作，组织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到1966年时已出版了5种史料。
并从1960年起开始着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
其他有关的科研、教学和管理机构，也开始进行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和教科书，有的大专院校开设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课程。
如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持编辑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已出版4种；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15册。
一些大学的有关系所和个人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近代经济史的行列，编辑和撰写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和论著。
第二，增强了学科建设意识，明确了学科概念。
有些学者指出厂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化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严中平撰文指出：
近代经济史是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专史和通史的基础．但是这一学科的研究无论在经济学研究中还是近代史研究中都是薄弱环节，如果再不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深入前进了。
（2）有些学者讨论了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及其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
如孙健提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国家生产关系演变的规律，虽然要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其范畴不包括生产力，它与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3）其他学者也就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发表了看法，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共识：
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门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介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第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
17年中，出版专著61种、资料38种，发表论文570余篇。
重要的著作有：
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钦本立的《美帝经济侵华史》、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傅筑夫和谷书堂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
研究成果的内容结构，形成了两个研究重点。
一是突出了揭露列强经济侵华，出版有关的著作和资料书14种，发表论文78篇，均占总数的14％左右；二是兴起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热潮，出版有关著作和资料书56种，发表论文220余篇，分别占总数的56％和40％左右。
研究的领域，除了对旧有领域作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之外，还有不少新的开拓，有关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农产品商品化、新民主主义经济、少数民族经济，以及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课题，几乎都是这一阶段才有较多研究的，并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果。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开辟了不少新的领域，并展开了不同观点的热烈讨论，推进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一，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
这一讨论发生于 1956―1965年间。
多数论者认为中国有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新式工业；政府和官僚把一部分搜刮来的财富投资于工业；特别是一些买办和商人的资本转向工业投资；外资入侵也造成了中国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
其特点是：
有外资的参与；对小生产者的剥夺特别残酷；速度慢而不充分，规模大而数额少；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交叉并进。
少数论者认为没有原始积累过程。
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被压迫和破产的境地，不可能进行原始积累；官僚、地主、商人的货币财富绝大部分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和商利贷投机，即便有少数投入民族工业，也只是资本的转化和积累，不属于原始积累；政府则因其压制民族工业，不能充作原始积累的工具。
另有论者提出，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经过了两个阶段。
鸦片战争之前为第一阶段，它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开始于16世纪中叶，其特点是民族的、自发的、零散的和迂回曲折的。
鸦片战争之后为第二阶段，其基个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4）
第二，民族市场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1961-1963年间，讨论的焦点是民族市场的形成与否，及其形成的时间和性质。
多数论者认为近代中国已形成民族市场，但对形成的时间和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意见。
有的认为，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已逐渐形成；有的认为1840年以后民族市场逐步形成；有的提出19世纪末开始形成，到20世纪20年代后有较大的发展；他们还指出，这种民族市场虽然带有半殖民地性，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它的存在。
也有少数论者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民族市场，只在1840年后出现了半殖民地性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货币和物价的不统一、帝国主义的争夺和军阀战争，使国内市场处于分裂的状态。
（5）
第三，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问题。
这一讨论是由姜铎的文章引发的，他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先后发表3篇文章，重点强调了洋务企业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具有的对民族资本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并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资本主义初期发生阶段所必经的过程，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与外国资本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6）
姜铎的文章很快引来了不同观点的商榷。
如牟安世指出，洋务企业只是进行了技术改革，没有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因此不能说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官督商办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且是封建买办官僚侵吞民族资本的一个有力工具。
邵循正认为，洋务企业的官僚资本主义色彩是很清楚的，洋务运动庇护的主要是买办化官僚集团，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下层得不到什么庇护。
张国辉认为，官督商办制度是洋务派官僚与买办相结合的形式，其实质是官僚买办集团对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分肥，形成早期的官僚资产阶级。
（7）
还有第三种观点。
如夏东元认为，洋务军用工业虽然向官僚买办型发展，但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
李运远和汪敬虞认为，洋务派创办各类企业的过程，并不单纯是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而需要注意到它的分化。
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道路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纯粹商办的是一种，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转化的是另一种，且更为主要，更占优势。
（8）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问题。
这一讨论集中于考察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和外国资本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没有关系。
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很少能向机器工业过渡，近代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而是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依靠封建国家的权力和官僚、商人、买办的投资创办起来的。
（9）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18―19世纪中国城市小手工业已很发达，许多地区已存在民营和官营的手工业工场。
前者为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后者虽具有纯粹的封建性，但对19世纪后半叶近代工业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们或继续存在，并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工业；或在洋货的竞争下转产；或虽被迫停闭，但其资金、技术和工人流向其他近代工业。
因此，外资入侵不能切断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工业的联系，工场手工业是近代工业形成的重要途径。
（10）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很密切，也不是没有。
一些大工业基本上都是直接采用机器生产的，但多数行业经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有的还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上。
从企业家数上来说，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80％是工场手工业。
外资虽不能完全切断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使萌芽不能独立发展。
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及其在外国侵略下的变化，是产生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位原因。
（11）
第五，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问题。
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所涉及的，一是关于形成的时间，有19世纪70年代形成说和1895年前后形成说两种观点，他们都是通过考察民族资本的企业和投资者的数量而提出，后一种观点还以戊戌变法为据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二是关于分层，有关研究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上、中、下三层之分。
（12）
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一是把它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分为1912年之前的初步形成和发展阶段；1912―1927年的发展阶段；1927―1949年的发展为官僚资产阶级阶段。
二是把它的性质和作用定为完全依附于外资的反动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它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若干共性，有相互转化的可能。
三是认为它是外资侵华的重要合伙者和支持者。
（13）
（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由上可见，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明显的进展，但是也存在着一种隐患，这就是不能很好地贯彻“双百”方针，不能正确地理解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精神，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逻辑推理的现象。
在关于在华外资的研究中，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反帝斗争的需要，在较多地注重外资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的研究时，忽视了探讨外资输入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客观作用，不注意研究中外资本之间的正常经贸关系。
在关于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论者简单地从毛泽东提出的“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原则出发，对提出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主要发生在外资入侵之后观点的学者进行批判，甚至加之以“美化帝国主义”的罪名。
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从为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服务出发，较多地批判其剥削工人、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性和软弱性，很少探讨其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性出发，简单地认定为“日趋没落”，虽有短暂的发展也完全归结于人民反帝斗争和列强放松侵略的结果，很少从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制度、经济机制的变革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关于近代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研究中，存在着从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完全否定的现象。
如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些论者从阶级斗争和清政府的封建性、反动性出发，认为它只是一次清政府挽救封建统治地位的运动，是一次反动的卖国运动，不仅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毫无进步可言。
又如对晚清和民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往往从政府的反动性和封建性出发，不是作简单的否定，就是以“徒具形式”论之。
指出上述这些倾向，并不是说近代经济史研究不需要为现实社会服务，也不是说这些研究的成果都是不正确的，而是意在总结经验教训。
这些倾向的出现，从总体上说是时代所造成的，虽然难以避免，但应该引以为鉴。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用阶级性、政治性、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价值判别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落后或先进、衰退或发展，甚至取代经济标准和经济法则。
从学术方向上来说，是没有很好贯彻双百方针的反映，为了迎合形势，论述畸轻畸重，尊己抑彼，对持不同研究视角和不同学术观点者，不能以民主平等的学术讨论方式对待之，更不能以开拓进取的精神鼓励之。
这些倾向，到“文化大革命”时被利用、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本学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二、严重挫折阶段（1967―1976年）
正当本学科在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即将进入全面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当时，极左路线猖獗，搞经济建设被视为“修正主义”；“影射史学”横行，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
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经济史当然要被打入冷宫，上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所有研究计划都被迫中止，新的研究课题更无从着手，本学科的研究几乎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
就研究成果而言，在这10年中，只有l本书和9篇文章问世，数量之少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再仔细看一看这些有幸出世的书和文章的内容，更显示出极左路线对本学科的摧残。
这1本书就是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出版的《江南造船厂史》，它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叙述该厂工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实，反映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如何锻炼成长为最革命、最有觉悟的阶级。
它的出版过程更显示了极左路线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该书原是1964年完成的《江南造船厂厂史》书稿中的一部分，因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将这部分抽出来经加工后先行出版，并在书中污蔑和攻击刘少奇，而有关该厂创建和发展过程的部分均被删除，直到1983年，原书稿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表的9篇文章中，有3篇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江苏、安徽农村的阶级和土地关系的；2篇是关于工人阶级的；2篇是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的；2篇是配合中苏边界争议而写的关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经济开发问题的。
显而易见，这些文章都只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或国际斗争有一定的可鉴之处才得以发表的。
就学术讨论而言，这一阶段已没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可言，而只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批判”和“禁区”。
如把洋务运动作为批判“洋奴哲学”的靶子，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成了“祟洋媚外”和“洋奴”的同义语，无有敢持异议者，使洋务运动史几成研究的“禁区”。
三、从反思走向全面繁荣阶段（1977年以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本学科的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10年前已在研究而被迫中断的项目从新着手进行，已完成而未能出版的论著和史料得到解放，新的研究工作也很快起步。
特别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高潮的带动，也由于历史学和经济学深入研究的需要，本学科的研究在继承和反思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旧课题，不断开拓新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进入了日益欣欣向荣的全面繁荣阶段。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学科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受到重视。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近代经济史学科更加受到重视。
1981年，刘大年首先发表文章，指出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入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国近代经济史是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如果要把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就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史。
因此，近代经济史研究是当前深入研究近代史的最重要课题和突破口。
1983年，经君健又从开展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了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
1986年，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在总结和反思本学科的研究经验教训后，提出本学科的目标和任务说：
对内应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效应，对外要走上国际讲坛，以我们的成果树立我国经济史学科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
（14）傅筑夫、丁日初、魏永理、张永东等学者，也先后就此发表了文章。
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认识和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同和响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第二，研究队伍进一步增强。
与近代经济史受到重视相应，从事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队伍逐渐扩大，构成益趋多元化。
不少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经济系增开了近代经济史课程，有的院校和研究所陆续开始招收本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陆续进入本学科的研究行列。
同时，还有一批原来从事一般历史学、经济学、农林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涉足本学科的研究；有些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地方志编写机构工作的研究和编写人员也陆续加入了本学科的研究、编写和资料整理工作。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以及有些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也逐步开创了工商资料专辑的编写工作。
本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也日益推广。
1983年的全国史学规划会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并开展了一些促进学科发展的工作。
1986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内中设有近代经济史分会，13年来做了许多学术交流工作，对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地方性和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也从80年代初开始陆续组建，至今许多省市成立了经济史研究会之类的学术团体，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亦多有设立。
这些学术团体，有的通过举行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推进学术研究，有的则组织和进行了相关专题的实际研究工作。
第三，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带动下，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
如严中平、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等不少学者，都撰文强调要改进研究方法，提出了要扩大视野，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要采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要注意典型解剖，以点观面。
特别是吴承明对此贡献最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如关于应当如何运用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中地理论（中心地和边缘地区理论）、社会学、系统论等方法的意见，对改进经济史研究方法很有启发意义。
刘佛丁对此也致力颇多，尤其重视采用各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15）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被日益广泛地采用。
除了上述有关学者所提出的各种新方法均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被采用，如现代化理论、法学、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经济伦理学、市民社会理论、价格理论、房地产理论等。
这些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对研究的视野扩大和角度创新，对分析的深化和合理化，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
第四，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广泛拓展，呈现出总体研究开拓新思路，专题研究日益多元化的趋向。
如关于工业化问题、企业制度、企业集团、生产技术、房地产业、价格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市镇经济、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国际收支、华侨投资、人口经济、经济社团、经济政策、民国经济、战时经济、革命根据地经济、海关制度等以前几近空白的领域，都已有了一定的研究。
以前有所研究的领域，又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
如农业史研究中的农垦事业、经营地主、农业近代化；手工业史研究中的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的互助关系；商业史研究中的商业行帮和商事习惯；金融史研究中的信托、保险、证券和交易所；交通史研究中的公路、航空和邮电；市场研究中的教材、城市、区域、全国、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房地产等市场；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研究中，不仅所涉及的民族和地区进一步扩大，而且开始探讨发展模式的问题。
关于中外经济关系、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资产阶级、太平天国经济、洋务企业、地主经济等以前有较多研究的领域，不仅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走出了片面和僵化的模式，向着系统全面和实事求是的方向前进。
第五，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研究水平明显提高。
上述这些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研究，研究成果持续快速增加。
1979-1998年的20年中，本学科共出版著作约700种，发表论文约6000篇。
其中1985年之前的7年中，出版著作近140种，发表论文近1600篇，分别占这一阶段总和的20％和27％，但其数量已大大超过前30年的总和，特别是论文数量超过了1.5倍。
1986年之后的13年，研究成果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开创性的优秀著作。
如50年代开始准备，80年代初着手写作的，由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2册，由汪敬虞接替主编的该书1895―1927年卷3册（即将出版）；50年代启动的由许涤新和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卷本，均从1985年起陆续出版，代表了本学科总体研究的前沿水平。
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题研究也有大量著作问世。
有些专题已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如张仲礼、隗瀛涛、罗澍伟、皮明庥等主编的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地的城市史；从翰香、苑书义、孔经纬、段本洛等编撰的华北、东北、江南等地的区域（农村）经济史；陈诗启、戴一峰等撰写的海关史；徐鼎新、马敏、朱英、虞和平等撰写的上海、苏州、全国的商会史；刘佛丁、王玉茹、陈争平等撰写的有关经济发展、价格结构、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计量经济史。
有些专题虽然尚为个别人所研究，成果比较单一，但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已显示了重要的发展方向。
资料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丰硕成果。
除了第一阶段中的几项系列资料继续编辑出版外，新的综合性和专题性资料大量出版，所涉及的领域有：
中华民国经济、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行业经济、中外金融和工矿企业、商会和行会、海关及税收、华侨投资、南开经济指数、自贡盐业、盛宣怀、张謇，以及地方经济史志，等等。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与思想解放、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领域开拓相应，这一阶段本学科的学术讨论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以往有关讨论的反思和深化，即旧题新论，二是对新领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
就旧题新论而言，突出表现为不再机械地从社会政治状况和阶级政治属性的传统判断出发，对近代经济和资产阶级状况作推理性的论述，而是注意实际状况的考察，使政治与经济、政治与资产阶级的互动关系分析，更加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
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下述几个：
第一，关于中外经济关系问题。
对于中外贸易，丁日初、沈祖炜认为，它是暴力掠夺性贸易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正常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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